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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522彭德怀是如何杀害袁文才和王佐的

来源:http://www.operasage.com 作者:奥门新萄京8522 时间:2019-12-11 23:32

王佐(1898—1930),又名王云辉,绰号南斗。出生于遂川县下庄村水坑(今井冈山市下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裁缝出身。

王佐袁文才之死:1930年2月23日,王佐、袁文才两人被龙超清等人于永新县被诬陷杀害。

彭德怀与袁文才王佐

1930年2月21日,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城被红军枪杀,死时都是32岁

如果追寻彭德怀与毛泽东的感情波折,错杀袁王,也许是两位巨人之间最初的一丝隔膜。

“没有理由杀袁王”这句话,毛泽东念叨了几十年,提起过无数次。

回顾远逝的历史,现在条分缕析的重大事件,在过去犹如一团剪不断、理还乱、千头万绪的麻团。1930年祭起错杀刑刀的是那迫在眉睫的军情……

毛泽东对王佐、袁文才有着特殊的感情。大革命失败后,他婉拒瞿秋白的挽留,不愿进政治局留在大城市,而要上山落草,结交的第一对绿林朋友就是袁王。在这里不仅创造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还学到山大王的游击战术。他称袁王是为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在党的历史上,袁文才和王佐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刘志丹、徐海东十分相似。刘志丹、徐海东开辟的陕北苏区为中央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提供了落脚点,而袁文才、王佐领导的绿林武装则为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提供了栖身之所。他们都是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奥门新萄京8522,对于啸傲山林、锄强扶弱的绿林英雄,毛泽东素来十分敬重。他认为,富有正义感的农民旧式武装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可以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把他们改造为无产阶级的铁军劲旅。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有意留毛泽东在政治局工作,毛泽东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奥门新萄京8522彭德怀是如何杀害袁文才和王佐的,井冈山早期领导人袁文才王佐被杀真相。!”

毛泽东的确是天纵雄才,他只用两招就消除了袁王疑心,使之心悦诚服、无怨无悔地投奔到毛委员麾下,至死不渝。

毛泽东的第一招就是赠送枪械,以示诚信。

毛泽东的第二招是同仇敌忾,生死相依。

前委对袁、王两支农民武装的改造,是井冈山斗争史上的一篇杰作,不仅使工农革命军在罗霄山脉中段站稳了脚跟,而且造成了军民团结、万众一心的融洽气氛。在改造的过程,毛泽东树立了很高的威望。袁文才赞毛泽东是“中央之才”,愿意执鞭牵马,跟他打天下。王佐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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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2月,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正式升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设两个营,以袁部为基础编成第一营,以王部为基础编成第二营,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第二营长。昔日的井冈山绿林双雄正式成为毛泽东帐下的两员骁将。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土客籍矛盾曾令毛泽东产生只手撑柱、回天乏力之感。

在改造袁王部队和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时常陷入烦恼,为井冈山深刻的土客籍矛盾和中央对土匪部队的过“左”政策而为难。他不只一次地叹息:“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在宁冈,土籍革命派的首领是龙超清、刘辉霄,客籍革命派的代表是袁文才、周桂春。他们在一系列的问题,发生群体之争、权势之争,甚至发生女色之争。

--1927年底,宁冈县农民协会下令捉拿土豪劣绅,数目是8个,其中土籍有6人,客籍有2人。于是,一些跟土豪有亲戚关系的土籍群众有意见,认为打土豪土籍吃了亏,下次要多抓几个客籍劣绅,把吃的亏补回来。

--巽峰书院是新城土籍子弟读书的最大书院,因土豪劣绅经常在书院聚议进剿农民自卫军和审讯革命者。客籍好汉袁文才一怒之下,将巽峰书院放火焚毁。对此,土籍人大为不满。

--1928年3月,宁冈县党、政、军主要负责人集中开会。会议由县委书记龙超清主持。龙超清佩带了一支在新城战斗中缴获的新枪,十分显眼醒目。袁文才见了,很不舒服,他当众下了龙超清的手枪,并且振振有词:“你是县委书记,管全县的党务,又不上前线,要手枪干什么?”龙超清气得青筋直爆,但又无可奈何。

--1928年春,工农革命军成立宁冈县政府,推举文根宗任主席。文根宗是土籍人。客籍人老议论说:“现在是土籍的党,客籍人的枪么!我们客籍人专门打天下,他们土籍人专门坐天下。”客籍人提出轮流坐庄,土客籍每三个月轮出一届主席,土籍人表示同意。文根宗坐满3个月,由客籍甘金皇出掌权柄,甘金皇上台才只1月,土籍革命派即以甘“文化低、能力差”为理由,将他撤换。

--袁文才与一个叫陈白英的女人有染,宁冈县委负责人谢希安慕陈姿色,也想插手。二人明和暗斗,时常彼此制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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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无谓的意气之争,毛泽东深感痛惜。他曾苦口婆心地耐心排解:“土客籍的对立和地方主义都是封建意识的反映,都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要反对土客籍的对立和地方主义。天下穷人是一家,工农是一家,土客籍工农贫民是一家。共产党是不分国界省界的,国民党也不分土客籍,他们抓人杀人,什么时候分过土籍客籍,抓住了革命者一律杀头。共产党员要有敏锐的警觉性,千万不要中了土豪劣绅的奸计,内院起火,互相拆台。拿你们宁冈的话说,就是'不拆开墙来让狗进'呀!”他也曾找来龙超清、袁文才,疾言厉色地进行批评:“你们这是乱弹琴!中国历史上只有封建世袭制,而没有轮流坐庄制嘛!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人以天下人民利益为己任,怎么可以随意附和土客籍之间的不正确要求呢?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呀!”

