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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522壬寅年海南各派系人头乱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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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达峰出生湖南浏阳,是我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辛亥革命烈士。曾加入哥老会、同盟会,组织共进会,参加萍浏醴起义、组织会党及新军积极响应武昌起、派遣新军主力进援武汉等,为早期革命活动贡献巨大。1911年,焦达峰牺牲,年仅25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追赠其为“开国陆军上将”。人物生平 1887年1月16日 出生于中国湖南省浏阳县龙伏镇焦家桥。 1899年 入浏阳县南台书院小学就读。 1902年 加入洪福会,开始参与会党活动。 1903年 入长沙高等学堂游学预备科学习日文,并在华兴会的东文讲习所学习,后加入华兴会外围组织同仇会,与黄兴、禹之谟等交往密切。 1904年 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铁道学校学习铁路管理。 1905年 在东京加入同盟会。 1906年 任同盟会联络部长,负责联络中国地下会党,将同盟会活动范围由南方沿海推进到长脚流域。同年回中国参加萍浏醴起义,任李金奇参谋,起义失败后返回日本,组织四进社。 1907年 在东京东斌学堂学习军事。与孙武、张百祥等成立共进会,将同盟会宗旨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 1908年 回到中国与孙武等谋划两湖军事暴动,创建共进会湖南总堂,任龙头大哥。 1911年4月 图谋响应广州黄花岗起义,未果而避居武汉。 1911年10月22日 与陈作新率湖南新军最先响应武昌起义,攻占长沙,次日建立湖南军政府,被推举为都督。 1911年10月28日 派出援鄂军从长沙出发支援武昌。 1911年10月31日 被从邵阳赶到长沙的新军第50协第二营管带梅馨杀害,同一天陈作新也被杀害。随后梅馨迎立谭延闿任湖南都督。 1912年 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孙中山在南京追授焦达峰大将军衔,遗体安葬于长沙岳麓山。焦达峰为何被杀 武昌起义后,焦达峰与陈作新于10月22日在长沙领导新军起义,因提前做好了内应工作,起义军兵不血刃占领长沙。次日,湖南军政府成立,宣布脱离清廷独立,焦达峰被推为都督。之后,焦达峰立即派出主力军队增援武昌革命军,却忽视了身边最危险的敌人——立宪派。31日,长沙北门外和丰火柴公司发生了挤兑风潮,立宪党人骗请都督前往弹压,焦达峰命陈作新前往查看处理,毫无警惕的陈作新刚至北门铁佛寺,即被立宪派策反、预先埋伏的新军管带梅馨杀死。随即,梅馨又指挥所部冲进都督府,焦达峰被执杀于都督府门外。而事前,曾有人劝焦达峰暂避,他却浩气凛然的说:“余惟一身受之,毋令残害我湘民;且余信革命终当成功,若辈反复,自有天谴。”焦达峰死时,年仅25岁。 先此,以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立宪派,投机革命,企图坐享胜利成果。后来焦达峰被推为都督,谭延闿心甚嫉恨,乃一面操纵成立参议会,以削弱都督权力,一面散布谣言,说焦“贪污军饷,利用会党排挤新军”,煽动旧军官反焦。同盟会员谭人凤劝焦警惕立宪派阴谋,采取适当对策。焦达峰却认为“理论应如此,而事实或有窒碍”,且说:“我认为种族革命,凡我族之附义者,不问其昔为官僚,抑为士绅,余皆容之。” 焦达峰分兵援鄂之际,谭延闿幕后指挥旧军官梅馨,乘机发动变乱,于31日刺杀任职仅10日的焦、陈。焦年仅24岁。谭延闿取得都督职位后,假装正经,一面扬言追查凶手,一面盛敛焦达峰,礼葬于岳麓山,并立其铜像。刘人熙题墓碑,曰:“浏水堕泪之碑”。焦达峰墓 焦达峰墓,位于岳麓山禹王碑下方。1916年10月重新安葬于此。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墓冢及茔地均以花岗石铺砌。墓呈圆形,平顶,立汉白玉碑三通。主碑刻楷书“陆军上将光复湖南大都督焦公达峰之墓”,左碑刻:“故都督生于清光绪丙戌年十二月二十三申时,薨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一年,辛亥九月初十日未时,安葬岳麓山主岭上,坐向戌山辰兼辛乙”;右碑刻:“嗣子传统,中华民国元年十月五日竖”。人物评价 焦达峰一生虽然短暂,但却志向坚定,一旦确立革命目标,即勇往直前,不为任何挫折所动摇。他遵从组织之命,长期从事于运动会党工作,率先促成湖南独立,对革命事业厥功甚伟。此外,他淡泊名利、大公无私,为了人民利益不惜杀身成仁,此行此举可歌可泣。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为缅怀革命元勋,追赠焦达峰为“开国陆军上将”。1916年,刘人熙督湘,感于焦达峰死之悲壮,在长沙岳麓山其墓前特立“浏水坠泪碑。”

