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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522:殷海光与徐复观,跨过民主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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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原名殷福生,出生于湖北黄冈,是我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他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金岳霖先生,曾任教金陵大学、台湾大学等高校,著有《思想与方法》《论认知的独立》等作品,被誉为台湾自由主义开山人物,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自由主义者。1949年,殷海光去了台湾,于1969年病逝在那里。人物生平 沉浮人生奥门新萄京8522 1殷海光 殷海光原名殷福生,1919年12月5日出生在黄冈回龙山镇(今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殷家楼村。 7岁随父母搬到本县上巴河镇居住。 13岁那年,他由其伯父、辛亥革命志士殷子衡带到武昌,入武昌中学念书。 16岁那年,他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7岁念高中二年级时,就在正中书局出版了一部长达40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 1938年秋,在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帮助下,殷海光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4年之后,又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专攻西方哲学。 1944年,他投身抗战,去印度学习军用汽车驾驶技术。 1945年,转业到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 1946年秋,他被同乡陶希圣拉入国民党阵营,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走了一段弯路。 1948年11月4日,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猛烈抨击豪门贵族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受到蒋介石的怒斥,并险些丢职。 1949年3月,殷海光随《中央日报》到台湾,仍任该报主笔,代总主笔,同时兼任《民族报》总主笔。同年5月12日,殷海光又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说跟随蒋介石逃台的军政人员为“政治垃圾”,又一次触怒了蒋介石,受到国民党的围攻、批判,并被迫离开《中央日报》,去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自此,殷海光脱离国民党阵营,并转变成自由主义者。 1949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任编委兼主笔。这个杂志的发行人虽为胡适、雷震,因胡适不在台湾,雷震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真正的灵魂人物却是殷海光。他用言论、思想给《自由中国》杂志导航,使该杂志发行量扶摇直上,热销海内外。 抵达台湾 到台湾后,殷海光极其关注政治和人民大众。他认为,一个学者如不关心民族的前途,不关心人民疾苦,即使受过最好的教育,也不够格称知识分子。一个有血性的读书人,应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应有正义感,应敢说真话。 他看到蒋氏父子逃台后,仍用在大陆上的一套办法统治台湾人民,并滥杀无辜,大搞白色恐怖,心中无比愤恨。他以学者的身份,举起民主、科学的两面大旗,与台湾当局进行对抗。他以《自由中国》和香港《祖国》周刊为阵地,奋力揭露台湾的黑暗政治,抨击蒋氏父子的恐怖统治和种种不法行为。 从1949年底起,蒋介石一天到晚叫喊要“反攻大陆”,说“反攻”在某年某月一定能够实现,并将“反攻大陆”定为当局的“基本国策”。当时,整个台湾没有人怀疑,更不用说去碰蒋介石的这一“基本国策”。殷海光研究了蒋介石历次叫喊的“反攻大陆”口号后,感到十分荒谬、可笑,并斗胆在《自由中国》上撰写了《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将蒋介石欺骗台湾人民的这一假把戏予以彻底拆穿,并预言台湾终将与大陆和平统一。又如,蒋介石1960年第二次“任期”届满,为了将来传位于子,他用尽各种卑鄙手段谋求“三连任”。殷海光对此十分愤慨,连连在报刊上撰文反对,揭露蒋氏父子在“三连任”上干的种种行为。 另一方面,殷海光看到台岛知识分子大多处于麻木的“冬眠”状态,便利用开座谈会、写文章、出书等形式,积极引介哈耶克、卡尔巴柏等哲学新思潮,大力宣传罗素哲学和“五四”精神,对广大知识青年及人民大众进行思想启蒙,鼓动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勇敢地起来与专制、独裁的统治作斗争。因而,他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人民,特别是青年们最崇拜的精神领袖、抗暴旗手、民主斗士、启蒙大师。 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并着力从中寻找自由民主的精神传统,并与论敌新儒学大师徐复观握手言和,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文化论战。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大精神事件。殷海光妻子后人奥门新萄京8522 2殷海光与家人 殷海光的妻子名叫夏君璐,出生1928年,比殷海光小九岁。夏君璐出身名门,父亲夏声追随孙中山,参与辛亥革命。1945年,两人一见钟情,随后分隔两地。1949年6月3日,夏君璐抵台,与殷海光重逢。1953年10月25日两人结婚。 殷海光除了还有几位远房侄孙们外,什么亲人也没有了。他在上巴河的老家,仍有3间旧瓦房,但产权早已收归公有,由公家出租给当地居民住着。殷海光和徐复观奥门新萄京8522 3殷海光 他们两人的价值观可谓南辕北辙,分属两个不同的思想阵营,一个是服膺于新儒家的传统,一个遵循于五四的路径。徐复观是激烈地爱传统,而殷海光恰恰是激烈地反传统。他们又都是眼睛里容不得半粒沙子的人,所以两人要么彼此一想起对方,就涌起一股厌恶的情绪,要么便是彼此大谈大笑,谈笑得肆意猖狂。 殷海光与徐复观两人正式的决裂,是由于殷海光在《自由中国》写了一篇攻击牟宗三、唐君毅的文章。这篇文辞激烈的文章痛骂新儒家,让徐复观看后十分生气。徐复观也就在《民主评论》上狠狠地回敬了一篇。徐的文风辛辣尖刻,整个文字里有股咄咄逼人的气势,所以他也对殷海光说了一些过头的话。 殷海光从此与徐复观来往渐少,但他对徐过去的感情还是在的,他常常向别人说:“台湾有两个人死不得,一个是张佛泉,一个是徐复观。”他在看到徐复观的《文化与政治》、《为生民立命》这类短文章时,曾特别鼓励学生阅读,并要学生来看徐复观。 由于胡适说了“东方文化没有灵性”的话,引发了1960年代末台湾文化思想界著名的中西文化论战。殷海光对胡适并没多少敬意,当徐复观与《文星》的李敖骂战时,根本没想到把战火烧到他身上。 后来因胡适意外去世,徐复观想把战火熄掉,但李敖却不肯善罢甘休。因为《文星》作者很多是殷海光的学生,大家怀疑背后总指挥是殷海光,战火由此直接烧到殷海光身上。徐复观由于性格激烈,在论战中一马当先,所以殷以为徐是有意攻击他。两人身处不同的阵营而身不由己,由此结下恩怨,相互成为论敌。 殷海光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并着力从中寻找自由民主的精神传统,并与论敌新儒学大师徐复观握手言和,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文化论战。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大精神事件。

跨过民主的门坎

2014/01/15 | 李金莲| 阅读次数:6313| 收藏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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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岁末,台湾书市在一整年的不景气和衰微之后,交出规模宏伟的一套三卷《百年追求》。这套书有一副题“台湾民主运动的故事”,清楚标举出两项主题:一是台湾追求民主的历史过程;二是讲一个简单明了、动听的故事。

三卷分别以时序分成三个阶段:日据时期、《自由中国》时期、党外时期。三位作者陈翠莲、吴乃德、胡慧玲,抛开学术框架,通过大量的日记、书信,铺陈历史的发展,以及个人在历史关键时刻的身影、产生的作用。

“民主”的概念来自古希腊,现今西方国家多以民主作为国家体制,政党竞争也发展纯熟。但在蕞尔台湾或世界上诸多新兴地区,要建立民主制度并非唾手可得,在掌权者的压制下,必须历经苦心追求,牺牲众多人的青春和生命,方得些许成果。

首卷《自治的梦想》,叙述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社会精英被迫接受殖民教育,却因此与西方思潮衔接。

1920年后,对于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差异、殖民施政的不公平、民主自治的启蒙等思想,在台湾渐渐萌芽,社会精英开始以发表文章、创办杂志、公开演讲、组织团体等方式,与日本统治者周旋抗争。此为台湾追求现代化的起步。

本书一开始,即是十分戏剧性的场面。在东京日本长官款待的宴席上,台湾留学生被要求“感谢天皇恩泽”,此时,他们竟勇敢站起来,高喊:反对差别待遇、反对同化政策。这是台湾青年学生第一次公开反抗,到1945年二战结束的20余年间,林献堂、蒋渭水等人,为追求自治的梦想,一一跃上历史舞台。

