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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522明治末的女学生很清纯,明治维新

来源:http://www.operasage.com 作者:奥门新萄京8522 时间:2019-08-10 09:43

原标题:宫崎市定:萨摩和长州两藩为何突然由“攘夷”转向“开国”

山口县政治家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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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522明治末的女学生很清纯,明治维新150年。1868年日本正式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序幕,也正是通过明治维新使日本加速现代化,政府进行改革、大力发展教育最后跻身强国之列。中国也进行了将近30年的洋务运动,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那明治维新的最大功臣到底是谁呢?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下在明治维新中的关键人物。日本展开明治维新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中间也经历了很多反对和德川幕府的阻挠,只是最后下克上的方式逼得上层只能妥协。

2018年1月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年初所感》中指出,今年是明治维新后的第150年,150年前,明治日本在亚洲即将沦为殖民地的重大危机中起步,克服“国难”,一鼓作气,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建设,创造了新的国家。如今,日本面临着“少子老龄化”这个堪称“国难”的问题,安倍呼吁日本的国民们像150年前的先人们一样,相信未来可以改变,并展开行动,创造新的国家。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组日本上色老照片。这是长崎县的一座古坟。规模看起来不大。很多朋友知道,日本历史分期里,有个古坟时代,大致相当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代的日本君主建了很多大规模的陵墓,后世便以古坟来命名那个时代。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比清朝更为封闭和落后,德川幕府的彻底闭关锁国让当时的日本人极为愚昧,甚至连清朝要去通商都极为困难;但是欧美国家的大炮惊醒了日本人,但是由于当时的日本实在是资源匮乏、领土狭小、人民瘦弱不堪,所以当时的欧美国家,连殖民的兴趣都没有。

日本幕末维新史的叙述,长期以来在所谓“明治元勋”的压制下,遭到了严重的歪曲。战后,虽然自由的研究有了可能,但一度被歪曲的历史依然没有恢复其真实的面貌。所谓“攘夷运动”(“攘夷”,在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时期意为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抵抗。“攘夷运动”即抵抗侵略运动,“攘夷论”即主张抵抗的意见)其真相也意外地不为人所知。如果不了解史实的真相,就很难为当时舍身倡导“开国论”(“开国”,在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时期意为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开国论”即主张对外开发的意见)的佐久间象山在历史上做出恰当的定位。其实,我对象山的生平事迹并没有太多的认识,只是在与中国的比较下,对幕末开国的影响有过一些思考。因此,我想以攘夷运动为背景,来探索象山之死对政局产生的影响。

对于日本而言,2018年可以算作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早在1868年10月23日,日本改元“明治”,定下了“一世一元制”,规定唯有皇位更替时方可改动年号。在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四个年号之后,2019年5月1日起,日本皇太子将继承天皇之位。换言之,2018年是日本平成时代最后一个完整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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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现日本的金银极为廉价,通过价格杠杆,欧美国家用廉价的商品轻松就赚取了极多的金银;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愚昧的,总会有一些有志之士觉醒,通过不断的努力,他们等来了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天皇之一——明治天皇,最终通过“明治维新”,日本迅速走上了变强的道路。

幕府末年出现的攘夷论,有着两副不同的面孔,即纯真的攘夷论和肮脏的攘夷论。前者是以水户学为代表的观念性攘夷论,以日本的国家体制为前提展开议论,因此是相当纯真且洁净的。后者则是由萨长(萨长,是日本旧藩国制时代萨摩藩和长州藩两者合称后的简称。前者基本相当于今九州鹿儿岛县,后者基本相当于今本州岛西端的山口县。萨、长二藩是推翻德川幕府的主要势力)主张的攘夷论,虽然也受到水户学的影响,但他们的主张多半牵涉地方的利害关系,可以说是肮脏的攘夷论。如果不了解这些事实背后的真相,只是含糊其辞,那么就很难真正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动向。

9月20日,安倍晋三成功连任日本自民党总裁,如果一切顺利,他的首相生涯将延长到2021年,有望成为日本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作为即将横跨“平成”和新纪元的首相,安倍晋三在《年初所感》中表现出对明治维新的礼赞。一方面是为了鼓舞日本国民产生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另一方面,未尝不是山口县政治家的一种特有的骄傲感。

奥门新萄京8522明治末的女学生很清纯,明治维新150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幼童入学率有了很大提升。不过,女童则增长缓慢。因为那时孩子多,四五岁的姐姐都要在家带弟弟妹妹。后来学校允许他们还着弟妹上学,情况才有所改观。整体而言,明治时代对女性的要求,仍在贤妻良母型,能上大学的为极少数。这是小学上课时正在学习怎么缝衣服。

现在盘点在日本走上变法路上的八大功臣:

萨长是幕末攘夷的旗手,但他们一旦夺得了天下,马上就转变成了开国主义者,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作为执政者的责任令他们从迷茫中醒悟了过来,还是天下的舆论导向已经指向了开国,迫使他们不得不顺应天下?但无论如何,这种转变都来得过于突然,以致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为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时间稍微往前推一些来展开说明。

10月23日,日本政府在东京的宪政纪念馆举办“明治150年纪念仪式”。事实上,1968年10月23日,在日本武道馆主持“明治100年纪念仪式”的首相——佐藤荣作同样是山口县出身,而且,佐藤荣作是安倍晋三外祖父的弟弟。2015年8月,安倍晋三就在山口县演讲道:“明治50年是寺内正毅,明治100年是佐藤荣作,……我是山口县出身的第8位首相,如果努努力坚持到平成30年,那么明治150年就是山口县的安倍晋三首相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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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8 德川庆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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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治末大正初的女学生。发饰是那个时代很流行的蝴蝶结。她是福岛若松人。福岛县位于日本西北部,在明治维新之前属于会津等藩。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日本也有地图炮,互相不对付,比如,原会津人和原萨摩、长州人。为何如此?