杀人的循环完成了。士绅集团没能保住黄忠浩的人头,同样,同盟会也保不住焦达峰、陈作新、杨任的人头。绅士与会党的冲突,在湖南以一种异常惨烈的形式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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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522 2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有一半功劳是立宪派? 立宪派是革命推手 革命党与立宪派在面对清廷的问题上积怨已久,互为仇雠。一个主张以革命推翻满清,以建共和;一个反对革命,主张在君主的框架下推进立宪。清政府和革命党是死对头,但和立宪派在体制内还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因此,清末这三支政治力量彼此角逐,在革命党和清政府的你死我活争斗之外,立宪派作为第三方就变得举足轻重。特别是在时局骤变的紧要关头,它选择谁,谁就更容易获胜。这里不假设当时立宪派如果选择清政府,革命是否还能撑得下去。从史实上看,同样发生在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已经惨败在先,1913年的“二次革命”,亦溃不成军于后。这三次由革命党经营的武装暴动,恰数武昌这一次最意外、规模最小、准备最不充分,何以它一声枪响,四个月后清政府便涣然解体?这里,关键就在于立宪派选择了革命党,从军事迅速扩展到政治,从而最终形成倒清之势。 武昌首义,群龙无首,而且各地也没有彼此策动,革命不可能在两三省孤立获得胜利。这时革命党不得已推出了新军旅长黎元洪,黎氏实在不看好这场暴动,因为在军事上它没有胜算的可能。然而,属于立宪派的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因时而动,他出面邀请黎和革命军代表到咨议局商议湖北独立并组织政府事。结果黎由咨议局推选为都督,湖北正式从清廷中独立出来。独立后的汤化龙一不做二不休,又以湖北咨议局的名义通电各省咨议局,呼吁各地响应独立。这一极具开拓性的举措,不是军事的,而是政治的,但足以要清廷的命。 最先响应湖北的是湖南,湖南独立后的首任都督是属于革命党的焦达峰,但他左右不了湖南局面,只不过十来天就被手下的军人枪杀。再次被推选出来的都督是名孚众望的谭延闿,谭是湖南省咨议局议长,也是立宪派领袖之一。他不但能稳得住湖南的秩序,而且也积极视线向外,推动他省独立。这是他手下议员给他的建议:“同盟会势力虽大,然不能使各省同时并举。公既出,事无中止,当飞书知旧,乘时响应。”谭深以为然,既驰电又派人,到各地运作。结果,两湖领先,各地立宪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清政府二十二行省,不到一个半月,有十四省先后独立。这不啻是一幅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立宪派不但是其推手,而且主持各地独立的基本就是咨议局。清政府可以不在乎一省暴动,它有北洋;但北洋也无法面对一省又一省的独立。因此是政治而非军事最终拖垮了清政府,辛亥的功劳簿上,至少有一半应该属于立宪派。这庶几是一桩长期被遮蔽了的史实。 袁世凯斜刺里叛出 如果说立宪派在当时起到了政治中轴的作用,加上素往立宪派和革命党的政治理念不同,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就在所难免了。革命就是砍人头,这里的不彻底,正如鲁迅后来总结辛亥经验一样:“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于是,鲁迅慨叹革命党没有杀尽敌人在前,以致后来反受其累。确实,当时革命都督焦达峰就主张在湖南动杀,是谭延闿制止了他:“吾辈但取政权,不杀官吏。”前此,立宪派就是为了避免革命引发内战从而导致双方大开杀戒,才反对以暴力求共和,并宁可走虚君缓进的道路。这条路如果辛亥枪声不响,必然走得下去。但,枪响不响不以立宪派的意志为转移;好在事变发生,立宪派能有效地契入时机,后发制人,顺别人的水推自己的舟,以最小的军事代价完成各地政权的转移。可以看到,20世纪三大革命,以辛亥为首,它固然开世纪革命之惯例,但和后来的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比,毕竟没有导致内战发生,没有造成整个社会的血流漂杵。以暴力革命始颜色革命终,在立宪派的作用下,以颜色革命收尾的辛亥也就成了一次革命不彻底的革命。 不幸在于,立宪派和革命党联袂对付清廷;但,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从清廷那里斜刺叛出一个袁世凯,最后权力统统归袁。从革命党来讲,所谓不彻底,莫过于是。但它又没有不交出政权的本钱,“非袁不可”,这话本身就出自革命党之口,而且也是各派共识。对于立宪派,固然袁等于是他们推出来的,这也可见立宪派左右政局的能力。但遗憾在于,袁世凯不是在虚君的框架下而是在共和的框架下推出,这就为他以后的独裁埋下了伏笔。殊不知,辛亥一年,革命不彻底,立宪也半吊。虚君的框架下,袁世凯可能觊觎总统乃至皇帝吗,那是僭越,他不敢。共和框架下,袁没有了君臣名分的拘束,可以放胆问鼎。因此,从体制选择的角度看,真正帮袁大忙的,不是别的,正是革命党孜孜以求的“共和”。 这不是孤例,共和极有可能成为专制的温床(此即梁启超忧心革命之后的“共和的专制”)。放眼亚、非、中南美,几乎清一色的共和制;但,此起彼伏,不知造就多少袁世凯这样的大独裁者。相反,这种情况在欧洲君主立宪的国家,差不多没有。这也正是当年立宪派所以选择虚君道路的缘由。 帮会曾是辛亥革命主力军?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秘密社会的存在并非完全没有合理性,譬如其一贯以“忠义豪侠、急人之急”等传统理念相号召,又以“仁义礼智、五伦八德”等信条作为基础价值观,因而在弱势群体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会党的巨大力量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如萍浏醴起义时的“洪江会”即设有“内外八堂”(“内八堂”为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外八堂”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码头),“外八堂”下还设有“红旗”、“跑风”各职,分别掌管组织、侦候、通讯等职;二是定有严格的纪律约章,譬如四川哥老会(“袍哥”)即规定有十八条罪行,如不孝父母、不敬长上、殴打亲属、调戏妇女等,一旦触犯,就要受到“剽刀”、“碰钉”、“三刀六个眼”,“挂黑牌”等严厉惩处。 较之以往的帮会组织,清末会党又有三个新特点,一是重要成员大多出身行伍,曾接受过军事训练并具有一定的指挥作战能力,如四川、湖南等地的哥老会成员多有湘军或其他军队的从军背景;二是革命党渗透到江湖会党组织中,使其在“秘密社会”的性质之外平添了一份理想与革命的色彩;三是革命党组织将各地会党串联起来,形成了更大的反抗联盟,如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即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三合会、哥老会、青红帮等各大会党联合了起来,在革命党人的组织引领下,会党就不再是一群骚动不安的乌合之众,而成为一支而极其凶险的组织力量。 尽管各级地方官员对会党情况有所警觉,但总体而言,其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譬如庚子年前后的湖南巡抚俞廉三曾将称会党分子“手无利器巨资,胸无远谋大志”,但这种情况在革命党人加入之后就大不一样了。革命党的举义大多是通过会党间接发动群众,三者结合势必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由此也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就全国范围而言,湖南是会党势力较为雄厚的省份之一,“此年各省湘勇大半遣撤。游勇与游士散而归者数且十万。”(《东方杂志》1906年第2卷第3期。)这些“游勇与游士”大批投入秘密结社,从而使湖南会党的声势更加浩大。而辛亥革命时期,会党运动已进入高峰时期;加以湖南革命党人十分注意联络会党投入反清斗争,使湖南会党运动空前活跃,湖南会党在1900年自立军起事、1904年长沙起义、1906年萍浏醴起义、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1911年湖南光复等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湖南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因此,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会党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典型意义,抓住并解剖这一典型,找出它的主要特征,这对于正确认识会党的本质和全面评价会党的作用是大有裨益的。

奥门新萄京8522 3拍摄于1911年前后的长沙城全景照。

谭人凤(1860-1920)

造就了一批素质较高的会党首领

奥门新萄京8522 4上世纪初期的长沙城湘春门。

谭人凤年谱简编(1860年-1911年)

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以爱国救亡和反清革命为主要内容的自立军起事,揭开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其基本队伍主要是会党徒众,自立军以开“富有山堂”相号召,“此富有山堂实即哥老会洪门组织”,“富有山堂之内所有的人,除了少数骨干并未参加会党外,大都是各省会党首领,其中正龙头大爷必为会党分子”。(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03—104,126—129,131—132页。)座堂王秀方,后擢升为正龙头,他可以说是湖南哥老会的第一任首领。王秀方,男性,又名王四爵主,绰号王四脚猪。湖南株州县马家河凿石曹家湾人,1866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船工家庭,自幼随父兄往来长江上下。嗣加入哥老会,自开山堂,被推举湖南哥老会首领。因参与自立军起事事泄被清吏逮捕,于1903年英勇就义。王秀方殉难后,由马福益承袭其位。马福益,派名祖伏,字继波,号梓熊,原名福一,又名乾,改名福益,湖南醴陵县省元乡兴城里下冲保人。1891年为首创立回龙山会,自称四路总统,拥众愈万人。他接任王秀方为湖南哥老会第二任首领后,仍以信义结合会众,因“与蜀、黔接洽地多在洪江,亦名洪江会。”(子虚子:《湘事记》卷一,起义篇,《湖南反正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势力及于湘、鄂赣、闽四省。马福益因参与黄兴、刘揆一领导的长沙起义而闻名于世。这次起义是内地革命团体举行武装反清起义的先声,仍然是以会党为其主力的。马福益是起义的副总指挥,担任“同仇会”少将职衔,以“洪会健儿充队伍”,在浏阳普迹市举行的马福益少将授予仪式上,10万哥老会众闻风来归,其“声势在庚子唐才常一役之上。”(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165页。)但长沙起义因事泄流产,马福益惨遭清吏杀害。马牺牲后,“其属誓复仇,亦倾向革命党,继续图大举。”(刘谦:《醴陵革命人物纪要》,《湖南文献汇编》第一辑,1948年版,第194页。)由马的部属龚春台等人继承下来。龚春台是湖南哥老会的第三任首领。龚春台,原名谢再兴,亦作醉兴,又名章年,张章年,号月楼,湖南浏阳县人,爆竹工人出身。在萍浏醴起义中,龚春台担任“中华国民军南军起义先锋队都督”,被誉为起义的“台柱子”。萍浏醴一带主要有三股会党势力,即以龚春台为首的洪江会,以姜守旦为首的洪福会,以廖叔宝等人为首的武教师会,龚春台与蔡绍南等人将这三股势力联合起来,统称“六龙山洪江会”,这说明萍浏醴起义所倚凭的力量仍然是会党。起义失败,龚春台逃逸。于是焦达峰崭露头角。焦达峰可称为湖南哥老会的第四任首领。

奥门新萄京8522 5第一任湖南都督焦达峰。

石芳勤所编之《谭人凤集》收有《谭人凤生平大事记》,简要记述了谭人凤一生的主要经历,但由于各种原因,其中有不少舛误和遗漏。本文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勾稽了谭人凤不平凡的一生,对于深入认识、了解和研究谭人凤不无俾益。