综观台湾这第一波民主运动,是以反抗殖民、要求议会自治为基调,大体而言,分成温和派和较为激烈的左翼两个主轴。前者属林献堂、蔡培火等人;后者以蒋渭水为代表。

林献堂是日据时期民主运动最具影响力之人,他是雾峰林氏望族的少爷,衣食无虞,却穷一生之力,参与政治,力谋改善台湾人的地位。在他的金援下,创办了《台湾青年》杂志,持续批判殖民政策,并主张建立台湾议会,向殖民政府争取自治。

而1921年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则促使年轻医生蒋渭水,成为台湾民主运动史上活跃的领导人。该协会在蒋渭水领导下,由温和主张转为鼓吹社会主义,四处举办演讲及读书会,吸引大批青年加入,并组成台湾历史上的第一个政党:台湾民党,该党遭日警解散后,蒋渭水郁郁不乐,染病骤逝,得年40岁。他的死,也预告了日据下台湾民主运动的结束。

书末,日本战败,国府接收台湾,不幸发生“二二八事件”,林献堂以养病为由,离台赴日。蒋介石来台后,多次派人赴日说服他回台,林以危邦不入为由,始终未点头,1956年病逝于他终其一生反抗的日本,为这一阶段的台湾民主运动,留下令人嗟叹的最终章。

奥门新萄京8522:殷海光与徐复观,跨过民主的门坎。第二卷《自由的挫败》,畅论追随国民党来台的“外省”精英,甫落脚台湾,旋即成立自由中国社,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以办刊物、写文章的书生论政,表达对政局的意见,并勾画民主蓝图。

这些“外省”精英中灵魂人物当推雷震,另有胡适、殷海光等人。他们对国民党忠诚,对民主政治怀抱信仰,雷震的实践力更异乎常人。作者吴乃德一言以蔽之,认为《自由中国》是“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民主派所自动构筑的反共思想防线”,可见虽然该刊挑战当权者禁忌,但与蒋氏政权却关系密切。

然而,随着蒋介石的党国权力在台湾日渐巩固,双方开始产生冲突,原为蒋氏左右手的雷震,失去龙宠。1953年后,杂志的批判火力越加强猛,它们倡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揭穿“反攻大陆”的神话、鼓吹言论自由、检讨台湾的外交策略、劝谏蒋介石不可违宪连任等议题,种种对国民党的挑衅之举,成为封闭威权时代的一缕孤独杂音,但也惹得蒋介石痛骂雷震“王八蛋、美国间谍、汉奸”,不但开除雷震党籍,并发动各种丑化的言论攻击,指责其“打着自由的招牌到处散播毒素思想”。

《自由中国》最后功亏一篑,在1960年他们计划组党,尤其他们期望胡适出来领导新党落空,转而和台籍人士吴三连、郭雨新等人合作,严重抵触了国民党底线。宣布组党后数日,雷震即遭匪谍罪名逮捕;《自由中国》被查禁。挑战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第二波民主运动,藉此告终。

但《自由中国》时期仍留下可敬的人物典范。其中,雷震承担最多,筹款、印刷、约稿策划、居中斡旋等等劳务,都仰靠他。殷海光认为他是“老牌的国民党人”,心切地为其挚爱的中华民国寻找出路。他为人有其天真,也才能在暗黑时代点燃众人热情;即使入狱受囚,他写信给太太,仍天真地说:“新党我不能参加,我希望他们成功。”

殷海光时任台湾大学教授,深受学生爱戴,但他对从事政治并无抱负,勿宁更像是思想家。他文章犀利、大器,雷震被捕后,殷海光的教授职位不保,旋因胃癌过世,短短人生烛照了一个艰困年代。他位于台北市温州街的台大宿舍,如今成为纪念遗址。

在《自由的挫败》书中,作者吴乃德对胡适则语多批评,认为他在许多关键时刻,保持沉默的态度都让朋友失望,是个深通如何与权力者交往的人。雷震入狱一年后,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上致词,“自由中国的确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说完这番话,他突然倒地不起,以此充满讽刺的发言,结束其一生。

时序来到第三卷《民主的浪潮》的70年代。1975年4月,终身不退的“总统”蒋介石逝世,蒋经国时代来临。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独排众议,推动十大建设,这项举措具有重要宣示性,表示国民党开始建设台湾,而非放眼“反攻大陆”。

新起的知识分子延续《自由中国》精神,继续以办杂志、写文章,小心翼翼地抒发时论。由黄信介、姚嘉文、张俊宏等人创办的《台湾政论》创刊,虽然不久即遭查禁,但在民进党组党成功之前被泛称的“党外运动”,自此展开。

党外运动有几个关键。一是1977年的县长、议员等五项公职选举,由于发生作票引发警民冲突的“中坜事件”,使得党外参选者在选举中纷纷胜出,选举路线于焉成立,连年大有斩获。

1979年,更是民主运动的关键年。年初,高雄政治世家掌门人余登发,被以匪谍罪名逮捕。年轻气盛的许信良说:“党外不能逃避,拼,才有活路。”这句话也体现了后续不间断的抗争中,党外人士绝不妥协的决心。

到了岁末年终,高雄桥头的游行演变成影响台湾社会发展的“美丽岛事件”,黄信介、林义雄、施明德、姚嘉文、陈菊、张俊宏、吕秀莲等人,被捕入狱;党外主要发声的《美丽岛》杂志遭查封,情治单位随即展开铺天盖地的大逮捕,导致党外人才几乎清空;审判期间甚至发生惨绝人寰的林义雄灭门血案。

“美丽岛事件”中,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律师,正式上阵,日后这批律师又投身选举,成为政坛要角。此外,《新潮流》《深耕》《自由时代》等杂志也如雨后春笋,屡禁屡起,销路火热,畅销一时,那是台湾社会的狂飙年代。

距离“美丽岛事件”七年后,1986年,党外几位核心人士利用党外后援会的会员大会,突然提出临时动议,主张即刻组党,会场100余人既惊讶、又期待,也不乏担忧、排拒,最后仍获得全体签名支持,正式对外宣布:“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

此时台湾社会民气已然成熟,执政党难再像“美丽岛事件”时发动逮捕,美国方面也出面规劝当政的蒋经国,允许反对党成立,并及早解除戒严。一个拥有反对党的民主时代,于焉降临。来年,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亦宣告解除。

在这波民主浪潮里,许多人日后成为台湾政坛要角,美丽岛辩护律师陈水扁,甚至在成为“总统”后因贪污案,沦为阶下囚。其中身影最为独特者,当属林义雄和郑南榕二人。林义雄在背负母亲和双胞胎女儿遭残酷杀害的痛苦经历后,一度带领民进党取得执政权,而后他选择人烟稀少之路,退居民间,推动反核、创办图书馆,获得“人格者”的清誉。郑南榕则是不参与选举、不涉入党务,专心致志编辑《自由时代》杂志。他主张:言论自由、解除戒严、平反“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政府以“涉嫌叛乱”之名拘捕他,他竟在办公室放置汽油,于警方攻入时纵火自焚,以绝决之姿,坚持理念。台湾人民如今拥有的言论自由,不能遗忘了他的牺牲。

综观台湾百年,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了启发性的角色,他们对社会内里的痛苦敏于察觉,对西方政治思想也敏于吸收及思索,当然,他们也面临时代的困局。迩来,讨论《自由中国》和党外这两波民主运动的一成一败,咸认是人民对民主价值的认同、参政的权力基础等社会条件的差异,但作者之一的吴乃德却提出“参与者的意志”观点,认为两者面对威权压制时不同的反应,才是根本的因素。

无论如何,作者们强调,当反对党成为合法的政治势力,与执政党以和平方式竞争,“台湾政治就跨过民主的门坎”。台湾三代人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促成了民主的变革,也带引台湾走向文明世界。

