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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施反右时反对按百分比划分,柯庆施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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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施自1922年加入共产党后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洗礼,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南京市市长、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位。柯庆施主政上海,深受毛泽东赏识,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于1965年4月9日逝世,享年63岁,然而他的死却被红卫兵造反派诬陷为是贺龙和李井泉的谋害。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柯庆施(1902年—1965年),1902年生于安徽歙县南乡水竹坑,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年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学读中学,因从事学生运动被开除,后转学至南京;曾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团工作。 1923年被派到安庆,1924年春调到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同年冬赴苏联海参崴做华工工作。 1926年春回国,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长,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组织;1928年起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秋被中共中央派到鄂东南从事兵运工作;同年12月起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秘书长;1930年6月起任红三军团八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夏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委员会书记,同年10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1934年春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同年冬改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1935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军事工作负责人。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起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民政处处长、复员委员会副主任、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河北省石家庄市市长;1949年5月起任南京市副市长。 主政上海 柯庆施于1954年秋由江苏省委调上海,接替陈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后整整10年。 多少年来,直至“文革”末期的1975年,上海的《学习与批判》还发专文纪念柯庆施“逝世十周年”,称之为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 1956年10月上海市政府为鲁迅迁墓,柯庆施与许广平、宋庆龄、茅盾等为鲁迅扶灵。 柯庆施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早在1922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 建国后,柯庆施先后就任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2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已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因被定为与高岗结成的“反党结盟”而垮台;同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内定为外交部长的人选。这样在一两年间,华东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便相继空缺,柯庆施成为事实上的第一把手。 说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鼓吹,人们总以为林彪或康生为始作俑者,然而拔头筹的却是柯庆施。 柯庆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临的是两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国党代会期间发生的“潘杨事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局长杨帆被诬为“内奸”;另一件是紧接着发生的“胡风事件”。这两件事均系毛泽东的决断所致。这两件大事对上海影响很大。 柯庆施刻意挽留奉调《人民日报》的张春桥,使之成为自己的类似政治顾问一类的角色;柯庆施极善揣摩领袖的心态,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这又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 被毛泽东赏识 毛泽东在1957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对1956年的反冒进已有微词,并明确批评“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 在这年11月他又提出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设想。在这年年底召开的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备受毛泽东青睐。 《人民日报》在1958年1月25日将长达3万字的该报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全文转载,并加长篇按语。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除了检讨,周恩来别无选择,用与会者李锐的话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 在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几次大会讲话中,屡屡称赞“柯老”,而周恩来和陈云则不得不就1956年的反冒进当众检讨。在大会结束后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和谭震林、李井泉成为政治局委员。 当外界盛传毛泽东一度想用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的时候,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婉转地提到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但以周恩来的才干和威望,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柯庆施自此也明白了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这位封疆大吏认准了一条: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这一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再次得到验证。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逐渐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产生的诸多问题,着手有限度地纠“左”。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初衷,也还是适度纠“左”。因而他上庐山时所准备的全是关于纠“左”的材料。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将彭致他个人的信批转与会者。柯庆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领袖的脉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21日的华东组会上,张闻天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 柯庆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断责难张的发言。