湘赣边界党的土客籍矛盾如果仅仅停留于上述鸡毛蒜皮的意气之争,按道理是不会酿成巨大的危害和损失的。可是随着中央“左”倾政策的传达贯彻,土客籍矛盾开始披上革命的外衣,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进行,其危险潜滋暗长,犹同悬顶之剑,随时可能斩落下来。

彭德怀率红五军杀回井冈山之后,情况开始出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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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张飞最忌讳白面书生。在机诈百出的朱昌偕面前,彭德怀先后两次中计,第一次被“骗”去了生死之交的副帅黄公略,第二次被煽起斩杀袁王之心。

送走黄公略,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游击至井冈山地区。1930年2月初,红五军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安福边界休整。一天深夜,奉调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担任书记的朱昌偕等人闯入红五军军部,神情激动地说:“彭军长,救救边界特委吧,袁文才、王佐率部要叛变了。”

朱昌偕的话,说得彭德怀、滕代远、邓萍一头雾水,面面相觑。

由于曾经上过朱昌偕的当,彭德怀多了个心眼,没有立即表态。他想弄清问题再说。

受土籍势力影响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一直盘算着打袁王的主意。邓乾元代表特委向中央请求如何处置。他说土匪问题是边区急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依现时之情形,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可以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

聪明的袁文才敏感地察觉到危险正在缓缓逼近,这从他的一些言语中可以看出。一天袁文才与宁冈东南特区负责人王次谋等人下棋,他情绪低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我跟你们难下几天棋了,现在已经下命令调我们去吉安。”

奥门新萄京8522彭德怀是如何杀害袁文才和王佐的,井冈山早期领导人袁文才王佐被杀真相。“袁猴”,陈次谋亲昵地喊着袁文才的诨号,就事论事地说:“你去打吉安,和红五军一起容易打败敌人。干脆把你们的好枪给我们留下,县政府的破枪你们带走好了。你们不愁搞不到好枪。”

“我是去也可,不去也可”,袁文才兀自顺着心思往下说,“但是,不去还是不行的,人家会说我受编不受调。已经有人告了我的状。”

望着陈次谋等人诧异的神色,袁文才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卦书,解释道:“今年年成不好呀!这书里有一句话,叫做'半天飞一石,打破水中鱼',说不定这一关难过。”

袁文才按捺住自己火爆的性子,决心夹着尾巴做人,希望躲过此劫。可是,事态的发展,令他无法平心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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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冬,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到永新调和、斡旋党内土客籍矛盾。永新县委王怀等人听信坏人造谣,派人围捕宛希先。宛希先得知消息后,连夜逃往宁冈,准备到袁文才处暂避一时,待毛泽东回山后再与永新县委负责人理论,谁知在逃跑途中被抓获。王怀等人用铁丝锥穿脚胫骨对他百般折磨,使其痛楚而死。

宛希先坚决拥护和执行毛泽东关于教育、帮助和改造旧式农民武装的政策,对袁文才、王佐等绿林出身的同志不排挤、不鄙视,被袁王认为是知心朋友。宛希先被杀害后,袁文才愤怒至极,号啕大哭三天三夜,他痛骂永新县委那些土籍文墨秀才是秦桧,是奸臣,是注定没有好下场的小人。他引用一句土话“文官指一指,武将累出屎”,公开指责永新县委秀才大人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尽管袁文才气得心头滴血,恨不得马上把那班残害宛希先的人抓起来以牙还牙。但是,作为一名已经成熟起来的共产党员和红军重要领导干部,他没有贸然行事。宁冈县委组织委员刘克犹回忆:“袁文才得知永新方面边委书记宛希先遇害的确讯,对我说,边委已无组织观念,不过我暂时还是要守纪律,防止内部破裂。”

袁文才对永新县委、边界特委部分领导人的切齿愤怒和极端不满,引起王怀、朱昌偕的积恨和注意,他们愈加急迫地感到袁王武装是一颗埋伏在自己身边的定时炸弹,必须预先动手,以防不测。慑于袁王的威信、实力和战功,以及他们服从组织调遣的忠实表现,朱昌偕、王怀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对袁王动手,他们必须等待时机,等待袁王自己出现失误。

1930年2月10日深夜,茶陵县游击队长吴文涛来报告,国民党茶陵、酃县、宁冈三县联防总指挥罗克绍春节期间离开茶陵县城老巢,只带少数护兵前往蕉坪姘头家。袁文才闻讯大喜。

罗克绍系茶陵县江口人,是边界地区反动民团的头目,拥有数百人枪。他拥有一个小型兵工厂,能制造步枪和子弹,这点令袁文才、王佐艳羡不已。11日清晨,袁王集合部队踏着晨霜寒雪赶往蕉坪。傍晚,部队在虎爪吃晚饭,袁文才向战士说明任务:“罗克绍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每天可以造一条七九漏壳枪,我们要把它全部缴过来。大家注意,对工人不要开枪,要向他们做宣传,要动员他们过来,给我们造枪。”

11日夜晚。天空没有云彩,寒月当空,山路在朦胧的月色中婉蜒伸展。袁王部队兵分三路,向江口、蕉坪摸去。

江口是个有百户人家的小圩镇,只有一条小街。蕉坪离江口大约两里远,站在山上可以看清整个蕉坪,一条小河流向江口,小河两边都是房子。罗克绍的姘妇住在河滨一栋青砖大屋里。红军战士出其不意,打得罗克绍措手不及,连人带工厂设备全部押往新城。

罗克绍是边区民愤极大的恶霸,双手沾满革命者的鲜血。贫苦农家主妇常用“罗阎王”来吓唬夜啼的幼儿。可是,袁文才回新城后,却给罗克绍松绑让座,设宴款待,还和他一起打麻将娱乐。红军战士感到迷惑不解,袁文才解释道:“杀掉罗克绍有嘛格用,我们到长沙又买不到钢铁和硫黄洋硝。没有这些材料哪里造得成枪。”几天后,袁文才把罗克绍带往茅坪,软禁在茅坪山上的竹棚里,希望逼他帮助红军购置材料造枪。

这件事袁文才没有向宁冈县委汇报清楚,国民党乘机散布种种谣言,声称袁文才与罗克绍交好密谋,企图反水。谢希安、龙超清在提议公审处决罗克绍遭到拒绝后,连夜赶赴永新,向边界特委报告事态的发展,他们言之凿凿地说:“如此下去,恐怕他们要作反了。”刚刚到达永新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信以为真,主持会议,决定武力解决袁、王。

2月22日,边界特委以“毛委员来信”为由,要袁王带部队到永新县城听候整编。袁文才、王佐欣然听命,带领队伍按时抵达永新。特委将他两人的住所分开。袁文才住尹家巷22号,王佐住尹家祠。晚上,边界特委召开会议,指责袁文才有5条罪不容赦的错误,即反对特委领导,勾结土豪恶霸,破坏分田,受编不受调。袁文才这才发觉特委是想朝自己开刀。他依据事实,逐一予以反驳,说得彭清泉、龙超清、朱昌偕等人哑口无言。

“那你到底有没有错误?”彭清泉恼羞成怒地质问道。

“我是有错误”,袁文才从容镇静地回答说,“但是,我的错误决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

王佐也气冲冲地起来帮腔,“你说破坏苏维埃,我老庚是边界苏维埃政府主席,岂有自己反对自己?宁冈在边界各县中分田最早,袁团长要是反对,这田地能分成么!”