一九五九年,三位美国学者在台湾实地调查教育文化状况,写了一篇报告,直指台湾是“文化沙漠”(culturaldesert)。台北的“学术权威”李济认为“旁观者清”,心有戚戚焉。他把这三位学者分析“文化沙漠”的成因,归纳为五条: 一、最初接收时,有些训练不够的人做了教授;二、大陆来的学人,精神颓唐不自振作;并且不少失去了读书兴趣的人以教书为临时职业;三、教育界五日京兆的心理,没有做任何长期打算;四、社会里、政治里流行的各种禁忌,因之思想的范围大大地受了限制;五、青年的学者不肯到大学来。(“文化沙漠”,《自由中国》第二十一卷第十期,页三O二) 其实,这五条之中,第四条是“纲”,其他都是“目”。“各种禁忌”,乃是政治高压的产物;在政治高压下,思想不仅受到限制,根本受到禁锢,以至于形成冰河状态。思想应该愈活泼、愈有问题愈好,因为活泼的思想才能产生创造文化的智慧,有问题的思想才能使文化进步与繁荣。然而在蒋氏父子的高压下,思想有问题是可以被枪毙的,有几个人敢惹“思想”,当然导致思想的冰河,而文化沙漠正是思想冰河之果。 蒋介石搬运了许多宝贝到台湾,除了国库黄金、故宫国宝等等之外,还有完整的国民党特务。军统、中统之名虽已消失,但其实体更为集中,由蒋经国一手掌管党政特务机构,所统率的特务人员一开始就有五万余名。蒋家的特务到了台湾之后,地小权大,更由于“戒严令”的配合,布下天罗地网,其得心应手为大陆时代所未有。何况作为特务头子的蒋经国,更远非大陆时代的戴笠可比。蒋介石与戴笠只不过是主仆关系,而与经国有父子关系,岂可同日而语?于是特务势力在太子的管辖与指挥下,笼罩全岛。至于一九五O年七月公布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名为“改造”,实系“集权”,把权力更加集中到蒋氏父子手中。至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召开时,“改造”完成,除蒋介石当然连任总裁外,蒋经国已跻身中央委员,名次仅在陈诚之下。 蒋氏父子初到台湾时,惊魂未定,草木皆兵,为了他们的“安定”,杀戮尤惨。政工干部学校出身的江南在所著《蒋经国传》中,有颇为具体的透露,如谓: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口用白布扎着,大概怕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翻开五十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经人检举,判刑十五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后来曾担任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锒铛入狱。 此一“恐怖世界”即为蒋经国指挥下特务们的“杰作”。在“恐怖世界”里,朝野诚惶诚恐,以蒋氏父子的马首是瞻。特务势力是蒋介石在台湾的权力基础,是蒋经国继承权力的阶梯。 在此一背景下,任何“左”倾思想固然十恶不赦,格杀勿论,连温和的自由主义与民主思想,在蒋氏父子控制下的台湾也绝无容身的空间,其荦荦之大者,就是发生于一九六O年的雷案。雷案的主角雷震字儆寰,原是老国民党员,大陆撤退来台后,与一些拥蒋的自由派分子如胡适、毛子水等办了一份以《自由中国》为名的半月刊。胡适在赴美的船上还替这份杂志写了发刊词,并由胡适担任发行人,后由雷震继任。《自由中国》这一名称是很好的宣传,以别于大陆上的共产中国,许多人便把台湾称作“自由中国”,其实蒋介石的台湾既不“自由”亦不“中国”?选更具讽刺性的是,蒋介石终于把《自由中国》扼杀了,判了雷震十年徒刑。 《自由中国》的宗旨,原是要“支持并督促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蒋介石在嘴巴上绝对不会反对“自由民主”,但骨子里关切的是巩固权力以及替儿子接班铺路,而这种“关切”往往与自由民主不搭调。《自由中国》的一个主要笔杆子殷海光,原来也是国民党员,后来成为罗素的信徒,大唱英美自由主义思想,自然与封建独裁的现实相扌干格,逐步增强对现实的批评,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各个层面。一九五四年,《自由中国》批评到蒋经国的“青年救国团”控制青年学生,蒋介石“勃然大怒”之下,于是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亲自开除了雷震的党籍(见《雷震回忆录》,页三六〇),雷震被迫成为党外人士。 《自由中国》在蒋氏父子特务势力的阴影下,生存多年,主要利用了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而打出的“民主”招牌,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以“言论自由”之矛攻“党化教育”之盾、以“自由经济”之矛攻“金融管制”之盾、以“多党民主”之矛攻“一党专政”之盾。一九五六年十月是蒋介石的七十大寿,《自由中国》又利用了蒋氏“婉谢祝寿”、“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的声明,出刊了《祝寿专号》,对蒋介石个人提出直率而又剀切的建议和批评。专号的社论更明确地劝蒋不要违宪连任总统,并要求党部退出军队,使军队国家化。 面对这些挑战,蒋经国直接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发动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运作,《自由中国》的台柱胡适尤成为“攻击”的大目标。……胡适在围剿声中,感到回台湾比留在外国更重要,遂于一九五七年年底答应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参阅《胡适致赵元任函》,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院长一职是由蒋介石圈选的,蒋任命胡为台湾最高学术机关的首长,未尝没有以“高官厚爵”笼络之意,使胡多少有所顾忌,最后胡适果然未能以“去就”争“自由”。 《自由中国》的命运也未因胡适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回台长住后得到改善。特务们反而由“围剿”进而迫害,而胡适竟要《自由中国》的执笔者多“容忍”,引起殷海光的不满。雷震则在胡适回台以及美国舆论的鼓励下,更向民主的方向迈进,进而要想组织反对党了。至此,蒋介石不再顾民主的招牌,撕破脸皮,命特务制造匪谍案把雷震抓了起来。雷被捕后,胡适不肯主持组党,其他的人在齐世英的影响下主张“稳健”,新党遂胎死腹中。蒋介石达到“杀鸡警猴”的目的。 雷案发生的时候,胡适正在美国,曾公开支持雷震。他回台湾后,蒋介石故意冷落他,农复会主任委员蒋梦麟比他晚回来,却先见到蒋,而胡适却得在“不谈雷案”的约定下,才见到蒋。蒋平常与胡适见面,通常是两人密谈式的,这次却是秘书长、秘书、副官全在的官式谈法,显然是有象征意味、表示有距离了。但是见了面,胡适仍然忍不住要谈雷案,很诚恳地想说明雷案如何在外国产生“很不好的反响”,胡适在一九六O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说: 总统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绝不会办他。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反共救国的政府,雷震背后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它的自由、有它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这是他在九月十四日对美国西岸报人的谈话,今日重说一遍。 这最后二十五字,写得极见内功?选不温不火,但把蒋对他的态度,画龙点睛了。为了雷案,他显然被蒋介石“见外”了?选不过,胡适在蒋面前一再“盼望此案能够司法审判”,未免书呆?选军法或司法审判,在国民党内定判决结果下,又有何不同?又有什么好争的啊?胡适对蒋介石苦口婆心,而蒋介石居然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听后,激动了起来,说是话说重了,在这天日记中,犹情见乎辞。胡适“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始终不渝。他早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蒋政权危急时,力求美国支持蒋作战,且在美国人面前流了泪(见司徒雷登函载Rea&Brewered.,theForgottenAmbassador,P.292),有点像秦廷之哭。如此拥蒋使他根本没有多少旋转余地,却有无限伤感。他对国民党和党外,都有雾里看花的一派天真。中国政治中像他这种有地位的清客,最后是及身而绝了。最可怜的是,以他最后的苦口婆心,竟连一雷三毛都不能救,他的悲哀,也就可想而知。“雷案”发生后,胡适应该以不回台湾为抗议、以辞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为抗议,这样多少会给蒋介石一些压力。但是胡适回来仍做他的院长,甚至不便去探雷震的监,终于在蒋介石的权威下妥协了。胡适写文章喜欢宣传黄以周“实事求是,莫做调人”的立场,但他自己,却始终未能免于“调人”之讥。 《自由中国》被封闭之后,言论自由更无一点空间,怎么又冒出一个轰动一时的“文星事件”呢?文星书店是一九五二年创办的,《文星》杂志是一九五七年创办的。在《文星》杂志创刊后的前四年里,它只是一个正派而普通的刊物,成绩平平。真正的突破,在李敖进人《文星》以后,自此四年中杂志变色、书店改观。在李敖影响之下,《文星》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表现在《文星杂志》上、《文星丛刊》上、《文星集刊》上,以及其他大量的出版品上。《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绩,实在是思想冰河中的异数,文化沙漠中的奇迹。就这样的,《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在封杀《文星》的手法里,最耐人寻味的,除了照例扣红帽子外,更利用一批出身共产党或出身左派的人儿,去罗织《文星》。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做“罗”;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做“织”。就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陨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最有趣的是,当国民党中常会上,小人们向蒋介石报告《文星》闹事应该严办的时候,蒋介石说:“把萧孟能、李敖先给党纪处分。”小人们再说:“但萧孟能、李敖不是党员。”蒋介石说:“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是啊?选要萧同兹负责?选”萧同兹在国民党里的老面子,延缓了《文星》之被消灭,并不能使《文星》免于被消灭。大祸临头像一张禁网,它是慢慢扣下来的。