德川庆喜是日本德川幕府的末代将军,但德川庆喜并不同于其他盲目“闭关锁国”的将军。德川庆喜任将军后,在法国公使罗什的建议和援助下,吸取欧式制度进行幕政改革,设想建立一个以德川氏为中心的统一权力结构。1866年底,一直支持公武合体,反对倒幕的孝明天皇暴毙,更使德川庆喜维护幕府政权合法性的美梦幻灭。1867年6月,土佐藩主张幕府大政奉还,并发动倒幕运动,德川幕府战事失利,但是在拥有近四分之一的德川庆喜,却选择了还政于天皇;如果德川庆喜负隅顽抗的话,日本“明治维新”至少要晚很多年,说不定还会中途夭折。

一直以来,萨摩和长州都是德川幕府最不放心的两个大藩。单从石高(石高:日本战国时代到江户时代,幕府在分封或认可地方诸侯时,其封疆或封地不按土地面积计算,而是按在标准产量的基础上获取租税的多少来表示身份地位的高下。一日本石相当于1.80中国石,“高”指总数量。对大名和武士而言,石高是授受封地或禄米以及承担军役的依据)上来看,萨摩藩藩主岛津氏是七十七万石,远不及加贺藩藩主前田氏的一百二十万石;长州藩藩主毛利氏是三十六万石,在其之上的其实还有广岛浅野氏四十二万石、仙台伊达氏的六十二万石等诸多大藩。但是,为什么只有萨长二藩能够在幕末的舞台上如此活跃呢?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二藩的财政非常富足。

明治维新150年庆典仪式确实,从1885年以来,日本共产生了62位首相,其中,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田中义一、岸信介、佐藤荣作、安倍晋三这8位首相来自山口县。安倍是日本历史上的第57位首相,于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初次组阁。另一方面,菅直人作为日本历史上的第61位首相,虽然在山口县出生长大,直到高二那年才搬到东京居住,祖籍却在冈山县,选区则在东京。2013年山口县举办“山口县总理大臣展”时,菅直人的名字并不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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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7 木户孝允

但若要问为什么二藩的财政会如此富足,答案却相当讽刺,正是托了幕府锁国政策的福。众所周知,幕府只留下长崎一港向荷兰和清朝开放,且长崎的贸易由幕府直接控制,其他诸侯一律不准与外国直接交通贸易。可实际问题是,海洋那么宽广,海岸线那么屈曲漫长,要想彻底取缔走私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经贸管控得越死,走私的风险就越高,但所获的利益也更高。在全藩范围内大规模从事走私活动的,其实正是萨摩和长州。

如今,安倍的畅想终于成真,无怪乎他对明治维新持有肯定的态度。毕竟,明治维新就是山口县政治家兴盛的起点。

因为会津藩是德川幕府的班底。哪怕在末任将军德川庆喜“投降”朝廷之后,他们也没有停止抵抗。最后的武士们一路北上,在会津与官军有一场决战。会津男女老少齐上阵,未能打赢。因他们已被宣布为逆贼,战死者遗体数月未得收葬,到处一片凄凉之象。(本图为日俄战争时会津女子寄给丈夫的照片)

木户孝允本名桂小五郎 ;长州藩出身,曾拜吉田松荫为兄,从斋藤弥九郎学习剑术,向江川英龙学习西方军事学。在尊攘、讨幕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维新后参加起草《五条誓约》,是政府的核心人物,推进奉还版籍、废藩置县,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

萨摩的走私条件得天独厚。自从强制琉球对其臣服以后,为了往来琉球,萨摩藩因此制造了大型船只,通过琉球与中国展开贸易。同时,在本藩沿海地区则招徕清朝商船,走私贸易非常昌盛。

山口县的前身——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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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6 西乡隆盛

长州则靠近朝鲜。与朝鲜的交往,本来应该是由对马岛上的宗氏来承担的,但对马本身几乎没有物产,必须借助本土的力量。因此,对朝贸易中的实际获益者就是长州。同时,长州在跟清朝的贸易上也毫不含糊,长州远离长崎,却反而给走私提供了便利。

山口县位于日本本州岛的最西端,三面环海,东接广岛县和岛根县,南望九州岛。即使是在今天的日本,山口县也绝对算得上是偏远地区。对中国人来说,山口县最出名的城市应该是下关市。1895年,李鸿章和李经方与日方的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就是在下关(当时叫作“赤间关市”,俗称“马关”)签订的《马关条约》。