“王佐,你别太放肆了,当心我处分你。”彭清泉“叭”地一声把手枪拍在桌子上。

“处分算个屁,老子照样吃饭、睡觉。”性情豪爽、粗狂不羁的王佐也火了,将身上的驳壳枪取下,使劲摔在桌上,震得灰尘飞扬。

会场气氛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大家不欢而散。

会后,王佐感到事情不妙,私下拉着袁文才,悄悄商量:“我看这次怕是凶多吉少,还是把部队拉走,到九龙山去吧!”

“我们来永新,是奉毛委员之令。中途离开,总是不太好。相信毛委员会来解决问题的。”袁文才笃信毛泽东。

“看会场上那些人有恃无恐的样子,怕是大有来头。”王佐猜测。

“毛泽东要是起这种心肠,天也会黑半边哩”,袁文才指责说,“你王佐是牛眼看人,把人看得木桶般大,吓破了胆子。”

王佐忍不住反讥,“你袁文才现在是鹅眼看人,把人看得太小了,刀架在脖子上还不知道是在受死。”

袁文才、王佐这两位亲密无间、患难与共的兄弟,第一次发生了公开的激烈争吵。这也是他们之间最后一次争吵。

就在袁文才、王佐为今后的去向犹豫为难时,边界特委负责人连夜赶往红五军军部驻地。

“袁王要反水,事情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彭德怀有保留地望着特委书记朱昌偕。“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致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

彭德怀对袁文才不十分熟悉,但对王佐很有好感。据红五军老战士追忆:

彭德怀转过身对滕代远、邓萍说:“你们对王佐印象如何?王佐随五军行动时,还是表现好的,对五军是不怀疑的。那次随五军到南雄,是王自己提出来的,我们未向他建议过,要是王佐有私心,他就不会随我们出去。”

“那是以前的皇历了。王佐反动是袁文才挑拨起来的。袁文才从东固逃回来后,把'六大'决议中关于与土匪关系的内容念给王佐听,并说'无论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信任的'。王佐最听袁文才的话,所以一同反水了。现在永新县城内部是袁王的人,他们有将边区参加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目前的危局。”朱昌偕恳切地说。

“彭军长、滕党代表、邓参谋长,救救边界党吧!那两个土匪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呀!”王怀显露出忧心如焚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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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党的组织原则,红五军驻扎于边界特委地盘内,应接受当地特委调遣。彭德怀、滕代远、邓萍见他们说得如此紧急,不加多思,便命令郭炳生带红五军四纵队前去永新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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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拂晓,第四纵队会同永新、莲花、茶陵等县赤卫队包围袁、王驻地。为防止混淆,郭炳生命令四纵队战士臂上扎上“白带”,以便与扎红带的袁、王部队相区别。

事先,四纵队战士还将由永新县城通往宁冈的浮桥中段撤去桥板。

战斗打响了,特委书记朱昌偕率先冲进袁文才的房间,将他射杀于梦乡。王佐闻讯出逃,溺水而亡。李寿轩亲眼目睹了王佐的死情,他说:“王佐大概听到枪声,就马上冲出去了,永新县城他熟得很。我当时执行的任务是守在城墙门口的城墙上头,袁文才打死以后,我们看见王佐往浮桥上跑,部队也让王佐跑,浮桥是用船搭的,中间的船没有了,结果王佐也被淹死了。”

袁王部队的士兵也受到清洗。

就这样,一支被国民党清剿多年始终未能如愿的劲旅被分解了,泯灭了,他们的英雄业绩只能由故老相传而被人们熟悉。

捕杀袁王的直接后果是丢失了井冈山军事根据地。袁文才的部属和王佐的手下、亲友回到井冈山,索性公开高举白旗反水,放了罗克绍,武装起来与共产党红军为敌。

宛希先的预言成为事实。由于杀戮袁王,当地百姓对红军十分冷淡,对红五军尤其反感。在“解决”袁王之后,边界特委对其余部仍不放心,请求红五军上山“搜索”,五军派三纵队四大队执行这一任务。战士们在搜索中,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红五军行动很反感,而对袁王部队则倍加爱护。战士们问:“王佐部队上哪里去了?”群众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

毛泽东得知自己耗尽心血改造培养的两位骁将被杀后,非常难过。他认为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

