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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编年史,一部没有公印

来源:http://www.operasage.com 作者:奥门新萄京8522 时间:2019-09-30 22:39

谈迁原名以训,明末清初史学家,明朝灭亡后改名谈迁,自号“江左遗民”。谈迁终身为踏入仕途,靠替人抄写、代笔、做幕僚为生,深受高弘图、张慎言赏识,但坚决辞官,回家隐居。谈迁博览诸子百家,尤其精于研究明朝历史,历经艰险完成明朝编年史《国榷》,谁知成书后竟被偷走,他只好重写该书。人物生平 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人。终生不仕,以佣书、作幕僚为生。喜好博综,子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所注心。天启元年始,以明实录为本,遍查群籍,考订伪误,按实编年,序以月日,历时六年,完成《国榷》初稿。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为内阁大学士高弘图幕僚,为高弘图和张慎言所器重,荐为中书舍人、礼部司务,参与修史,但不愿“以国之不幸博一官”,力辞未就。清顺治二年回原籍,增补《国榷》中崇祯、弘光两朝史事。四年,全稿被窃,愤而重写。十年,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聘,携稿赴京,探求公私著述,访询故明遗老,尤重邸报和公文等政府档案才料,校补厘订《国榷》。对清初赋役制度混乱繁重,曾上书户部,建议“立法定制”、“轻徭薄赋”。十三年夏,南归海宁。次年夏又应沈贞亨聘,去山西平阳作幕,是年冬病死于幕所。其他著述有《枣林杂俎》、《枣林外索》六卷、《枣林集》十二卷、《枣林诗集》三卷、《北游录》、《西游录》二卷、《海昌外志》八卷、《史论》二卷等。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藉。闻迁有是书,思欲窃之为己有。迁家贫,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橐以去。迁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从嘉善钱氏借书复成之。阳城张慎言目为奇士,折节下之。慎言卒,迁方北走昌平,哭思陵,复欲赴阳城哭慎言,未至而卒,顺治十二年冬十一月也。黄宗羲为表其墓。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维持生活。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来维护生活。用我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贫寒一生,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谈迁的故事 天启元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翔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400多万字的巨著《国榷》。 面对这部可以流传千古的巨著,谈迁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可是,就在书稿即将付印前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夜里,小偷溜进他家,见到家徒四壁,无物可偷,以为锁在竹箱里的《国榷》原稿是值钱的财物,就把整个竹箱偷走了。从此,这些珍贵的书稿就下落不明。20多的心血转眼之间化为乌有,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更何况此时的谈迁已经是体弱多病的老人了。他茶饭不思,夜难安寝,只有两行热泪在不停的流淌。很多人以为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但厄运并没有打垮谈迁,他很快从痛苦中挣脱出来,下决心从头撰写这部史书。 经过4年的努力,他完成了新书的初稿。为了使这部书更加完备、准确,59岁的谈迁携带着书稿,特地到了都城北京。在北京的那段时间,他四处寻访,广泛搜集前朝的逸闻,并亲自到郊外去考察历史的遗迹。他一袭破衫,终日奔波在扑面而来的风沙中。面对孤灯,他不顾年老体弱,奋笔疾书,他知道生命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又经过了几年的奋斗,一部新的《国榷》诞生了。新写的《国榷》共104卷,428万4千字,内容比原先的那部更加翔实、精彩,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明史巨著。谈迁也因此名垂青史。人物评价 谈迁一直是靠给别人抄写谋生的,这是很艰苦的。尽管艰苦,他也从不为钱财和骨气而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崇祯十五年冬,有商船从日本走私人参,价值十万金。在海宁登陆,前往嘉兴。邑令刘宪模抓了私贩,但不上报,企图侵吞这批人参,肯托谈迁写信给浙江巡抚,买通关节。谈迁认为此事重大,隐瞒不住,拒绝写信,后果然事情败露,刘宪模被罢官。 顺治十二年,谈迁在北京。自己的同乡,新科的进士杨雍建托谈迁的老友沈仲嘉,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谈迁很不情愿的答应了。后来杨雍建又派人来找他,谈迁一口拒绝了。在日记中写道:我年纪老了,不受年轻人的侮辱。姓杨的虽然是海宁同乡,却让我干这干哪。无非是仗着自己的进士头衔,你做你的高官,我当我的穷书生,我们毫不相干。 但是他却肯为一些人写东西,不计报酬。史可法在扬州督师的时候,那篇《史相国誓师文》就出自谈迁之手。此外,还为史可法拟过一篇《乞援文》。 南明弘光元年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人物传记

明朝时,朝廷对修史的工作并不重视,因此,官方修的史书数量较少。洪武初年,朱元璋曾下诏组织官员修撰《元史》,但是,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而且修史人员不通蒙古文字,因此,仓促编就的《元史》错误百出。