果不其然,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 因为反对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从大跃进的挫折中转向对阶级斗争的密切关注,特别强调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柯庆施的关注热点也随之从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 1963年1月初,柯庆施在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借上海文艺界元旦联欢会的机会,告诫与会的作家、诗人、剧作家、音乐家、美术家:解放13年来的巨大变化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柯庆施强调: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江青以毛泽东的“文艺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无奈她在北京确实吃不开,不用说彭真不把她当作一个人物,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则如鱼得水。柯庆施已经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 1964年10月6日,由周恩来、贺龙和柯庆施陪同,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果不其然,在不到3个月之后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柯庆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 逝世前后 196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讣告:柯庆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终年63岁。 当时新华社连日报道了为柯老举行的隆重追悼仪式;11日中午,骨灰由成都送抵北京,13日上午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柯庆施追悼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讣告中称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系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规格。 这一切都说明,柯的死一切正常。 谁知一年多之后,西南的红卫兵造反小将抛出“重磅炸弹”,揭指是“贺龙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狼狈为奸,勾结起来,共同谋害了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弄得举国上下一片哗然。 据《书报文摘》刊文,柯庆施是应贺龙和李井泉之邀去成都的。4月5日贺、李宴请柯庆施后,当夜12时柯就出了事,三天之后猝死。 这一切似乎为柯庆施被“谋杀致死”的说法蒙上了一层难辨真假的迷雾。 “柯庆施谋杀专案组”是张春桥亲自点将由“三结合”班子组成的,头头是个军人。 这个所谓的“三结合”专案组却只有一个专门技术人员。 专案组一班人从上海悄然抵达成都。此时一切都已时过境迁,柯庆施的尸体早已成了灰烬,当时的现场、死者接触过的物件都已荡然无存,有关当事人也被当时已在全国传得神乎其神的“谋杀”说吓得似惊弓之鸟。 因此,专案组的调查只能从外围入手,查明柯庆施之死的前因后果和抢救治疗的大致过程。专案组经过调查,访问了一些当时出席宴会的人,也见过贺龙夫人薛明,并对柯庆施整个抢救治疗过程的方案细细审视甄别,认定此中一切准确无误,绝无一丝技术性差错,也没发现丝毫疑点。 经过反复调查,专案组认为柯庆施猝死的经过是这样的:1964年,医生发现柯庆施患肺癌,由上海华东医院切除了致癌肺叶。此后,柯的身体已很虚弱,但这一切都是当时的“绝密”。 1965年春,应正在成都疗养的贺龙元帅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邀,柯庆施于3月13日到成都。 4月5日是清明节。这天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领导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出面设晚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和柯庆施都是宴请的主宾。 这种宴请通常都是主宾双方和夫人共桌。临开席不知谁提议:今天的晚宴男女宾分桌,大家一醉方休。此提议一出最受男宾欢迎,于是立即安排夫人们另开一桌,柯庆施的夫人被安排到女宾席。为此柯庆施高兴异常。原来柯夫人知柯庆施有病,宜吃清淡饮食,忌油腻、烟酒。遵医嘱,她平日里对柯庆施的饮食生活管束甚严。这晚柯庆施偶得“解放”。又逢老友,真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氛围,大家尽兴而饮,一醉方休。宴会从下午6时开席,至晚9时许才尽兴而散。 柯庆施回到招待所,看了些文件,临睡还吃了一把花生米,食欲极好。几小时后,大约午夜12时多,柯庆施腹痛,柯的保健医生胡允平当即赶到作了常规处理,一直到凌晨2时,病情不见缓解。胡允平立即给上海专管高干治疗的华东医院挂长途电话,向薛邦祺院长汇报了柯庆施的病情。到清晨,眼看柯庆施的病情继续加重,连秘书也慌了神,便直接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打电话,要求火速派上海的高干医护人员到成都诊治。这时,虽然柯庆施身边围满了四川方面许多优秀的医生,但柯庆施自己和家属却更信任上海的医生。 中午时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领着上海一流的医护组赶往成都,立即投入会诊、抢救。 可是虽经几天的努力,依然无效,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6时30分死亡。 如果柯庆施真有取代周恩来之心,大概也会发出“既生亮,何生瑜”之叹了。 倘若假以时日,柯庆施必将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自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中,延至次年4月9日终于不治。 在“打倒一切”的“文革”中,中共党史上早有定论的革命家几乎无一幸免,李大钊、瞿秋白、王若飞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是被诬为“叛徒”,就是被斥为“机会主义分子”,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的柯庆施——“文革”中江青曾于1967年两次赞扬已经去世的柯庆施。柯庆施的子女 柯庆施的子女现在是怎样的?柯庆施总共有四个孩子,三女一子。大女儿柯六六是个作家。六六写了大量关于父亲的回忆录。六六是在南京度过的童年,后来随着柯老工作的调任,六六来到上海。在六六的文章中写道,她刚到上海的那一个时期,整片夜空如同白昼。 那个时候,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常用飞机到沿海地区骚扰。在六六五岁的时候就曾经经历这样的轰炸。那天本来一片祥和,六六和妹妹一起在跳皮筋,但是突然广播停了,灯灭了。六六说她永远不会忘记那时她对光明的渴望。柯庆施等人到了上海后,有人请客吃饭。据六六回忆,那时候她第一次见到了电梯,第一次吃到了西餐,第一次吃巧克力。不久之后,六六跟着家人搬离了花园洋房的家,搬进了工人新村。理由是柯庆施不喜欢花园洋房,认为那个时候的国家还非常的穷,他作为一个干部住好房子脱离了大众,心里很不踏实。住在工人新村虽然走进了群众,但是由于办公不方便,六六和家人又要搬家了。这次他们搬到了爱棠公寓,往后他们再也没有办过家。住房面积不大,但胜在离办公室不远,而且周围的邻居都是同事,六六的爸爸很满意这个家。 柯庆施的二女儿叫五六,三女儿叫友宁,儿子叫友京。他们为人低调,资料不详。唯一能够知道的是友京的妻子是邹家华的女儿。这就是柯庆施的子女一些资料。柯庆施怎么死的 柯庆施的下场是怎样的?1964年,柯老在上海做了手术,那时周总理特地在手术室外守了三个多小时。术后,柯庆施到北戴河疗养,随着天气渐冷,他又动身前往广州。大概疗养了半年后,柯庆施逐渐复原,准备继续工作。可是一月后,报纸和广播都报告了他的死讯,说他治疗无效死亡。 在柯老病亡后,国务院秘书长亲自前去处理丧事。柯庆施的追悼会相当的隆重,周恩来和邓小平亲自迎灵。一万三千多人到达公祭现场,主祭是当时的刘少奇主席。这是北京的公祭仪式。在同日,上海也举办了大型追悼会,林彪站在了最醒目的位置。另外有六个省会也举行了追悼会。江青对于柯庆施的逝世悲痛万分。柯庆施的女儿回忆,柯老这次的病来势凶猛,可在意识模糊的情况下,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两年后,报纸上出现爆炸消息,柯老并非因病去世,是死于谋杀。文中充满着强烈的火药味,把矛头对准了刘少奇等同志。 经过详细调查,柯庆施临死前的真相被还原。柯庆施在成都与四川省委一群人聚餐后,深夜感到腹痛,当时上海医疗小组火速赶往成都医治。经过反复确诊,认为柯老有患胆囊炎的可能。次日,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柯老转危为安。可是入夜后,心脏停止,经过胸部按压,心跳恢复。此后,心跳暂停好几次。第三天,柯庆施心跳停止,再无力回天。为了查明柯老的死因,专家医疗团解剖了他的遗体,一致确认他死于胰腺炎。人物评价 盖棺未定 柯庆施在人们的心目中,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虽没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贡献,但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另有人说,不,他搞极“左”,专门整人,还勾结“四人帮”,如果不早病逝,肯定会是“五人帮”了。