先是开始查禁《文星》第九十期,那只是一个动手的讯号,杀戒一开,自然就有好戏看。“杀身之祸”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间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查禁命令,内容洋洋大观,《文星》被停刊一年。但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处分,骨子里,处分却是更严重的,那就是蒋介石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在这一手令下,《文星》被封,就在眼前。不过,《文星》的问题是李敖,如果李敖与《文星》脱钩,《文星》仍然有救。在此一“希望”下,在蒋介石秘书长张群的“党党相护”下,萧同兹向蒋介石上了报告,“为《文星》杂志办理不善,受有停刊处分,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拟即由同兹负责整理,谨报请鉴察”。萧同兹的报告措辞谨惟,虽为《文星》上报告,却处处站在蒋介石利益进言,所谓“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所谓“近闻海外有‘左’倾分子托于言论自由之说,阴有支援文星,亦恐因此影响政府之威信”等等,都是站在这种立场进言的。报告文字洗炼,是出于李晋芳之手,再经黄少谷改正过的。这种文字,再经张群过目后,认为可以打动蒋介石,于是张群就附上相应的签呈,张群的签呈和萧同兹的报告送到蒋介石面前后,蒋介石在张群、萧同兹、黄少谷、黄杰四个人的老面子下,基于他自己的利益,终于网开一面,批示“可如拟试办”五个字。于是张群得令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以“极机密最速件”,写信专送给萧同兹,报告佳音。就这样,《文星》由萧同兹“老年人接青年人棒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由萧同兹出面来挡,使《文星》度过险境。但是到了一九六七年,《文星》杂志停刊一年处分已满,依法原可以自动复刊的,但是二月二十三日,国民党中四组以“五六宣五OO三七”号密件致萧同兹,说是“据有关方面会商结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于是,就在党的命令超过行政命令下,《文星》杂志永不复起。这就好像先用行政命令把你打昏,然后再用党的命令把你杀死。蒋介石纵使一时看老同志的老面子,放过《文星》,但蒋经国率领的一批政战系、情治系、党政系的人们,绝不放过《文星》。因此,萧同兹虽“心力交瘁”的挽救,《文星》改组仍不会成功。拖到一九六八年,官方终于忍不住了,首先,官方开始在税务问题上面找《文星》的麻烦,希望能够查出逃税漏税的证据,用做借口。不料,《文星》早防到这一着,税务机关追查之下,竟发现《文星》连卖一张报纸,都会自动开发票?选在这种简直无懈可击的情况下,官方除非走栽赃嫁祸的路,也就别无他法。于是,官方决定硬来了。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下午,警总纠合各路人马,突击搜查《文星》资料室。三天以后,萧同兹座车开始被跟踪;第四天起,《文星》书店门口有“计程车”两部及便衣多人驻守不去。情势发展至此,可见蒋经国他们的确不经过张群,“直接上报而要径自执行”了。萧同兹感到“与人刃我,宁我自刃”,就在二月五日写信给张群,“惶悚待命”了。萧同兹不愧是老于世故的,明明是你蒋介石两面做人、逼我关门,可是我绝口不提一个字,反倒字里行间,哀哀请求你恩准我自我结束。张群收到信后,只好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批了一个“阅”字,意思是说知道了,你就去停业吧。于是,苟延残喘了两年的《文星》终于还是难逃一死了。 虽然蒋介石那边决定了《文星》停业,但在蒋经国这边,却照旧一不做二不休开始抓人,以期把案子落实。在《文星》宣告结束的广告与海报出现后,《文星》读者为了抢购、为了抗议,也为了惜别,天天挤满了书店,买个不停,场面之大与声势之壮,也足欣慰,令他人胆寒。到了三月三十一日晚,是《文星》最后一天,正赶上星期日,整日书店挤得水泄不通,其中甚至有国民党大员如陈建中等,也混进来买书而去。十点后萧孟能亲去书店,在慰问中陪读者度过了最后的两小时,到子夜十二点,正式结束。这时书店门口便衣与“计程车”很多,一个特殊身份的“客人”,一直陪到最后,临出店门,还在橱窗前看了好一会儿才走。 星沉之后,《文星》风潮的动力李敖,被封笔、被跟踪、被监视,最后因彭明敏案被诬指为“台独五大中央委员之一”而入冤狱五年半。李敖入狱之前,作家柏杨因刊登大力水手漫画,被指为讥刺蒋氏父子而入黑牢。柏杨原是蒋经国文学侍从之臣,根本无意逆蒋氏父子之鳞,而李敖则是存心对着干的。可见在蒋氏父子眼里,无意也好,有心也罢,只要冒犯了圣颜,就得由特务来收拾,打入黑狱,滥施刑罚来以儆效尤。 由此可见,《文星》虽由老国民党员萧同兹来接管,仍然不行,亦就不足为异了,因为赶尽就要杀绝。有人以为雷震若仅书生论政,不去组党,不会出事,亦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胡虚一已举证说明,组党之前,蒋介石就想以高价收买《自由中国》,然被雷震所拒,已触蒋氏之怒(胡虚一《雷震与蒋介石交恶述源》,载《清算蒋介石》,页二七七至二八四),所以不组党还是会被封。《自由中国》反对蒋违宪连任,就会被消灭。组党不过是冒犯之一,任何冒犯都会导致同样的命运。 蒋介石从一九五O年三月一日复职起,到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死亡止,前后二十五年之间,他的总统身份,都是非法的。即使蒋介石以强势在一九五O年三月一日复职后,非法总统干到一九六O年,还是出了大问题,因为“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七条明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可见纵使一九六O年以前干的都合宪法,一九六O年到了,既满了两个六年,也不能再超过“连任一次”的限制,也得下台。但一九六O年将届,蒋介石再变花样,以使国大代表加薪到和立委相同等贿选手段,由非法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修款案,竟通过“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一九六O年三月十一日,蒋介石公布了这一条款,十天以后,他就凭这一条款再干上第三任“总统”,以后如法炮制,至死方休了。 在蒋介石一连二十五年的非法总统过程里,一九六O年的一次,是个重要关口,因为这次违宪,比复职那次违宪还明确,照台湾“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本没有第三任,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包括胡适、张君劢等海内外有识之士,十目所视、十指所指,都不赞成蒋介石再连任,所以蒋介石悍然违宪,必须要费一阵手脚。蒋介石在头一年召见钱穆,问以“此次选举,汝是否有反对我连任之意”,就是全盘手脚中的一个小动作。钱穆在蒋介石追问下,挺不起腰杆,否认此事。蒋介石“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要用书证明钱穆的否认不可靠。钱穆当时即连忙说:“总统勿再检此书,应是我民国三十九年初到香港时所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当年钱穆的文章题为《反攻大陆声中向国民政府进一忠告》,登在一九五O年四月二十日香港《民主评论》第一卷第二十期。统观全文,钱穆谈到的,纵全做反对连任解,也不过希望蒋介石功成身退而已。但是蒋氏猜忌之心,居然会在近十年后突然迂回而至,来兴问罪之师。当然,钱穆对蒋介石功成身退的希望,原是一种马屁,第一次假定在抗战胜利后,第二次假定在反攻大陆后,后者尤属一种天方夜谭。但是,纵属假定,蒋介石也是不高兴的,他的素性是大权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适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会给你颜色看。所以,一九五九年九月召见那一次,钱穆虽以逊谢之态,一再解释,但蒋介石“屡颔首,不做一辞”。最后,虽“已届午刻”,却连一顿饭都不赏钱穆吃。这种小动作,看破以后,都是有文章的。 蒋介石撤退到台湾,不能说不痛定思痛,然而他的“痛定”是并非民主不够,而是独裁不足,张群先意承旨,早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在总统府大礼堂召开的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上,公然指出宪法必须修改,陈诚还补充说,“当年结束训政与制订现行宪法因受党外影响”,回到大陆后可研究仍采用训政。最后决定“权在总裁”,做最后的决策,日后一再违宪连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收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大唱发扬中华文化的高调,国民党人群起附和,称之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此一运动是否复兴了中华文化呢? 事实上,文化其名,政治动机与目标其实。从此一运动发生的时间就可以知道,那是针对毛泽东在大陆上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来的。毛要革文化的命,蒋就要复兴文化给毛看,基本心态就是如此。只是孤岛上的草山老人,力不从心,隔岸观火,杯水车薪而已。 蒋介石倡导的“文化复兴”,其政治性是十分明显的。他本人就毫不隐饰地把中华文化与三民主义挂钩,把孙中山与中华一贯的道统文化挂钩,更侈言:“今日复兴基地之台湾省,实为汇集我中华文物精华惟一之宝库。”(《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页四二三O)在蒋介石的政治号召下,全台湾各界人士热烈响应,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阳明山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通过推行纲领与组织章程,并请蒋介石为会长。一呼百诺,又略见法西斯的臭味矣。 中华文化并没有在文化沙漠中复兴起来,由于复古意味较重,也不可能复兴起来,更与现代化运动有碍而少益,倒是可以勉强称之为反毛反共运动,或重振三民主义运动。蒋介石希望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运动,但是像当年的“新生活运动”一样,昙花一现,无疾而终。如今蒋氏王朝终结之后,连三民主义都要被取消了、连中国文人都要被视为外国文化了,文化复兴运动之无根,可见一斑。 总之,在政治高压下、思想冰河里、文化沙漠上,蒋介石为所欲为,死而后已,无人可以阻拦。在父亲的荫庇下,蒋经国一再高升,由主任而后部长、部长而后院长、院长而后总统,似乎是水到渠成,实际上莫不是刻意的安排。