研读明朝历史的人,大都以《明实录》、《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为主要参考书。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明朝编年史——谈迁著《国榷》,由于1958年前尚无印本,流传极少,所以很少有人看到和使用。然而这部书的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明史者不可不读之书。 谈迁原名以训,字观若,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浙江海宁县枣林人,明诸生。他自题《枣林杂俎》说:“吾上世,……德末避兵徙盐官之枣林,今未四百,又并于德!吾旦暮之人也,安所避哉!求桃源而无从,庶以枣林老耳,书从地,不忘本也”。语极哀感!他生于明神宗二十一年①,卒于清十四年②,家境贫寒,《海宁县志》说他:“处士操行廉,虽游大人先生之门,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他有好几次拒绝别人送礼物给他,拒绝人家用钱买他的文章③。由此可见,他性格耿介,是一个有骨气的老书生。中年以前,他的生活情况,因缺乏可靠资料,不甚清楚;中年以后,大概是靠替人当幕友,办些文墨事务,代写些应酬文字,赚些微薄月俸赖以维持生活。据《县志》载:“壬午间,受知阳城张公慎言、胶州高公宏图,二公者天下之望,相与为布衣交。甲申高入相,张为冢宰,凡新政得失,皆就咨于处士,多所裨益。相国以处士谙掌故,荐入史馆。泣辞曰:‘迁老布衣耳,忍以国之不幸,博一官。’高乃止”。可知从公元1642年起,谈迁就入高宏图幕,并和张慎言往来,为两人所器重,并参预谋划。他对国事所提意见,散见所著《枣林杂俎》仁集《定策本末》、《劝进》等条。 谈迁嗜书成癖,“性喜博综,熟悉古今典要”④。他特别留心明朝史事,“好观古今之治乱,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⑤。朱彝尊也说他:“留心国史,考证皇朝实录宝训,博稽诸家撰述”⑥。天启元年,谈迁的母亲去世,他守孝在家,读了陈建所著《皇明通纪》,“陋之”。往日在读书过程中,他就感到“三代而后,国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明者,故之繁,亦未有多于今日者。然见闻或失之疏,体裁或失之偏,纪载或失之略,如椽阙焉”⑦。于是他立下决心,着手搜集资料,“私自笔录,渐采渐广,且六易稿,汇至百卷”⑧,天启六年,写出初稿,取名《国榷》。谈迁在自订《义例》中说:“横木水上曰榷……句榷而字衡之”。意谓要尽量做到公允正确,真实可信。在书的自序中,谈迁批评了在他以前的几个编年史作者以后说:“故予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间窥诸家编年,于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阅数岁,裒然成帙”。清顺治二年以后,又续写了崇祯、弘光两朝。不料到了1647年八月,家徒四壁的谈迁,居然遭到小偷的光顾,他多年来为之而成的《国榷》初稿,竟被小偷窃去。这对谈迁的打击太大了,他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殚矣”⑨。但他并不气馁,在大哭一场之后,感叹地说:“吾手尚在,宁遂已乎”⑩?又发愤从头写起。 为了搜集资料,谈迁向四方友人借阅《实录》抄本,“集海盐、武进、丰城、太仓、临朐诸家之书凡百余种,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其中引用最多的是海盐郑晓的《吾学编》、《今言》,武进薜应的《宪章录》,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焦的《献征录》,邓元的《明书》,丰城雷礼的《大政记》、《列卿记》,太仓王世贞的《山堂别集》等。崇祯一朝的史事,由于没有实录可依,许多记载都是来自传闻,不甚可靠。谈迁想,如果能去北京找到崇祯朝邸报并找些当事人加以核对,会比较可靠。然而当时北京已为清人所占领,再说路费和食宿又如何解决?孰知天从人愿,恰好1653年,义乌朱之进京去作弘文院编修,聘请谈迁作记室。他随同朱到北京上任,借机在京广泛搜集史料,采访熟悉明季轶闻故事的前朝遗老、降臣、宦官、皇亲和公侯的门客,访问遗事,随听随记,并得以借阅崇祯朝的邸报。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努力,终于完成了《国榷》新稿本的撰写。