对人的评价,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为历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观存在,不是任由评者可以随意抹红或抹黑的。 柯庆施是中共一位老党员,1922 年入党,据说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柯的仕途并不顺利,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妻子跳井自尽。建国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58 年5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时,可谓权倾一时,威震一方。由于柯个子长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时人们叫柯庆施为“大个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后,柯地位升迁很快,加上他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走路蹒跚,背又有点驼,人们又改称他为“柯老”,连毛泽东在中央开会时也对他戏称“柯老”,从此“柯老”就成了对他的尊称,其实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 我于1957 年因“严重思想右倾”,被撤掉《劳动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调去筹备创刊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并担任评论员。1963 年任市委副秘书长。在1958 年到1965 年的七八年间,除每半个月为《解放》杂志写一篇评论员文稿外,大部分时间为市委领导柯庆施、陈丕显等干活,曾为他们起草讲话、工作报告、理论文章约六十余篇,并五次随从他们一起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又多次跟柯庆施到基层单位调查研究,与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我不了解柯庆施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活动,也不想涉及对柯庆施的全面评价问题,本文只是就我和柯庆施在1958 年到1965 年间的接触中,如实讲述一些具体事实,供读者了解柯庆施的若干情况。我所记忆的事实并不连贯,确切日期也难记清,但这些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时间:2013-01-21 17:16: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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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522 2毛泽东柯庆施 柯庆施曾经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位居李先念、谭震林之上,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与欣赏,甚至有取代周恩来之势。不过柯庆施在1965年就去世了,即使文革中仍两次受到表扬。 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盖棺未定 柯庆施在人们的心目中,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虽没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贡献,但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另有人说,不,他搞极“左”,专门整人,还勾结“四人帮”,如果不早病逝,肯定会是“五人帮”了。对人的评价,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为历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观存在,不是任由评者可以随意抹红或抹黑的。 柯庆施是中共一位老党员,1922 年入党,据说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柯的仕途并不顺利,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妻子跳井自尽。建国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58 年5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时,可谓权倾一时,威震一方。由于柯个子长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时人们叫柯庆施为“大个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后,柯地位升迁很快,加上他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走路蹒跚,背又有点驼,人们又改称他为“柯老”,连毛泽东在中央开会时也对他戏称“柯老”,从此“柯老”就成了对他的尊称,其实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 我于1957 年因“严重思想右倾”,被撤掉《劳动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调去筹备创刊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并担任评论员。1963 年任市委副秘书长。在1958 年到1965 年的七八年间,除每半个月为《解放》杂志写一篇评论员文稿外,大部分时间为市委领导柯庆施、陈丕显等干活,曾为他们起草讲话、工作报告、理论文章约六十余篇,并五次随从他们一起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又多次跟柯庆施到基层单位调查研究,与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我不了解柯庆施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活动,也不想涉及对柯庆施的全面评价问题,本文只是就我和柯庆施在1958 年到1965 年间的接触中,如实讲述一些具体事实,供读者了解柯庆施的若干情况。我所记忆的事实并不连贯,确切日期也难记清,但这些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薄一波回忆柯庆施 薄一波所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披露了大量关于柯庆施的言行史料。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和批评周恩来的过程中,都对柯庆施当时的态度和观点十分欣赏。“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向毛主席讲了一个情况,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搞社会主义。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他的这几句话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很深。毛主席立即想到,这种‘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有”。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做了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毛泽东拿到这个报告后,做了一些修改,将其发表在1958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 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说,柯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毛泽东甚至还于16日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周恩来、陈云等因主张反冒进,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周恩来不得不在成都会议上做了检讨。 柯庆施1958年5月13日关于文化革命问题的一次发言,令薄老“印象最深”,因为“他的这个发言,简直是太离奇、太令人‘陶醉’了”。当时,柯庆施绘声绘色地描述道: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15年内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不仅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讲到书上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柯庆施说:这样的设想到底合不合乎实际呢?“只怕我们的眼界还是小了些,想得还不够远大”,“现在已经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我们怎样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的问题了。薄老认为,柯庆施如此脱离现实的空想,对当时已经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女客人”把上海视为“基地”