梁子就这么结下了。之后会津人恨死了推进戊辰战争的萨摩长州等藩,而萨长主导的数届日本政府,也在对外战争中,把会津人派到最危险的地方。(本图为昭和初期正在铲雪的会津儿童)

西乡隆盛出生于萨摩藩;1854年成为开明派藩主岛津齐彬的亲信扈从,随其住江户,参与藩政,并为尊王攘夷运动奔走,后被流放,直到1864年被召回藩,在京都掌握藩的陆海军实权。同年参与镇压尊王攘夷派的第一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后积极投身倒幕运动。

八代将军吉宗即位后,曾试图在日本西海岸取缔走私活动。享保二年(1717),幕府令长州、福冈、小仓各藩缉捕在海上与清朝奸商从事贸易活动的人。应该说没有什么比幕府的这种命令更愚蠢的事了,设想,如果没有藩主在后面煽动鼓励,走私怎么可能进行得了呢?因此,这一命令事实上是幕府对私底下从事走私活动的西部各藩发出的警告。但是,萨长并不买幕府的账。

从江户时代到1871年日本实行“废藩置县”之前,山口县还不叫“山口县”,而是叫“长州”。长州藩的藩主姓“毛利”,早在16世纪中叶,毛利氏就占据着本州岛西部的广袤土地。1596年,丰臣秀吉(1537~1598)任命五位最具实力的大名共同统辖政务,实则意在防范“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以使自己的幼子丰臣秀赖坐稳政权。当时,毛利氏的毛利辉元同样位列“五大老”,由此可见毛利氏之强大。可是到了1600年,石田三成率领的西军与德川家康率领的东军在关原一决雌雄,德川家康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样一来,毛利辉元作为关原之战名义上的西军总大将,其领地、势力必然遭到严重削减。因此在江户时代,长州藩被迫远离政权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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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与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建立明治新政府。在同年的戊辰战争中任大总督参谋,指挥讨幕联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因他在倒幕维新运动和戊辰战争中的功勋,受封最厚。1872年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在此前后,参与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资产阶级改革。他鼓吹并支持对外侵略扩张。

对于萨长二藩来说,幕府的锁国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利益,要远远超出给他们多加封几十万石,正是所谓的“锁国万岁”。但就在此时,随着欧洲各国黑船的到来,对外开放,即“开国论”的议论开始频频出现。如果日本一旦对外开放,那么,萨长因走私而获取的暴利就会荡然无存。

奥门新萄京8522,尽管如此,在两百多个藩国当中,长州藩的领地仍然可以排到前列。而且,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虽然通过“参勤交代”(大名一般每两年中有一年住到江户)等方式控制大名,但是一般情况下,大名不用向幕府缴纳赋税,他们在自己的藩国拥有较大的自主性。这种政治体制就为幕末时期萨摩藩、长州藩坐大埋下了伏笔。

不过,整体而言,官军与幕府内战,虽然也死了一些人,但战后并未彻底清算,先前的朝敌也到了朝廷当官,而那些喊着叫着攘夷倒幕的志士们,成功取得政权之后,比幕府还主动地投入列强怀抱,开始了明治维新。在欧风美雨吹拂之下,昭和7年,日本女明星们的流行时尚,跟当时的欧美是同步的。(本文照片,来源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TOP、5 吉田松阴

不管是否有季风,蒸汽船都可以来去自由,面对这样的新形势,稍有眼光的人都会明白,开国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即使是下达过“锁国令”的德川幕府,自己也会被逼走上开国之路的。但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首先就是以京都朝廷为中心的顽固派,但他们很容易对付,因为顽固的人通常都是胆小的懦夫,最难对付的,就是以萨长为中心的那帮利己主义的肮脏的攘夷论者,他们的真正目的,其实是想维护自身的走私利益。

萨摩曾经占据优势

吉田松阴出生于长州藩萩城松本村,日本开国之后,他无限愤慨,著文疾呼民族危机,力倡“尊王攘夷”、防御外侮。后得藩主允许,兴办松下村塾,传授兵法,宣讲尊王攘夷主张,培养了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1858年《安政条约》签订后,进而号召武力讨伐幕府,并制定刺杀幕府老中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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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推动明治维新的两大势力是萨摩藩和长州藩。虽然在今天看来,长州藩笑到了最后,然而在幕末时期,与长州藩相比,萨摩藩曾经占据着一定的优势。

他寄希望于藩吏、公卿组织武装行动,终归失败,再次入狱。在狱中提出“草莽崛起论”,转而主张依靠“豪农豪商”、浪人和下级武士,利用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武力推翻幕府,为倒幕运动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在井伊直弼为镇压尊王攘夷派志士而制造的“安政大狱”事件中,吉田松阴于1859年8月被解至江户,11月21日被处死。著作有《讲孟余话》、《幽囚录》、《留魂录》。

吉田松阴

萨摩藩的据点位于如今日本九州岛的鹿儿岛县、宫崎县一带,远离本州岛,藩主是岛津氏。从镰仓时代起,岛津氏就控制着这片区域。关原之战时,岛津氏与毛利氏同属西军,因此在江户时代同样遭到德川幕府的防备。幸运的是,关原之战后有人说和,帮助岛津氏保住了旧有的领地。不仅如此,明清时期,琉球王国接受明朝、清朝的册封,属于藩属国地位,却于1609年被萨摩藩入侵,形成“两属”状态,其后一面向中国派遣朝贡使节,一面向日本派遣谢恩使、庆贺使。如此这般,萨摩藩的控制范围就增多了不少。