这时他已年逾花甲,夙愿得以实现,乐何如之?情不自禁地赋《梦中作》一诗云:“往业倾颓尽,艰难涕泪余。残编催白发,犹事数行书”。 《国榷》是一部明朝的编年史,全书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约五百万字。卷首四卷分作大统、天俪、元潢、各藩、舆属、勋封、恤爵、戚畹、直阁、部院、甲科、朝贡等门,是明代各种政治制度综合性的概述。其余一百零四卷,是按年、月、日记载从元天历元年至明弘光元年的重大史事,其中万历朝以后尤为详赡。谈迁以为,“辽事”坏在万历朝,所以书中溯本求源,对建州史料非常注意,细心搜求,以取得深刻的历史教训。 谈迁编撰《国榷》主要的根据是明代列朝实录和邸报,并参以诸家编年。但明朝实录中有几朝实录有失实、丑正、歪曲的缺点,诸家编年又有陋肤冗的毛病,因此他并未尽信实录,也未侧重私家著述。他对史事的记述,是十分慎重的,择善而从,不凭个人好恶。例如,明太祖晚年诛杀功臣的事,实录中只说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并不注明死因。《国榷》却并不隐讳,尽量地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如洪武二十六年,兴蓝玉党案,被株连论死者凡三万人。《国榷》在是年三月和六月条,就分别记下“会宁侯张温、都督肖用等以党诛”和“都督马俊以党诛”。这就指明了张温、肖用和马俊等人都是因受蓝玉案件株连而被朱元璋杀害的。而后,在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丑条,又详细记下了太子太师颖国公傅友德自杀事:“骁勇绝人,累立大功。以蓝玉诛,内惧。定远侯王弼谓上春秋高,行旦夕尽我辈,宜自图”。“会冬宴,彻馔未尽,友德起,上责友德不敬,且曰:‘召尔二子来’。友德出,卫士传语以首入。顷之,友德提二首至,上惊曰:‘何忍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曰:‘不过欲吾父子头耳’。遂自刎。上怒,分徙其家属于辽东、云南”。这一段记载,把朱元璋晚年猜忌杀戮功臣的残忍本性,描绘得淋漓尽致。 《明实录》中把建文朝一代史实尽望予以抹杀,把这四年的事情全部移入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实录中。《国榷》本着历史学家求实的精神,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并且真实地把维护建文帝正统的方孝孺与明成祖的抗争及被害经过和盘托出,毫无避讳。《国榷》卷十二惠帝建文四年六月丁丑:“国亡,孝孺衰日夜哭。上数召之,不至。镇抚伍云絷以入。上曰:‘吾欲效辅成王何如?’对曰:‘成王安在?’曰:‘渠自焚死。’曰:‘有成王之子在!’上少之。曰:‘有成王之弟在。’上语塞,曰:‘先生休矣!’促草诏,孝孺掷笔哭骂不已。上曰:‘吾能赤人九族。’对曰:‘即死安能加族我乎!行见后之叛俑今日也。’下狱,逮其宗戚相踵示之,哭骂如故。上怒,命挟其吻,剔其舌,孝孺犹喋血犯御座,磔之,至死乃已……宗戚八百七十三人,远戍不可胜计”。谈迁对此事评论说:“齐、方之惨,千载下为之愧悸”!由此不难看出,在削藩问题上,谈迁是完全站在建文帝这一边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建文帝的同情,同时也说明他和当时其他士大夫一样,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失望。 又如《明实录》和《明史》都说明成祖朱棣是马皇后所生,谈迁却根据南京《太常寺志》说明成祖是妃所生。 满洲贵族为了证明清朝的祖先并未臣服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把建州地区说成从来不受明朝政府的管辖,在清人修的《明史》中,对满洲先世建州女真情况全都避而不谈。此外,又利用修《四库全书》之机,把明人关于建州历史的记载,加以禁毁、删改。这样,从14世纪到17世纪中期的建州史实就成为空白,致使后来的学者在研究女真社会历史发展、风俗习惯、生产情况、文化生活等方面,都缺乏充分的史实依据。《国榷》一书,对建州女真的事实毫无避讳,全都如实地加以叙述。如在永乐元年十一月辛丑条下记载说:“女真野人头目阿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永乐二年二月癸酉条:“置奴儿干卫”,下注:“女直野人”。永乐八年八月乙卯条:“建州卫指挥使释家奴为都指挥佥事,赐姓名李显忠”,下注:“释家奴,指挥阿哈出之子”。