本文摘自《江淮文史》2004年第1期,作者:邓伟志,原题:《评柯庆施》

柯庆施1922年入党,据说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建国前,任石家庄市长,建国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国务院副总理;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上海延安西路二○○号——文艺会堂,人头济济。

柯庆施,安徽歙县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历任中共安徽省临委书记、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红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统战部副部长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央上海局书记、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65年4月病逝。

柯庆施在延安时人们叫他“大个子”、“大鼻子”、“老柯”。建国后南下,他的地位迅速升迁,加上他一脸严肃,又有点驼背,人们又改称他为“柯老”。他的一篇文章让他蹿红,毛泽东在中央开会时也戏称他“柯老”,从此“柯老”名震天下。周恩来、江青都开始这样称呼他,其实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

  上海元旦联欢会,正在那里举行。

作者小介:作者邓伟志,安徽萧县人,上海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曾任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现为全国政协常委。

把毛泽东推上神坛,“个人崇拜”最早的始作俑者,其实不是林彪也不是康生,正是柯庆施。

  当年张春桥为之写过《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的那个熊佛西,已是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了。熊佛西主持联欢会。当他宣布:“现在,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讲话。”全场响起了掌声。

在中共八大的20名政治局委员中,至今没有出版传记的,只有柯庆施一位了,看来对柯庆施的评价还有难度,对柯庆施一生进行研究的人可能也不多。最近终于出现了两篇专门讲柯庆施的文章。一篇是冯锡刚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一篇是金平的《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均见《随笔》杂志。前者全盘否定柯,后者充分肯定柯。这引起我的注意和思考。

柯庆施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是他到上海后,他在1958年初上海市党代表大会上做的题目《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报告提出要“鼓足干劲,乘风破浪”,正中毛泽东当时酝酿要在全国大跃进的心里。

  这一回,何庆施所发表的,并非应景讲话。他利用这一次对上海文艺界讲话的机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具有独创性的口号:“大写十三年!”

柯庆施支持“评海罢”吗?

毛泽东对柯庆施说:“你们这个报告写得好,乘长风破万里浪,搞革命,搞建设,就要有这种精神状态。”毛泽东把这个本是上海一个地区的党代会报告,全国报纸转载,这是从未有过的,实际上毛泽东想把这个报告作为动员全国大跃进的一个舆论准备。

  何庆施说:

“文革”以后,柯庆施在政治上的名声不好,最主要的一个缘由是盛传“柯庆施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wWw.LSqN.CN大家知道,30多年来一直讲,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罢”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十年浩劫后,人们很自然地对“评海罢”的支持者有反感。社会上有很多书籍、文章都在讲是柯支持“评海罢”的,还能不相信吗?可是,不符合事实的话重复千遍,也决不等于事实。

这期间,毛泽东到上海钢厂和机械厂视察,提出“赶美超英”的口号。柯庆施也紧跟着到工厂作动员,号召广大职工发挥了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自力更生地造出万吨水压机,用小的动力机加工制造出百吨、几百吨大型机械设备,大长中国人民志气。

  “最近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电影《李双双》,还听人说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些戏写的都是解放以后十三年来的现代生活,这很好,很值得提倡。”

“评海罢”的始作俑者是康生等人。先是曹轶欧请人评,后是江青组织人写。1964年,江青在北京找人写,未成,1965年春又转而到上海。江青是怎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是不是通过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还是其他人?说法不一。不过,可以从姚文元的写作时间上找到一些线索。我首先向当时与姚同在一个办公室的胡锡涛打听。胡锡涛回信说:“1965年4月下旬,内刊与华东局办公厅对换办公地点,从丁香花园迁出,搬入宛平路11号那幢三层楼。我的办公室在第三层楼……我搬入时,我的办公桌是很小的一张,而在右侧有两张大写字桌。公务员说是为姚文元准备的,他写文章要大桌子。五一节过后不久,姚大摇大摆来了。我弄不清他来干什么,但他是内刊编辑部副主任兼文艺组长,是我顶头上司,我不过问他的事。他来后,没有马上进入写作,先是到二楼与原《解放》杂志的同事聊聊,如钦本立、林学渊等等,但也没有透露写什么文章。直到过了一个月,我在周末过组织生活时,听林学渊讲:姚文元在写评吴晗的《海瑞罢官》,是由翁佩珍打字、油印,看到油印稿,才知道这件事。我听了也没在意,姚写批判文章多了,以为这一篇也只是个人兴趣所致……从5月一直搞到10月,断断续续写了6个月,大约写了10稿……他写到第8稿时,主动让我看稿平时我不看他的一堆书稿,还叫我提意见。”其次,据协助姚查史料的一位历史教师讲,姚是于1965年5月开始动笔的。姚在写了好几稿以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审阅、讨论、修改、定稿的,最后于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当时的编制在《解放日报》文艺部。据当时的报社领导说:“姚文元写‘评海罢’时,向我请过假,说市委要他写个东西,‘五一’以后文艺的稿子一般不看了……”