焦达峰,号大鹏,字掬森,又称焦煜,流亡日本改名冈头樵,回国化名左耀国。湖南浏阳人。早年加入洪福会,嗣入洪江会。1907年在日本东京与张百样等人为首组织共进会。焦达峰在长沙抢米风潮和湖南光复中都曾率会党徒众参加。

奥门新萄京8522 6第二任湖南都督谭延闿。

1860年,出生

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并不是过去人们所说的单纯的“饥民暴动”,因有大量的会党成员混迹其中,这部分会党成员除参加过萍浏醴起义的洪江会余众和哥老会的另一支派高宗怡领导的洪天保派而外,还有一部分头裹青巾、身着青衣青裤的所谓“青兵”参加,“青兵”是由焦达峰暗中以修铁路为掩护,招来的北方义和团余众,“焦达峰在宣统年间,曾组织会党成员,分段承包由长沙至易家湾段铁路的接轨工程,利用这个公开的组织,在杨任等人的帮助下进行了革命训练和组织工作。焦为掩护其身分,经常赤足草鞋,青衣短裤,手持雨伞,出入于体育社所在的贾太傅祠,权绅们以为他是一个乡巴老或修筑铁路的工头,对他未加注意。这些修筑铁路的工人受了焦的教育,有了一些政治觉悟”,(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因而也投入了这场斗争。

国民党元老居正,武昌事变后,在湖北军政府里负责对外联络,主要是促劝各省响应,而重中之重,自然是湖北的后方湖南。每天晚上,他都去电报局问讯。10月22日晚,居正刚走进电报局,电报生告诉他:湖南有事!居正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上,立即命令仔细探听,并与长沙电报局通话。

9月20日 生于湖南省宝庆府新化县福田村(今属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鸭田镇南湾村),原名有府,字符善,号石屏,晚年自号雪髯、梅城叟,人称谭胡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焦达峰得知确切的消息后,立刻前往浏阳通知洪江会众进城,人数多达两万人(曹耀材先生口述。未刊稿。)。湖南独立之前,已是“优莽遍地,各属哥弟会党,风起云涌。”这种高涨的革命形势为湖南光复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0月22日,长沙光复,焦达峰任都督,湖南成了“洪家天下”。(子虚子:《湘事记》、《湖南反正追记》,第71页。)为应援武昌,焦达峰拟招募新军,各地洪江会众闻风来省投军者竟达六万人之众,充分显示了湖南会党的潜在威力。综上所述,湖南哥老会前后四任首领都具有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有的本身就是革命党人。这是素质高的重要标志。而且他们大都具有某个方面的高人之处,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没多久,长沙电告:革命军已进城。居正狂喜,奔告都督府。黎元洪听说也大为动容,都督府上下一片喜气。

少年时参加“童子试,以亢声答学使,被斥逐”。

一是出身行伍,接受过军事训练,懂得一些军事知识,具有指挥作战的能力。马福益曾“投身江南防营”,充当营弁(陈浴新《端方宣布马福益“罪状”的布告》,《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管理过伙食,因动用军粮接济会党被当局革退(冉济民:《马福益烈士传略》,《株州文史资料》第1辑。)。龚春台“曾为清弁,向志革命”(邹鲁:《魏宗铨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77页。)。肖克昌和姜守旦等人都曾在湘军中服过役。

又过不久,长沙报告光复的正式电文到了,署名是焦达峰。黎元洪一看电文,里面提及杀了黄忠浩(参见上期《绅士的败局》),顿时黎都督的脸就阴下来了—黄忠浩曾在湖北带兵,与黎元洪有过同袍之谊。

1877年,17岁

二是性喜武功,善于使刀弄剑,武艺高强,身手不凡。王四爵主能从“平地纵跳一两丈高,攀檐登壁,行走如飞,三五个健汉围攻,也毫不在乎。”(叶镜吾:《见闻琐记》,《王四爵主》。)马福益更是一般人不敢近身,清吏派兵围捕,“闻就缚时曾手刃六人”(庄政:《国父革命与洪门会党》,台北,正中书局印行,1981年版,第129页。)。马在萍乡被捕后解往长沙途中,清吏竟残忍地用铁丝穿过他的锁骨,以防逃脱。洪福会首领姜守旦据传有“神功”,兼通点穴术,他自己曾主动到县镉投狱,当夜即“不翼而飞”(彭静华:《姜守旦传略》,《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9页。以下凡引用此书者皆简称《汇编》。)。麻石首举义旗的洪江会目廖叔宝,“善使双刀,能力敌数十人。”(张汉柏:《廖叔宝传略》,《汇编》第276页。)

停了停,黎又问:焦达峰是谁?居正说:是革命党。于是黎菩萨沉默了,过了良久,才吩咐居正,复电祝贺长沙光复。

5月11日 父谭忠宅病逝。

三是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他们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或留学东瀛,接受西学的洗礼,哥老会副龙头毕永年系善化县拔贡,陈犹龙是桃源县禀生,赵必振是常德府生员。谭人凤“三十七岁前尚泥于试贴词章”,国学功底很深,后去日本留学。焦达峰在日本亦留过学,专攻军事学。江西萍乡上栗市洪江会码头官王霭亭,曾“读过《论语》、《孟子》、《左传》等书”,“还喜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张宗然:《王霭亭传略》,《汇编》第298页。)。萍乡上栗市另一位洪江会目胡有棠“平日喜浏览群书”,并在上栗市等地“设馆授徒”(彭云华:《胡有棠传略》,《汇编》第279页。),是闻名乡里的塾师。这些会目可以算是道道地地的知识分子,他们容易接受西学的影响,从而产生民主革命思想。

远在武昌的黎元洪,心情尚且如此复杂,长沙城内的士绅们,其失望难过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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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组织系统

无名小卒当了都督

1883年,23岁

一般说来,湖南会党的组织机构设“内八堂”和“外八堂”两部分,但“内八堂”和“外八堂”的含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不同山堂而有所不同。例如自立会在上海开富有山、办树义堂,“内八堂老大爷”为:正龙头、副龙头、总堂、座堂、陪堂、盟堂、礼堂、管事、值堂、刑堂、盟证、香长;“外八堂老大爷”为:心腹、圣贤、当家、红旗、光口、巡风、大满、么满等。(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03—104,126—129,131—132页。)另据岳州捕获的哥老会巡风蒋国才腰间荷包里搜出的名册二纸,载有会目名单和职衔,所列“内八堂”为:正龙头、副龙头、总堂、座堂、倚堂、盟堂、礼堂、管堂、值堂、刑堂、盟证、香长;“外八堂”为副印、新新副、圣贤、当家、管事、巡风、顺八、江口、十牌、大备、小么等(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03—104,126—129,131—132页。)。而萍浏醴起义时,“六龙山洪江会”的“内八堂”则为: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又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码头官为“外八堂”,“外八堂”下设有红旗、跑风各职,红旗司下级组织,跑风司侦候通讯。尽管“内八堂”和“外八堂”的内涵随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不同山堂略显不同,而且,其职衔的数目也不只是八个,有的甚至多达10数个,没有什么严格的限制;然而,其组织系统的完整性严密性确是毋庸置疑的。

由焦达峰、陈作新二人为首的中部同盟会湖南分部,在湖南新军中影响颇大。

冬 参加院试,未考中,兄弟六人在其母主持下分居。

、制订了严格的纪律约章

焦达峰是从湖北返回湖南发动革命的。陈作新则一直在本土号召新军起义,1910年抢米风潮时,陈作新正在新军二十五混成协当一名排长,他当时就力劝新军管带陈强乘机起义,不被采纳,反被革职逐出新军。