在错杀袁王的问题上,彭德怀和五军军委负有一定的责任,这主要是未作细致、缜密的调查,轻信一面之词,以致铸成憾事

党史上曾发生过一个令人扼腕的悲剧事件,那就是被称为井冈双雄的袁文才王佐被冤杀。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遭重挫后,率领起义军余部转移到了江西井冈山地区,收编了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自卫军。袁文才、王佐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从此,原井冈山上的两支地方武装成为工农革命军的一部分,绿林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部队刚一改编,袁文才和王佐就率部参加了井冈山军民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新城战斗,取得大捷。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第2团编为第32团,分别担任团长和副团长。32团在建设和保卫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赢得了党的高度信任。袁文才、王佐还同时当选为红四军军委委员,进入了军队的最高领导层。在5月和10月分别召开的两次中共湘赣边界党的代表大会上,袁文才、王佐又两次双双被推举为特委委员。他们在井冈山上的住处,也被规定为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永久的可靠通讯处。毛泽东在永新城向中央写信告知:我们的永久通讯处:宁冈袁文才,大小五井遂宁界金竹山王佐。 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六大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里,对土匪武装的问题,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1928年冬,江西省委把六大决议案送到井冈山。曾为土匪首领的袁文才、王佐的命运岌岌可危。 对中央决议应如何贯彻和执行,毛泽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主张实事求是。1929年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柏露会议。柏露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王怀、龙超清等人传达了六大决议。一向与袁文才、王佐不和的永新县委王怀和宁冈县委龙超清等人,以决议精神为由,坚决主张杀掉袁文才。 而毛泽东不主张杀袁文才和王佐。他语重心长地说:袁文才本来就是共产党员,虽然他有些错误,但不能杀;王佐虽然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是和地主豪绅作对的,现在又经过改造,入了党,性质起了变化。他们欢迎我们,拥护我们,帮助我们在井冈山安了家,使部队休养生息,他们都是有功劳的。 经过毛泽东反复做工作,会议最后决定,不杀袁文才和王佐。决议决定将他们二人分开,袁文才改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发赣南,王佐升任三十二团团长,坚守井冈山。 转战赣南的袁文才后返回井冈山,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务委员和县赤卫大队大队长。于是,袁文才率领宁冈赤卫大队与王佐的独立第一团相互配合,投入了收复边界的斗争,对党和红军依旧忠心耿耿。 保护袁文才和王佐的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后,井冈山的形势又变得扑朔迷离了。虽然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柏露会议明确作出了不杀袁文才和王佐的决定,但是源于土客籍之间的矛盾,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的一部分同志,又开始要贯彻六大的决议了,坚持认为袁文才和王佐是土匪首领,必须除之。 客籍,也就是客家人,王佐、袁文才的祖辈都是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背井离乡从北方迁移到此地的。因为当地的土着人占据着适合农耕的平坦地区,所以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土着人不愿意居住的山区,而且还要受到当地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得十分清楚: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家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的斗争。 当时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形势很复杂,土客籍之间始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一些共产党员说话办事,往往不是站在土客籍贫苦农民的立场上,而是土籍人站在土籍一边,客籍人站在客籍一边。随着这些争执的累积,并最终导致曾经联手的龙超清、袁文才从此反目成仇。中共宁冈县委在《关于错杀袁文才、王佐的调查报告》中谈到三件事情,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土客两籍的对立在革命展开过程中是如何被激化的: 第一、围绕人事权的对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的第一任主席是土籍出身的文根宗,文根宗任期结束后,客籍出身的甘金皇继任主席之职。但是,一个月后,土籍占多数的党委会以甘金皇文化低、能力差为由将其撤职。 第二、围绕打土豪的对立。随着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宁冈县农民协会决定以8个在逃的土豪为斗争对象,其中土籍6名,客籍2名。对此,土籍出身的党员和群众觉得土籍吃亏了,深感不满, 第三、烧毁巽峰书院事件。宁冈县土籍与客籍的子弟在不同的学校:学校峰书院系土籍所办的最大学校,袁文才以该书院系土豪劣绅的大本营而将其烧毁,由此更引起了一些土籍人的不满。龙超清与袁文才为此事大吵了一顿。在这场族群利益争夺中,掌握兵权的客籍占了上风,掌握党权的土籍暂居下风。 1930年1月下旬,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的于田召开联席会议,正在湘赣边界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 1930年初,王佐、袁文才活捉了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还俘获了20多个造枪工人和部分造枪机器。在没有请示特委的情况下,他们自作主张,劝降罗克绍,计划用他们办一个兵工厂,但特委认定是袁、王与敌勾结,这件事也就成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导火线。 要除掉袁文才和王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袁文才和王佐掌控的红四军三十二团,拥有1000余兵员,700余支枪,还有一座兵工厂。于是,特委就打算将袁、王二人诱骗至永新县城,然后借助正游弋在安福、永新边界的彭德怀的红五军,再行下手。他们知道袁文才、王佐最听毛泽东的话,他们就盗用毛泽东的名义,给王佐、袁文才修书一封,约王佐、袁文才率部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然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他们还派人前往彭德怀红五军军部,对彭德怀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等等。 彭德怀信以为真,就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随朱昌偕赶往永新县城,去解决袁文才与王佐。同时,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把袁文才、王佐的住处包围了。袁文才被开枪打死在床上。王佐听到动静,跳出窗外,但不幸掉进东关潭里淹死了。叱咤风云的井冈山双雄就这样蒙冤被害了,苍天无语,青山垂首。 当袁文才、王佐被杀的消息传出后,转战赣南的毛泽东闻悉后惋惜不已,顿足长叹:这两个人杀错了。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与埃德加斯诺谈及袁文才、王佐时又说: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革命,准备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1950年,新中国的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认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士。多年的历史冤案,终于有了应有的定论。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重游故地井冈山。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会见了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和王佐的结发夫人蓝喜莲。一见面,毛泽东便紧紧地握住两位老人的手,亲切地称呼她们袁嫂子、王嫂子,并深情地对她俩说:你们的亲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有功劳的,他们对中国的革命是做了贡献的。 袁文才和王佐被当作反革命除掉后,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使党和红军在井冈山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民心,使井冈山沦入敌人之手达19年之久,直到1949年9月才由前身为朱毛红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18军的部队收复,不能不令人感慨唏嘘。

     袁、王被杀是我党、我军早期革命历史上发生的一起冤案。建国后,他们两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回忆说:“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解放后,大概是在1950年,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有时也还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还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对袁妻谢梅香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当时造成错杀袁文才、王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当时党内一些“左”的政策,是造成袁、王被错杀的主要原因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队伍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这为错杀袁、王提供了政策依据。“六大”精神传到井冈山之后,永新县委书记王怀、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人,主张把袁、王杀掉;毛泽东等人则坚决反对,最终还是统一到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上来。实际上,“土匪”和“绿林”是有本质区别的。“土匪”是不论贫富,皆为其压迫和抢夺对象,社会各阶级包括贫苦农民都是恨之入骨的。“绿林”则不同,“绿林”本质上是农民武装,是农民起义军,宗旨是“劫富济贫”,贫苦农民是支持和保护他们的,“绿林”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湘赣特委和一些县委把“土匪”和“绿林”混淆起来,本来就是对袁、王队伍阶级性的模糊。
  
  二、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的影响,是造成袁、王被错杀的重要原因
  
  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是存在于边界、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械斗。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至鄂南,约有几百万人。客籍人来的晚,只能占据相对比较贫瘠的山地,被占领平地的当地土籍人所压迫,素无政治经济权利。大革命失败后,在湘赣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最为严重。
  
  在当时的井冈山地区,大约20%的土籍(原住民)占据了大量的土地,80%的客籍(主要是客家人)被迫成为佃农,受到土籍豪绅的压迫。而袁文才、王佐出身“绿林”,作为客籍民众领袖和客籍利益的保护者,得到广大客籍民众广泛拥护。可是,由于宁冈的土客籍矛盾由来已久,且结怨甚深,袁文才、王佐作为客籍革命派首领,在革命初期与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土籍的永新县委及边界特委领导人之间关系还是很好的,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就是龙超清。但袁、龙等人都没有超脱于当地的土客籍之争,相处时间长了,他们之间的摩擦与纷争愈演愈烈,遂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说。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后,采取了组织措施,化解矛盾,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于1929年初随红四军行动;将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同时,对边界县、区委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毛泽东率主力红军离开井冈山后,1929年下半年,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矛盾开始恶化。
  