TOP、4 坂本龙马

吉田松阴与佐久间象山提倡的开国论产生过共鸣。安政元年(1854)日美临时条约签订以后,吉田松阴曾试图登上美国船只偷渡赴美,这是非常有名的故事。可为什么松阴被送回长州令其蛰居(蛰居:江户时代对于武士以上的一种刑罚,令闭居一室,不得出外)后,很快就蜕变成了攘夷论者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被长州这片土地上固有的攘夷论同化了。也许当时松阴还太年轻,在这一点上他算不上是个有智慧的人,因为正是在长州这样的地方,才更需要宣传洞察大局的开国论。

当时,日本用稻米的收货量来表示领地的面积,萨摩藩为77万石(1石相当于180.39升),长州藩为36.9万石。两者差距看似明显,然而或许是因为遭到丰臣政权乃至德川政权的防备,萨摩藩的计算标准是未脱壳大米的重量,其它藩则为脱壳后大米的重量,如果换算成脱壳大米的重量,萨摩藩实际石高应为36万石。

坂本龙马曾在千叶周作门下学学习“北辰一刀流”剑术,同时学习炮术。此时美国的马休·佩里到日本要求开国,史称“黑船来航”。受事的刺激,与水户攘夷论者交往。立志于振兴海军和海外贸易,与近藤长次郎等结交。1858年在土佐学习洋式炮术。1862年因反对土佐藩的政策而脱藩。同年谋刺从美国学习海军军事归国的幕府开明派重臣胜海舟,被胜海舟的见解所倾倒。

如前所述,萨长二藩从锁国政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一旦幕府愿意放弃锁国政策,首先开放横滨,在那里与欧美各国展开贸易,那么,日本的贸易中心就会转向横滨,幕府直接统治下的江户地区也将变得富裕,幕府本身从而也有可能因此恢复元气。还有,自从清朝向各国开放通商口岸以来,清朝的商品也经欧美人之手,一路运到了横滨、神户这些日本的中心地区。于是,长州的萩、萨摩的鹿儿岛,这些偏僻的城市作为走私港口的意义就会完全失去。这可是关系到二藩存亡的大问题,无论如何,必须马上将幕府的开国意向扼杀在摇篮里,这就是萨长二藩共同利益的所在,虽然对外不能这样宣称,但在内部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19世纪初,日本各藩和幕府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三四十年代,调所广乡和村田清风分别在萨摩和长州实施财政改革,两者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两藩都从走私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其实在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日本实行锁国政策。锁国时代共有4处港口对外开放,即长崎口、对马口、松前口、琉球口。其中,长崎由幕府控制,负责与荷兰及清国之间的贸易;萨摩藩通过琉球与清国展开贸易;长州藩则没有对外开放的港口。尽管萨摩藩在对外贸易中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是品种、数量都受到幕府的限制,因此大举走私。而长州藩因为三面环海,与朝鲜较近,于是经由对马岛和朝鲜展开走私贸易。

后经过胜海舟介绍,结识西乡隆盛,于1863年在长崎龟山创建“龟山社中”。1864年随同胜海舟调停美、英、荷、法四国炮轰长州藩下关事件。第二次征伐长州时更为活跃,曾指挥长州藩的海军。 脱藩之罪被赦免后回土佐藩,改组“社中”,成立附属于藩的海援队,自任队长。

于是,附带上全新意义的攘夷运动,就这样在萨长二藩的带领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并且执拗地坚持着。好在二藩有着幕府望尘莫及的财政力量,因此不惜重金招揽本藩的脱藩者,利诱他藩的浪人,表面上高唱尊皇,暗中则坚持自己主张的攘夷论,试图动摇德川幕府的统治。

除了发展经济以外,萨长两藩还很注重发展军事。英国学者威廉 G 比斯利指出,早在19世纪四十年代末,萨摩藩就积极开展军事训练、进行军事改革,19世纪五十年代,萨摩藩已经创建了来复枪队和新式骑兵队,并对造船等西方工业进行了积极的尝试;长州藩虽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但其规模小于萨摩。

在此期间坂本龙马又提出“船中八策”,设想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新的国家政权体制。经过他的努力 ,通过后藤象二郎说服藩主山内丰信 ,促其劝告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德川庆喜根据船中八策下达“大政奉还”指令,明治维新开始。后来坂本龙马在京都与同藩倒幕派人士、陆援队队长中冈慎太郎商谈时,在京都酱油商近江屋遇刺身亡。

佐久间象山是出生于贫穷山国信州的政客,结局注定是可悲的。在他的面前,没有任何利诱,自始至终都在用最朴实的开国论对抗着肮脏的攘夷论,这就如同赤手空拳地闯入了匪伙一般。象山的立场很清晰,无非就是在既有的秩序之上,顺应世界局势的变化,提倡在朝廷和幕府的联合下实行对外开放而已。可是,既有的秩序已经腐朽透顶,连保护自己人人身安全的热情和组织都已经失去。

