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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暗夜里的腐朽

来源:http://www.operasage.com 作者:奥门新萄京8522 时间:2019-10-21 13:12

伊拉斯谟别名埃拉斯默斯,是中世纪尼德兰著名史学家、作家、思想家、神学家,也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伊拉斯谟是一个天主教徒,毕业于都灵大学,代表作有《愚人颂》和《基督教骑士手册》等;他通晓古典文学和圣经,受到了全欧洲文化和宗教界的赞仰,对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也有着巨大的影响。1536年,70岁的伊拉斯谟逝世,葬于巴塞尔大教堂内。人物生平奥门新萄京8522 1伊拉斯谟 1466年10月26日生于荷兰的鹿特丹一个神甫家庭。是一名天主教的神父计拉德(Roger Gerard),与一个医生的女儿,私生了这个孩子。他成为中古世代到现代转接的人物。青年时代入修道院。伊拉谟斯幼年丧母,在大座堂学校受教育,聪颖过人,十二岁的时候,即精通古典文学。 1486年,他的监护人送他入鹿特丹附近的修院。虽然他不喜欢那里的生活方式,但奠定良好的教育基础。 1492年,坎柏里主教按立伊拉斯谟受任教职。不过,他始终未作教堂神甫,而作主教秘书。 1495年,伊拉斯谟进入巴黎大学,进修神学之外,于古典文学喜爱西塞禄,于教父中爱耶柔米,论著为华拉(Laurentius Valla);华拉从据语言学,揭穿教廷所谓的康士坦丁献让罗马诏书(Donation of Constantine),不过是第八世纪的伪造品,而动摇罗马历来声称优越的根基。 1499年,伊拉斯谟访问英国,结识了当时的政教要人,包括黎泰谟(William Latimer),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和圣保罗大座堂的首牧寇勒(John Colet),并经引介给英王亨利七世(Henry VII),和王子,后来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是寇勒教导他,神学必须从枯燥的经院学派回到圣经,从教条进到实践的智慧。因此,他在牛津大学修读希腊文,但没有像拉丁文那样的登峰造极。1506至1509年,伊拉斯谟到意大利,深受文艺复兴的薰沐;获都灵大学(University of Turin)神学博士。 1509年,他再到英国,住在莫尔家中。撰写《愚人颂》(Encomium Moriae 英译本为 The Praise of Folly)。此书在他有生之年,至少再版二十七次。书是以讽刺文体写成,通俗诙谐,而不涉低级。教皇利欧十世,非常喜爱。他受邀在剑桥大学作讲座教授,教希腊文和耶柔米。 1511-1514年,伊拉斯谟在剑桥大学任教。 1514至1521年,伊拉斯谟在比利时的鲁汶,那里有一所特为研究圣经文字的新学院。1514年,任修院主持的老朋友,要他复作修士生涯。他连忙写信表示,自己着意文学,敬谢不敏。是教皇利欧十世作成好事,下诏准伊拉斯谟在院外过世界的生活,并不必穿修士的衣服。到1517年四月,更特准解除他修道士的誓愿。 早在1504年夏天,伊拉斯谟在比利时的修院图书馆,偶然看到华拉的新约注解,附有经文评比。以后,他自己收集参阅不同抄本,参考古教父的著作,编订他自己的希腊文新约;以希腊文为主,并参照希伯来文,加上他自己的拉丁翻译和注解,有时还尖刻辛辣。成书后,比耶柔米的武加大拉丁通俗译本为正确。 伊拉斯谟曾多次到过瑞士的巴塞尔,很喜爱那里。在1514年,他与那里的出版商福洛本(Johann Froben)成为朋友,住在福洛本家中,以后并作出版的顾问和帮助编辑。希腊文新约就在巴塞出版。 1514至1521年,伊拉斯谟在比利时的鲁汶,那里有一所特为研究圣经文字的新学院。在那里,他看到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在他的著作中,有许多讲到教职人员普遍的腐败,增加路德的灵感。伊拉斯谟不反对路德改革的目标,而是不喜欢其处理的方式。至于路德,则尊重伊拉斯谟,甚至希望他会支持并积极参与改革运动。 伊拉斯谟是爱维持和平的人;他所期望的改革,只限于内部的改革;他尊敬圣经,却不能领会因信称义的重要。他缺乏先知的性向和勇敢,也不是有组织能力的人。至少在宗教改革初期,他同情路德;极端的罗马教人说:“伊拉斯谟生下蛋,路德孵蛋。” 1520年六月十五日,教皇利欧十世,开除路德的教籍。显然有人把他给路德的信给了教皇看。九月十三日,伊拉斯谟写信给教皇,仍然说路德的好话,也为他自己立场辩护。 1520年十二月五日,支持路德和宗教改革的撒克森选侯腓德烈(Frederick),问起他对路德的意见,伊拉斯谟说:“路德犯了两样罪:他冲撞了教皇的冠冕,和教士们的肚腹。”伊拉斯谟看到局势的发展,趋向极端;仍然劝告教皇亚得霖六世(Adrian VI),避免使用激烈手段,宽免过去的错误,改革教会的腐败,召集中和的人开总议会。他的建议不被接纳。 1524年九月,伊拉斯谟出版了论自由意志,主张人有自由意志,才有道德上的责任;但要靠神的恩典。 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运动的关系,也越趋疏远。伊拉斯谟成为主张改革,却不参与改革运动。此后,他继续写作,编订古教父的著作,并写教义问答,论十诫,论主祷文等。 1536年七月十二日,伊拉斯谟死在德国巴塞尔,年七十岁,葬在巴塞尔大教堂内。临终前,有福洛本等三个朋友同去看他,他还幽默的以约伯自比,把他们当作三个安慰者,要他撕裂的衣服,在他头上撒炉灰。他最后的话:“噢,主耶稣,施恩;主,拯救我;主啊,结束吧;主,向我施恩典!”伊拉斯谟名言奥门新萄京8522 2伊拉斯谟 爱情是盲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一直都以触觉进行的原因。 每只狗都有它自己的日子。 人对人不是神就是狼。 人们越走近老年,就越回到貌似童年的日子。 无知是最幸福的生活。 一个钉子挤掉另一个钉子,习惯要由习惯来取代。 一个好的仆人应该忠实、丑陋、残忍。伊拉斯谟的代表作 代表作有:《愚人颂》《希腊语圣经新约批注》《论死亡之准备》《基督教骑士手册》《论儿童的教养》《圣经·新约全书》。伊拉斯谟奖学金 “伊拉斯谟Erasmus”项目是欧洲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合作性的学生交流项目,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伊拉斯谟设立的。1987年,欧盟开始颁发Erasmus奖,2004年起,将“Erasmus”项目增加为“伊拉斯谟-世界 Erasmus Mundus”,以支持欧洲同世界其他各国的学生交流。其专业面涉及理、工、农、医、文、史、哲、经,已有上百个入选项目。人物评价奥门新萄京8522 3伊拉斯谟 当时著名的人文学者,都对他赞美有加。有的称他为“神圣的人”;有的特地步行,远道去看他,以表示朝圣一般的崇敬。当每到一大城市,受到正式欢迎,待他如同王者。欧洲各国的君王,请他为顾问;历任教皇都请教对时事的意见;有的还风示要他作枢机主教,他谢绝了。许多的贵族,都以同他结交为荣,送他礼物。 马丁路德知道伊拉斯谟的好处,自己坦白承认,在文学上望尘莫及。早在1516年,路德即观察到他的弱点,恐怕对恩典认识不够。路德为真理勇往直前,虽万死不辞;伊拉斯谟则认为求取和平,不妨稍微牺牲真理,也许为了自己的舒适。1524年四月,路德写信给伊拉斯谟说:全世界可以见证,你在文学上的成就,使我们对圣经有真正的了解;神的恩赐在你身上奇妙的彰显出来,叫我们感激。 在《愚人颂》完成500周年之际,比利时发行一枚精制银币来纪念这一伟大学者,该枚银币同时也是“欧洲著名人物”系列之一。该银币成色为92.5%,重量为18.75克,直径为33毫米面额为10欧元,发行量为15000枚。背面为伊拉斯谟肖像,上边缘为伊拉斯谟姓名;正面为尼德兰版图,上方为面额和年号,边缘从左到右分别用荷兰语、法语和德语表示的比利时国名,以及象征欧盟的12颗星星。 赫伊津哈称伊拉斯谟为“圣贤”,说他那精致婉转的灵魂源于对友爱与和睦的渴望和对争斗的反感。自古“圣贤 ”必当如是,其必须给世界带来爱多于恨,带来和谐多于争执,带来更多超越国界、民族、宗派的思路,哪怕经常被现实中人目为虚渺天真。