殷海光与夏君璐情书中的时代剧变

2016/08/15 | 傅国涌| 阅读次数:2699| 收藏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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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先生与夫人夏君璐、女儿殷文丽合影。

“现在整个国家陷入悲惨之中,我们正陷入一个大不幸时代,当然是快乐不起来的……不过,无论如何,您应该快乐一点,因为,您自己在美丽的黄金时代;有好爸爸,好妈妈,好姐姐,好哥哥,在千千万万女孩中,是幸福的。人们在美丽的朝霞中,常常不觉得,等到发觉时,一切都快过去了。学校毕竟与外界是隔离的。愿您好好地坐在这一只游艇上,遨游湖面吧!生命总是美好的。愿您在年青的日子和朝阳里多逗留一会儿。清晨不妨长一点,黑夜必须快快溜过去!”

这是1948年2月22日,殷海光在南京写给女友夏君璐的一封信中说的,是年不到30岁的他是《中央日报》的主笔,夏君璐年方二十,还在武昌的一所教会中学上高中,他们相识已有三四年了。这一刻,内战虽尚未迫近江南,但作为天天关切着时局的新闻从业者,他不可能置身时代的风浪之外。读书、写作之余,他常常独自静坐在屋子里沉思:国家、危机、朋友、理智、情感、憧憬、忆念、文峰塔、黄桷垭小镇……黄桷垭小镇正是他们最初相逢的地方。他在给夏君璐的信中说:“我追求真、善、美;我爱自然,为了这些,我什么都可以舍弃。”他却撞见了这样的跌宕不定、大起大落的时代,逃无可逃。

奥门新萄京8522,从南京到台北,他不断地给夏君璐写信,这些完整保存下来的情书,让我们看见一切人间的美,男女真情的美,即使世界那样的动荡不安,未来那样的不可预测,人依然可以如此纯净地活着。他们的情书中,透露出来那个时代真实的信息,在残酷的战争、政权的更迭之际,这些情书尤显珍贵。真正的爱情可以超越战争、政治和时间,历久弥新,也历久弥坚。

走近殷海光的心灵

力图挽狂澜于既倒

1948年,国共内战正酣。即便到了此时,青年殷海光还在想着办刊物。4月14日,他在信中对女友说,有人出资办一个月刊,名叫《青年杂志》,让他出任主编。他说,“我要藉着这个机会提倡思想自由。您说我太为着国民党这一方面,这话是不对的,恰好相反,许多人说我太剧烈。不过弄政治,有时需走曲线。”

《青年杂志》使人想起陈独秀当年创办的同名杂志,作为1919年生人,殷海光总为自己未曾赶上五四时代而有一点小小的遗憾。这个杂志似乎没有办起来,但他提倡思想自由的心思却未曾消歇,直到后来投身《自由中国》半月刊,他才有了十年激扬文字的机会。在这封信中,他讲起南京东郊的风光,在这春天美丽极了。上个星期他跟朋友去玩了一次,“万紫千红,看在眼里,愉快已极。”他盼望着来年和夏君璐一起欣赏,没想到这一盼望将永远落空了。

5月22日,他已许久没有收到夏君璐的来信,他在这一天的短信中说:“国事一天败坏一天,心境时常欠佳。”不久,他接到她从武昌写来的信,信中也说:“这里时局很坏,武汉的洋钱七十多万一块。只一两天的工夫就涨了十几万。有许多已准备小包包等逃。再又闹要涨水了,雨老是不停的下,有一两星期我们就没有升过旗。”

他在金陵大学初登讲台即大受学生欢迎,令他意外地很快从讲师升为副教授。他想辞去《中央日报》的职务,一心在金陵大学任教,但几次向报社辞职都没有允准。11月3日,他在信中说:

“这些日子,我底心境颇为不佳。您可以知道,这是由于焦虑国事。常常,静坐的时候,我拿起您戴眼镜的照片——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端详端详,因而使我底意绪走到另一个方向去了。是希望,是喜悦,是惆怅,我难分难解……

南京的一些人慌张。尤其是达官贵人。真是‘恶贯满淫’。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底主意早打定了,可以应付任何情形。”

当天,他执笔的社评《赶快收拾人心》,刊登在第二天的《中央日报》上,文章指出:“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特权豪强如故。”这些话刺痛了蒋介石。

11月9日,他写信告诉夏君璐:

“近来有一件事值得报告您的。我写了一篇社论,主张赶快收拾人心,文章处处指摘蒋某,龙颜大怒。然而,却是天下大悦。这篇文章,京沪各大报转载,台湾也转载,连我们底敌人《大公报》也转载起来。蒋氏看见众怒难犯,把我也没办法。这几天,我到一处,就有人向我竖大拇指,我感到愉快而光荣。我愿意将这愉快和光荣分给您。现在将《大公报》转载的剪下来寄给您。您再不致误会我‘替国民党说话’吧!”