由于《国榷》一书,在当时并未刊出,因之并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胡乱删改。我们可以根据《国榷》的记载和清修《明史》进行对比研究,“就这一点而说,《国榷》这书对研究建州史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 此外,《国榷》一书,对明末历史的记载比较详细,特别是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所占篇幅较大。在全书六册中,万历以后的历史就占了两册。本来崇祯朝没有实录,作为明朝遗老及对崇祯的怀念,谈迁依照邸报及其他材料,补写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他在书中对崇祯口称“光帝”不已,但对崇祯的缺失也并不隐讳。如他对崇祯评论说:“先帝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痛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朝无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贻伊戚,诽淫虐,非昏懦,而卒与桀、纣、秦、隋、平、献、恭、昭并日而语也,可胜痛哉”!可谓鞭辟入里之论。同时,关于农民军在北京的活动也有所反映。如甲申年四月戊午条,记载农民军“尽驱内官出城,毋再入。凡数百人,各大棍逐之。初城守时,内官坐城上,士卒作白杨木棍,涂以朱,至是即以驱阉人,都人称快”。另外,在谈到当时北京城内农民军拷掠明官的情况,《国榷》是这样写的:“过刘宗敏所,见掠治三百余人,惨甚。令酌放之。面前所者可千余人。宗敏进饷金千万,都督李岩、李牟、李友征不及其半”。明亡之后,谈迁不忍国灭史亦随灭,又访求邸报,续写了崇祯、弘光两朝史事,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追记,也表明其“江左遗民”对亡国的悲愤和缅怀故国的爱国热忱。 《国榷》在编撰体例上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经常引用诸家之说,对于一些历史事件加以评论,有时也包括他自己的评论。如他对建文帝被烧死宫中的说法,即持否定态度。《国榷》惠帝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条,记随行出亡臣僚的不同遭遇后说:“史仲彬以宣德丁未被讦下狱死,所著《致身录》与程济《从亡随笔》并传,是以知建文帝实不没也”。其后又引崔铣、郑晓、王世贞、李维祯、冯时可、袁懋谦、郭子章、何乔远、顾起元、陈继儒等人之论于后。虽然诸家的评论不尽相同,但这种编排,可以供读者参阅,从而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国榷》一书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书中有的地方叙事过于简单;再如同一事件,前后记载,如东厂的设立,在书中先是于永乐七年十二月记曰:“始立东厂刺事,内官主之”。后于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又言:“始立东厂,专内臣刺事”。实际上应是永乐十八年八月。再有书中侈谈灾异迷信,就像他在“义例”中所表明的:“灾祥寇戎,尤不厌详矣!”这无疑是属于糟粕一类。尽管如此,瑕不掩瑜,《国榷》仍不失为研读明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史籍。 谈迁的著作除《国榷》外,还有《枣林杂俎》,《北游录》九卷,《枣林集》十二卷,《枣林诗集》三卷,《史论》二卷,《西游录》二卷,《枣林外索》六卷,《海昌外志》八卷等。 注释 ①据《北游录·六十自寿序》推算。 ②据《海宁县志·隐逸传》。 ③谈迁:《北游录·纪邮》。 ④《国榷》张宗祥:《题记》。 ⑤黄宗羲:《谈君墓表》。 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⑦《国榷》喻应益序。 ⑧⑨《国榷》义例。 ⑩黄宗羲:《谈君墓表》。 《国榷》喻应益序。 谈迁:《北游录·纪咏》。 《国榷》卷一三,第918页。 《国榷》卷一三,第924页。 《国榷》卷一五,第1050页。 吴晗:《谈迁和〈国榷〉》,载《灯下集》。 《国榷》卷一○○,第6058页。 《国榷》卷一○一,第6061页。 《国榷》卷一○一,第6070页。 《国榷》卷一○○,第6093页。 《国榷》卷一二,第838页。 《明通鉴》卷一七。