茨温利生于圣加伦州塔根堡山区威尔德豪斯村一富裕农家。父为村长。曾求学于巴塞尔、伯尔尼和维也纳等大学。1502年重返巴塞尔大学,在人文主义学者韦登巴哈门下深造,开始树立以《圣经》为最高权威的思想,反对天主教教会出售赎罪券。1506年获硕士学位,被封立为格拉鲁斯教堂神父。任职10年间,潜心钻研希腊文、希伯来文、圣经和古教父著作,与D.伊拉斯谟建立通讯联络,并受到J.威克里夫和J.胡斯等人的影响。1513~1515年,他曾数次作为教皇雇佣军的随军神父到义大利作战。

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或译梅兰希通)德意志宗教改革家、人文主义者。生于巴登。原名斯瓦尔兹德。先后就读于海德堡和杜宾根大学。1518年经舅父路希林介绍到维登堡大学教授希腊文。

新教,亦称基督新教,英文Protestantism的意译。是基督教的一派,与天主教、东正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别。包括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而产生的新宗派: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以及随后又从这些宗派中不断分化出来的更多宗派。新教又称“更正教”、“抗罗宗”、“耶稣教”。中国常以“基督教”一词单指新教。

随着15世纪的过去,历史进入了16世纪。旧世界似乎正伴随着新世界的到来而逝去: 罗马帝国的余脉拜占庭帝国业已崩溃;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哥白尼的日心说颠倒了整个宇宙;路德重新塑造了基督教。一切旧世界的根基曾经看起来是何等稳固,而今在变革的风暴中都崩溃了,为一个迥异的新时代的到来扫清了道路。

当时,瑞士人文主义思想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人们期望改革。要求政治上有更大程度的独立,经济上摆脱罗马教廷的剥削。茨温利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以苏黎世为中心,领导东北各州展开了宗教改革活动。1520年他放弃教廷俸金。1522~1525年他在苏黎世先后提出各种政治和宗教的改革主张,得到市民阶层和市议会的支援。1523年提出《六十七条论纲》,同天主教神职人员公开辩论,得到市议会和群众的拥护。1524年 4月茨温利在教堂和安娜·雷恩哈特结婚。此后几年内,巴塞尔、伯尔尼、圣加伦等非常多州都进行宗教改革。在各市、州议会和群众的支援下,瑞士大部分州都归向新教。

他在教学中宣传人文主义思想,以为神学和社会的出路唯有回归于古希腊、罗马和基督。后被萨克森选侯任命为神学教授。

因对罗马公教(即天主教)报抗议态度,不承认罗马主教的教皇地位,故西方一般称基督新教为“抗罗宗”或“抗议宗”。这词源出德文Protestanten(抗议者),最初指1529年在德意志帝国会议中对恢复天主教特权之决议案提出抗议的新教诸侯和城市代表,后衍为新教各教派的共同称谓。主要分布在英、美、德、瑞士、北欧各国及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

今天回望过去,我们几乎无法想象那个旧时代到底是什么样子。看到“中世纪”这个词,人们会联想到一幅阴暗的、哥特式的画面,其中充斥着避世诵经的修士和迷信反叛的农民。一切在现代人看来都是那么怪异。我们是彻头彻尾的民主平等主义者,中世纪的人却看一切都是等级森严的;我们的生活围绕着如何培养、喂养并纵容自我,中世纪的人却尽其所能否定或贬低自我。要对比下去,真是没完没了。可这正是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是理解当时人们之所以那么热衷于神学的语境。宗教改革是一场革命。既是革命,它就是为着某个目标而战,也是为着反抗某些事物而战,而宗教改革所反抗的就是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那么,在宗教改革之前的两个世纪,作一名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呢?

1525年起,茨温利受到来自瑞士新教内部和国外路德派两方面的挑战。苏黎世的激进派不满足于茨温利保守的改革方案而与之决裂,形成再洗礼派。茨温利谴责再洗礼派以及与它有联络的农民战争,主张进行镇压。同时以马丁·路德和布更哈根为一方,茨温利与伊柯兰帕丢为另一方,对圣餐礼的解释发生分歧。前者强调耶稣设立圣餐礼时所说的「这是我的身体」;后者则强调「这表示我的身体」。两派于1529年在马尔堡举行辩论,结果意见未能一致,使得改革派的分裂加深,力量削弱。此后忠于天主教的瑞士西南林区五州结成同盟,在奥地利的支援下,向苏黎世等新教各州联盟进攻。茨温利号召新教各州扩大联盟予以抗击,未果。1531年10月卡匹尔战役中改革派战败,茨温利阵亡,被天主教军分尸焚毁。

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他积极响应,成为路德的得力助手。他主张捍卫圣经权威,把因信称义作为新教的神学基石;反对教皇绝对权威;改革教士独身制度;反对变体说,将弥撒改为圣餐。使路德的思想更加理性化、系统化。1519年出席莱比锡大会,参与路德同约翰·艾克的辩论。次年同卡特林娜·克拉普结婚,生有子女4人。1521年路德幽居瓦德堡,他出而领导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并协助路德翻译与注释圣经。同年出版《教义要点》,系统阐述新教教义,为新教第一本"系统神学"著作。

基督新教重视信徒直接与上帝相通而无须神父作中介;主张教会制度多样化(主要分为主教制、长老制、公理制等)而不赞成强求一律;不承认一些天主教传统教义是有《圣经》根据的,例如炼狱(即涤罪所)、圣餐变体论和玛利亚为天主之母等。

教宗、神父和炼狱

茨温利反对天主教会兜售赎罪券的行为并公开抨击雇佣军制度和反对法国在瑞士招募雇佣军。

1523年路德同D.伊拉斯谟论战时,他倾向伊拉斯谟,怀疑路德的意志论。他反对德国农民战争,反对暴力革命。1529年参加斯拜尔会议和马尔堡会谈,并多次代表路德同J.加尔文派和天主教会谈判。1530年起草《奥格斯堡信纲》,是为路德宗的信仰纲要。1537年参与签订《施马尔卡尔登条文》。