他不知道此事是陈布雷替他说了话,才缓和了,而不是什么“众怒难犯”。当天,他的上司、主持《中央日报》笔政的陶希圣在日记中说:“海光在《中央日报》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社论,总裁责问,布公答以青年同志同有此种情绪,请不必追问。”

仅仅相隔几天,11月12日,陈布雷选择了自杀,这是表示对国民党统治的绝望。陈布雷与殷海光地位悬殊、年龄不同,对于时局的认识却有相通之处。

时局急转直下,12月6日,殷海光已许久没有收到夏君璐的来信,心中十分惦念:

“在平时,我还不太怎么样;在危难来临的时分,我特别挂念着和我最有关系的人……

京沪一带,人心浮动已极。我当然是极少数的例外。一般富人,公教家属,都四处疏散,政府也计划着遣送他们离京。金大方面的情形,想有人通信告诉过您的:大学部走掉了十分之八的学生。我班上一共也不过剩下十人左右。教员也有走的,不过我坚持有一个学生还是要教下去,直到最后。……根据我底观察,如果南京失了,整个国家就亡了。逃到别处至多多活几个月。所以,我们应该竭尽一切力量保卫长江以南。”

他甚至想到了参加游击队伍,以他拿笔的手去拿枪,当然,他是清醒的,他的身体怎能打游击?那只是在别人鼓动之下说出的一句笑话。他分析国民党军队战败也非一两个月的事,至少在半年之后才能见分晓。读过他的《赶快收拾人心》,就能知道他心情的复杂,他恨国民党的不争气,却不愿国民党垮台。

12月14日,夏君璐给他回信,还给他开了几句玩笑。接着说:“现在整个国家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情形只有对我们不利的发展下去,不是一两个人振臂而呼能扭转这局势。这局势决不能长久的拖下去,各方面都不许可的,假如为我们设想,只有目前不要失去了联络,总有办法。以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决定。你死,我死,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永久的相爱。”

小女孩看重的是爱情,无论怎样的疾风暴雨,都无法摇动她心目中纯真的爱情,生死都不足惧。她晚年回忆,是自己“倒追”的殷海光,当时她才17岁,而此时她也不过刚满二十。但殷海光毕竟是一位年近而立的政论家,他对时代的思考要深得多,在1949年来临前夜,他在信中写道:“现在我们所遭逢的是太平天国之乱以后一百年来一大变局,真是非同小可。这一变乱,恐怕不是短时间所能终了的。在这一大变局之中,个人底生死存亡和悲欢离合,显得多么渺小啊!”

他没有逃难的打算,《中央日报》已经开始往台湾搬东西,也有人规劝他快点把东西疏散,但他拒绝了。他认为如果南京安稳,则人不必逃,如果南京有问题,那么不是发生大的政变,便是天下分崩离析,现局决不会拖太久。而只要在中国境内,所受的影响也都差不了太多,而逃难既花钱又太苦。

他想留在金陵大学教书,他在给夏君璐的信中写道:

“我这二三年来的言论行动,都是为了国家,都是发诸自己底理想,不为任何一人,我所以了无所惧。我是有相当地位的人,从最坏的情形着想,万一这个时代要牺牲我,我不能继续教书,我准备着接受。在这样的情形下,您应该而且必须训练着逐渐逐渐淡忘我。您年青,少经沧桑,是个多血质而富于情感的人。但是,您不要忽略,这是一个残酷的时代!”

这封信撰写的日期已不可考,根据邮戳日期,是于1949年1月12日从南京寄出的,6天后的1月18日抵达武昌。次日,夏君璐便写了回信,她对殷海光执意留在南京表示不解,并进行规劝:“我真奇怪,你为什么一定要呆在南京。逃难对于您仿佛是一种屈辱。真的,在抗战时,我们还不是一样逃到后方吗?当然情况不同,但是总是逃。”

但她仍然对时局抱着幻想,“只要国民党马上觉悟,改变一切过失的作风,中国就有好转。我不相信那可怕的日子会降临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一颗信心会支持我们继续生存抵抗下去。真的,假如《中央日报》搬到台湾,这是你工作的所在,您就应当去。您应继续做这伟大的工作,全国人都在看您的怒吼。”

夏君璐的规劝对殷海光起到了作用,让他产生了动摇,他改变主意决定前往台湾,所以后来他说:“这次来台,大半出于你吵闹。”然而,这一次离开大陆,此后再无机会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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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北温州街到“自由墓园”

2016/12/05 | 傅国涌| 阅读次数:8703| 收藏本文

殷海光

终成眷属不离不弃

1949年1月29日,除夕之夜,当殷海光在上海写信时,留的已是《中央日报》在台北的新地址。三天以后,他要去台湾,并要夏君璐筹划安排去台湾上大学。这封信当夜没有写完,第二天继续写,他憧憬着台湾的新生活:“如果力量办得到,我想在台湾海边做栋小房屋,在那儿沉思,读书,写文,种园。至少还希望和您在一起在海边散步,眺望那遥远的海之境色。”

2月3日,他到达台湾,次日黎明在鸟声中醒来,他写信报告朝阳、云雾、山林、泉水,还有海滩、白浪、海鸥。然而,他眼中的景物再美,也遮掩不住那个时代正在伸展的痛苦,他希望热恋中的女友早日来台。2月20日,他在信中说自己不愿做职业政论家,“我一辈子当一个教授,业余做个有名的政论家,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努力作一贤人,就满足了。”但是,他最终还是因那些“业余”的政论罹祸,教授也做不成。

3月5日,他写信道,和谈绝对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在今后若干年之内仍在多事之秋,他不愿夏君璐留在大陆,使他牵挂,内心不安,要她早一点到台湾大学求学。信中再一次讲到:“这是个什么时代?这是个残酷无情的时代啊!这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急剧的时代!在这一个时代,常常父不能顾子,夫不能顾妻,兄不能顾弟。我生长并发展于这一时代,我深知这一时代底特征。”他说自己出生在一个原本殷实的大家庭,到他这一代开始衰败,十几岁就出来奔走,抗战爆发后跑到云南求学,六亲无靠,孤身奋斗,直到现在,如果任性,早已被这个时代所摧毁了。小小的生命,会像一个泡沫消逝在惊涛骇浪的大海里。

局势在急剧变化,4月15日,夏君璐在湖南湘潭写信说:

“这个鬼地方已完全不用金圆券,那些铜板已行时了,二十五枚算一角现洋。再用的是地方银行印的代替现洋的角票。湘潭住有许多伤兵,常用少数的金圆券强迫钱摊和商店换现洋或购买物品,于是只要看见他们来,街上的人惶恐万状,鸡飞狗跳墙,商店都关门大吉。这儿常常爱谣传土匪来了。有一次真把我们吓着了,这并不是胆小,现在社会完全陷于混乱中,匪盗丛生,使人不得不提心吊胆……”

殷海光巴不得她早点离开大陆,并为她准备了路费,规划好了路线,还为她找了同伴。他在4月19日的信中对各种事情的交代都很详细,比如说:“此次离家,不知何日可归(不要难过,稍稍冷静一点。这是个非常的时代啊!),有纪念性的东西需要带走,必需物品须带走。不必需的东西要丢下,以免累人。”

4月26日,夏君璐写信说金戒指和美金都收到了,重三钱五分一厘的金戒指卖出,得到银元17元5角5分,当时金价正在跌价,50元一两。她感念殷海光为她赴台安排得如此周密、精细,处处顾及。5月7日,她南下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写信说:“现在时局变得太快,这边简直要坍台了,前线士兵根本不打,南昌失守,汉口已闻炮声,这样下去,广州不久也要紧急了。”

她在广州办手续,等船去台湾。到5月21日,她写信时即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今天我们已把我的身份证弄好了。现在什么都全了,只等船票买好。”

6月3日,她终于抵达台湾基隆港。很多年后,殷海光早已不在这个世界,她忆及这一幕,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们爱情的小舟在时代的大海中颠簸翻腾,竟能平安的进入基隆港,实在不可思议。”很多人被浪涛吞没,很多情侣被拆散,没有人能抵挡一个残酷的时代,洞察时局走向的殷海光深知这一点。

1949年9月,夏君璐顺利考入台湾大学,1953年毕业后,两人正式结婚。殷海光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以《自由中国》为阵地议论时政,批评台湾党化教育,进行自由、民主理念的传播和启蒙。在威权体制下,唤醒了无数沉闷的人心,却屡遭国民党当局打压,而夏君璐始终伴随并支持,直到1969年殷海光病故后,她伤心地赴美将女儿养育成人。