1884年,24岁

自立会起事前,岳州镇搜获“富有山堂”的“传令条款二本,计十大条共五十六页,进堂交结一本,百零四页。”(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03—104,126—129,131—132页。)自立会“五祖旧章”规定:凡有不孝父母、越礼反教、临阵退缩、扰乱码头、私造谣言、欺兄灭弟、调戏兄嫂、引水带线、挑灯拨火、私传口号等行为者,杀无赦;凡有穿堂乱法、瞒天过海、口吐红痰、挖汤撇油、私卖香规、私看内财、红面视兄、强良无理、贪财爱宝,同穿诱鞋者,自立会新章规定:泄露军机,滥引匪类、浸吞公款、恃众抗议、擅毁教堂、不遵节制、掳奸劫夺、酗酒行凶等格杀勿论。凡入会者,“必须五个联名具保”,有违反上述规定者,“五人同坐妄保之罪。”(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03—104,126—129,131—132页。)这些条款并非完全是一纸空文,对会众确有一定的约束力。例如马福益部下座堂马龙彪为马之族亲,办事得力,但因与会中兄弟郭某之妻私通,按会规,犯了“同穿绣鞋”之罪,因而必须“开丢”(即令犯者自杀,丢掉性命)!马福益便召集会中重要成员开会,宣布马龙彪劣迹,依章严惩,与会头目多有为之求情者,马福益仍勒令马龙彪投江自尽。另有姓戴的会友,违反会规,马福益星夜开堂,判处死刑。马福益泣送戴至河间自剖胸腹时,路过山岩狭隘处,死者犹回首对马言:“大哥好走,须防失足跌下坑去!”马亦呜咽,应而慰之。诚如革命党人刘揆一所云:马福益“不肯枉法,与视死如归,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刘揆一:《黄兴传记》,《刘揆一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

辛亥年各地光复,无不采用“军—绅联合”的模式进行。湖南士绅一面试图劝说黄忠浩反正,一面派出代表,通过焦达峰联络新军。

春 为复修两美亭作碑文。

出现了大联合、大统一的趋势

10月14日之后,起义筹备有了眉目,士绅代表黄鍈等要求与焦达峰及新军代表见面开会,地点选在紫荆街福寿茶楼。黄鍈等先到了茶楼的二楼,凭窗等候,“见有着天青团花马褂,落落大方,肩舆而来者,则焦达峰也;次陈作新来;又次各代表陆续来,长袍短套,不伦不类,多至四十余人”。

5月4日 母罗氏病逝。

湖南哥老会人数众多,分布极广,山堂林立,派系复杂,主要有金龙山、腾龙山、泰华山、锦华山、楚金山、金凤山、天台山,而每一个府、州、县又另设有不少的山堂。在国内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之前,这些分散的哥老会组织处于一种“各地自为统属,绝少联络运动”状态,因此,如何把这些分散的会众组织起来是摆在革命党人面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湖南革命党人大都是一批“会党通”,不少革命党人包括黄兴、刘揆一、刘道一、宋教仁、谭人凤等人都参加过会党,因而自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把主要精力用于联络会党,一般采取设外围组织的方式进行。华兴会刚成立,便在会外另设“同仇会”,“专为联络会党机关”。所谓“同仇会”实指共同仇恨清廷之意,“同仇会”基本上把湖南20多万会众联合起来了。

这种观感很有代表性。虽然焦达峰在湖南士绅眼里,也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毕竟他出身富户,读过长沙普通高等学堂预备科,后又到东京铁道学校游学,见过不少世面,还博得“落落大方”四字评语。自陈作新以下,就只能算“不伦不类”了。

11月22日 长子一鸿生。

萍浏醴起义时,蔡绍南与龚春台等人商量,在萍乡蕉园洞欧阳满家中秘密集会,即以洪江会为基础,将哥老会其他各派系并入,立“六龙山洪江会”,推举龚春台为大哥,誓词有“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等语,并“称奉孙中山先生命,组织革命机关,以备驱策。”(邹鲁:《魏宗铨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77页。)这样,“六龙山洪江会”在“同仇会”因长沙起义失败而解体的情况下重又集结起来,成为湘、赣地区统一的会党组织。

焦达峰霸气外露,当着一帮士绅的面,大谈排满兴汉的道理、同盟会的宗旨,“俨然以首领自居”,这当然也引起了士绅代表的不满。

1887年,27岁

1907年3月,同盟会刘揆一接替宋教仁代替黄兴庶务之职,主持东京同盟会总部工作。他仍然十分重视联络会党的工作。上任伊始,即改组同盟会:“新设十部,中有联络部,专以联络各省秘密会党为职志,焦达峰被推为调查部长。”(张难先:《共进会始末》,《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年版,第179页。)同年8月,由张百祥、焦达峰等人发起,集合当时逃亡日本的会党各派头目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其宗旨“亦略与同盟会同”,只是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便于会党接受。共进会完全采用绿林开山立堂办法发展会徒,亦有山堂香水称谓,山称中华山,堂称光复堂,香称报国香,水称兴汉水。共进会的宣言在解释“共”字时说,“这共字,就是合我们全国中各种的会一同去做的意思。”(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页。)焦达峰回国后,与孙武等人在汉口法租界长清里设总机关,在武昌吴肖韩家设立分机关,由于长江各会党名目分歧,特改为中华山“以统一之,俾民封畛,会党自焦往汉整顿后,日有起色。”(张难先:《共进会始末》,《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年版,第179页。)共进会在长沙也设立分机关。共进会的活动主要在两湖,并及两广、江西、四川等地。共进会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把长江中下游一带三合、哥老、孝义等各大会党基本上统一起来了。它的成立,标志着全国各地会党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下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大联合、大统一的局面。

10月18日半夜,由陈作新出面,在小吴门外树林里召开了第二次各方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士绅们表示希望拥戴黄忠浩任湖南都督,而巡防队代表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不杀黄忠浩,新军及巡防队都不会参加起义。

3月19日 次子二式生。

形成五路响应省会发难的战略格局

10月20日,是原定的举事之日,可是巡抚衙门也知道了内情,控制极严,新军所有马草干粮,迁移一空,搞得城外的炮兵营同志,想放火为讯,却找不到可燃烧物,反被巡哨发现。各处人马只好罢手。

1889年,29岁

所谓五路响应省会发难系指岳州、衡州、宝庆、常德、浏阳和醴陵五路响应长沙发难。这一战略格局的形成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它是与湖南会党势力的分布密不可分的。

这一天长沙到处都是谣言,街上岗警林立,来往行人,均须接受检查。最大的一个谣言是:巡抚衙门已经架起了大炮,将对新军营房实行轰击。

再次参加院试,面试时顶撞考官后扬长而去。从此在村内义学当垫师,直至1895年。

常德的桃源县是陈犹龙的家乡,陈加入哥老会以后,“先后与桃源会党领袖杨吉陔在武陵县河袱主盟发展接纳宋教仁、胡瑛、覃振等为富有山堂会员。”(马志亮:《陈犹龙传略》,《桃源文史资料》第一集第36页。)陈犹龙一生为革命奔波,客死日本。宋教仁、胡瑛、覃振在辛亥革命时期被誉为“桃源三杰”,常德的会党势力是相当雄厚的。

士绅中许多人,此时信心全失。其中有位教育界代表,是湖南体育会会长吴作霖。他一想到革命党人赤手空拳,新军又没有子弹,一旦巡抚衙门发起炮来,长沙岂非要被打得粉碎?急得他通宵失眠,左思右想,觉得还是该请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出来主持大局。

1894年,34岁

宝庆是谭人凤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谭原是新化县的一个乡村塾师,后知“其道迂远,未能济急”,于是“改与会党耆帅游”,他在自己的家乡开山立堂,取名卧龙山,自做山主,被称为“托塔天王”。他还在宝庆分设山堂,广收党徒,经常奔走于辰州、沅州等地,并派员去湘南的衡州、永兴、郴州、桂阳等县联络。这些地方的会党徒众,“皆乐听命。”

10月21日清早,吴作霖冒冒失失地跑到谘议局,要求见谭延闿。此时谘议局的号房才刚起床,哪有人来办公?吴作霖不禁大怒,认为都什么时候了,这帮议员老爷还在家睡觉,难道不知道长沙城就要毁灭了么?他越想越气,就在谘议局门口骂起了大街:

3月13日 原配罗氏病逝。

醴陵是马福益的家乡,马在醴陵发展了不少会众,诸如李金奇、李香阁、谭石基等人,他们都是会党的重要骨干。

“我是革命党,一向不怕死的。我姓吴名叫作霖,谁个不知,哪个不晓?我手下已有二千多人,分驻满城旅馆商栈。除各有小刀外,还能制造炸弹,只要人备火柴一盒,将来革命,各把火柴括燃,就可将长沙烧成平地!你们这班议长、议员,号称人民代表,现已死到眉毛尖上,这时还不到局办公,要你们做甚么的!”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35岁

浏阳是武术之乡,会党势力集中在三个地区:龚春台的活动主要是浏南地区,浏西是哥老会大头目冯乃古的地盘,浏东则是姜守旦的洪福会所在地,洪福会和洪江会虽然都是哥老会的一个分支,且彼此能协同动作,唯宗旨不同。

直骂得号房不知所措,又无法通知议长议员,附近居民纷纷上前围观,以为是个疯子。吴作霖骂了一阵,无人理会,只好自行回家。

冬 偶遇邹代藩,听其谈论古今中外大事,“思想因之一变”。

岳州属地华容县是潘鼎新的故乡,潘早年加入同盟会。共进会成立,他亦是组织者之一,为熟悉军事,转入大森体育会研究战术,1908年回国,在华容、湘阴、平江等地发展共进会员(《潘鼎新自述》,未刊稿。)。与潘相交其笃的焦甲申是岳州一带的会党首领。焦原是华容黑山盘龙结穴山冲中的一个雇农,青年时勇武有力,因聚众反抗当地豪绅,被族人擒获,在祠堂内挖去双眼,迁往南州,利用算命作为掩护,在滨湖各地开山立堂,势力颇大。

这件事,在后来的革命叙事中,被解读为立宪党人有意破坏革命,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与妥协。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36岁

衡州是谭人凤、马福益等人经常出没的地方。衡州的南岳衡山是中华五大名山之一,哥老会众每年都要去南岳朝香,几成定例,联络较易。

不管如何,这场骂街加剧了谣言的传播。当日上午,传闻更烈,有说长沙的满人官员已经逃跑了,也有说巡抚衙门的大炮今天就会打响。长沙官钱局立即发生挤兑风潮,巡防营稽查队派出了更多的人手,在街上穿梭巡逻。

根据邹代藩的建议,仿照西方教学模式,将村内义学改办为新式学堂福田小学堂,开设国语、算术、历史、地理、体育、自然、美术、音乐等课程,聘请邹代藩、谢介僧等人担任教员。

从自立军起事到湖南光复,上述各路会党徒众均有所动作。在自立军起事中,地处南北两省咽喉的岳州,清吏“讯出匪首多系籍录岳州,盘据煽诱,蓄谋甚远。”(《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折》《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当时,孙武在湖南任武威营队官,驻防岳州,为占领这一军事重地,自立军机关积极运动孙武加入自立军,并由吴禄贞以湖北武备学堂同学身分写信给孙武,约期举义,孙武与林备商量,决定由孙武任岳州司令。孙武“至岳,派陈显国赴浏阳,余正义赴宝庆,王正祥赴长沙,各带会票千张,扩其势力。”(高筹观:《孙武传》转引自《唐才常与自立军》第87页。)为促常德一路发难,派陈犹龙、唐才中进行联络,唐才中在长沙被害后,又有何来保、蔡钟浩等在常德进行过起义。在长沙,安徽人汪容从父宦游来湘,锐意联络会党发难,因经济拮据而无力起事,后被其兄汪鉴出卖而遭杀戮。

奥门新萄京8522,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0月22日清晨,湖南新军与武昌的新军兄弟一样,觉得等下去反正也是死,不如博一博。他们每人只分得两颗子弹,一鼓作气地冲进城去,居然就将长沙光复了。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37岁

如果说自立军起事中,衡州一路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话,那么到长沙起义时,五路响应省会发难的战略格局业已完全形成。黄兴、刘揆一、马福益三人拟定,1904年10月10日清西太后七十生辰,乘全首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埋弹药其下,以炸毙之,乘机起义,省城以武备各校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洪会健儿副之,外分五路响应,以洪会健儿充队伍,军学界人充指挥。马福益派其会党成员谢寿棋、郭义庭,组合浏阳、醴陵军队,申蔺生、黄人哲,组合衡州军队,游得胜、胡有堂,组合常德军队,肖桂生、王玉坚,组合岳州军队,邓彰楚、谭菊生,组合宝庆军队,静候华会兴派遣指挥与监军,并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与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

听说新军进城的消息,焦达峰带着陈作新等同盟会人马,冲进了谘议局。在立宪党人的叙述中,因为时间太早,又没有预先通知,本来预定光复后召开的军商学绅各界大会,根本无人到场。偌大的谘议局,只有同盟会湖南分会的会员二十余人。焦达峰开口便说:“我是孙文派来的,孙文把湖南的事情交给了我。”

订阅《时务报》等维新变法读物,“感触愈多”。

辛亥湖南光复时,也基本上沿袭了五路响应省会发难的方式。长沙光复后,焦达峰命令黄英华、潘鼎新、焦甲申等将各方投奔来的会众改编成民军两营,持枪入华容县署,勒令知县乔联昌在自治讲习所宣布华容独立,并组织大批帆船,分两路向岳州进攻。在宝庆,则由具有长期从事联络会党经验和兼有同盟会员和会党双重身分的谢介僧、邹永成、谭二式等和驻邵新军管带张贯夫进驻新化、邵阳,成立军政府宝庆分府。焦达峰还任命活跃在浏、醴一带的湘潭籍后起洪江会目冯廉直为中路招讨使回籍招募徒众数百人攻占湘潭县城。在衡州,命南路招讨使刘崧衡滞留长沙,衡州同盟会员周果一和洪江会众立即举事,将衡州知府禄显赶跑,建立了革命政权。在常德,焦达峰根据中部同盟会原议,命令杨任为西路招讨使,余昭常为参谋总长,依靠洪江会众和西路师范学堂学生的力量,很快光复常德。

于是同盟会员们讨论,认为焦达峰在湖南搞革命,最先也最久,宜当都督;这次举义,全凭新军奋勇,巡防营不抵抗,陈作新居间联络,功劳最大,宜为副都督。计议已定,拿红纸写好贴在谘议局墙上,焦达峰就穿上清军协统的制服,开始处决公事了。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38岁

纳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

焦达峰署名的文告一贴上街,长沙市民个个都像黎元洪那样,惊诧莫名。随后赶到的绅士们更是怒火中烧,绅士代表常治当着革命党人的面高喊:“这个都督是临时的!”陆军小学校校长夏国桢,更是直接带领全校学生前往谘议局抗议质问,甚至刚刚反正的新军中,也传出了哗变的流言。

参加以维新为宗旨的不缠足会,并是新化分会的董事之一。

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会党与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旧式会党已有明显的区别,主要是由于革命党人对会党徒众进行了发动和改造。使湖南的会党运动汇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

谭延闿平息了这场争议。他说:眼下只有一二省举义,民军才刚刚萌芽,“此非争都督之时”。有此一说,立宪党人才不再闹了。不过,祸苗已经种下,总是会发出来的。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41岁