毛泽东参观后大为欣赏,马上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民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柯庆施鼓足干劲,一心标新立异不顾客观实际情况搞起“跃进”,在街道都要搞起大炼钢铁,引发了恶果巨大的全国性“大炼钢铁”。1959年,“大跃进”带来的恶果显现,全国浮夸成害,“共产风”横行,许多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说了这么一段话之后,何庆施加以发挥道:

柯庆施是1965年4月9日病逝的,这就是说,在姚动笔之时,柯已离开人间,柯又怎么会支持“评海罢”呢?有人说,江青是2月到上海找人写的。就算姚2月开始准备,那时柯已在广州养病,3月从广州出发与贺龙聂荣臻同机去成都,到成都养病。组织上早已决定柯一般不再过问上海的工作,柯怎能给姚文元以支持呢?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在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几次大会讲话中,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而周恩来不得不就1956年的反冒进当众检讨。当外界盛传毛泽东一度想用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的时候,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提到自己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但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

  “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

据当时的卫生部长钱信忠说,自柯动手术后,他便遵照周恩来[注: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的指示,陪柯在北戴河等地疗养。柯“自1964年7月养病至1965年4月逝世,就没回过上海。”——为了印证钱部长的说法,我请友人排了个时间表:柯1964年3月28日发烧,29日住进华东医院。4月17日周恩来专程到上海了解柯的病情。4月18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批准专家对柯做肺癌手术的建议。4月19日周恩来在沪参加柯的术前会诊。4月20日晨,柯开始手术,周恩来在医院守候了3小时。当晚,周恩来看望尚未苏醒的柯。5月,周恩来、陈毅陪同外宾访沪,一下飞机就赶到医院看柯。7月14日经中央安排,柯由钱信忠护送前往北戴河养病。9月18日柯离开北戴河去北京。10月柯在京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国庆活动。10月23日由北京去广州养病。1965年1月19日,柯在广州与邓小平一同会见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3月23日柯离广州去成都。——至于这段时间有没有热线联系,金平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材料:据日夜都在柯身边的机要秘书说,绝无这方面的联系。读毕金文,为了进一步核实,我又请教了这位机要秘书。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确实没有。”再据当时就认为江、姚秘密地“评海罢”是“不正派”,后来就不再参加“评海罢”一文审查、讨论的华东局宣传部长夏征农说:“姚文与柯老没有关系[注: 基本信息 歌曲名称:没有关系 专辑名称:优雅的刺猬 歌手姓名:魏如萱 发行时间:2010-5-27 发行公司:亚神 专辑语种:国语 专辑介绍 其实你不曾等待过,]。”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杨永直也说:“评海罢”“与柯庆施毫无关系”。

柯庆施认准了一条: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

  本来,这样一段话,也没有什么大错。但是,他继续加以发挥,那就走向了“左”的极端: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两种崇拜”的观点:“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

柯庆施“紧跟”毛泽东,说出了这么一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本来是无比宽广的。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一下子把历史题材以至革命历史题材,全都一刀砍光。不光是“古人”、“死人”不能写,连“活”的“洋人”也不能写!

柯庆施还有一句“名言”:“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以为了不起了。”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刊登了柯庆施讲话。

成都会议后两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提议,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

  他的“大写十三年”的片面性口号,立即遭到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的坚决反对。

1959年7月庐山会议,柯庆施把握到毛泽东的脉搏,以特有的政治敏感对彭德责难,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

  张春桥急急地找姚文元,你一条,我一条,拼拼凑凑,写了个《大写十三年十大好处》……

江青染指文艺界后,柯庆施敏锐地扑捉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一直感激“柯老”对她的支持。

  柯庆施的讲话,引起了上海的“女客人”的注意。

柯庆施于1965年4月9日因病逝世,新华社讣告称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周恩来说:“党中央、国务院为柯老举行了我党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追悼仪式。”从1954年至1965年,整整10年,柯庆施被称为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

  “女客人”虽然住在北京中南海,却常常不声不响地往上海跑。她来来去去,行踪唯有中共上海市委交际处、上海铁路局公安处和上海锦江饭店保卫处知道。她从不坐飞机,为的是怕从半空中摔下来。她来去总是坐京沪特快列车,而且总是包一节软卧,供她和几个随从乘坐。一节软卧车厢,寥寥数人而“卧”。她宁可让别的铺空着。她喜欢耍这么大的“派头”。

庐山会议上,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惠曾说过:“1958年无非三种人:第一种是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老老实实讲了假话;第二种是滑头,看风使舵讲了假话;第三种最坏,明知是假的还成心说谎。”你说柯庆施是哪种人?