主要宗派有信义会、圣公会、长老会、公理会、卫理公会、浸礼会等。各宗派之间还出现一些思潮流派,如五旬节宗。现代主义派、新正统神学派、社会福音派、基要主义派、个人得救派等。鸦片战争前后,新教相继传入中国。

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条条大路都通向罗马,这不足为奇。耶稣曾对使徒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就是这位彼得,据说在罗马殉道,并被葬在罗马,而教会正是建造在他身上。于是,正如罗马帝国奉罗马城为母亲,奉凯撒为父亲。如今,天主教会的基督教帝国仍奉罗马教会为母亲,奉彼得的继任者为父亲,“爸爸”或“教宗”。与此稍有不同,颇令罗马尴尬的是在11世纪从罗马教会分裂出去的东正教会。然而每家都有一个败家子,其他基督徒都把罗马和教宗看成是不可取代的父母。没有教宗作父亲,就没有教会,没有教会作母亲,就没有救恩。

他强调一切均应以圣经为依据,否认罗马教会的权威,反对出售赎罪券;主张得救唯靠信心,否定炼狱,废除教士独身制,解散隐修院并没收其财产,兴办学校,停止节期斋禁、将弥撒改为圣餐礼、取消主教制,教会牧师由信徒选举。他反对敬拜圣像,提出简化崇拜仪式,以讲道为中心。从宽泛的角度上讲,茨温利的思想和马丁·路德是具有一致性的。但他以为路德的改革不彻底,还保留有中世纪天主教传统残余。

1546年路德去世后,他成为路德宗的领导人,主要进行萨克森教会的组织工作。他首创新教"系统神学"和新教信经。他的圣经注释完全突破了中世纪的框框。他通过编写教材,培训师资,改组柯林斯堡、耶拿、莱比锡、杜宾根、罗斯洛克等大学,更新了德国教育制度。他将德国的人文主义思想纳入了宗教改革的轨道,并力图调和科学和信仰。他还著有多种拉丁文希腊文的语法和修辞教科书。

中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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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温利主张凡圣经无明文规定的,均不足为凭。他倾向理性主义,在圣餐问题上和路德的神祕主义绝不妥协。他以为上帝的旨意是一切的根源,相信预定论,但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应重视道德伦理,不像路德那样只强调因信称义而否定善行的功效,也不像J.加尔文那样走向双预定论。他重视实践,积极参予政治,争取和世俗政权合作实施改革。他以为教会是一切圣徒组成的团体,不侷限于可见的教会,承认教外的义人和婴孩也能得救。在教政体制上,他主张民主选举与地方政权相结合,反对再洗礼派的极端民主倾向。其改教活动和神学思想对后世归正宗有一定影响。

其晚年则充满了矛盾和纷争,与路德宗内部的保守派进行了一系列教义上的争论。他的支持者被称为"腓立派",在神学上采取温和与折衷的立场。去世后葬在维登堡教堂路德墓旁。

基督教新教

簇拥教皇的队伍列队行进

奥门新萄京8522,日前多数学者以为,茨温利的神学思想不是源自马丁·路德,而主要是受韦登巴哈和伊拉斯谟人文主义的影响以及他自个对圣经的认识。在反对天主教的教皇至上和滥用教权,强调圣经具有最高权威等方面,他和马丁·路德基本一致。但他以为路德的改革不彻底,还保留有中世纪天主教传统残余,如崇拜仪式、主教制等。

外文名

教宗被奉为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作为代理人,他就是上帝的一切恩典涌流下来的管道。他有权力按立主教,主教也有权力按立神父。只有这些神职人员才有权柄开启恩典的水龙头。那些恩典的水龙头就是七件圣事:洗礼圣事、坚振圣事、圣体圣事、忏悔圣事、婚配圣事、授职圣事和临终圣事。

茨温利死后,瑞士宗教改革的中心移至日内瓦,其思想和事业为J.加尔文所继承。他生前未及写出较系统的神学著述,身后也未形成独立的宗派。

Protestantism

人们首先是通过接受洗礼圣事被接纳进入教会的,并从而开始品尝到上帝恩典的滋味。然而,圣体圣事才是整个系统真正的核心。只要走进本地的一所天主教堂,你就会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在教堂里,所有的建筑设计都朝向祭坛,也就是要施行弥撒的地方。之所以称为祭坛,是因为在做弥撒时,基督的身体要重新被献给上帝。日复一日,神父把这个“无血的”祭物献给上帝,重复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有血的”献祭,借此上帝对罪的烈怒得到平息。每一天基督都被作为赎罪祭献给上帝。于是,每一天的罪都得到了处理。

主要著作除《六十七条论纲》外,还有《始与终》、《真伪宗教评述》等。

别名

然而,这个献祭过程有所欠缺,基督的身体并没有在祭坛上,神父手拿的不过是饼和酒而已,这一点不是很明显吗?这正是变体说教义的过人之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每个事物都有其“本质”,也有其“偶性”。比如说,椅子的“本质”可以是木头,但其“偶性”就可能是褐色或肮脏。给这把椅子刷一下漆,它的“偶性”就会改变。变体说所想象的正好相反: 饼和酒的质地在弥撒中被转化成基督真实的身体和血,而饼和酒原来的“偶性”未变。这一切看上去那么不着边际,然而有许多故事在天主教各教区流传,足以说服有疑惑的人。这些故事说某人看到了圣餐杯里有真正的血,或餐盘里有真正的肉等等。

基督教,新教,耶稣教

一旦神父用拉丁文说出基督的话:Hoc est corpus meum,变化的时刻就来临了。随后,教堂的钟声响起,神父举起饼。普通信众每年只有一次能吃到这饼(至于那杯中的酒,他们永远也喝不到。要是有哪位笨手笨脚的农民不小心把基督的血洒到地板上,那可怎么办?),他们只要望一眼被举起的饼,恩典就临到他们了。因此,有更为敬虔的人狂热地从一个教堂赶到另一个教堂,只为多望弥撒,从而得到更多的恩典,这就不足为奇了。

经典

支撑整个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体系和思想的是一种可追溯至奥古斯丁的救恩论。准确说来,就是奥古斯丁的爱的神学(这个爱的神学居然会引起如此之大的恐惧是多么讽刺啊!)。奥古斯丁教导说,我们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爱上帝。然而,我们凭本性却做不到,必须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上帝凭“让我们称义”帮助了我们,而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让我们称义”就是上帝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就是恩典的果效,而恩典据说是上帝通过这些圣事倾倒给我们的:上帝通过让我们更有爱心、更公正来“让我们称义”。据此而论,上帝的恩典就是让一个人变得更好、更公正、更公义、更有爱心所需要的燃料;而这种人至终就应获得拯救。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凭恩典得救。

《和合本圣经》(联合教会)

上帝把他的恩典浇灌给我们,以至于我们更有爱,并因此配得拯救,这种说辞经由奥古斯丁说出,听起来或许美妙。但几个世纪以后,这样的思想渐渐蒙上了一层黑暗的色彩。中世纪的神学家以动听、乐观的口吻来谈论上帝的恩典如何工作。他们的口号令人雀跃:“上帝不会拒绝把恩典赐给尽力而为的人。”可你怎么能确知你已尽力而为?你怎么能肯定你是那个配得拯救的人?