  当时在湘赣边界特委工作的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到:“……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1929年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也认为“……照六大会议的指示解决之。”边界特委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不仅受党内左的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带着强烈的个人恩怨与成见,边界特委1929年5月至8月边界情况的一个报告也说:“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对我们现在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由此可见,边界地方党组织早对袁、王二人深恶痛绝,埋下杀机,边界特委对这场历史悲剧应负直接责任。罗克绍事件正好是条导火线,给了边界特委以借口,这既是土客籍矛盾的延伸,也掺杂了地方党组织领导人与袁、王的个人私怨。
  
  三、袁、王自身的毛病及其部队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气,是导致事态恶化的主要诱因
  
  袁、王及其部队虽然已被编为红军,但长期的绿林生活对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人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松驰;袁、王两人性情高傲,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组织,看不起宁冈当时的县委书记龙超清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认为他们二人年纪轻,本事不大。因此,他们之间有矛盾,合不来。袁、王曾当着部队和特委县委的面说过“毛委员有帝王之相,是个中央才,跟着他是有出息的”、“我只听毛委员的”,为了把毛泽东留在井冈山,他们主动做媒,促成贺子珍嫁给毛泽东。如今毛、贺结婚的象山庵已是井冈山的著名旅游景点,庵中一棵古树上,青年男女把象征美好爱情的红绸条挂满了枝桠。
  
  袁文才本已随毛泽东率部队下山,却中途私自离队回到井冈山,虽接受了组织处分,但对队伍仍有影响,特别是对策反罗克绍这样的大事,既不请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当然,这些问题均属于党内矛盾,有问题但也不至于要杀掉他们。
  
  1929年2月袁文才从赣南擅自离开部队跑回井冈山,袁文才、王佐领导的部队不服从地方党组织的调派,纪律松懈。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到:“袁、王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边界因此称为‘特殊党员’。他们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最后发展到要武力解决的地步。而且,袁、王作为客籍民众利益的代表,在处理土客籍矛盾时,始终难以超脱,最后导致与土籍的边界特委负责人直接对立,也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四、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的错误指导决策,作出了用军事手段处理袁文才、王佐的决议,这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1929年下半年,彭清泉(即潘心源)作为中共中央委派的巡视员到湘赣边界巡视工作。潘和袁、王都没有谈过话,仅根据他近半个月的巡视,就偏听偏信边界特委、县委的意见,在遂川于田联席会议上,通过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议。1930年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中记述道:“这一问题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办理的。”“解决了袁、王在政治上是有好影响,这问题完全由彭同志指定9位同志开会,CY(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nistYouthLeague)的英文缩写)完全没有通知,设法把袁、王骗到城里来”。足见于田联席会议作出杀害袁、王的决定是在彭清泉的指示下进行的,表现了当时党的一些负责同志只知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与决定,不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别是将柏路会议已经议决过的事情重新推翻,更表现出极端的狭隘主义。
  
  五、红五军领导人轻信了特委的错误意见,未作深入调查便草率派兵解决袁、王,对事件的发生也负有一定责任
  
  当时,袁、王两部加起来有800余人枪,其战斗力与红五军不相上下。湘赣边界特委一班人知道,倘若用武力对付,非但达不到目的,弄不好还会反受其害。于是制定的策略,一是调虎离山,将袁、王诱至永新县城下手,二是借助红五军的力量。恰在这期间,红五军停驻在安福、永新边界地方。湘赣边界特委向中央和红五军领导人彭德怀反映袁、王的问题,有些问题并不是实事求是,但由于各种原因,彭德怀轻信了片面之词,同意借兵给特委解决袁、王。
  
  如果红五军领导人能深察当时边界党和红军内的复杂情况,也许就不会听信特委的不实之词了。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朱昌偕(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们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他们谈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与事实不符,那么我们就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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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袁文才之死——彭德怀痛下杀手

1923年参加绿林武装。1925年所部被地方政府收为新遂边陲保卫团,任副团长、团长,后为躲避地方豪绅追杀,重新恢复了原来队伍。1927年,在遂川县农民协会帮助下,将所部改称农民自卫军,支持遂川农民运动。同年6月,永新的国民党右派发动政变,乃率所部与宁冈、永新、安福等部农民自卫军于7月26日在永新暴动队配合下,攻克永新县城,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旋任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后与袁文才率部在宁冈坚持斗争。同年10月,对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给予积极支持和帮助。1928年1月所部接受改编,2月,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任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师第三十二团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红四军军委委员,并当选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7月,任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领导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后方机关和五大哨口。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动向赣南出击,奉命率第三十二团协同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时任第三十二团团长,曾多次打退敌人,重兵进攻。3月,成立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5月,任红五军第六纵队司令。7月,任红五军第五纵队司令,率部在井冈山坚持游击战争。1930年2月,在永新被错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关于王佐袁文才之死第一种意见认为,当时毛泽东、朱德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率领红四军离开了井冈山。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杀害袁文才的是彭德怀,而且在事发后第3天,也就是2月27日,长沙《大公报》发出一则信息:“彭德怀枪毙袁、王两匪”,后来,普遍认为是彭德怀杀死了王佐袁文才。

人物经历

王佐袁文才之死——土客籍矛盾成导火索

关系危机

客籍,也就是客家人,王佐、袁文才的祖辈都是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背井离乡从北方迁移到此地的。因为当地的“土著人”占据着适合农耕的平坦地区,所以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土著人不愿意居住的山区,而且还要受到当地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

关于“袁文才、王佐与土匪关系”的讨论

1929年,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已到了非常尖锐地步。井冈山边界特委中有一人叫宛希先,是惟一的外籍干部,与王佐、袁文才过从甚密,更是边界特委内王佐袁文才惟一的依靠。但是后来宛希先就被特委以逃跑罪名处死。宛希先死后不久特委重新选举,特委基本成为了土籍人士的天下。当时,在宁冈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称,这形象地说明了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之间的现状。

1928年底,国民党调动了三万余人的兵力,对井冈山实施围困战术。由于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加上经济上的封锁更加严密,红四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

王佐袁文才之死——边界特委出杀招

面对这种困难,毛泽东、朱德等在1929年1月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柏路会议,决定实施毛泽东提出的“围魏救赵”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挥师下山,直出赣南,从而达到内线坚守与外线作战相结合。