夏君璐保存着220多封两人的往来书信,尤其时代剧变之际的那些通信,真正可抵万金,1948年间,邮资从最初数千元涨到了超过百万元。时代的颠簸翻腾,沉淀在他们的情书里,时间无法抹去他们的故事,生死也隔绝不了他们的爱情。从物理时间而言,人类短暂的生命确乎渺不足道,但从心灵时间而言,有爱的人生却是长久甚至永恒的。

第一次去台北是2009年5月初,到达桃园机场已是黄昏,次日就去了殷海光故居,在台湾大学的旁边,温州街18巷16弄。我是温州人,看见这街名就感到亲切。小巷僻静,院子的门矮小而不起眼,房子也很低矮,似乎一伸手就能摸到天花板。我低头进屋,一抬头就看到墙上挂着殷海光的大幅照片,他笑得那么灿烂。照片的下面有一句话:“自由的伦理基础有且只有一个:把人当人。”

这句话,我在他的书中早就看到过,此时此地突然遇到,却有一种撞击心灵的强烈感受,从此便死死地记住了。这一年正好是殷海光先生离世40周年,殷海光基金会举办了系列讲座,当天就有一位学者关于殷海光思想的讲座,听众不多,年轻人更少,台湾已进入一个常态社会,世人的关注点已不在历史和思想上面。

殷海光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他亲手在这里建起了一个让人羡慕的花园,他的妻子夏君璐称他是“愚公造山”。他们刚搬进来时,院子里到处是垃圾,一棵树也没有,他沿着院墙挖出一条河,取名“愚公河”,“沿河”种上一排树,水中也种了白色、粉红色的睡莲。挖出来的土则堆成了小山包,种上各样的树木花草,他命名为“孤凤山”,他在“山头”搭了个水泥台,还有一圈水泥凳子,那就是“殷夫子读书台”。“山脚”也搭有可以休憩的水泥桌凳,还有一个微型的游泳池,供女儿嬉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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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

那是他们一家的乐园,清晨他们在“山下”的石桌上享受早餐,喝红茶谈天,看天上的浮云,赏他手种的玫瑰。月夜,他们一同欣赏水池中月亮的倒影,在月光下更显得皎洁的白杜鹃开在山坡上,满院都是茉莉花的香气。他们常常徜徉至深夜。这个院子对于他们一家的意义,尤其在他生命最后那些岁月的意义不言而喻。

我曾在院中盘桓许久,在他手造的殷夫子读书台上闲坐。他当年种的树已长成大树,高入天际。我当时把院子里的植物名都记在一本笔记本上,可惜后来遗失了。夏君璐回忆,他种的树有圣诞红、咖啡树、榕树、桂树等。我看到的还有高高的椰子树,40年过去了,也许有些树不是他手植的,但院仍是当年的院。

在他1969年离世之前的十多年间,特别是那些最艰难的时光,他在这里呼吸、思想、生活,在这里和家人一同享受小小的欢乐,看愚公河里的睡莲开放,闻孤凤山上的桂花飘香。最终,他的身体被疾病、被残酷的时代吞噬了,我却真实地感受到一个高贵而不屈的灵魂依然活着,透过他的文章、他生平的所思所想与我们同在。

他自称像一只寂寞的蜘蛛,躲在一个小角落里,结一个小网把自己封起来。1968年4月,他在写给卢鸿材的信里说:“我安于在这个院落里读书,写作,沉思,看朝阳,望明月,独自徘徊,凝视白云舒展。我觉得我也许属于过去,或者属于未来,但不属于目前。目前的种种,跟我愈来愈疏远了。这个样子的社会,不需我这个脱节的人,我也实在无法参与这样没有灵魂的社会。然而,我并不对人类绝望。我愿意为着人类的未来作思想上的努力,努力的奉献自己的心灵。”

一个有灵魂的人是不受时代拘束的,在未来的世代依然能激起久远的回响,他的盼望没有落空。这个小院子,进进出出,人似乎不多,但是敬慕他并理解他的人,才是可能走进他心灵的人,是他所要等待的人。

去年中秋,我第二次去台湾,两次造访殷海光故居,第一次是星期六,门关着。满院的绿色却溢出了墙头,相隔六年,蓝色的小门是我熟悉的颜色,旁边的邻家墙头开满了鲜花,小巷仍然寂静,仿佛殷海光还在里面,正在午休,或在读书,我突然觉得他从来没有离开。

过了几天,我又一次走进这个院子,屋内的留言本上有许多海峡两岸的参观者写下的留言。我翻了一下,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自由堂喫自由来之不易,失去却容易。殷先生的话言犹在耳。塘自由并非凭空得来,谢谢你的贡献。塘自由是代代人追求的,也感激前辈的努力与牺牲。”我也顺手留下了自己的敬意:“自由的伦理基础是也只能是:把人当人。金殷海光先生仍在说话。”

墙上那张殷先生笑得灿烂的大照片还在,屋外的阳光也正灿烂。我看到他于1966年8月15日写给台大校长钱思亮的信稿,有很多红笔或粗黑笔修改的痕迹。这正是他被迫离开台大前的心灵自述,他在信中写道:“我对于我所在的这个社会氛围,在我心灵最深处,有一种说不出的厌倦。因此,对于参加任何群式活动我都缺乏兴趣。我只渴望到那遥远而静僻的角落着作沉思,作着心灵的安息。”

他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抗者”,他说自己思想复杂而心思单纯,而那个时代,严酷的政治环境不仅容不下一个反抗者,连他这样的思想者也容不下。他早年在南京《中央日报》执笔,成为令《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头疼的对手,1950年代他长期在《自由中国》写政论,为国民党当局所忌。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跟政治有关的人物,尽管多年来他给世人留下的是这样的印象。

他在写给卢鸿材的信里说:“这真是一河水也洗不清的冤枉。不错,我有我在政治理念上的选择。年来我对政治学理也发生一点阅读和思考的兴趣。但是,这纯粹是把它安排在人类的前程里所作的努力。我也写过有关政治思想的零星小文章,也同若干高谈民主自由空论的人士发生关联,也痛骂过我不喜欢的种种说教。但是,严格说来,这一切的一切,书生式的感情发泄的成分居多。谈不到深厚的学理阐发的。无论怎么说,我这个人不具备从事于政治的任何条件。而且,现实政治的一切我都厌恶。”

他所走的从来就不是一条反抗者的道路,而是思想者的道路。他所念兹在兹的是怎样保持思想上的纯洁和独立。1967年1月10日,他给香港许冠三写信谈到自己的处境时说:“我的近况之形成,关系乎我个人的得失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是,这实在象征着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没落,和写照着中国学术的悲哀史。如今在台湾,什么真理,什么学术,什么师道尊严,什么基本人权,一碰到现实的政治权力,无不粉碎我们要忍耐,要作长期奋斗,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在观念上从新铺路。”

由他晚年留下的许多书信可知,他竭力在寻找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资料,不顾病体,想在这方面全力探索,没有观念上铺出的新路,现实中也不会有新路。

“时至今日,我们正身临一个激变的时代。这一激变带来我们彷徨、郁闷、不安、无依无靠和进退失据,并且因之对身外之事冷漠。置身这样的情境,最大多数的人患着恐思症。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旋转。他们藉此遗忘过去,也回避不可知的未来。于是,他们失落在琐事之中,忽忽数十年,就这样零星消磨掉了。”

1966年7月3日,他在《旅人小记》的自序中写下以上这些话。他并没有被“零星消磨掉”,而是承担了那个激变时代的重负,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没有排斥日常生活的细节,正是在那些美好的日常生活的细节中,他感受着、体悟着“人理价值”的珍贵,“社会正义、对人的疾苦之关怀、人的尊严、求知的自由、思想言论自由、旅行的自由、谋生的自由,种种等等。就实际情形观察,广大的东方社会距离这些人理价值之实现,真是还遥远得很。”