信仰

当然,教会的官方教导清楚指出,没有人在死的时候,有足够的公义让他配得救恩。基督徒若不是犯了致死的罪,比如杀人罪,而且没有悔改,那么他在死后还是会有机会,即他的罪会在炼狱中被慢慢地洗除净尽,然后他就洁净了,就可进入天国了。大约在15世纪末期,热那亚的凯瑟琳写了《论炼狱》(Treatise on Purgatory)一书。她在书中生动地描写了炼狱。她解释说,灵魂在那里渴望被洗洁、被净化,直到合乎上帝的要求,因而能够欣然接受惩罚。然而,那些比凯瑟琳更属世的灵魂,一想到几万年乃至几百万年的惩罚,就没那么愉快了。大多数人面对此种前景,没有任何喜乐可言,他们只想很快走完炼狱中的旅程,也想要他们所爱的人很快走过。他们为在炼狱中的人祈祷,也为他们做弥撒,相信上帝通过弥撒倾倒下来的恩典,可直接应用于已经去世或在炼狱中受刑罚的灵魂身上。于是,一整套因炼狱的教导而出现的产业发展起来: 有钱人设立小教堂,请神父专门在里面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幸运受益人祈祷和做弥撒;不那么有钱的人也为着同样的目的联合起来,形成互助会,共同出钱请神父。

三位一体的独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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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义及信经信条

中世纪天主教的另一个方面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圣徒崇拜。欧洲各地到处是圣徒留下的圣迹。这些圣迹之所以重要,不仅有属灵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圣迹往往有圣徒留下的足够多的遗物,这就保证有人源源不断地前来朝圣。这样一来,谁都不吃亏: 朝圣客瞻仰了圣徒遗物,在圣迹收税的人也有了丰厚的收入。在整个中世纪,基督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变得越来越让人望而却步,这种状况似乎让圣徒崇拜兴盛起来,当然也有别的因素。复活升天的基督越来越被看作世界末日的审判者,全然圣洁可畏。谁能来到他面前呢?他肯定会听他母亲的话。于是,当基督退到天上去时,马利亚成了人们赖以接近他的中间人。然而,马利亚也被赋予了很多荣耀,她转而又成了天上的女王,光芒四射,令人无法靠近。照此逻辑,人们又开始向马利亚的母亲安妮祈求,让她向马利亚代求。于是圣安妮崇拜兴起了,吸引了很多人热心敬奉,其中包括籍籍无名的德国人路德一家。不只是圣安妮,天上满是圣徒,都很适合作罪人和审判者之间的中间人。而地上似乎到处都是他们留下的遗物,这些遗物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恩典和功德带给人的物件。当然,有些遗物是否真实,颇令人怀疑。有一个笑话说,在基督教世界的各处有太多“真十字架的残片”,要是加在一起,原来的十字架可就太庞大了,没有人能背得动。但基督能背得动,他毕竟是全能的。

1.核心教义

马利亚和圣徒是给人尊敬的,不是要人来敬拜的。这是当时天主教会的官方说法。然而,对于未受教育的普罗大众而言,这一说法未免令人捉摸不定。更常见的情形是,整个圣徒群体被当作万神殿来对待,他们的遗物也就成了有法力的辟邪物件。怎么能把这么复杂的神学体系教导给不识字的百姓,让他们免于犯拜偶像的罪呢?现成的解决办法是这样的: 哪怕是在最简陋的教堂里,百姓都置身于圣徒和童贞女马利亚的图画和形象中间。这些图像或是玻璃彩绘,或是雕像,或是壁画。这些就是“穷人的圣经”“不识字之人的书卷”。既然无法借助文字,百姓就从图像中学到知识。然而,这一说法未免有点空洞。童贞女马利亚的雕像几乎不能教导人区分尊敬与敬拜。此外,天主教会的礼拜都是用拉丁文来进行的,而百姓大多不懂拉丁文,单从这一点就可看到,教导百姓并不是天主教看为优先的工作。有些神学家想要绕过这一点,他们辩解说,拉丁文是神圣的语言,并因而大有能力,甚至足以给不懂拉丁文的人带来影响。这听起来就不太可能。实际上,在他们看来,百姓不需要听懂才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一种未成形的“默从的信心”就足以让他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了。的确,因为缺乏教导,也就只能这样了。

《圣经》具有最高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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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教运动的重要神学基础是圣经的权威,“唯独圣经”的原则是路德所持守的。在中世纪后期,罗马教会认为圣经与传统是上帝双重源头的启示,两者并行不悖,更不会互相冲突。教会不仅保存圣经的真理,有施教的职权,并且订立圣经的正典;所以,教会的地位是在圣经之上。这些主张正是路德要反驳的。他指出圣经的权威并不是从教会取过来的;相反,教会的地位是靠圣经来确定。[2]虽然教会在历史上制定圣经的正典,但此举只是认可圣经本有的价值,而不是建立圣经的权威性。“人信奉福音,不是由于教会厘定福音的真实性乃是因为福音是神的话。”[3]而神的话是确立正典的至终根据。一切教父的遗训和教会的教义都是为圣经作见证,正如施洗约翰的工作是要领人归向基督一样。[4]同时应该注意,路德并不是抛弃所有过去教会的传统,他所反对的只是与圣经清楚教导相违背的传统。他也努力证明圣经与传统的内在一致性,然而在路德看来,圣经的地位仍是高于传统的。圣经是“试金石”,是“规范中的规范”(norma mormans)

天上的女王马利亚,阿尔布雷特·丢勒作于1511年的木刻版画

因信称义

改革前夜,基督教是朝气蓬勃,还是腐败透顶?

路德对于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的神学教义的提出,与其信仰历程有密切的关系。当路德思考,罪人如何寻获恩待他的上帝?多年修院生涯、补赎的程序、被承诺的应许都无法使路德获得心灵的安息。幸而在修院塔上所经历的神学突为他破带来曙光。[5]人神的关系现今得到重建,这并不是借着善行使人被神悦纳,而是基于上帝的应许,愿意在基督里接纳那悔改的罪人。人蒙称义,罪得赦免,上帝看他正直无过,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在称义的事上,上帝是主动,人是被动的;上帝成就了一切救赎所需要的工夫,满足了一切救恩的条件。所以神的义不是那审判世人的标准,而是赐给世人的礼物,使他符合神的要求,获得永生。路德的新发现,将整个中世纪罗马天主教重视功德善行的救恩观彻底推翻了。[6]路德甚至明言:“只有信心才能使人与上帝结合。”[7]除了上帝便没有信的对象,因为只有他是我们无条件投靠的。这样真诚的投靠上帝,就是永恒生命的开端。[8]路德认为,基督所说:“信的人有永生”是“我们获得称义的基础。”[9]另一方面,“因信称义”这一术语可能易于被人误解,好像路德就是在说,得救所需要的唯一善行就是信仰。但是对路德来说,信仰不是善行。[10]路德认为称义,事实上是“被归给的义”,即一个基督徒是义人又是罪人(simul Justus et peccator)。[11]