研读明朝历史的人,大都以《明实录》、《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为主要参考书。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明朝编年史谈迁著《国榷》,由于1958年前尚无印本,流传极少,所以很少有人看到和使用。然而这部书的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明史者不可不读之书。 谈迁原名以训,字观若,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浙江海宁县枣林人,明诸生。他自题《枣林杂俎》说:吾上世,……德祐末避兵徙盐官之枣林,今未四百禩,又并于德祐!吾旦暮之人也,安所避哉!求桃源而无从,庶以枣林老耳,书从地,不忘本也。语极哀感!他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①,卒于清顺治十四年②,家境贫寒,《海宁县志》说他:处士操行廉,虽游大人先生之门,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他有好几次拒绝别人送礼物给他,拒绝人家用钱买他的文章③。由此可见,他性格耿介,是一个有骨气的老书生。中年以前,他的生活情况,因缺乏可靠资料,不甚清楚;中年以后,大概是靠替人当幕友,办些文墨事务,代写些应酬文字,赚些微薄月俸赖以维持生活。据《县志》载:崇祯壬午间,受知阳城张公慎言、胶州高公宏图,二公者天下之望,相与为布衣交。甲申高入相,张为冢宰,凡新政得失,皆就咨于处士,多所裨益。相国以处士谙掌故,荐入史馆。泣辞曰:‘迁老布衣耳,忍以国之不幸,博一官。’高乃止。可知从公元1642年起,谈迁就入高宏图幕,并和张慎言往来,为两人所器重,并参预谋划。他对国事所提意见,散见所著《枣林杂俎》仁集《定策本末》、《劝进》等条。 谈迁嗜书成癖,性喜博综,熟悉古今典要④。他特别留心明朝史事,好观古今之治乱,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⑤。朱彝尊也说他:留心国史,考证皇朝实录宝训,博稽诸家撰述⑥。天启元年,谈迁的母亲去世,他守孝在家,读了陈建所著《皇明通纪》,陋之。往日在读书过程中,他就感到三代而后,国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明者,故野史之繁,亦未有多于今日者。然见闻或失之疏,体裁或失之偏,纪载或失之略,如椽阙焉⑦。于是他立下决心,着手搜集资料,私自笔录,渐采渐广,且六易稿,汇至百卷⑧,天启六年,写出初稿,取名《国榷》。谈迁在自订《义例》中说:横木水上曰榷……句榷而字衡之。意谓要尽量做到公允正确,真实可信。在书的自序中,谈迁批评了在他以前的几个明代编年史作者以后说:故予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间窥诸家编年,于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阅数岁,裒然成帙。清顺治二年以后,又续写了崇祯、弘光两朝。不料到了1647年八月,家徒四壁的谈迁,居然遭到小偷的光顾,他多年来为之呕心沥血而成的《国榷》初稿,竟被小偷窃去。这对谈迁的打击太大了,他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殚矣⑨。但他并不气馁,在大哭一场之后,感叹地说:吾手尚在,宁遂已乎⑩?又发愤从头写起。 为了搜集资料,谈迁向四方友人借阅《实录》抄本,集海盐、武进、丰城、太仓、临朐诸家之书凡百余种,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其中引用最多的是海盐郑晓的《吾学编》、《今言》,武进薜应旂的《宪章录》,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焦竑的《献征录》,邓元钖的《明书》,丰城雷礼的《大政记》、《列卿记》,太仓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等。崇祯一朝的史事,由于没有实录可依,许多记载都是来自传闻,不甚可靠。谈迁想,如果能去北京找到崇祯朝邸报并找些当事人加以核对,会比较可靠。然而当时北京已为清人所占领,再说路费和食宿又如何解决?孰知天从人愿,恰好1653年,义乌朱之钖进京去作弘文院编修,聘请谈迁作记室。他随同朱到北京上任,借机在京广泛搜集史料,采访熟悉明季轶闻故事的前朝遗老、降臣、宦官、皇亲和公侯的门客,访问遗事,随听随记,并得以借阅崇祯朝的邸报。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努力,终于完成了《国榷》新稿本的撰写。这时他已年逾花甲,夙愿得以实现,乐何如之?情不自禁地赋《梦中作》一诗云:往业倾颓尽,艰难涕泪余。残编催白发,犹事数行书。 《国榷》是一部明朝的编年史,全书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约五百万字。卷首四卷分作大统、天俪、元潢、各藩、舆属、勋封、恤爵、戚畹、直阁、部院、甲科、朝贡等门,是明代各种政治制度综合性的概述。其余一百零四卷,是按年、月、日记载从元天历元年至明弘光元年的重大史事,其中万历朝以后尤为详赡。谈迁以为,辽事坏在万历朝,所以书中溯本求源,对建州史料非常注意,细心搜求,以取得深刻的历史教训。 谈迁编撰《国榷》主要的根据是明代列朝实录和邸报,并参以诸家编年。但明朝实录中有几朝实录有失实、丑正、歪曲的缺点,诸家编年又有陋肤冗的毛病,因此他并未尽信实录,也未侧重私家著述。他对史事的记述,是十分慎重的,择善而从,不凭个人好恶。例如,明太祖晚年诛杀功臣的事,实录中只说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并不注明死因。《国榷》却并不隐讳,尽量地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如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兴蓝玉党案,被株连论死者凡三万人。《国榷》在是年三月和六月条,就分别记下会宁侯张温、都督肖用等以党诛和都督马俊以党诛。这就指明了张温、肖用和马俊等人都是因受蓝玉案件株连而被朱元璋杀害的。而后,在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丑条,又详细记下了太子太师颖国公傅友德自杀事:骁勇绝人,累立大功。以蓝玉诛,内惧。定远侯王弼谓上春秋高,行旦夕尽我辈,宜自图。会冬宴,彻馔未尽,友德起,上责友德不敬,且曰:‘召尔二子来’。友德出,卫士传语以首入。顷之,友德提二首至,上惊曰:‘何忍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曰:‘不过欲吾父子头耳’。遂自刎。上怒,分徙其家属于辽东、云南。这一段记载,把朱元璋晚年猜忌杀戮功臣的残忍本性,描绘得淋漓尽致。 