当他说出这些话时,他连谋生的自由都失去了。自1960年《自由中国》半月刊被关闭、雷震等锒铛入狱之后,他已陷入困境当中,最终被迫于1966年离开台湾大学,他的着作《中国文化的展望》也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的罪名遭“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查禁,申请“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每月60美元的补助又不得,他在生活上真的已走投无路。

但他始终没有被现实生活的细节所吞没,他的人生没有沦为“压扁了的人生”,他在临终前留下的那些话,依然充满了生命的力量,没有沮丧,没有屈服,没有折腰,更没有自大和虚浮,而是坚守着思想的纯粹和独立。他谈知识和智慧,谈大脑和心灵,谈独立思想,谈当世人物,一点也不像一个生命垂危之人。他说:“在文化市场上叫嚣的那些人,都是时代的蜉蝣。我们要透过时代的雾,看未来。这样,更能显现知识的光芒。我们需要隔离的智慧,才能显现自己的独特性。”

他觉得自己最大的特质就是能否定自己,从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以前所写的都算不了什么。当他被政治权势隔离在那个小院子里,被癌症隔离在病床上,他却想到“隔离的智慧”。他说伟大的人物是不谈被迫害的。当他的论战对手徐复观赞许他:“无论如何,你所表现的一种反抗精神,在中国长期专制的历史中是非常宝贵的。仅仅这一点,就可使你不朽。”他的回应则是:“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

1969年8月24日,他在写给徐复观的信中说:“就现实情况看来,今日若干知识分子的处境,似乎天小地狭;但就开辟观念和知识的新天地而言,则无限无穷。今日有心人最重要的事,在于树立一超越现实的自我,对外界的成败毁誉,颇可不必计较。”

不到一个月他就离世了,在极大的逼迫与困境中,他确实树立了“超越现实的自我”,不停地想“开辟观念与知识的新天新地”,只是没有完成,所以他不想死:

“我的学问算不了什么,但我有超时代环境的头脑。三十年宝贵的经验,没有能够写下来,真可惜。这也是我不想死的原因。

我不想死,乃是对生命有所留恋,乃是一种自我的肯定金这个自我的肯定,不是局限于狭小的个己,而是扩张到自我以外天然的关切人类,是一种责任感,是对生命价值的积极肯定。”

基于对生命价值的积极肯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会被时代环境困住,哪怕落入了贫病交加之中。当此之时,海峡此岸,顾准也正在默无声息地做着与他相似的工作,他们所做的都是超越现实的,是不断地开辟观念和知识的新天地。这一切需要时间的证明,需要灵魂与灵魂的回响。我第一次读到殷海光这封信曾大受感动,他所说的“隔离的智慧”与他追求的“超越现实的自我”,让一个高贵的人,即使在一个黑暗时代里依然可以亮堂地活着。

但那一刻,他已知道自己活不成了:“其实,对于死这件事,我老早就想透了,看淡了,我的潜意识里都没有一点儿恐惧感。只是我死得不甘心,我的思想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点上倒下来,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待!”

1969年8月21日,他离世前不久,在病榻上口述了一篇《自叙》,这是他留下的最后的遗稿:

鹿历史的转折’常常不是人智所能预料的。往往在一个时代,声光毕露的运动,不一会儿就烟消云散;又往往在一个时代,寂然无闻的大思想大观念忽然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震撼着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思想者,必须有学人的训练和学术的基础,然而一个时代的思想者,他的思想方向和重点,毕竟和学院式的人物不相同。这正像康德和伏尔泰之不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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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故居,位于台北市温州街。

他的思想诚然是引起后人持久关注的原因,我却同样关心他的生活,尤其是他在台北温州街那个小院子里的日常生活,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不仅没有消磨掉他对时代的深思,反而滋润着他的思想,使他在艰难时世中,依然保持着思想的纯粹和独立。他的妻子夏君璐的基督信仰带给他和他家庭的安慰与祝福,是人们很少提及的,翻开他与妻子的通信,特别是婚后1955年他在美国访学期间,他们之间对基督信仰有过详细的讨论。他妻子曾回忆在他病重之际,他们全家三人一起面向窗前的祷告,他唯愿世界和平。他临终前对信仰的确认,让他的妻子满心欢喜。

他喜欢好糖、好饼干、好红茶,也爱喝咖啡,但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交际、不应酬,他在自己的小院里读书、着作、漫步,看朝霞、夕阳,看星星、月亮。爱因斯坦是他心目中完美的典型,头脑复杂而心志单纯,只求真理,不问其他,高兴起来会买一个纸杯冰淇淋边走边吃。他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偶有客人来访,谈得投机,他会拿出饼干、红茶来款待,话不投机,他会看表暗示客人离开,如果客不知趣,他只好直言自己要工作了,绝不敷衍。他说敷衍足以腐蚀心灵。他始终看重心灵的感受,胜过其他的一切。

1967年夏天,他与徐复观相约“一同散步,漫谈,听山林风声,看白云悠悠”。回来之后,他给徐写信:“散步,漫谈,呼吸大度山清新的空气,丰富了我的生命。而际此乱世,遇合又是多么不易!人的心灵是这样奥妙复杂而难以了解。”

他对生活的热爱,对妻女的真情,在在都让我们感受到他是一个心灵丰富的人,一个有着独立生命世界的知识分子。这个小院保留着他的生命气息,他们一家三口生活过的痕迹,那些水泥砌成的桌凳、水池,空间包含着时间,我在这个院子里虽已闻不到1969年以前的桂花香,却真实地体悟到一个生命穿越时间的存在,他的存在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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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终究不可抗拒,殷海光于1969年9月16日去世时,雷震尚在狱中,多年后才得以安息在“自由墓园”。我第一次去台北,就特别想去那里看看,只是时间匆忙,未能去成。第二次赴台终于如愿以偿,从南港出发去自由墓园的一路,找路找了很久,经过深坑老街,到山上已是夕阳西下之时,蓦然发现墓前的桂花在开,天蓝云白,青山满目,寂静无人,殷海光与雷震、傅正等《自由中国》的同人一同安息于此。

他对于台湾的意义在他身后已得到充分确认,《殷海光全集》的出版、殷海光故居的开放都是证明。他追求的自由价值已在岛上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更在意的是他对于大陆的意义,他30岁才离开大陆,他临终所说“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待”,显然不仅指台湾岛上,更是包括了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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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他已经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在一两百年来中国转型的途中,生于1919年的他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没有赶上“五四”,所以他自称“五四后期的人物”,但他还是有幸在西南联大享受学术自由的氛围,亲炙过金岳霖那一代学者的教诲。

夕阳下,我凝视他的墓碑,雷震手书的“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先生之墓”几个字分外显眼。自由思想者,正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定位。墓前青山,山外是海,隔海相望的老大陆常在他的念中。在他生命最后的年日,他内心说不出地想念西南联大的岁月,在昆明文林街的茶店里,在滇池边上,在山坡的松柏林中,与心灵契合的师友谈东说西。

他想到一个寂静的黄昏,他和老师金岳霖一起散步,正在左右竞争激烈的时候,他问及哪一派是真理?老师没有直接答复,沉思了一会儿,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他又问:“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老师回答:“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二十多年后,经过许多思想上的风浪以及对这些风浪的反思,他才完全理解老师当年所言。他想追求的也正是成为这一类型的思想者。

从温州街十八巷他“结网”生活的地方,到自由墓园他的安息之处,我总是想到他对当年西南联大师生问对的回应,他对故国山河的回望,他对苦难中国的忧心。这一切都是从他书生气息的心灵出发的,“在这样一个迷茫、纷乱而又失落的时代,心灵的相通真是稀有而又十分可贵的事。我们饥渴的追求心灵,真诚的心灵。”这是他晚年的话。

在他身后,台湾岛上发生的可喜变化,也可以视为是对他当年心灵渴求的某种回应。在台湾的日子,几次寻访与殷海光有关的这些地方,我渴望的也是走近他的心灵,体会一颗曾经为人类、为中国跳动过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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