你若运气不佳,发现自己和一群研究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同处一室,你若想要活跃一下气氛,那就不妨大声抛出这个问题:“在改教的前夜,基督教是朝气蓬勃的,还是腐败透顶的?”我保证你会引发一场大战。几年前,这个问题几乎不会有人理睬。那时,大家都乐于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在改教之前,欧洲人都在痛苦叹息,盼望改变。他们痛恨腐败的罗马教会加给他们的沉重枷锁。现在这个观点站不住脚了。

信徒皆祭司

历史研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历史研究,毫无疑义地表明,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时代,宗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流行。当然,有人发牢骚也是免不了的,但绝大多数人显然怀着极大的热情委身宗教。与从前相比,更多人花钱为去世的人做弥撒,更多的教堂被建起来,更多的圣徒雕像被树立起来,更多人去朝圣。属灵书籍在有能力阅读的人中间也格外流行,在这类书籍中,有关敬虔和灵修的内容彼此掺杂在一起,就像现今一样。

新教认为既然只凭信心即可得救,那么信徒人人均可为祭司,无须神职人员作为神人之间的中介。此外,信徒还可以互相代祷,每个信徒都有在宗教生活中彼此照顾相助的权利和义务,都有传播福音的天责。这就冲淡甚至取消了神职人员与一般信徒之间的差别。虽然新教的多数宗派仍然保留教务专职人员(牧师等)的指称和封立仪式,但这主要是职务上的标志,不意味着具有颁赐恩典的特权。

人们有宗教热情,这就意味着他们渴望改革。在整个14世纪,各个修会都在对自身进行改革,甚至教宗的职任都经历了零星的改革努力。所有人都同意,在天主教会这棵树上,有几根枯枝和几个烂苹果。诗人但丁在《神曲》中,把教宗尼古拉斯三世和卜尼法斯八世放在地狱的第八层,人们读到这里,每每掩卷而笑。当然,有年老的教宗和神父生活腐败,他们在做弥撒之前就喝醉了。但人们对此还能发笑,这一事实表明教会显得何等稳固、安全,似乎教会对这类言辞和笑声还能够承载得起。他们想要把枯枝砍掉,这说明他们多么爱这棵树。他们如此渴望改革,丝毫也想象不到,或许树干中已经有了致命的朽烂。毕竟,想要有更好的教宗和根本不想要教宗完全是两码事;想要有更好的神父和弥撒与不想要神父职分和弥撒也不一样。但丁不只在他的《神曲》中惩罚了坏的教宗,也给那些反对教宗的人定制了上帝施加的报应,因为教宗无论好坏,都是基督的代理人。在宗教改革的前夜,大多数基督徒的情况就是如此: 他们献身宗教,致力于改善宗教,但不是要推翻宗教。当时的社会所希望看到的只是把人所共知的错谬清除掉,而不是激进变革。

2.信经信条

这样看来,当时的基督教是朝气蓬勃的,还是腐败透顶的?这是错误的对立说法。在宗教改革的前夜,基督教无疑受人欢迎,并且充满活力。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是健康的,或合乎圣经。实际上,如果所有人所渴望的正是宗教改革即将带来的那种变革的话,那就等于是说,宗教改革只不过是一场顺其自然的社会运动,是一场道德上的清理而已。改教家们一直以来否认这一点。那不是一场道德层面的改革,而是直指基督教核心的挑战。他们声称上帝之道闯入了这个世界,并要改变这个世界。这场改革出乎时人预料,也与他们的想法格格不入。那不是人手所能做的工作,而是神圣的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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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教权

基督教新教保留、沿用早期教会所传承下来的四大信经,包括: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迦克顿信经和亚他那修信经。

宗教改革或许不是当时人们所期望的,大多数人只满足于小范围的改革。然而在中世纪的晴朗天空中,黑云开始出现。一开始只是巴掌那么大,没人在意,但那却是预兆,预示着天穹即将塌陷,砸向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

此外基督教新教也在各地宗教改革的过程中建立了各种宗派,各宗派也形成了一系列自成体系并完善整全的教义体系。其中较为著名的包括:《海德堡要理问答及解答》,《比利时信条》,《多特信经》,《威斯敏斯德信条》和《威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12]

第一朵云出现在罗马上空。1305年,波尔多大主教被选立为教宗,然而他却由于各种原因不愿迁居罗马。当时人们期望教宗住在罗马,而这位大主教却选择把教宗总部设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农。法国国王得知后非常高兴:身为法国人的教宗住在法国境内,真是太方便办事了。那么,如果选出的下一位教宗也是法国人,而且他也选择住在阿维农,该不会有人感到意外吧!事实上,下几任教宗果真如此。法国以外的人可没那么兴奋。相反,他们把这种情况称作“教会被掳巴比伦”。教宗应该是罗马主教,而罗马教会是众教会的母亲。然而,这些住在阿维农的人真的是罗马的主教吗?就这样,基督教界开始对教宗职分失去信任。

二、新教起源  

七十年以后,罗马人再也忍无可忍了。教廷毕竟曾是罗马的尊严的最大来源。于是,当1378年枢机主教团正在罗马开会准备选举下一任教宗时,民众把他们包围起来,要求他们选出一位合适的意大利人来作教宗,而且最好是罗马人。受惊吓的枢机主教们让步了。然而,选出的新任教宗刚愎自用,争强好胜,枢机主教们见此后悔莫及。许多人说这场选举结果无效,因为它是在受人胁迫之下达成的。于是他们又选出了另一位教宗,仍然是法国人。可先前选出的那一位教宗身体状况良好,他拒绝逊位。这样就出现了两位教宗,彼此自然要把对方逐出教会。结果出现了两个神圣父亲,这就需要有两个母教会。

1.早期改革先驱

整个欧洲在拥护哪一位教宗的问题上出现了分裂。法国当然支持那位法国人教宗,英格兰则本能地拥护另一位。这种情况不可能持久,于是相关人员召集了一次公会议,期望结束混乱局面。这次会议所达成的解决方案是罢免现任的两位教宗,同时再选出一位新教宗。然而,让两位教宗逊位谈何容易。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三位教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分裂”。大分裂的局面后来被更有实力的康斯坦茨公会议解决了。康斯坦茨公会议从1414年一直开到1418年。这次会议成功地让三位教宗中的两位同意辞职,而住在阿维农的第三位教宗拒绝辞职。于是会议宣布罢免他,另选出一位新教宗来代替前面那三位。除了一小部分人仍然支持阿维农的那位教宗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位新教宗。分裂局面结束了,但它却造成了一场权柄危机:教会的最高权柄在哪里?在阿维农还是在罗马?既然公会议确定了哪位教宗才是唯一合法的教宗,那么是否公会议拥有高于教宗的权柄呢?分裂局面结束之后,权柄危机还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康斯坦茨公会议宣告公会议的权柄高过教宗,而此后的几任教宗却拼命反对这个说法。这么多人你争我夺,普通基督徒又如何能知道上帝的旨意?