早在华兴会成立时,黄兴、刘揆一等人从湖南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工作侧重点放在会党方面,而关键又是联络著名会党首领马福益。其时,马福益雄据一方,但对革命的认识毕竟还是肤浅的,当黄兴、刘揆一与马福益会晤之前,曾派刘道一偕同万武与马初次接头,而马对刘道一等人“深表轻慢”,刘道一发挥其善于雄辩的才能,不亢不卑,晓以革命大义,他开门见山地向马福益指出了三条出路:“马大哥究竟是遵照洪门遗训,担起灭清复明的责任呢?还是开开山,拜拜堂,收点党徒,弄点金钱,头上插个草标,出卖人头呢?还是收集力量,使官兵疲于奔命,莫奈我何,然后再受官廷招抚,别开生面去做满清的奴才呢?”接着,便详尽地阐述了革命宗旨,“第一为图强,请看我们今日之中国,还成国家吗?推其原故,都是满洲人弄成的,所以非革他的命不可?第二是满洲人的心中,认为我辈是他的家奴,情愿将国家送给外国人,不愿还给原有的主人。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又非实行种族革命不可。”(万武:“策动马福益起义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页。)刘道一的一席话使马福益为之折服,慨然相许加入革命,为黄兴、刘揆一、马福益的正式会晤创造了条件,于是,便有长沙起义计划的拟订和实施。长沙起义虽因谋泄而流产,然而,革命党人发动和改造会众的工作并没有白费,俟到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刘道一、蔡绍南等人又用同盟会的纲领宣传和组织会众,进而开创了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国途中,曾伪装成“富商”,前往萍乡上粟市一带,邀约萍浏醴各地哥老会头目会晤,向会党徒众反复讲解国民革命的道理,说明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个人争王争帝,而为“全民族的自由解放”。长沙水陆洲会议以后,蔡绍南回上粟市原籍,并前往桐木市等地登堂“演说革命”,“蚁附甚众”,“作用孔常”(《萍乡县知县张之锐和驻萍巡防营管带胡应龙禀赣抚吴重熹文》,《汇编》第181页。)。醴陵同盟会员宋飏裘曾将“《猛回头》、《中国魂》、《警世钟》诸书,乃购多部,遍以贻人,所感化者无虑数千百计。”(邹鲁:《宋飏裘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五册,第1283页。)新化同盟会员邹永成等数十人也曾各背一个包袱,带着一些《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以及《猛回头》等书一同步行到吉安散发(杨思义笔记:《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醴陵同盟会员宁调元、张季贞都曾回醴陵与会党秘密联系过,宁调元并于1906年10月在日本东京创办《洞庭波》杂志抨击清廷,不遗余力,销行国内外,“每期印数千册,散布各省,流入醴陵、萍、浏等县尤伙。粗识文字者,莫不以先睹为快,豆棚瓜架,引为谈资,数百里风气为之顿变”。“虽穷乡辟壤之民,咸了然于革命之不可一日缓矣。”(刘谦:《宁调元事略》,《宁调元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49页。)由于广大同盟会员的共同努力“会党受其感化,益奋发鼓舞”(《革命人物志刘道一传》,1971年版,第435页。),因而使会党的思想面貌为之一变。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哥老会众经过自立军起事和长沙起义的战斗洗礼,在王四爵主和马福益相继殉难的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和影响。

乱象中的杀机

从回乡度假的留日学生介绍中,得知日本明治维新情况,“革命之思潮,遂蓬勃而不可复遏”。

1905年8月,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成立,党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资产阶级已经成为时代的中心,它所领导的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为目的反清武装革命已经是一次具有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会党首领接受同盟会的领导,执行同盟会的纲领,积极参与同盟会策动的武装反清革命,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就已经使这种斗争纳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使它区别于在此之前的旧式会党暴动,如果对革命党人为改造和教育会党所做的努力视而不见,对会党思想面貌的变化熟视无睹,对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成立后所起的作用估计过低,对参与斗争的广大会众所蕴蓄的积极性加以抹煞,这种观点自然是不公正的。应当承认,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会党的教育和改造自然是十分有限的,也不可估计过高,湖南哥老会毕竟没有也不可能如同平山周所说的悉数尽“化为革命党,全国各省之诸会党悉统一而为革命党”(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80页。),会党在政治上的盲目性、思想上的混乱性、组织上的分散性和行动上的破坏性也时时表现出来,例如在萍浏醴起义中浏阳东乡姜守旦为首的洪福会提出的檄文公然宣扬封建帝王思想,参与长沙抢米风潮中的湖南哥老会另一支派洪天保派的会首高宗怡公然鼓吹要当皇帝就是明证。

10月28日,长沙光复后第七天,新军第九镇马标队官戴凤翔,接到刚从益阳调来长沙接防的五十标营长梅馨、统带余钦翼的请帖,请他次日下午五时到徐长兴饭馆吃饭。

奥门新萄京8522 7

【资料来源:《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4期】

席间,自然就说起光复后的长沙局势,有人便大骂焦达峰、陈作新两位都督乱用人,乱用钱,说亲眼得见,一个青年人跑去找焦达峰要官,焦达峰问他:你会做什么,他说“我会写字”,焦达峰就说:“你去当书记吧!”青年人走出去,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大捆空白带子,他就拿了一条,自己写上“三等书记官”,挂在身上,招摇过市,不过很快他便发现,其他人的带子上都写着“一等书记官”、“二等书记官”,不禁后悔自己胆子太小了。

谭人凤故居(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鸭田镇南湾村)

又有人说,湘乡人吴连宾,曾在家乡发动会党,此时跑到都督府对焦、陈说:“我这回是有大功的呀!我要招一标人。”焦达峰也没敢跟他还价,给了他一条白带子,上面写了“某标标统”,又批了两万元给他。谁知道吴连宾第二日又跑去领钱。军需官只好说:“标统,你昨天刚领几万块钱去,今天又来了,你也要有个细账才行。”吴就拍着桌子大喊:“我大人做大事,有个什么细账嘞!”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43岁

其他笑话就更多啦。任何一名士兵,不管你是新军、巡防营还是会党,只要你参加了长沙光复,跑去都督府一说,立刻就能得一条连长、排长的白带子。有了白带子,人人都自觉是军官了,跑到藩城堤荒货店去买指挥刀,把荒货店的库存抢购一空。而今满街都是指挥刀,铿锵作响。

年初 在新化县城文场内创办群治小学堂,自任校长。不久又在家乡的香炉山开山堂, 名曰“ 卧龙山”, 自立为山主,有“托塔天王”之称。

如此一来,长沙市民对革命党的印象,只有比谘议局那帮立宪党人更坏。绅士们对焦达峰最大的不满,在于他任命冯廉直为南路统领。冯是洪江会头目,1906年参加浏醴暴动被捕,在狱中呆三年,出狱后,招三百人,任标统,驻湘潭。在同盟会方面看,冯廉直是矢志革命的功臣,但在士绅集团眼里,他只是一名“积盗”,而今得了势,在湘潭招兵买马,追杀宿仇,湘潭的县知事联合绅士向长沙求救。谭延闿拿着求救电报去指责焦达峰,焦达峰根本不承认这些指控。于是又有流言,说焦都督也是冯廉直一伙的,本名叫“姜旦宅”,冒充革命党人来长沙夺权。

10月28日 为统一会党各山堂的名义、规章和行动,邀集湖南各地的会党首领举行游山会于长沙河西云盖寺。

众军官越说越激动,都说这样下去,湖南会糟蹋在焦、陈手里,要想个办法才好。梅馨脱口而出:“杀了这王八蛋不就得了!”据说梅馨到长沙后,去见过焦达峰,要求升为旅长,被拒。

11月4日 与黄兴、刘揆一、宋教仁、周震鳞等20余人,借为黄兴做生日酒的名义,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聚会,决定设立华兴会,领导反清革命活动。

戴凤翔不同意这么干,他说:焦、陈只是资望不太够,一个是会党,一个是排长,当时举他们为都督,就有人说是临时的,是个“烂斗笠”,现在干得不好,叫他们走就是,不必杀人。

1904年,44岁

话没说完,梅馨一个巴掌拍在桌上:“你真是妇人之仁,若叫他走,反倒留个后患,以后枝节横生!”旁边人也说“杀了倒爽快”。

奥门新萄京8522壬寅年海南各派系人头乱滚,中国社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近代史探究所。2月15日 华兴会正式成立,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人决定联络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于11月在长沙发动起义。

戴凤翔知道自己挽回不了这个决定,就暗自打算,想给焦、陈报个信,劝他们走路。陈作新被新军开除后,曾在罗汉庄体育学堂教过一年书,戴凤翔正好在那里念书,冲着师生之谊,也应该尽尽人事。