如上所述,萨摩藩和长州藩都在幕末时期成长为实力强大的雄藩。不过,萨摩藩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作为幕末萨摩的实际掌权人,是“公武合体”运动的支持者,主张联合朝廷和幕府的力量来改造日本的权力结构。与之相比,长州藩表现得最为激进,高呼着“尊王攘夷”。两藩甚至曾相互对立,怀有敌意。经历了多番曲折之后,萨长两藩都认识到“攘夷”的不可行,1866年,萨长两藩在坂本龙马等人的撮合下结成“萨长同盟”,共谋推翻幕府。然而,长州藩因接连遭遇“文久三年八月十八日政变”“四国舰队炮击下关事件”的打击,还被幕府两度讨伐,势力有所减弱。于是,在1868~1869年的戊辰战争中,新政府军的主力虽然由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的藩兵构成,但是萨摩军团明显更为活跃,著名的“江户无血开城”就是由萨摩的西乡隆盛和幕府的胜海舟谈判实现。

TOP、3 伊藤博文

长州以教育取胜

伊藤博文出身德川幕府末期长州藩士。1853年,伊藤博文寄宿于寺院,后入松下村塾,受教于改革派下级武士的领导人吉田松阴门下,深受吉田器重。1862年,伊藤与久坂玄瑞、高杉晋作等十几名志士,潜入品川御殿山新建的英国公使馆周围,沉醉于攘夷的狂热之中。

从文久三年到下一年的元治元年这两年中(1863—1864),攘夷运动迎来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以萨长为中心的攘夷论者痛批幕府对外态度的软弱,联合朝廷的保守派动摇了幕府的方针,最后强迫幕府对外来势力进行抵抗,即攘夷。但真正到了抵抗的时候,长州的下关炮台也被占领了,萨摩的鹿儿岛街市也蒙受了重大的创伤。这时,萨摩的态度在急剧软化,可能意识到无谋的攘夷不知会给日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于是希望作为激进派的长州也稍稍观望。

尽管戊辰战争直至1869年才结束,但是在1868年旧历四月,新政府军兵不血刃拿下幕府老巢江户时就已经取得了实质上的胜利。1868年,日本进入明治时代。

明治维新之后,伊藤博文曾经四次组阁,任期长达七年,任内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海海战获胜后,伊藤博文被任命为第一任韩国统监,并于1907年迫使大韩帝国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将大韩帝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使日本登上了东亚头号强国的地位。

但长州的态度依然很强硬,他们认为既然已经迫使幕府同意抵抗,那么全国性的抵抗就近在眼前了。于是,他们鼓动孝明天皇拟定了巡幸大和、参拜神武天皇陵、祈愿攘夷成功的计划,企图以此统一舆论,对外国势力进行彻底的抵抗。

日本史学家坂野润治认为,作为明治维新的两大功臣,萨摩和长州两派呈现出了此消彼长的态势。原本,萨摩派的优势非常明显,然而在1873年,日本政府围绕是否征讨朝鲜一事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以此为契机,萨摩派分裂成了两派——西乡隆盛的“强兵”派和大久保利通的“富国”派。另一方面,长州派却一直在木户孝允的领导下,以立宪制的实现为目标。

纵观伊藤博文一生,其东亚政策的核心放在朝鲜上。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在哈尔滨受朝鲜爱国义士安重根刺杀而身亡,终年68岁,死后日本政府为其举行国葬。伊藤博文的不朽功业是建立了一种有生命力的立宪制度,使日本人能够有秩序的进行政治和平演变,民众得到日益扩大的参政机会。因为被认为是明治宪法之父。

孝明天皇本来就不喜欢激进,他心目中的所谓攘夷,不过是回到锁国状态,并没有打算通过武力来驱逐。而且自从和宫(和宫为孝明天皇之妹,下嫁德川幕府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此次婚姻是当时朝廷与幕府联合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下嫁以后,他就对德川家茂将军十分信任,两人也十分投缘。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京都担任守护的会津藩和萨摩藩之间达成了秘密协议,排斥长州藩,通过中川宫的游说,改变了朝廷的意向。文久三年八月十八日,属于长州派的三条实美等数十位激进公卿被剥夺官职,巡幸大和的计划也被取消,朝廷将与攘夷有关的事务全权交给了幕府。

1877年木户孝允病重身亡、西乡隆盛兵败自杀、1878年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按理说,“维新三杰”的过世应该会给萨摩和长州双方都带来沉重的打击,然而事实上,萨摩派自此走向衰落,长州派反而成为了最后赢家。坂野润治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州后继有人。

TOP、2 大久保利通

三条实美等七位公卿悄悄离开京城,投奔到了长州,这一事件也激起了全国攘夷派的群愤,所谓的志士们云集京都,策划发动政变,趁京都陷入混乱之时攻占朝廷。但计划被幕府探知,元治元年六月五日,新撰组(也称“新选组”,日本幕末时期的亲幕府武士组织,主要在京都活动,负责维持当地治安,对付反幕人士,明治维新后解散)袭击了他们的藏身之处——位于三条小桥旁的池田屋旅馆,长洲藩士多数被杀。