  她一到上海,就住在位于市中心茂名路上第一流的锦江饭店。这座由原先的华懋公寓与茂名公寓组成的宾馆,是她当年在上海滩的时候所非常熟悉的。她住进豪华客间,从不轻易露面。

  此人便是江青,当年上海滩上的电影演员蓝苹。为了替她的行踪保密,上海有关部门为她取了代号——“客人”或是“女客人”。

  “女客人”常常来上海,最初是为了治病。她的病颇多,诸如精神官能症、慢性胆囊炎、急性膀肌炎、植物性神经系统病症等。虽然北京也有着第一流的医生和医院,她偏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曾给她的人生历程打上深深的印记,她最浪漫的一段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

  她是一个生性好强、不甘寂寞的女人。当年,二十来岁的她,闹得上海滩沸沸扬扬,大报小报登满她的“明星”生活以及跟唐纳、章泯离离合合、打打闹闹的新闻,已经最充分不过地显示了她的个性。

  无奈,在延安,在她成为“第一夫人”的时候,组织上告诫过她,不参与政事,她也一口答应。好不容易,她在那里捱过了漫长的寂寞的日子。她自己也明白,新来乍到,羽毛未丰,无法染指党政大事。

  进入北京之后,她探头探脑,要管点“闲事”了。

  一九五○年七月十一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委员有周扬、陆定一、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田汉等文艺界名流。她挤了进去,也当个委员。

  她并不想当个徒有虚名的委员。她试着管点“闲事”。据她自己后来回忆,她曾“力排众议”,不怕“光荣地孤立”,在电影指导委员的会议上“多次提出批判《清宫密史》”。结果,谁也不予理睬,简直气坏了她。

  一九五一年,她总算出过一回风头。那年二月,《武训传》在全国上映。她对周扬说:“《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周扬不以为然,竟顶撞了她:“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到了这年五月二十日,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了,因为这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显然,天平的砝码倾向了江青一边。

  江青趾高气扬了。她第一次露面,率领“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堂邑一带,进行了一个来月的调查。据她说,她冲破了周扬派去的秘书钟惦裴等的重重“阻挠和破坏”。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连载经毛泽东修改、江青等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这是江青赢得的第一次胜利。

  她一次次参加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一次次进行“指导”。正当她欲大展宏图之际,于一九五二年二月病倒了,不得不去疗养。

  在疗养中,她仍想重返政治舞台。一九五四年九月中旬,她曾忽地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周扬、邓拓、林默涵谈话,透露了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消息:毛泽东十分赞赏刚刚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两个小人物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她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两个小人物的文章。

  周扬嗯嗯了一番,送走了江青。江青天天翻《人民日报》,一个来月过去,居然毫无动静。显然,周扬没有把她的意见放在眼里。

  十月十六日,再度发生重大的转折: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的同志,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批评了周扬这样的“大人物”,支持了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

  毛泽东的信中提及:“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这里所说的“有人”,正是指江青。

  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遵嘱毛泽东的意见,刊登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江青第二次又获得了胜利。

  紧接着,她又病了。一病,就是七年——从一九五五年病到一九六二年。病中,她只是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样两个空头官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

奥门新萄京8522,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她决心第三次涉足中国的政治舞台——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

  她从前两次的较量中,已经有了经验——只有借助于毛泽东的崇高威信,她才能胜利。

  一九六二年九月,就在毛泽东发出“干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她约见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的严重问题”。跟前两次一样,部长们并没有听进她发出的警告。如她所形容的,叫做“充耳不闻”。

  正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何庆施在上海发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崭新口号,与她不谋而合。

  于是,“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这一回,她不忙于治病,也不忙于调看内部电影。二月下旬,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何庆施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说实在的,张春桥对她并不陌生。当年,崔万秋常常跟他说起蓝苹。他从报纸、画刊、电影中,早就认识这位“影星”。他知道她是一个心眼儿小又很高傲的女人,在她面前倍尽小心。

  她对张春桥呢,虽说当年同在上海滩,而且说不定还在崔万秋家见过这个穿蹩脚西装的狄克,不过她的眼界甚高,是不大会记得住这样的小人物的。何况,张春桥也尽力假装不知她的底细,一字不提三十年代的往事。他明白,那已成了她的一块心上的创疤。

  在柯庆施的介绍下,她与他握了一下手,算是结识了。

  那天的谈话,差不多只在江青与柯庆施之间进行。张春桥只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的表情。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为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张春桥在一旁细细观察着。他发觉,江青依然保持当年蓝苹的风度,口若悬河,不断地做着手势,常常放声大笑,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女人。