夏 黄兴派戴哲文回新化联络谭人凤在宝庆响应长沙起义。谭人凤积极响应,将群治小学堂解散,专心负责各方面的协调和联络工作,在校内印就章程、党证及显浅讲义,并遣洪家首领谭恒山携赴辰、沅一带通声气。

10月30日早饭后,戴凤翔跑去都督府,陈作新已经外出,问几时回来,答“不晓得”,又去找焦都督,只见大清早的,室内围绕着三四十人,要官的,要钱的,办事的,诉冤的,喧闹不堪。戴凤翔根本挤不起去,他只好叹一口气,知道事已无救。

11月 长沙起义流产,谭人凤与戴哲文等人“会商继续办法”。

梅馨等人敢策划杀焦陈二都督,也是因为戴凤翔接到邀请的28日,湖南独立第一协第二、第四两营出发援鄂,新军同盟会系的士兵几乎全体在内。而接防的五十标中,正有不少人是头颅还悬在城楼上的黄忠浩的拥护者与同情者,公仇私恨,一齐来了。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45岁

一日杀二烈士

2月 偕新化会党首领周辛铄由隆回赴辰州、沅州,下常德,联络会党。不久,遭到清政府悬赏缉捕,周被迫逃亡日本,谭人凤潜返家乡。

10月31日,焦达峰在谘议局召开军政商学各界大会,宣布了《都督府组织法》。谭延闿当席辞参议院、军政部各职,拂袖而去。

6月初 应隆回会党首领刘纲领之邀,赴隆回商议起义计划。

10月22日焦达峰就任都督,绅士们虽然没有明争,但10月23日,他们便在谘议局的基础上,成立参议院,以谭延闿为院长。参议院的宗旨是“模仿英国立宪精神,而防专制独裁之弊”,中心规则是军政府都督的命令,如募兵、给饷,任免官吏将校,要经参议院“许可盖印”方能生效。

6月底 应广西随营学堂总办蔡锷和广西警察学校总办曾广轼之电邀,带领三个学生赴广西,联络会党和“同乡俊彦”。

这一举措当然令同盟会员大为不满。同盟会自孙文以下,都是主张首领集权的,怎么容得英国式的议院横插一杠子?刚从上海归来的谭人凤,本来就顾忌湖南绅权特重,见此情形,不免高呼:“参议院要夺都督的权,不行,不行!他们胡作乱为,应即先行取消参议院。”更有人主张,不仅要撤消参议院,还应当对参议院及在职人员“大兴杀戮”,他们提出了一个名单,上面有二三十人,要焦达峰即刻动手。

8月20日 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部长。11月《民报》创刊。

焦达峰这个人,江湖气很重,血性冲动,然而耳根子又颇软。辛亥之前,他曾因为力主在湖南利用会党发动革命,与谭人凤大吵一架;长沙光复,他又提出过杀尽满人,没收满人资产以供革命之需,经人劝解始息;光复后有人提议从藩库或银行中提取巨款以酬功臣,焦达峰初时坚决不同意,党人会议后,又从银行提出数万两,贻人乱用钱之讥。

10月下旬 宝庆会党举事,谭人凤由桂返湘襄助。事败,旋回家筹商善后。

而今有人提出杀尽参议院职员,焦达峰一开始也非常愤怒,有实行之意。后有人劝解,称“我辈革命,必须网罗人才,共策进行,今单上所列,皆为湖南知名之士,若被杀戮,何以收服人心”?焦达峰亦觉有理,放弃了该计划。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46岁

虽然不必杀人,但反击是必须的。军政府在谭人凤主持下通过《都督府组织法》,要将军事、行政、理财、司法收归都督执掌总之。不言而喻,这个法案几乎是在逼立宪党人摊牌。

1月26日 因官府派兵围捕,逃离县境。

翻盘或引退,机会都已错失。死神正在向都督府逼近。

2月8日 抵宝庆。

10月31日上午,逼走了谭延闿,同盟会认为自己方面取得了胜利,簇拥着焦、陈回都督府商议第二批军队援鄂事宜。

3月 抵长沙避难,寓驻省新化中学堂,权任监督。

突然有人来报,长沙北门外和丰火柴公司发生挤兑风潮,要求都督府前往弹压。陈作新闻讯,立刻单骑出府,往北门驰去。

6月 得知安置在家乡的散兵,遭清军捕杀,即嘱家中典质公产作路费,准备赴日本参加同盟会。

陈作新离去未久,砰的一声,都督府大门被推开,一队兵士一拥而入,口里喊着:“发饷!发饷!见都督!见都督!”

9月中旬 离开长沙,经南京、上海赴日本。

同盟会会员曾杰冲进办公室:“都督!陈都督在北门中伏,已经殉难!您赶紧避一避吧!”

11月25日 偕谢介僧等到东京,寓麴町区玉井静。

据国民党人所著《焦达峰传》说,焦都督表现得十分英勇,他大义凛然地说道:“往哪儿避?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类而附义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我皆能容之。现在谘议局这帮绅董,煽动黄忠浩的残部造反,已经杀了副都督,又要来杀我。悔不用谭石屏之言,先除掉他们!今日之难,我一身受之,莫让他们残害湘民,革命终当成功!”说着昂然走向大堂,两旁签押房枪声齐响,焦达峰就倒在照墙的石狮子下。

12月2日 参加同盟会为《民报》创刊周年举行的纪念大会,但认为会上“祝词颂语,多涉夸张”,“虚张声势,于实际无补”,“大有失望意”。后经唐镜三三次相挽才与黄兴见面,并由黄兴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

此刻,离长沙光复才刚刚十天。

12月4日 萍浏醴起义爆发。不久,谭人凤奉黄兴之命,偕周震鳞、洪春台、何弼虞、胡瑛等归国谋响应。

陈作新的头被砍下来,悬街示众。当晚,有人看见谭延闿“身穿蓝布长衫,面色惨白,神志惊慌地被人用藤椅从后门抬进了督军府”。谭延闿反复申明他不愿当都督,但是梅馨等人派士兵在长沙城中各处,高举“焦陈正副都督伏诛,公举谭延闿为湖南都督”的高脚木牌,而且贴出布告,声明“所有都督重任,谭绅组安施为。居民毋得惊恐,照常公共图维”。

12月下旬 抵长沙,萍浏醴起义失败。

梅馨等人的行动,有没有得到谭延闿的授意?各方争论不已。谭人凤认为即使谭延闿事前不知,当上都督后却不惩处凶手,反而提升梅馨为第二协协统,即与杀人凶手无异。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47岁

谭延闿事前是否知情已不可考,但他半推半就接任都督后,确实顺水推舟,在全省范围内清除同盟会势力。11月3日,焦达峰的战友杨任在常德考棚举行焦、陈二都督追悼会。追悼会进行到下午,当地巡防营统领陈斌升突率军驰来,将杨任等人抓住杀害。这些官兵杀完人,立即在原址举行另一个追悼会,将杨任等人剖心致祭,紧接着处决了几十名同盟会员。

1月 重赴东京,插入法政学校五期班,学习法政知识和革命理论。在该校积极参加同保皇派的思想大论战。

这次,灵堂上高悬的,是前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的照片。

12月 回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镇南关起义。至香港时起义已失败,旋往越南。

杀人的循环完成了。士绅集团没能保住黄忠浩的人头,同样,同盟会也保不住焦达峰、陈作新、杨任的人头。绅士与会党的冲突,在湖南以一种异常惨烈的形式呈现出来。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48岁

让人想起鲁迅那段绕口令式的杂感:“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1月29日 夜奉黄兴之命,潜至广西巡防营郭人漳部交涉接济军械,窥探军情。后因郭人漳通缉,旋至越南,在海防被法国殖民当局收监。

2月底 经华侨具保,由越南驱逐出境至香港。

4月29日 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等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谭人凤割须改装,前往参加。至则起义又失败。