后继有人的前提是长州藩重视教育,为有才华的人提供了上升的渠道。

大久保利通生于日本萨摩藩,原为武士,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政治家,号称东洋的俾斯麦。为了改革翻云覆雨,铁血无情,不论敌友,挡在他前进道路上的只能是灰飞烟灭。他最后被民权志士刺杀身亡,但也成就了明治维新的成功。大久保虽然死去,但他的事业后继有人,伊藤博文等人继续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终使日本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而束缚日本多年的不平等条约也于1911年全部废除。

消息传到长州后,长州的舆论更加群情激昂。长州藩的家老(家老,旧时藩国的家臣)率先统领兵马,在脱藩浪士的陪同下,渡过濑户内海,逼近京都,在京都的西部和南部形成了包围之势。但战斗并没有马上开始,首先是口诛笔伐。

江户时代,各藩都为藩士子弟开设了自己的官方学校,即“藩校”。在全国两百多所藩校当中,有两所藩校被列为日本“三大学府”之一,即水户藩的弘道馆和长州藩的明伦馆。弘道馆创设于1841年,是尊王攘夷思想的重要据点。与之相比,明伦馆的历史却非常悠远,创立于1719年。也就是说,明伦馆在幕末时期已经是一所百年老校了。

TOP、1 岛津齐彬

长州藩寻找门路上奏朝廷,要求朝廷遵从民意进行抵抗、恢复抵抗派七公卿的职位,追查长州藩士在池田屋旅馆死于非命一案,罢免反对抵抗的会津等藩。但据说朝廷内同情长州藩的人很少,尤其是那些职位并不是最高的大臣们。

长州藩的毛利氏素来就有好学的传统,历代藩主除了为明伦馆提供经济支援以外,还会亲临明伦馆、与馆中学子共同听讲,或是设立奖励制度、激发学习热情。1838年,长州藩改革家村田清风提出了一条藩政改革的基本方针,即“以文武之教,养清廉刚毅之士”,奖励文武、重用人才成为他的一大主张。在这样的背景下,明伦馆整理藏书、奖励文武方面的优秀学生、改造习武场地等。1849年,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把明伦馆转移到萩城一带,明伦馆的面积变为5万平方米,扩大到原来的15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伦馆还引入了西洋医学和兵学,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曾在此执教,木户孝允、井上馨、高杉晋作等风云人物也曾在此学习。梁启超当年流亡日本时就曾根据吉田松阴和高杉晋作的名字,给自己取了个日文名“吉田晋”。

岛津齐彬是萨摩藩第十一代藩主、岛津氏第二十八代当主,同时也是幕末四贤侯之一,1851年继位,他运用从外国学来的知识,采用西式练兵方法,生产新式武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成了船坞,下水了轮船,成立了法国式的骑兵,开创了海军,创办了一些民用工业。

当时京都的形势十分危急,以会津藩为中心的幕府势力守卫着皇宫御所的各个大门,总指挥就是一桥庆喜(以后成为德川幕府的第十五代将军)。在这样的形势下,萨摩藩决定与长州藩分道扬镳,和会津藩一起行动。对此,长州藩军从京都西北嵯峨的天龙寺向南部的伏见、山崎集结,本藩的后续部队也在源源不断地赶来。在这样一触即发的形势下,据说是因为一桥庆喜的优柔寡断,对峙状态竟持续了一个多月。庆喜之所以最终决定开战,其实,佐久间象山之死是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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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热衷西洋科学,放眼世界,是带领萨摩藩执行富国强兵政策,最终在幕末崛起的领袖人物,并培养出了诸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一大批后来在日本发动明治维新的俊才,可以说,明治维新时期一大半的人才,都是岛津家族培养出来的,而且如果没有岛津家提供保护,很多日本改革的前驱早就被德川幕府给杀了,说岛津齐彬是日本“明治维新”第一功臣毫不为过。

萩城的明伦馆(照片来源:萩市观光协会网站)除了藩校以外,还有乡校、寺子屋、私塾等学校为藩士、平民子弟提供教育。据《日本教育史资料》记载,幕末维新时期,全日本有108所乡校,山口县有20所,排名全国第一。并且,山口县的寺子屋和私塾数量也位居前列,其中,寺子屋1304所,排名全国第二,仅次于长野县的1341所;私塾106所,排名全国第四,前三名分别是冈山县的144所、长野县的125所、东京府(明治初期,东京还不是“都”)的123所,而在当时,全日本一共有1140所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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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从江户时代末期以来,长州藩的寺子屋、私塾数量急剧增加。据《山口县教育史》统计,从1848年到明治时代的前一年,即1867年,大约20年间,长州藩的寺子屋增加了745所;从1853年“佩里来航”打开日本国门到1867年,大约15年间,长州藩的私塾增加了46所。由此可见长州藩在严峻国际形势下爆发的教育热潮。

佐久间象山

千万不要小看私塾的力量,长州藩的学子们在寺子屋接受完初等教育后,约有十分之一升入私塾,接受更高的教育,教师多为武士,也有农民、僧侣、神官、医生等。其中,最为成功的私塾是松下村塾,吉田松阴曾在此执教,日本立宪政治的奠基人伊藤博文、日本近代陆军的奠基人山县有朋等知名人士都曾在松下村塾学习。