  那天,江青漫无边际地说了好多好多。善长于归纳的张春桥,把她的见解归为三点:

  第一,她要“破”,也就是批判。她要批《海瑞罢官》,要批《李慧娘》,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

  第二,她要“立”,也就是提倡现代戏。这一回,在上海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只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狭窄,她想改成京剧,推向全国;第三,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她的“基地”。今后,她要常来上海,不是为看病而来,是为建设“基地”而来。

  这一次与江青会面,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从此,江青的印象之中,有了张春桥。

  在“女客人”坐着软卧包厢离开上海之后,一颗信号弹从上海《文汇报》升起。

  那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署名“梁壁辉”。这是根据江青的旨意,和柯庆施一起组织,张春桥参与密谋,在上海打响的批判“三家村”的第一炮。

  “梁壁辉”何许人?俞铭磺的化名。

  《“有鬼无害”论》批谁?批孟超的《李慧娘》,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孟超,江青的老乡——同是山东诸城县人。他比江青大十二岁。早在一九二四年,孟超就来到上海,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开始写诗、散文,并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在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创作室副主任、幻灯编辑室主任。

  一九六一年《剧本》第七、八期,发表了孟超写的昆曲剧本《李慧娘》。与此同时,北京开始演出《李慧娘》。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廖沫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赞扬了昆曲《李慧娘》。

  作为同乡,江青不仅熟知孟超其名,也了解他的家世。自然,孟超的《李慧娘》的上演,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江青给这出历史剧“上纲”,认为是“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她看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心想,你为“毒草”叫好,连你一起批!

  最初,江青想在北京找人支持她,发表批判孟、廖的文章。无奈,北京并非她的“基地”。彭真是北京市市长,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邓拓是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廖沫沙乃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廖、邓后来被称为“反革命的三家村”,彭真被说成是“三家村的黑后台”。面对北京那样的阵营,江青当然无法开展她的“批判”。

  她来到上海,发觉有柯庆施那样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有张春桥那样的谋士,有姚文元那样的棍子,她得到了支持。正因为这样,她所组织的第一篇批判文章,成功地在上海登出来了。这是她与阿庆施、张春桥第一次“协同作战”……

  关于这第一篇批判文章,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把她的“认识过程”谈得很清楚: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如今,人们提及“文革”,便会提及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梁壁辉的《“有鬼无害”论》鲜为人知。其实,真正的“前奏曲”,是这篇《“有鬼无害”论》。正是《“有鬼无害”论》的成功发表,使江青把她的“争取批评的权利”的希望寄托于上海,这才有了第二篇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两出戏的书记”

  新鲜,新鲜,身上没有一个“音乐细胞”的张春桥,忽然借起电唱机、录音机来了。

  新鲜,新鲜,在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宿舍张春桥家里,忽然传出一阵阵唱京戏的声音。

  就连西皮、二黄也分不清楚的张春桥,忽然成天价守在电唱机、录音机旁,闭着双眼,歪着脑袋,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在那里细细听着《霸王别姬》、《打渔杀家》、《群英会》、《三岔口》。

  恨只恨,当年的狄克怎么只顾着骂鲁迅,不去学几句京戏?如今,只好“临时抱佛脚”了。

  古曰:“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打从“女客人”那里得知她要“立”,要搞“京剧革命”,要抓“京剧现代戏”,张春桥就马上意识到,赶紧学点京剧!

  结识“女客人”之后,张春桥发觉,一旦得到她的青睐,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她是比柯庆施更好的“梯于”。投其所好,顺着她的所好在上海抓“京剧现代戏”,显然是一条接近她的捷径。

  不过,她的“语言”,张春桥几乎听不懂;

  “四平调轻飘飘的,无论如何不要用那个玩意儿。”

  “我对西皮有怕。”

  “反二黄低沉,如果达不到激昂,就有损革命英雄形象。”

  “昆曲、吹腔、高拨子,最好不用,群众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这一连串的“行话”,使张春桥如坠云雾之中。他不得不学习京剧ABC——这一回,可万万不能闹当年乱标古书的笑话!

  须知,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北平的《晨报》上,便登载过这样的广告:

  “山东王泊山昆剧团来平,李云鹤演出《玉堂春》。”十七岁的李云鹤,后来成为蓝苹,后来又成为江青。她自幼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平剧、昆剧。只有懂得她的“行话”,才能与她有着共同的语言。一个门外汉,张春桥费煞苦心,突然狂热地钻研起京剧来了……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江青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感到满意。她从十二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本来,这是张春桥很好的为她效劳的机会。

  可惜,当时的她对张春桥还是初识,竟把这道地的“上海货”交给了北京的中国京剧院去改编。张春桥知道了,连连顿足,深为遗憾。

  关于这个过程,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为《红灯记》我是化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实。假如这个剧本竟为叛徒立了传,那可怎么办?单是这件工作,就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其它关于剧本处理方面的,就不说它了。

  对这个剧本(爱华沪剧团的演出本),我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之后,感到还是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好。其它有的剧本刘人物简直有很大的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张春桥刚刚失了一个“球”,紧接着又失了一“球”!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秋,江青又看中了“上海货”——沪剧《芦荡火种》,却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去改编京剧《沙家洪》。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北京京剧一团排演好《沙家洪》,江青还把演出《芦荡火种》的上海人民沪剧团请到北京去!