5月27日 上海《神州日报》发布清吏通缉令,通缉黄兴、谭人凤等六人,其赏格:黄兴五千元,胡汉民四千元,汪精卫、田桐、刘揆一、谭人凤各二千元。

1909年,49岁

9月 陶成章纠合李燮和等八人,起草发表《孙文罪状》一文,攻击孙中山。

11月 与黄兴、刘揆一联名致函李燮和等,逐条为孙中山辩诬,“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嗣后,谭人凤又专函陶成章,劝其“顾全大局”。

1910年,50岁

2月5日 奉黄兴之命,由东京至广州参加新军起义。

2月12日 倪映典率新军于广州起义,旋失败。随后,谭返东京。

6月中旬 孙中山秘密抵东京,与黄兴商谈改进同盟会事。谭人凤请求孙中山“改良党务”,孙同意,答应“可容日约各分会长再议”。

6月25日 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不久,谭人凤与宋教仁召集张懋隆、林文、李肇甫、陈勤宣、周瑟铿、邹永成、刘承烈、张斗枢等人在宋教仁寓所开会,研究改良同盟会问题。会议决定筹组中部同盟会,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

10月 至香港,取得黄兴对组织中部同盟会的同意和支持。然后到南方支部晤胡汉民,胡反对组织中部同盟会,谭、胡二人争辩,谭怒极,几乎给胡一拳,经赵声劝说,始息怒。旋返东京。

11月13日 孙中山约南洋各地同盟会负责人到槟榔屿开会,决定破釜沉舟,再举义旗。

1911年,51岁

1月底 起义指挥机构统筹部在香港成立,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

2月4日 应黄兴电邀至香港,共商广州起义事。

2月5日 奉黄兴之命携款5000元,往长江流域各省发动响应广州起义事。

2月上旬 抵上海,向宋教仁等传达了黄兴同意组织中部同盟会的意见,嘱他们加紧组织,响应广州,以3000元交给郑赞丞,负责办理苏、赣、皖、浙等省党事。

2月23日 抵武汉,召集党人孙武、杨时杰、杨玉如及居正等,请他们加人中部同盟会,以便联成一气,响应广州。以800元交给居正、孙武,作为活动经费。

3月初 抵长沙,召集党人曾杰、邹永成、刘承烈等开会,研究响应广州起义事,以700元交给曾杰负责办理党事。

4月中旬 经上海偕宋教仁、陈其美等返回香港。

4月23日 黄兴致书孙中山,报告“两湖之交通,谭胡子曾亲行,孙武与居正二人任之。”

4月27日 至广州,坚决要求参加起义敢死队,因持枪走火,被黄兴劝阻。旋赴香港。下午五时半,黄兴等发动广州起义。第二天清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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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岗起义

5月 为躲避港督搜捕革命党人的消息后,谭人凤和宋教仁在夏寿华的资助下,离开香港往上海。抵沪后,宋教仁入《民立报》馆,谭人凤“则决志归家,不愿再问党事”。

6月中旬 由上海抵武汉。经焦达峰等人劝阻,谭人凤重新振作精神,布置两湖革命事宜,并劝说共进会和文学社“和衷共济,相辅而行”。

6月底 离汉赴沪,与宋教仁、陈其美等人研究,决定成立中部同盟会。

7月4日 致电黄兴,请求汇发中部同盟会活动经费。

7月31日 中部同盟会总会在上海成立,总部设五干事,谭人凤任交通干事。大会通过由谭人凤起草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

7月 为组织中部同盟会事,与宋教仁等借贷日金20万元。

8月2日 中部总会干事会推举谭人凤为总务会议议长。

8月中旬 赴南京筹备江宁中部同盟会分会。

8月25日 同盟会中部总会召开干事会,听取谭人凤报告江宁分会筹备的情况,议决同意成立中部同盟会江宁分会,并同意谭人凤赴湘、鄂活动。

9月14日 文学社和共进会于武昌举行联合会议,积极筹划起义,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

9月16日 居正、杨玉如自汉口赴上海,请谭人凤、宋教仁到湖北主持起义工作,并请陈其美代购手枪。

9月19日 居正、杨玉如抵沪,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居正等连日在陈其美住所召集上海机关部会议,决定南京、上海同时发动,并由吕天民携函前赴香港,同黄兴联系。

9月底 黄兴回电谭人凤、宋教仁:“各省机关还没有一气打通,湖北一省恐难做到,必须迟到九月初,约同十一省同时起事才好。”

10月3日 黄兴听取吕天民、刘芷芬的汇报武汉的情况和中部同盟会的设想后,复函谭人凤等中部同盟会负责人,对谭人凤等人“热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表示“钦佩何极!”同时,表示积极为长沙流域起义筹款。

10月8日 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居正等在陈其美家会商,决定谭人凤当晚乘火车赴南京,约南京革命党人举事。

10月10日 武昌起义爆发。谭人凤在南京与自上海运手枪返鄂的居正会合后,一同赴汉。

10月11日 湖北军政府成立,清军协统黎元洪被举为都督。

10月13日 偕居正抵汉口,询悉起义各情。

10月14日 偕居正抵武昌,召集党人开会,报告上海情形及今后计划。

10月17日 在湖北革命党人举行的“祭告天地”誓师大会上,给黎元洪授旗、授剑。

10月22日 长沙起义成功,成立湖南军政府,焦达峰、陈作新分任正、副都督。

10月24日 向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领得快枪2000枝,子弹200万,由鄂赴湘。

10月26日 抵长沙,当夜召集焦达峰等人谈话,主张取消由谭延闿把持的参议院和民政部。

10月27日 参加湘军王隆中部援鄂誓师大会。

10月30 日 焦达峰主持召开湖南各界代表会议,商议湖南军政府组织法,谭人凤关于取消参议院和民政部的提案获得通过,谭延闿被迫辞去参议院议长和民政部部长之职。

10月31日 梅馨指使部下先后杀害陈作新、焦达峰,拥谭延闿为都督。

10月 黄兴作七律诗一首,和谭人凤,赞扬他在武昌首义中的功绩。

11月初 根据黄兴的指示,与刘揆一、周震鳞等人维护谭延闿都督地位,稳定湖南局势,支援湖北发展革命形势。

11月16日 湖南都督府为焦、陈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谭人凤为陪祭官,并为焦达峰、陈作新作挽联。

11月中旬 谭延闿委任谭人凤为岳州镇守使。谭人凤发布《讨伐满清布告》。

11月22日 辞岳州镇守使职。被举为湖南代表赴武汉参加各省代表会议。

11月24日 抵武昌,当夜渡江参加汉阳保卫战。次日清晨与黄兴商议保卫汉阳计划。

11月26日 偕邹价人等往援鄂湘军王隆中部发表演说,鼓励其将士再往汉阳杀敌。

11月27日 清军攻陷汉阳,革命军退守武昌。

11月28日 黄兴离汉赴沪。

11月底 谭人凤同刘揆一联合湖北部分革命党人,致电在沪的其他省部分革命党人于右任、章炳麟等,速来鄂组建中央临时政府。

11月30日 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开会,谭人凤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会议并被举为临时议长。

12月1日 黎元洪弃城逃往葛店。

12月6日 被推举为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节制武昌革命军和各省援军。

12月7日 设司令部于洪山宝通寺,旋发布《诰诫各部文》,颁发命令,鼓励将士们坚守武昌。

12月11日 黎元洪返回武昌办公。

12月12日 湖北军政府开会,推举谭人凤为湖北代表赴上海参加议和会议。

12月13日 黎元洪免谭人凤武昌防御使之职,派其作为湖北省代表赴沪参加议和会议。

12月14日 离汉赴沪。

12月26日 由上海抵南京参加各省代表会议。被推举同马君武、王正廷一道会见北伐军总司令徐绍桢,共同“商议作战计划”。

12月29日 以湖北省代表身份参加各省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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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代表选举临时总统后合影

(原题:《谭人凤年谱简编》;作者:邓江祁;原载:《邵阳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又见邓江祁著《革命巨子谭人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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