以罗马教宗为核心的公教会是整合中世纪西欧的“大传统”,但在此之外,各民族或各地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小传统”。当他们在教义或组织上表现为对“大传统”的反动之时,异端裁判所便将其裁定为异端。从13世纪起,异端裁判所就频繁地在西欧各地追捕异端。而进入中古晚期后,民族主义的潜流已经形成,所谓“异端”日益与民族自决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引起教会更大的震荡。分别以威克里夫和胡斯为首的异端运动,就发生在西欧公教文化圈的边缘地区,即英国和波西米亚地区。[13]

同时,有好几任教宗住到别处,罗马城因而日渐衰败了。这是羞辱,但还不只是羞辱。罗马若是基督教界各处所仰望的荣耀的母亲,她就不会成为破败之城。若要恢复她昔日的地位,就需要让她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荣耀,要让整个欧洲都为之赞叹。在此后的一个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历任教宗把一大批璀璨明星都拉进了他们的轨道: 弗拉·安杰利科、戈佐利和品杜里秋都曾接受过教宗聘任;拉斐尔被委任来梵蒂冈修饰教宗的私人宅邸;米开朗基罗来修饰西斯廷教堂;布拉曼特来重建圣彼得大教堂。这一切辉煌盖世,但花费之高令人咋舌。教宗到处筹款,百姓开始抱怨,说教宗似乎对他们的钱袋子比对他们的灵魂更感兴趣,又说那些艺术类玩意儿看上去更像是异教的东西,而不像是基督教艺术。重修圣彼得大教堂所带来的恶果,远超过教宗最可怕的噩梦,因为它将激发马丁·路德的怒火。

英国作为欧洲大陆的离岛,与罗马教宗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1351年,英国与议会制定《圣职委任法》,规定主教及其他教职的选举不受教宗的干预。1353年又立法,禁止“擅自行使宗教司法权”,禁止国民向英国国境外上诉,违者剥夺公民权。这些法令虽然未必有效实行,却清楚地表明了英国的民族主义精神的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威克里夫提出的教会改革理论,旋即与动荡的政治局势接合在一起,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14]

此外,罗马城开始弥漫腐烂的气息,加上表面的浮华,俨然就是那个时代的拉斯维加斯。尤其是在博尔贾家族统治下更是如此。1492年,罗德里戈·博尔贾只采取了简单有效的一步,就收买了足够的选票,被选为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于是,一段让枢机主教们难堪的教宗执政岁月就此开始了。新教宗有多个情妇,为他生了许多孩子。据说,他还和他的一个热衷举办宴会、戴毒戒指的女儿卢克蕾齐亚生了一个孩子。人们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习惯于在梵蒂冈举办宴会,并且毒杀枢机主教。他的所作所为没有给神圣父亲这一职分树立一个好榜样: 他的继任者好战的尤利乌斯二世在诸多方面也是前任的那种“爸爸”。尤利乌斯的继任者利奥十世则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当然,教宗职分此前也曾有过低谷,但当教会处在权柄危机中时,失去人们的敬重实在糟糕。

威克里夫认为,教会不应以教宗和枢机主教们为核心,上帝的全体选民才是其核心。教会唯一的领袖是基督,而不是教宗。威克里夫并不直接反对教宗制(papacy),但是,他从《圣经》中引经据典,认为教宗应该接受《圣经》中所要求的教会领袖的标准的考裁。也就是说,教宗必须像彼得一样纯朴、虔信和努力,而不是热衷于权力和财富。否则,他就不是上帝的选民,更不能担任教会的领袖。

伊拉斯谟与古腾堡印刷术

波西米亚与英国分属欧洲两极,但1383年波西米亚公主嫁给英国国王,两国交往开始加深。波西米亚的人口由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组成。虽然布拉格是一个独立的大主教区,但实际上德国在此却有着显著的影响。波西米亚人希望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在15世纪初罗马与阿维农的两个教宗而引起的教会大分裂中,波西米亚人希望摆脱德国人的影响,在两个教宗之间持中立态度,但波西米亚的德国人却希望继续支持罗马教宗。民族之间的冲突通过宗教的形式反映出来。1410年,胡斯遭到德国人布拉格大主教的绝罚。而这又激起了波西米亚人更大的义愤,甚至烧毁教宗的绝罚通谕。

另一朵云在阿维农上空成形。它的出现或许没有什么令人惊奇之处,可它看上去却是最无辜的一朵云。它与住在那里的教宗没有太大关系。这是因为在阿维农住着一位名叫彼特拉克的年轻人。他在那里不仅成长为一位诗人,还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古典文学学者。到14世纪30年代,彼特拉克开始相信历史包含两个阶段:一个是辉煌的古典文明和古典文化时代,另一个是他所称作的无知野蛮的“黑暗时代”。在他看来,“黑暗时代”起始于罗马帝国衰亡的5世纪,一直持续到他自己所在的那个时代。然而,彼特拉克也梦想着未来的第三个时代(想必这个时代将会由购买彼特拉克着作的人所开创),届时古典文明将得以再生。

2.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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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词来自法文,现在普遍被用来指称14-15世纪发生在意大利的文学和艺术上的复兴。[17]意大利文艺复兴世界观的核心就是要回到古代的文化辉煌,而把中世纪的思想成果加以边缘化。文艺复兴的作家并不看重这些思想成果,认为它们与古代的成就相距甚远。在文化中存在的这种情况在神学种也同样存在:他们认为古典晚期的思想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在风格上都超过了中世纪的神学作品。确实,文艺复兴可以部分地看作是对北欧大学把文学院和神学院关联在一起的思想路线的反动。处于对经院哲学所用语言和讨论的技术性的反感,文艺复兴的作家们把它们一并抛开。在基督教神学方面,通向未来的关键就在于直接地面对圣经文本和教父时期的著作。

彼特拉克有一班追随者,他们开始被称作“人文主义者”。他们期待古典文化的再生,并因此兴奋不已。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终结这个“黑暗时代”或“中世纪”。他们以优美的古典文学和文化为武器,来围攻他们那个时代的无知。而“回到源头!”就是他们的战斗口号。这种状况对于教宗统治的罗马来说相当不幸,因为罗马教会正是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成长起来的,而新学的光芒绝不会对她客气。

文艺复兴中的思想主流通常被称为“人文主义”(humanism)。人文主义是一种文化教育方面的运动。人文主义的核心因素就是要回到古罗马和雅典时期西欧文化的原初资源。这个运动在神学上的对应就是直接回到基督教神学的基础资源上,主要就是指新约。这个运动被证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带来的最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对圣经作为神学之根源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性给予了新的评价。随着对圣经兴趣的增加,人们越来越明显地认识到,这个现有资源的拉丁译本是有缺点的。在这些拉丁译本中最有名的就是武加大译本(Vulgate),它是在中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圣经拉丁译本。旧约圣经最初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其中小部分用的是亚兰文);而新约则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武加大译本”为那些懂拉丁文的人提供了一个拉丁语的译本,但这个译本的可靠性不久就受到质疑。

罗马教宗的权力主要由“君士坦丁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来支撑。这份文件据说是4世纪时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写给教宗的,上面记载,当君士坦丁把首都由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时,他把罗马帝国西半部的统治权给了教宗。中世纪的教宗声称他们对欧洲有政治上的统治权,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教宗高于君王。然而,一位名叫罗伦佐·瓦拉的人文主义者对这份文件进行考证时,凭借其深厚的拉丁文功底,看出它实际上是用8世纪——而非4世纪——时的拉丁文写成,且是8世纪的文风。这份文件是伪造的。1440年,瓦拉把他所发现的秘密公之于众。这就等于拆毁了教宗的一项关键声明赖以成立的基础。不仅如此,这还让人们对教宗的一切声明开始产生怀疑——还有什么其他传统信条可能是伪造的呢?