《明实录》中把建文朝一代史实尽望予以抹杀,把这四年的事情全部移入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实录中。《国榷》本着历史学家求实的精神,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并且真实地把维护建文帝正统的方孝孺与明成祖朱棣的抗争及被害经过和盘托出,毫无避讳。《国榷》卷十二惠帝建文四年六月丁丑:国亡,孝孺衰绖日夜哭。上数召之,不至。镇抚伍云絷以入。上曰:‘吾欲效周公辅成王何如?’对曰:‘成王安在?’曰:‘渠自焚死。’曰:‘有成王之子在!’上少之。曰:‘有成王之弟在。’上语塞,曰:‘先生休矣!’促草诏,孝孺掷笔哭骂不已。上曰:‘吾能赤人九族。’对曰:‘即死安能加族我乎!行见后之叛俑今日也。’下狱,逮其宗戚相踵示之,哭骂如故。上怒,命挟其吻,剔其舌,孝孺犹喋血犯御座,磔之,至死乃已……僇宗戚八百七十三人,远戍不可胜计。谈迁对此事评论说:齐、方之惨,千载下为之愧悸!由此不难看出,在削藩问题上,谈迁是完全站在建文帝这一边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建文帝的同情,同时也说明他和当时其他士大夫一样,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失望。 又如《明实录》和《明史》都说明成祖朱棣是马皇后所生,谈迁却根据南京《太常寺志》说明成祖是碽妃所生。 满洲贵族为了证明清朝的祖先并未臣服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把建州地区说成从来不受明朝政府的管辖,在清人修的《明史》中,对满洲先世建州女真情况全都避而不谈。此外,又利用修《四库全书》之机,把明人关于建州历史的记载,加以禁毁、删改。这样,从14世纪到17世纪中期的建州史实就成为空白,致使后来的学者在研究女真社会历史发展、风俗习惯、生产情况、文化生活等方面,都缺乏充分的史实依据。《国榷》一书,对建州女真的事实毫无避讳,全都如实地加以叙述。如在永乐元年十一月辛丑条下记载说:女真野人头目阿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永乐二年二月癸酉条:置奴儿干卫,下注:女直野人。永乐八年八月乙卯条:建州卫指挥使释家奴为都指挥佥事,赐姓名李显忠,下注:释家奴,指挥阿哈出之子。由于《国榷》一书,在当时并未刊出,因之并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胡乱删改。我们可以根据《国榷》的记载和清修《明史》进行对比研究,就这一点而说,《国榷》这书对研究建州史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 此外,《国榷》一书,对明末历史的记载比较详细,特别是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所占篇幅较大。在全书六册中,万历以后的历史就占了两册。本来崇祯朝没有实录,作为明朝遗老及对崇祯的怀念,谈迁依照邸报及其他材料,补写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他在书中对崇祯口称光帝不已,但对崇祯的缺失也并不隐讳。如他对崇祯评论说:先帝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痛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朝无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贻伊戚,诽淫虐,非昏懦,而卒与桀、纣、秦、隋、平、献、恭、昭并日而语也,可胜痛哉!可谓鞭辟入里之论。同时,关于农民军在北京的活动也有所反映。如甲申年四月戊午条,记载农民军尽驱内官出城,毋再入。凡数百人,各大棍逐之。初城守时,内官坐城上,士卒作白杨木棍,涂以朱,至是即以驱阉人,都人称快。另外,在谈到当时北京城内农民军拷掠明官的情况,《国榷》是这样写的:李自成过刘宗敏所,见掠治三百余人,惨甚。令酌放之。面前所斃者可千余人。宗敏进饷金千万,都督李岩、李牟、李友征不及其半。明亡之后,谈迁不忍国灭史亦随灭,又访求邸报,续写了崇祯、弘光两朝史事,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追记,也表明其江左遗民对亡国的悲愤和缅怀故国的爱国热忱。 《国榷》在编撰体例上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经常引用诸家之说,对于一些历史事件加以评论,有时也包括他自己的评论。如他对建文帝被烧死宫中的说法,即持否定态度。《国榷》惠帝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条,记随行出亡臣僚的不同遭遇后说:史仲彬以宣德丁未被讦下狱死,所著《致身录》与程济《从亡随笔》并传,是以知建文帝实不没也。其后又引崔铣、郑晓、王世贞、李维祯、冯时可、袁懋谦、郭子章、何乔远、顾起元、陈继儒等人之论于后。虽然诸家的评论不尽相同,但这种编排,可以供读者参阅,从而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国榷》一书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书中有的地方叙事过于简单;再如同一事件,前后记载自相矛盾,如东厂的设立,在书中先是于永乐七年十二月记曰:始立东厂刺事,内官主之。后于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又言:始立东厂,专内臣刺事。实际上应是永乐十八年八月。再有书中侈谈灾异迷信,就像他在义例中所表明的:灾祥寇戎,尤不厌详矣!这无疑是属于糟粕一类。尽管如此,瑕不掩瑜,《国榷》仍不失为研读明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史籍。 谈迁的著作除《国榷》外,还有《枣林杂俎》,《北游录》九卷,《枣林集》十二卷,《枣林诗集》三卷,《史论》二卷,《西游录》二卷,《枣林外索》六卷,《海昌外志》八卷等。 注释 ①据《北游录六十自寿序》推算。 ②据《海宁县志隐逸传》。 ③谈迁:《北游录纪邮》。 ④《国榷》张宗祥:《题记》。 ⑤黄宗羲:《谈君墓表》。 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⑦《国榷》喻应益序。 ⑧⑨《国榷》义例。 ⑩黄宗羲:《谈君墓表》。 《国榷》喻应益序。 谈迁:《北游录纪咏》。 《国榷》卷一三,第918页。 《国榷》卷一三,第924页。 《国榷》卷一五,第1050页。 吴晗:《谈迁和〈国榷〉》,载《灯下集》。 《国榷》卷一○○,第6058页。 《国榷》卷一○一,第6061页。 《国榷》卷一○一,第6070页。 《国榷》卷一○○,第6093页。 《国榷》卷一二,第838页。 《明通鉴》卷一七。