此时的象山作为幕府的征士逗留在京都。当时的舆论分裂为攘夷和开国两派,幕府无论如何都想拉拢朝廷,将之作为压制各藩最重要的手段,因而利用了象山的开国论。象山尤其得到了中川宫(后来的久迩宫朝彦亲王)和山阶宫(晃亲王)的信任。象山赴京那一年,也就是元治元年的三月,他本住在六角小路与乌丸大路交界处偏东一点一家叫作饼屋的旅店里,后来得到了木屋町与三条大路交界处稍北一点的一座住宅,和他从江户带来的爱妾阿菊住在一起。胯下是西洋马具装饰的栗色马,身揣着自己发明的手枪,象山跨马行走在京都城里的那种趾高气扬不难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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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池田屋事件之后京都处于戒严之下,多数浪人都已经离开了京都,象山因此大意了的缘故,七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左右,在通往木屋町御池大路的道路上,象山在炭屋的屋檐下,被潜伏在那里的熊本藩士河上彦斋刺中了左胁,当场毙命。河上彦斋与久坂玄瑞友善,当时的久坂正在指挥长州军进入山崎,因此,河上应该是受了久坂的指使刺杀象山的。刺杀骑在马上的人是很困难的,因此河上必定是剑道高手,可悲的象山,竟死在了肮脏的攘夷者手中。

伊藤博文(照片来源:《近世名士写真》)1885年12月,日本政界围绕初代内阁总理大臣的人选问题展开讨论,当时有两个人选,一位是三条实美,另一位是伊藤博文。三条实美作为太政大臣,出身高贵,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相比之下,伊藤博文的出身就显得过于低微了。在这个关键时刻,井上馨指出,“未来的日本总理读不懂外国电报可不行”,山县有朋也赞同道,“那就除了伊藤君以外没有其他人能担当此任了”。就这样,长州派的伊藤博文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首相。

幕府要员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暗杀,这对于当时的幕府来说是极大的不利,也意味着幕府一方士气的低落和军备的废弛。而且,刺客河上彦斋竟藏身于因州藩邸,还那里顺利逃脱。因此,即便是优柔寡断的一桥庆喜,到了这种时候,与长州之间的一战也在所难免了。他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毅然指挥着幕府的军队,打响了七月二十九日蛤御门之变的战斗。结果,长州军大败,来岛半兵卫、真木和泉、久坂玄瑞等长州名士、浪人或是战死,或是自杀。

历数日本历代首相,萨摩出身的首相只有黑田清隆、松方正义、山本权兵卫3人。二战之后,更是一个鹿儿岛县的首相都没有。而生在东京、长在东京的安倍晋三则以自己的祖籍山口县为傲,并对明治维新表达了礼赞之情。诚然,明治维新使日本在短时间内跻身强国之列,但也让日本走上了扩张殖民地的道路。“明治100年纪念仪式”之后,日本学界掀起了对明治维新的反思热潮;“明治150年纪念仪式”之后,日本人对明治维新又将持何种认知?

随着攘夷强硬派长州军的溃败,曾在幕末占据主流的攘夷论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于是也不得不转变方向。但原因不止如此,无论是战败的长州,还是获胜的幕府和萨摩,都吸取了教训,争先恐后地扩充军备,疯狂地从外国购买武器。但幕府一方还好说,对于主张攘夷的长州来说,要他们低声下气地向自己的“敌人”欧洲人请和,并购买他们的武器,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可是为了解燃眉之急,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在当时,藩的生存才是最重要的,尊皇也好、攘夷也好都是第二位的。于是,长州暂时以家老的切腹谢罪而收场,但很快便重新整顿了装备,展示出了与幕府抗衡的实力。帮助长州度过危机的,通常认为是高杉晋作的谋略,但其实迅速从英国赶回的井上馨和伊藤博文两人的行动才更值得大书特书。而且此时的萨摩已经在私底下与长州合谋,帮助长州购买必要的枪支和战舰。

(本文作者系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于是,关于攘夷的争论以幕府一方的胜利自然就消解了。对曾经坚决主张攘夷的萨长和朝廷的强硬派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没有面子的事。为了挽回名誉,他们唯一可以高举的旗帜就是尊皇论,因此,只能孤注一掷地掀起讨幕运动。如果这次再次失败,他们的政治生命也将受到致命的打击。于是,长州和萨摩的密谋也就此形成,开始策划把朝廷卷入其中。

庆应二年七月,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死于大阪。一桥庆喜也以此为契机停止征伐长州,解除了长州藩主毛利氏的朝敌罪名,恢复其原来的大名地位。而对于被朝廷处罚的公卿,可能是因为他们触怒孝明天皇的龙颜太甚,迟迟没有下达赦令。但同年十二月,孝明天皇突然离世,十五岁的明治天皇继位。公卿们依次得到赦免,朝廷再度成为攘夷派的舞台。局势的变化,对攘夷派来说是天赐良机,但也不得不令人生疑,所以从当时起就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也留给了历史学家们至今都无法解答的疑问。