在土籍王怀、朱昌偕、刘珍、龙超清、邓乾元等人苦苦寻找机会对付王佐、袁文才时,机会终于来了。1930年初,王佐、袁文才活捉了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还俘获了20多个造枪工人和部分造枪机器。在没有请示特委的情况下,他们自作主张,劝降罗克绍,计划用他们办一个兵工厂,但特委认定是王佐、袁文才与敌勾结,这件事也就成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导火线。

柏路会议正式结束,代表们纷纷起身离座。时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兼红四军政委的毛泽东,忙向鱼贯而出的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中共永新县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等人招了招手,将他们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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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抓过身旁的布包,环视了众人一眼,抖落出已经传达过的中共六大文件。他用手指着《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的章节,说:“让大家留一下,是要传达一个文件。上午传达时,袁文才、王佐在,我跳过了这一段。”

大家一听,立即睁大眼睛,不由得面面相觑。

“这是中央‘关于与土匪的关系’一节”,毛泽东抬眼看看大家,又念了起来,“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这是保持地方秩序的先决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念完这一段,毛泽东放下文件,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听明白了吧?就这一段,我上午没念。真不晓得中央搞么子呀?弄出这一条政策来。要是老袁、老王晓得了,还不知有啥事?你们几个议一议,该咋办?”

王怀和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

陈毅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前几天我们红四军才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与共产党齐心合作,怎么一下子又变了调头?再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

朱德也表示了异议:“土匪的称呼是土豪劣绅的叫法,老袁、老王是被逼上山,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再说,中央这么做,不是让红四军去干过河拆桥的事吗?自相残杀,怎么也说不过去。”

毛泽东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宽慰多了,他一锤定音说:“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

王怀、龙超清不再争辩。

然而,刚在年底接替谭震林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邓乾元却对毛泽东的决定有异议。在他看来,中央文件对土匪的处置不是凭空制定的。他认为应该将袁文才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免去,另行换岗,不让他与王佐纠合在一起。邓乾元的意见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毛泽东也觉得这个提议既可行又合理。于是,他又果断地提出了将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大队一起远征赣南。

朱德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为了照顾袁文才的情绪,毛泽东又建议并通过了任命袁文才的好友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的决定。

时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以不清楚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为由,自始至终没发表任何看法。

次日,毛泽东找到袁文才,通报了前委对他的任职方案,希望他能顾全大局,出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军行动。袁文才心中当然割舍不下他熟悉的井冈山,但最终他还是表态:愿意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

为了平衡关系,也为了能真正黏合边界特委与王佐等人,毛泽东将自己一贯器重的党务工作者宛希先留了下来,并反复作了特别交代。

紧张环境

1929年5月,围困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因忙于军阀大战,大部已撤走。井冈山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长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远征赣南的红四军经过连日的长途奔袭后,作了短暂休整。

这天,袁文才来到了与他一向交厚的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处,只见门敞开着,院子外两条破长凳上晒满了文件。屋内,刘辉霄来回走着,不停地整理前委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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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才望着忙碌的刘辉霄,没有惊动他。他正欲跨门而入,却本能地回头一瞥,只见长条凳上一溜地摆着中共六大的一系列文件,其中一份用铅笔画出了粗粗的黑杠,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异常醒目。

袁文才收住脚,好奇心顿生。他反身仔细一看,那粗黑的铅笔下画出的居然是一行如此醒目而又刺激他神经的标题“与土匪的关系”。

他屏住呼吸,急速地看了下去。看完后,袁文才顿觉寒彻肌骨,仿佛掉进了冰窖。他放下文件,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刘辉霄闻声而出,看见袁文才如此失魂落魄,心中顿时明白了。他走过去,用力将袁文才扶进室内,却不知说什么好。

两人默坐一阵,袁文才怏怏地告退。从此,那份文件像梦魇一样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终于有一天,跟随南下部队到了广昌苦竹坝,觉得自己已陷入了灭顶之灾的袁文才,决心脱离红四军,再回井冈山。他拉上刘辉霄、谢桂标等人,以“到哪里都一样的革命”为由,将一张“告假条”留在军部,趁着黑夜悄悄离开部队赶往井冈山。

5月中旬,袁文才悄悄回到了井冈山,藏在王佐那里。他痛心疾首地对王佐说:“我们再怎么忠心,他们还是信不过。”

袁文才与王佐一起商量对策。

几天后,中共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到砻市向特委书记邓乾元了袁文才的情况,邓乾元听后大为惊讶。

三天后,邓乾元与龙超清、谢希安等前去“看望”了袁文才,并代表特委邀请袁文才“出去工作”。尴尬自责和无奈无助中,袁文才默默地应允了。

5月下旬,中共宁冈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已经出来工作的袁文才擅离红四军的处理。凑巧的是,被毛泽东一向器重并特意留下来的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也前来巡查工作,列席了会议。

会上,龙超清、谢希安等土籍干部力主从严处理,开除袁文才的党籍;而刘克犹、李筱甫两名客籍常委则坚决反对。一时,土、客籍的两派党员激烈交锋,相持不下。

经过宛希先的反复劝解调停,会议采取了折中办法:给袁文才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仍参加县委常委工作,负责三十二团军事及宁冈地方武斗的领导。

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时,心中有两个心结:一是边界特委如何正确看待袁文才、王佐并能与其融洽相处;二是对根据地内纠缠不清的土、客籍争端伤透了脑筋。因为这种争端导致了以土籍人为主把持的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根本对立,说开去就是敏感的“党与枪”的关系。

“八月失败”后,以袁文才、王佐为主的客籍人掌握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在茅坪居然无组织无纪律地枪杀了土籍人、原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土籍人大为恐慌,一下子逃往邻县达6000多人。后经边界特委采取断然措施,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深埋在土、客籍人之间的仇恨却愈加难解。

作为特委班子里重要成员的宛希先,是唯一的外籍干部。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在各方面声望都很高,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自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他便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唯一的依靠和缓冲。

边界特委与袁、王关系形同水火之际,宛希先的地位愈加凸显出来。因此,在三任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邓乾元、朱昌偕)的提议下,土籍人把持的边界特委欲除掉袁、王二人连同他们的三十二团,则必须先搬开宛希先这块横亘其间的巨石。

特委在朱昌偕的掌控下,对宛希先动了杀机。经过密谋,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与宁冈县委书记王怀一致赞同。