《清史稿·谈迁传》

官方修的史书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明朝私人修史之风却非常盛行,特别是明万历以后,《明实录》由私人传录,不少文人学者便依据历朝《实录》,兼采邸报,写出了不少记载当时历史事件的史学专着。比如有王世贞的《四部稿》、何乔远的《名山藏》、郑晓的《吾学编》等。

谈迁,字孺木,原名以训,海宁人。初立,以中书荐,召入史馆,皆辞,曰:“余岂以国家之不幸博一官耶?”未几,归里。迁肆力经史百家言,尤注心於明朝典故。尝谓:“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逆奄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遯荒,皇宬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於此!”乃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

到了明朝末年,尤其是明朝灭亡后,出现了不少的“故国遗民”,为了寄托亡国的悲愤之情而写下了不少国史和许多野史,这其中,深受后代学者赞誉的,就有谈迁编撰的《国榷》。

十七年邸报,补其缺文,成书,名曰国榷。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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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迁有是书,思欲窃之为己有。迁家贫,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橐以去。迁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从嘉善钱氏借书复成之。阳城张慎言目为奇士,折节下之。慎言卒,迁方北走昌平,哭思陵,复欲赴阳城哭慎言,

谈迁(1594-1658年),原名以训,明亡后改名迁,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人。终生不仕,以佣书、作幕僚为生。

未至而卒,顺治十二年冬十一月也。黄宗羲为表其墓。

谈迁的家境贫寒,但他操行廉洁,“虽游大人先生之门,不妄取一介。”他作为一位儒生,中年以后依靠给他人当幕僚,办些文墨事务,赚取些微薄的月俸来度日。

精品诗选

谈迁嗜书如命,读了许多的书,人们称赞他“性喜博综,熟悉古今典要。”谈迁特别留心明朝史事,“考证皇朝实录宝训,博稽诸家撰述”。

渡江

天启元年,谈迁的母亲逝世,他守孝在家时,读了陈建所着的《通纪》,觉得其中错漏甚多。

大江骇浪限东南,当日降帆有旧惭。击楫空闻多慷慨,投戈毕竟为沉酣。

以前他就觉察到前人所写的一些编年体史书都存在着“伪陋肤冗”的缺点,如今见陈建的《通纪》也不理想,28岁的他便立下决心要编写出一部详实可信的编年体明史。于是,谈迁便开始搜集资料,按年月次序整理辑录,开始创作。

龙天浩劫馀孤塔,海岳书生别旧庵。闻道佛狸曾驻马,岂因佳味有黄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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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

为了实现这一雄心壮志,谈迁刻苦攻读。由于家贫无力购置藏书,他便向友人借阅,多方摘抄,寻访古迹轶闻,随手记录,经过长年累月的辛勤辑录,先后经过六次的修改订正,历时二十余年,终于完成这部400万字的编年体明史初稿。

南朝旧事一芜城,故国飘零百感生。柳影天涯随去辇,杨花江上变浮萍。

谈迁把这部明史取名为《国榷》。古人有“水上横木曰榷què]”之说,谈迁把自己编写的明朝国史取名为《国榷》,其寓意在于说明自己征引史实,编写历史,要做到“句榷而衡之”,力求公正,严谨可信,而不是信口雌黄,随意编造。

远山依旧横新黛,断岸还看散冷萤。今日广陵思往事,十年亦号承平。

面对这部可以流传千古的巨着,谈迁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这部还没来得及刊印的巨着,竟然失窃了!