人文主义者的研究揭示出武加大译本和它翻译的原文本之间存在着令人遗憾的差别,因此开辟了随后的教义改革之路。正是处于这个原因,人文主义对于中世纪神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它证明了这个圣经译本的不可靠性,并因而似乎表明基于其上的神学的不可靠性。随着人文主义者在这个译本中揭示出一个又一个错误,经院哲学的圣经基础似乎趋于崩溃。

瓦拉最伟大的遗产还是他所着的《新约注释》(Annotations on the New Testament)。这本书是把他生前未曾出版的笔记搜集起来编纂而成。从这些笔记可以看出他受过很好的希腊文训练,他借此指出天主教会的官方武加大译本存在错误。但由于在他活着的时候,这些笔记并未出版,因而他从未看到他的思想产生的影响。瓦拉死后,新一代人文主义者出现了,其中最伟大的一位就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他发现了瓦拉留下的笔记手稿,将其编辑出版,并进而使用它们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后来成为反击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最有力的武器。

3.路德宗成型

1516年,伊拉斯谟回到信仰源头圣经,出版了新约圣经的希腊文版本,他在希腊文旁边也列出了拉丁文译文,但他列出的不是天主教的官方译本,而是他自己翻译的经文。伊拉斯谟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促使教会做出某些道德上的改进。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本希腊文新约圣经会给罗马带来伤害。事实上,他甚至把这本新约圣经题献给当时的教宗,教宗还满怀谢意地回信表达感谢,并大加推荐。但教宗的回复未免过早。因为每逢伊拉斯谟的新约与官方的武加大译本不同,就会牵涉到神学上的差异。例如《马太福音》4: 17中耶稣的话,武加大译本译作“……行补赎”,而伊拉斯谟则译作“……要悔过”,后来的版本译作“改变心意”。伊拉斯谟若是正确的,那么耶稣实际上就没有像罗马天主教那样教人去行外在的补赎,而是说罪人需要内在的改变心意,远离罪。罗马天主教若对这节经文解读有误,那还有其他什么是她解读错的呢?那她还有什么属灵权柄呢?伊拉斯谟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就是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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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封建制度下的西欧,社会危机和教会危机激化。一些民族王侯和市民阶层对现状不满,下层人民苦难更为深重;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威信明显下降,教会内部的改革派已多次发难。路德在大学时期已对当时的世事和教会景况感到苦闷。他在修院虔修和钻研神学、哲学理论时,悉心探讨释除苦闷的真谛,但自觉毫无收获。当他为解除自己“心灵之痛苦”寻找“蒙神赦罪而得救赎”之路时,认识到传统教会要求人们履行的礼仪和善功,并无助于人们解除这种深沉的内心苦闷,经院神学亦只能引领人的心灵走入死胡同。他对中世纪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人物如维廉·奥康、J.胡斯等虽有所向往,并受到人文主义者如D.伊拉斯谟等的影响,但尚无意反对传统教会和教皇体制。后人多认为,在这段时期内,他已形成因信称义命题的基本内涵。这一命题的主旨为:灵魂得到拯救的人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不在于本人自己善行所积下的功德,而在于上帝的恩典和人对上帝的笃诚信仰。当时教会宣称,教皇哄骗信徒们说购买了赎罪券无论犯了多大的罪,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路德的因信称义命题,正是针对这种说法的神学依据加以抨击。教皇利奥十世以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名,派教廷大员到德意志各地兜售赎罪券聚敛资财。不少诸侯及市民阶层对此甚为不满。一向赞助路德的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希不许在萨克森选侯区兜售赎罪券,但在萨克森公国并未被禁止,而事实上兜售活动已深入维登堡附近。对此,路德于在1517年10月31日(一说11月1日)以学术争论的方式在维登堡城堡大教堂的大门上张贴出了“欢迎辩论”的《九十五条论纲》。论纲以神学论辩的笔调写成,语气甚和缓;仅指责某些教会弊端而无意攻击教会本身,在第71条中还明确肯定教皇的赦罪权。论纲认为:告解圣事的中心是悔改,而不是向神父认罪;肉身的苦修和禁欲,若无内心的忏悔便毫无用处;靠积累功德赎罪也无益,只有基督的功德才能有助于赦罪;教会的“功库”只在于上帝通过取得基督施行救赎恩典的福音。其因信称义主张在论纲中并未提出。然而,论纲已使赎罪券在德意志各地销路大减,有些地方已无人购买。路德此举得到各阶层支持,同时也触怒了教廷。

伊拉斯谟,暗夜里的腐朽。德西德里乌·伊拉斯谟

1520年路德的伟大成就是发表了三篇论著《关于教会特权制的改革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20]、《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Babylonish Captivity of the Church)[21]伊拉斯谟,暗夜里的腐朽。和《论基督徒的自由》(On Christian Liberty)[22],公开提出教皇无权干预世俗政权。宣称教会如果不能自己进行改革,国家政权应予挽救,并将罗马教会称为“打着神圣教会与圣彼得的旗帜的、人间最大的巨贼和强盗”。他认为:教皇不是圣经的最后解释人,信徒人人都可直接与上帝相通而成为祭司,无需神父作中介。然而此问题又背出了多个对圣经不同之解释本,而路德对此通通打压, 因此又有抨击者说他其实是把解释权改为由他自己所拥有。

人文主义者的学术活动挑战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与此同时,他们追随彼特拉克,倾向于批判当时的神学家。在这些人文主义者看来,神学家似乎只对那些最晦涩和无关痛痒的问题感兴趣。比如:“有多少天使可以在针尖上跳舞?”或者“上帝能否变成黄瓜,而不是变成人?”邓·司各脱被认为是这种思维方式“微妙”的神学家的代表,在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看来,他简直就是蠢人的典型。凡是追随他的人也都被嘲笑为“邓人”。

由于路德坚持自己的观点,教皇正式宣布开除路德教籍的通谕。路德在诸侯和市民的支持下决定公开对抗,写了《反对敌基督者的通谕》一文,并于12月10日当众烧毁教皇通谕及一些教律。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为了在政治上与法国抗衡,希望得到教皇的支持,反对路德的改革。因而在1521年帝国会议上,决定执行教皇通谕,给路德判罪。但由于与会诸侯的反对和路德本人在被审讯时的强硬态度,会议最终决定先放路德离去,然后判罪并下逮捕令。路德在归途中,萨克森选侯以拦劫绑架方式把他送进瓦特堡加以保护。路德在瓦特堡隐居期间,致力于圣经的德语翻译。这时,路德的拥护者已经行动起来,宗教改革运动如燎原之火,迅猛发展。

神学家们于是成了人文主义者笔下讽刺文学的主角。1513年,尤利乌斯二世去世,次年,坊间就开始流传一份小册子《尤利乌斯被拦在天堂门外》(Julius Excluded from Heaven)。伊拉斯谟从未承认这本小册子出自他的手笔,可是我们手头就有一本这种小册子的复印本,其笔迹是伊拉斯谟的,印证了大家的猜测。根据这本小册子的描述,尤利乌斯来到天堂大门外,像平时一样穿戴整齐,顶盔贯甲,蓄着他那标志性的大胡子,这是他当初发誓要向许多仇敌复仇的证据。他知道他可能会遇到拦阻,他带着一位身材魁梧的侍卫,若有必要的话,侍卫可以狠砸大门。然后,守门人彼得让尤利乌斯看上去显得愚蠢自负,随后,故事的结论就是书名预先表明的。到最后,教会和神学家成为人文主义者的笑料,其实这还算不得什么。这个笑话所清楚表明的东西才更重要,那就是,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探求真理的不同路径已经开始挑战教会的权柄: 学者会不会比教宗更了解真理?罗马和她那班神学家是不是错了?