危机加剧

龙、宛之死加剧袁文才处境的危机

一天下午,正在永新县九陂山区开展工作的永新县委妇女部长龙家衡,接到侦察人员带来的消息:丈夫刘真(边界特委委员、永新县委书记)的老父亲在家病逝。考虑到刘真的家乡株塘村是白区,龙家衡决定自己回株塘村去。因为时间紧迫,距特委、县委所在地九陇山又远,她来不及请示,只向身边的同志交代了几句,便化装回到了株塘村。她藏在一个族叔家里,暗地里安排料理公公的后事。不料,已被其兄长龙庆楼(当地反动派五乡联防团团总)盯梢。

龙家衡料理好公公后事的当晚,即返回九陂山区。天刚拂晓到了住地。就在龙家衡去株塘的第二天,宛希先率特委一个警卫连到了九陂山区。宛希先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毛泽东特意安排留下来的,并担任了特委副书记,是特委成员中唯一的外地人。宛希先见到龙家衡便沉着脸说:“龙部长,你怎么一个人出山去白区了?去白区要经过县委、特委批准,这是纪律,你不会不知道吧?”

此时,警卫连颜连长突然指着山脚下叫道:“宛书记,你看白狗子进山来了。”

宛希先突然想起一件,不久前,警卫排长抓到敌联防团一个侦探,从他身上搜到一封龙庆楼给龙家衡的策反信。他狠狠地瞪了龙家衡一眼,忙命警卫连长作好战斗准备,赤卫队掩护区委机关和伤病员赶紧撤往深山老林。

刚安定下来,宛希先即命令警卫连汪排长带几名战士押送龙家衡去特委所在地九陇山。这汪排长出身贫穷,苦大仇深。听说这个女的是“反动派的奸细”很是仇恨。在去九陇山的路上,便“开审”起龙家衡来。他左一个“奸细”,右一个“老实交代”,龙家衡只是默不作声。汪排长气愤不过,最后竟掏出枪来威逼龙家衡招供。龙家衡对着枪口,却无惧色:“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

汪排长大怒:“谁是你这个臭奸细的同志?老子一枪崩了你,免得你危害革命!”

鬼使神差,汪排长扣响了扳机,龙家衡倒在血泊之中。汪排长见此慌了,待镇定下来后对战士说:“这个女的是通敌的内奸,就说是她想逃跑被打死了。”

宛希先得到报告,心里很是懊恼。龙家衡惨遭不幸在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为首的一些特委领导成员及永新县委、宁冈县委不少同志对宛希先杀害龙家衡大为不满。

在特委会议上,待宛希先讲述了龙家衡被杀的始末后,特委副书记刘天干就站起来质问:“宛希先,龙家衡一个县委妇女部长,就被你随随便便地枪杀掉,谁给你的这个权力?”

“我已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是她要逃跑,被汪排长击毙的。”

“宛麻子,你哄骗得谁?龙家衡会逃跑?鬼才相信,还不是你的命令?”王槐大声指责。

与会的两位常委袁文才、王佐见状恼怒起来。王佐一掌拍在桌上:“龙家衡,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反动团总的亲妹子,在革命队伍中就是一个隐患!不要说宛希先不是有意杀她,就凭她引来白军一条,杀了她,也没有什么大错!”

刘真一听王佐的话,激愤不已:“龙家衡背叛家庭,一心革命,同志们有目共睹!她与其兄有着根本的区别,即使她有错,也不该死罪!”

“宛希先同志以革命大局为重,秉公办事,他身为特委副书记,在非常时期有权处置一切,何错之有?”袁文才脸绷得铁紧。

王怀一听,脱口而出:“你们三个早就共穿一条裤子,串通一气,想打击永新的同志。老实告诉你们,没那么容易!”

宛希先、袁文才、王佐被王怀的话激得勃然大怒:“姓王的,你血口愤人,今天你不把话讲明白,绝不罢休。”

朱昌偕目瞪这种局面,遂大声说:“别吵了,这是特委会议,像什么话!都是革命同志,要团结一致嘛,不要相互怀疑,相互猜忌,意气用事。龙家衡同志的被杀,也是事出有因,不能全怪老宛。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散会!”

为了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朱昌偕决定让宛希先暂时离开九陇山,去兼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

1929年11月,边界特委决定永新、宁冈、茶陵等县红军警卫营和赤卫大队攻占永新县城。正在做准备工作的宛希先接到情报,敌人在茶陵通向永新的道路上布下了重兵。宛希先决定:茶陵武装不参加攻打永新县的行动。

攻打永新的战斗胜利后,朱昌偕立即在大湾召开会议,要宛希先说清原因。

会上,朱昌偕、刘天干、龙超清严厉质问宛希先为什么不执行特委决议,茶陵的革命武装为什么不参加战斗。特委副书记王怀板着脸,在宛希先跨入门房之际,就指斥说:“身为特委组织部长另行一套。此次不服调度,贻误战机,要老实交待代自己的问题。”但无论宛希先怎么解释,众人都置若罔闻。袁文才又因故未到会,宛希先实在孤掌难鸣。会议最后决定解除其职务,并关押审查。

被关押在一间茅屋子里的宛希先感到事态很严重,弄不好性命难保,欲赶快离开去向上级汇报。见看守人员抱着枪打瞌睡,他就撬开窗子逃了出来。大湾村一带四面高山,加上黑夜,根本看不清山路,宛希先只好躲在山里,计划天亮再走。特委很快得知宛希先逃跑了,朱昌偕等人断定,他是畏罪潜逃。于是连夜动员二千多人打着火把,上山搜捕。在一个小山洞里,宛希先被赤卫队搜出。朱昌偕、刘天干、王怀等特委几位主要负责人决定将宛希先处决了。

消息传到袁文才、王佐所在的宁冈茅坪,二人即率一拨人马赶到大树湾要讨个说法,见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人,王佐大嚷:“宛希先究竟犯了哪条王法?他身为特委副书记,你们竟擅作主张,说杀就杀,说剐就剐,今天倒要你们说个清楚!”

朱昌偕见袁、王大有兴师问罪之意,怫然作色说:“宛希先违抗特委决议,是罪有应得!谁违抗特委决议,就是这个下场!”

袁文才强压怒气:“老朱,你莫抓着鸡毛当令箭,动辄拿特委来压人!老宛被杀明明是有人打击报复,公报私仇嘛!”