明朝年史

清顺治四年的某一天,小偷光临谈迁的家,这个贼看到谈迁家徒四壁,无物可偷,认为锁在箱子里的《国榷》初稿是值钱的财物,就把整个箱子搬走了。从此,这些珍贵的书稿就下落不明。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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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榷》,记载明代重要史实的编年体史书。谈迁撰。谈迁专长于史,鉴于明代历朝实录经史官垅断,曲笔聚讼,多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伪陋肤冗,艰辛寻访各种资料,广徵博采,力求徵信。天启元年始编著,先后六易其稿,初稿六年完成。顺治四年全稿被窃,又发奋重写,以4年多编成《国榷》一书。

此时的谈迁,已经是年过五旬的老人了,这一个打击令他寝食难安,常常流泪不止,很多人以为他会被一击不起。

史学价值

但是,谈迁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经过短暂的颓废后,又发奋从头写起。他又向四方友人借阅《明实录》抄本,参考名人诸家着作约一百多种,重新进行撰写。

该书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书中敢于直书《明实录》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对一些重要事件,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于后。其史实注意考订精审,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书中叙事有的过于简略,有的事件前后记叙重复且说法不一。另外,封建正统史观、儒家天命论、佛道等迷信思想,在书中也有浓重反映。《国榷》原稿称百卷,谈迁死后仅有抄本传世,后经浙江海宁张宗祥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及崇祯一朝十卷本互相校补,加以标点,分为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别作四卷,共一百零八卷。1985年由古籍出版社分六册出版。

期间,谈迁为了写好缺乏《明实录》依据的崇祯朝史事,他接受了弘文院编修朱之锡的聘请,担任记室,随同到北京任职,借此机会在京城广泛搜集史料,采访熟悉明朝轶闻故事的前朝遗老、宦官、公候门客,借阅崇祯朝的邸报。

成书经过

经过几年的努力,谈迁终于完成了新版本的撰写,而且内容比旧稿更加充实可信。这时的谈迁已经年过花甲,当夙愿得以实现,谈迁情不自禁地赋诗一首,以表情怀:

天启元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用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撰成了百卷400多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1647年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经4年努力,终于完成新稿。1653年,为了使新书更加翔实,59岁的他,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逸闻、逸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往业倾颓尽,艰难涕泪余。

残编催白发,犹事数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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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编年史,一部没有公印。《国榷》是一部明朝的编年体史书,经后人整理共分为108卷,约五百多万字。该书前四卷对明朝各种政治制度进行了综合性的概述。其余104卷按有明一代历朝的时间顺序,依次记载了重大的历史事实,其中以万历朝以后的记载更为详细。

《国榷》在史事的记载方面十分慎重,对材料的取舍选择严谨。谈迁通过考核,修订了《明实录》的失实、歪曲之处,补充了丰富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明末崇祯及南明弘光两朝的史事。

《国榷》取材的内容除了历朝《实录》、《宝训》之外,还吸取了明朝一百多种的着述,“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勒为一编。”

由于《国榷》成书较晚,又未公开刊行,没有受到清朝四库馆臣的删改篡写,因此,《国榷》所保留的丰富的史料,成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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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满族贵族为了证明清朝的祖先并未臣属于明朝,就把建州(今辽东地区,明永乐元年设置)地区说成从来不受明朝政府的统辖,在《明史》的编撰过程中,有意窜改、歪曲或隐瞒有关满族祖先的早期史实。

此外,清人又利用修《四库全书》之机,把明人关于建州历史的记载,加以焚毁、删改,致使后来的学者在研究女真社会历史或有关建州卫的建置沿革时,缺乏充分的史实依据。

而《国榷》一书的编写,对建州女真的事实不加隐晦,提供了许多有关的历史记载 ,便于进行学术研究。

即使是明代历朝所修的《实录》,也存在许多不实之处,如明太祖朱元璋晚年诛杀功臣、“靖难之役”建文帝被夺位的历史事实,语焉不详,多加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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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迁本着历史学家的实录精神,在《国榷》中做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记录,纠正了《明实录》的不实,或补充了其中的不足之处。

《明实录》抹杀了建文朝四年的历史内容,不予明白记载,《国榷》则如实地记载了建文元年至四年的史实,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且维护建文帝的臣子方孝孺与明成祖朱棣抗争而被害的经过。

明朝覆灭,谈迁亲历时代的巨变,他以“江左遗民”民的身份,作出《国榷》这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明朝史籍,表达了他在亡国之后,蕴藏于内心的爱国情怀。

本文参考自:《明朝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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