4.改革宗的创始者:从茨温利到加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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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人文主义者的学识只留在象牙塔里,那他们搅动起的争议倒也无关紧要。但技术的发展却似乎与他们一拍即合。1450年前后,古腾堡发明了第一台印刷机。到了15世纪80年代,印刷所在欧洲各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时候,书籍可以很快被成批印制出来,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知识的传播更快了。印刷出来的第一本书就是古腾堡拉丁文圣经,这一点意义非凡:真道广传的时代已然来临。

诸多因素入人文主义的兴盛、地方自治的传统、处在各大国的交错地带、商业城市对于罗马教廷的反动,共同构成

本文摘录自《不灭的火焰——宗教改革简史》,[英]里夫斯 着,孙岱君 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有删节。

瑞士以小小之国却成为宗教改革重地的原因。最早领导瑞士宗教改革的人是茨温利。对于教会崇拜的礼仪,他否认善工具有救赎价值,认为圣徒无法为众人在基督面前代祷,隐修誓愿没有约束力,炼狱也不存在等。而这些都恰恰是罗马公教的教会实践基础。关于教会,他认为基督是教会的唯一元首。对具体的教会组织而言,最终的权威属于基督教社团;而在实践层面,这一权威是由正当组织起来的政府机关照《圣经》来加以施展。茨温利对于崇拜礼仪与教会组织改革的看重,后来为加尔文所特别发挥,成为“改革宗”的重要特征。[23]

茨温利在苏黎世的改革,很快在瑞士得到响应。但由于对于圣餐观上的认识与路德产生极大分歧,因此在与路德的争论中使得瑞士改革失去其德国盟友。1531年,在与公教联盟作战的卡佩尔(Kappel)战争中,茨温利阵亡。其后,瑞士宗教改革的中心便转移到日内瓦,在加尔文那里,宗教改革发展出另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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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于1536年3月写成了著名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一书。此书出版刚四个月,便因此被人引荐给当时日内瓦的宗教领袖威廉·法雷尔(William Farel),后者诚意使加尔文留在日内瓦,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改教家生涯就此开始。[24]后因改革过程中引起当时掌控政府的资产阶级的不满,被驱逐出了日内瓦。

加尔文于1541年回到日内瓦,他最先开始的一项工作是撰写一套《教会律例》(Ecclesiastic Ordinances),加尔文对于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还表现在他对教会组织的改革上。可以说,加尔文开创了由地方教会会中选举教会神职人员,以共和制管理教会的先例。1559年,他开始创办“日内瓦学院”(Geneva Academy)。该学院很快成为改革宗的大本营,培养出大批的改革宗人才,成为荷兰、英格兰、苏格兰、德国和意大利改革运动的中坚,随着新清徒进入美国,它又影响到美国的宗教和政治。加尔文作为唯一的“国际宗教改革家”,对现代历史和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5.英国宗教改革:圣公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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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陆的情况相比,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走的是一条多少有些不同的路。尽管在教会内也存在着一定的改革压力,但改革的重要力量则来自于1509年登上王位的亨利八世。亨利在位期间逐渐地表现出他在趋向这样的政策,即在英格兰用他自己的权威来代替教皇的权威。创建英国国教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亨利似乎并不太在意教义或神学,而是倾向于关注宗教与政治权利之间的实践关系。他任命克兰麦(Thomas Cranmer,1489-1556)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为英国教会带来了至少某种程度的新教影响。

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其子爱德华六世继承王位。因年幼,真正权力掌握在他的大臣手中,他们都具有极强的新教倾向。直至1553年爱德华去世,继任者玛丽·都铎(血腥玛丽),她对于天主教非常同情。她采取一系列行动来压制新教,试图恢复天主教,并于1556年在牛津公开烧死了克兰麦。克兰麦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位置由波勒(Reginald Pole)接替。在玛丽去世的1558年,天主教还没有完全恢复。

在伊丽莎白一世继承王位后,她一方面想要同事安抚新教和天主教,另一方面又能让王后对宗教事务具有至高权利,因此采取所谓“伊丽莎白方案”(1558-1559)把英国教会建立成一个改革的主教制教会,它具有大量新教的信仰条款和更多的天主教礼仪。这也是后来圣公会的一大特征。

1559年,英国建立以坎特伯雷大主教为最高宗教领袖的主教团。1563年,英国国会通过《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标志着自上而下发动的宗教改革的完成,圣公会最终形成。此后英国宗教才进入较稳定的局面。[25]

6.英国的清教运动

英国国教会确立下来后面临的第一波更深层次的宗教改革浪潮是清教运动(Puritanism)。清教得名于“清洗”或“洁净”,是指16、17世纪要求对英国国教会作进一步改革的新教徒,他们对国教会中残留的大量罗马公教的因素不满,提出对教会“清洗”或者“净化”的主张,代表着将英国的宗教改革向大陆方向推进的力量。清教即这些清教徒的信仰和实践的总和。清教也可称为一种宗教迁移现象。这些清教徒在玛丽女王复辟罗马公教时期,不得不流亡欧洲大陆,受日内瓦、苏黎世的深刻影响。当伊丽莎白执政时,他们又回到英国,开始试图以大陆的宗教理解和教会模式来改革国教会。

由于清教运动所倡导的改革破坏伊丽莎白所一直努力维持的和平局面,因此遭到伊丽莎白的反对。在清教内部,对于如何处理自己与国教会之间的差距也产生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改良”路线,即继续留在国教会内,但尽量把清教的组织、仪式和制度引入国教会中,并等待政府采纳意见,对国教逐步进行修改;另一种是“革命”路线,即彻底从国教会中脱离出来,自己建立符合《圣经》教导的教会,后者在历史上被称为“脱离派”(Separatist)。按脱离派的教会观,可以否认英国国王对教会事务的最高辖权,因而它可能在政治上导致严重后果。1592年,英国国会颁布法令,规定凡是就女王对教会的统治权提出异议,或不上教堂,或参与采用非法崇拜仪式的“秘密集会”者,一律处以流刑法。这样,脱离派又不得不流亡欧洲。

1603年,詹姆斯一世即位成为英国国王。他于1604年主持召开有圣公会主教和清教徒参加的会议。他接受清教徒的要求,批准翻译《圣经》新译本,1611年译成即著名的“英王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但他的宗教政策的主调是反清教的。不少英国清教徒流亡他国,这一期间,清教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前往美洲,1620年在普利茅斯(Plymouth)开辟殖民地,此后清教对美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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