王佐高叫:“姓朱的,你们莫不是想把反对你们的人斩尽杀绝?老子天不怕、地不怕,还怕你们这几个鼠肚鸡肠的人?”说着,拔出手枪往桌上重重一拍。

好一会,朱昌偕才缓过神来,喝道:“王佐,你太放肆了,你莫不是想威胁特委?”

袁文才也觉得王佐的举动有点过分,忙叫他把枪收起来:“王佐是个粗人,哪个不晓得?今天再扯也没什么意思,以后到前委去理论。”说完,扯着王佐衣袖就走。

朱昌偕自袁、王这次大吵之后,对袁、王二人既恼恨,又害怕,心想:此二人到底改不掉土匪习气。

罗克绍事件

导火索——罗克绍事件1930年1月间,中央派特派员彭清泉来到永新县了解湘赣革命斗争情况,朱昌偕向彭清泉汇报了袁、王的情况,特别提到了自己对袁、王的担心。

1930年1月18日,在彭清泉的主持下,在江西遂川县于田村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会议决议的第五条就是:“必须坚决解决袁、王问题。”

朱昌偕回永新后即与刘天干、王环、龙超清等人商议。刘真、龙超清认为:袁、王虽目无特委,独断专行,但尚无反对革命、投靠敌人的形迹,解决袁、王问题难以服众,还是从长计议为好。朱昌偕考虑再三,也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然而,一个月不到,就发生了“罗克绍事件”。

罗克绍身任茶陵、宁冈、永新等五县联防团团总,是红军的死对头。他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生产步枪、子弹、手榴弹。袁文才、王佐一直想把这个兵工厂缴获过来,为自己所用。1930年2月21日,罗克绍带着随身警卫20余人到茶陵县猎狗垅姘妇家过夜,被袁、王活捉。为了让罗克绍交出兵工厂,二人对罗十分礼遇,等罗答应交出兵工厂即放了罗克绍。

朱昌偕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夜召集会议研究对策。朱昌偕认为,虽然尚不清楚袁、王勾结罗克绍反水是真是假,但袁、王不请示特委擅自释放罗克绍已是不争的事实。再说,倘若袁、王反水是真,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为了革命不遭损失,应先下手为强,除掉袁、王。对于朱昌偕的意见,与会者均表示赞同。

但要诛杀袁、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袁、王队伍有700多人,队员强悍,来硬的难以对付,只能智取。朱昌偕说:“以中共湘赣边特委的名义给袁、王去一信,声称上级决定,边界各县红军警卫营、连拟编入红六军,袁、王部为六军三纵队,袁为司令,王为副司令,即日开赴永新县城集合,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俟袁、王到永新后,将他们与部队分开安排住宿,晚上即可行事。”

某晚深夜,特委书记朱昌偕与常委王怀,连夜骑马赶到红五军驻地,把酣睡中的彭德怀叫醒,焦急地对彭德怀说:“袁文才、王佐勾结反动民团要叛变,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红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彭德怀听后甚为吃惊,陈述了袁、王不致于叛变革命的理由。朱昌偕和王怀以种种“事实”加以佐证,言辞恳切,后竟泣声陈词。这时,彭德怀不能不考虑了,因为按照党内的隶属关系,红五军应受边界特委节制,于是未加深思,答应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随朱昌偕、王怀出发。

彭德怀特别叮嘱张纯清,四纵只是守护在永新县城的战略要点东门出城的浮桥与北门,以防万一。先不抓人,弄清情况,稳住局面,再行处置办法。

次日大早,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枪,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往了永新。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宣称“成立红六军第三纵队,与红五军攻打吉安”。

与此同时,边界特委伪造了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袁文才的信。信的内容为:红四军前委决定,边界六县赤卫队合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以袁文才为司令,王佐副之,永新县城合编,随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

一切都按朱昌偕的计划进行,袁文才和王佐接到前委来信后,不知是计,除留少数人在宁冈外,率大部抵达永新县城。朱昌偕、刘天干事先已派人安排了袁、王和部队的住宿地点。部队分住几个店铺,与袁、王驻地有一段距离。袁、王对特委的安排并未在意,更无防备。

特委向五县赤卫队传达了军事部署,称“袁、王二人勾结茶陵团总罗克韶已经叛变革命,明日借成立大会之际,务必除掉这两个叛徒。各部牢记口令,左臂缠绕白毛巾,一定完成锄奸任务。”

1930年2月23日凌晨5时左右,朱昌偕率十几个警卫人员敲开了袁文才的住房门,随即向尚未起床的袁文才开枪。袁文才当即被打死在床上,副官李筱甫也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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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不远处的王佐一贯警醒,听到枪声,情知不妙,急忙爬起,在随从的簇拥下,直奔马厩,牵出坐骑,翻身上马,慌忙往东门疾驰,窜上禾水河上的浮桥,岂料河中浮桥已被拆掉,王佐连人带马栽入河中。王佐抱着马脖子,拼命划向对岸。就在他快到达对岸时,守候在此的红五军第四纵队突然钻出丛林,喝问口令。

王佐哪里答得上,只是回答说是三十二团王佐副团长。话音未落,岸上泼水似的子弹一齐射向潭中,王佐就此命丧冬瓜潭。

与此同时,城中的三十二团除逃脱了部分人外,大部被缴械控制起来。

就这样,朱昌偕不但杀了红四军留下的干部宛希先,还将毛泽东花了不少心血争取、教育过来的两位绿林好汉,已为革命作出了一定贡献的袁文才、王佐等人杀害了。

远在赣南的毛泽东听说袁文才、王佐被杀,感到十分震惊。井冈山是他和朱德等人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袁文才、王佐对这块红色区域的营建,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

袁、王被杀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袁文才的主要骨干周桂春、谢桂标、陈梦平、谢华光、朱游庭、李筱甫等先后被抓住枪杀了;王佐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计打死淹死40余人,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了。后来,袁文才的妻叔、袁部的骨干谢角铭与王佐的哥哥王云龙即收拢残部,“电省反赤”。从此,井冈山军事根据地随之丧失。后来,红军部队数次力图恢复,均未奏效,反遭严重损失。

得到平反

全国解放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就派人来为袁文才和王佐平反。

人物轶事

王佐被平反后,袁文才儿子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王寿生一起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开国大典。1954年南方慰问团给钱为袁家盖了新房。解放后不少老红军到井冈山来,都来探望袁文才妻子谢梅香。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还特别邀请了谢梅香和王佐之妻兰喜莲到井冈山宾馆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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