如果说原本的攘夷三派(即激进的朝廷公卿和萨、长二藩)还有什么可乘之机的话,那么,这就是新任将军庆喜的优柔寡断。庆喜虽然天资聪敏,充满诚意,但凡事决断迟缓。这一缺点在当年的蛤御门之变中就暴露了出来,这一点已被不可小觑的策士西乡隆盛觉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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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喜体察内外局势,于庆应三年上奏朝廷,把全国的大权奉还给了天皇。他的打算是,即使自己失去了政权,但至少可以以大名之首的身份参与朝议。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朝廷向萨长二藩颁下了讨幕的密诏。当时十六岁的明治天皇想亲自颁布这样的诏书怎么想都是不现实的,因此这道诏书非常可疑。所幸的是政变成功了,明治维新的局面因此拉开。

萨长终于得到了天下,锁国也好,攘夷也好,自然是不可能的,明治元年即发布了“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宣言。对照此前的所作所为,这简直就是在愚弄人。这时,他们就把责任全部推给了皇室,仗着这是天皇对天地神明的誓言,绝不可违背,从而把过去的事情全都一笔勾销了。从整个经过来看,最了解开国益处的本来就是萨长二藩,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愿意把开国获利这样的好事交给幕府来做,而必须要在自己的统治下亲自决定开国。不拘任何主义,根据现实需要转风使舵,这就是萨长政治家们的绝活。

但也有不愿就此驯服的家伙。他们往往是一群亡命之徒,往往被用来充当有勇无谋的攘夷急先锋。河上彦斋就是其中的典型。他在《五条誓文》颁布后,依然坚信朝廷一定会实行攘夷,因此每天都去三条实美的府邸问候:“在下惶恐,决行攘夷之日尚未定否?”三条不胜其烦,就把他流放到了远方,而他却改名换姓潜伏回来。他渐渐地变得愤怒,终于在明治三年年底被捕入狱,次年被判处死刑。

另一群不驯服的家伙,就是留在萨摩本地的人。幕末的开埠,虽然给全日本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只有港口附近一带趋于繁华,内地许多地方都遭遇了严重的不景气,尤其是西部沿海一带。长州、萨摩自不待言,福冈、佐贺、熊本等地,此前作为长崎贸易的腹地,多少也能从走私中获取一些利益,但随着横滨、神户等新港口的繁荣,它们完全没有了生意,陷入无边无尽的不景气之中。在当地人看来,他们一直都在充当着攘夷运动的后援,结果只是把少数政治家推入了中央政府,到头来自己却被彻底背叛了。同时,新政府笨拙的外交政策,又使得与朝鲜的贸易中断了,人们心中的不满日益加深。

虽然只是在一小段时间内,西乡等征韩派还是试图与这些不满达成妥协,人为地挽回景气,他们多少还有点对过去的行为负责的态度,但大久保等自重派对地方上的不满则全盘抹杀,一意孤行地执行新的政策。终于,西乡下野后,西部沿海地区的不满便进一步加深了。

明治七年,佐贺士族打着“征韩、封建、攘夷”的旗号首先发动叛乱。两年后,熊本、秋月、荻等地也陆续叛乱。明治十年终于发生了最后也是最大的叛乱——鹿儿岛之乱。所谓自作自受,以萨长为中心的明治政府终于尝到了自己埋下的苦果。

后世若要想尽可能给出一个公正评价的话,德川幕府的倒台,明治维新政府的成立,从结果上来看的确是好的。这就如同开国政策一开始给人民带来了困苦,但从长远来看还是成功的一样。虽然结果是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维新以前肮脏的攘夷者们犯下的种种暴行与罪孽就可以视而不见,就可以被美化,乃至被一笔勾销。同样,那些在当时虽然无力回天,但却作为真正的先觉者舍命启蒙世人的开国论者的功绩也不容忘却。

试比较一下日本和清朝的开国,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清朝没有开国论者。不,并不是没有,就算有了,他们也没有勇气公开倡导,因此,清朝的开国就在攘夷论者的数落下迟迟没有进展。清朝一次又一次地与外国进行无意义的战争,战败后又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被迫开了国。

万幸的是,日本的开国论者是有勇气的。他们对攘夷论者当头棒喝,为明治新政的文明开化铺平了道路。如果以公平的立场对当时的人物进行功绩调查的话,那么,最大的荣誉应当属于开国论者。但明治政府的元勋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动了很多小手脚。他们神话松下村塾的教育成果,还将之强行塞进书本中,告诉我们那是明治维新精神的发源地。其实,我们依然生活在明治时代的空气中,从小到大都被灌输着幕末维新之时萨长英雄云集的历史。现在看来,那多半只是他们在抬高自己伙伴的地位。只要冷静地探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就不难发现,真正的伟人少得可怜,多半都是碌碌无为之辈,而且尽是些活得太久只会妨碍日本前进的家伙。一味赞美这些人,神话明治政府的教育一直在持续着,在这次世界大战中,这样的教育其实也起到了非常不好的作用,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教育是需要一个人花一生的精力去从事的工作。从走出学校直到退休,虽然前后努力了数十年,但收效甚微,这一点,身为教育者的各位肯定都深有体会。教育的效果,只能靠一点一点不断的努力来积累,我根本就不指望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也容不得有这样的指望。在正确理解历史后,教育应有的面貌也就自然会呈现出来。我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丝希望,写下这篇文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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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录自《亚洲史论考: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原标题为《幕末的攘夷论与开国论——佐久间象山遭暗杀的背景》,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宫崎市定 著,马云超 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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