  张春桥连失两“球”,着急了。他对江青说:“上海不光是‘破’,也能‘立’呀!江青同志,给上海交任务吧,我一定把上海的京剧界组织好。”

  终于,江青给张春桥交任务了。江青又来上海了,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上海举行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用当时的宣传词句来形容,这次观摩演出是“在何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举行的。

  柯庆施在会上慷慨激昂,讲话的口气是非常硬的;“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柯庆施如此有恃无恐,敢于断言戏剧界“十五年来成绩寥寥”,是因为十多天前——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何庆施送去的《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写下一段至为重要的批示——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两个批示”中的一个。

  这个批示,三年后成为发动“文革”的“理由”之一:

  各种艺术形式—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中,江青走到哪里,张春桥就跟到哪里,张春桥把江青请到了上海京剧院,“指导排演”《智取威虎山》。

  这么一来,《智取威虎山》打上了“江记”印戳,成为上海第一出由“江青同志亲手培育的革命样板戏”。

  张春桥乐了,上海也终于有了“样板”。

  紧接着,一九六四年冬,江青在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江青对张春桥说:“《海港的早晨》也可以改编成京戏嘛!”

  哦,第二个任务也下达了。

  张春桥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在上海树起了两块“江记”的样板戏。

  张春桥因此博得一个雅号:“两出戏的书记”!

  江青剋了张春桥一顿

  张春桥抓“样板戏”之“乐”、之“甜”,是人所皆知的:张春桥正是借助于这条捷径,迅速地接近了“第一夫人”,博得了她的好感,从此扶摇直上。

  可是,内中的苦、酸、辣,却是外人莫知。向来守口如瓶的张春桥,大约是太累了,大约是太烦了,偶然地吐露真言。

  那是张春桥的一位熟友,回忆往事,对笔者谈及有趣的一幕:

  康平路,他遇见多日未见的张春桥。

  他拍了张春桥的肩膀:“老兄交鸿运啦!”

  “唉!”张春桥竟喟然长叹。

  “怎么,还叹气?”他感到奇怪。

  “一言难尽,太累了!”面对老朋友,张春桥这一回并不掩饰。

  “日夜写文章?”他问道。

  “不是写文章,是做记录。她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记下来。特别是在看戏的时候,她喜欢看到哪里说到哪里。剧场里那么暗,我记的时候看不见字,回家以后要重新整理,怎么不累?”张春桥叹毕,忽然意识到什么,马上闭紧了嘴,急匆匆走了……

  倘若当年他不对老朋友说出这番真话,今日的人们恐怕很难想像张春桥那时候的苦、酸、辣。

  “女客人”是个乍乍呼呼的女人。她的话,一天可以装一箩筐。她随时随刻都要发表“指示”,而她的“指示”又往往那么琐碎,那么拉杂,从演员的衣服上要不要露出一点儿棉花,到背卡宾枪呢还是拿“三八式”,她全要发表“指示”。而她又是一个喜欢耍脾气的女人,一点她讲过的“指示”没有照办,哪怕是她提出的门帘上多打一块补丁的“指示”没有照办,她都要发火,要训人。

  伺候这么个“女客人”,真把张春桥弄得苦不堪言。

  她,“淌着心上的血”,“培育”着“革命样板戏”。张春桥这位“两出戏的书记”,笔不离手,本子不离手,只要她讲一句,他就记一句。每一回,张春桥向京剧院传达“江青同志指示”的时候,总是详详细细,一字不漏。

  也真“难为”张春桥,在笔者所看到的各“样板戏剧团”整理的“江青同志指示”中,唯有张春桥来自整理的那几份最为详尽。

  张春桥所整理的《江青同志对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指示》,长达万言,几乎达到“有言必录”的程度:

  舞台调度,杨子荣一上来就来了个武生的亮相,这样不好。应该跟着锣鼓点子上来,吧相亮在报告、敬礼的地方,灯就打在他在脸上。

  在李妻被土匪打死的时候,老太太要用低的声音喊出“孩子他娘……”这要过硬,声音低,又要送到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至。不能大喊大叫。

  杨子荣可以从容地脱掉大衣。脱大衣要注意方法,不能顺便一放,杨子荣可以搞一个姿势,表现隐蔽自己。

  白茹要急着去救孩子,可以用葡萄糖合炒面,给孩子吃。

  演员中没有一个搓手表示天气冷的。

  小分队要改名字,小分队是苏联的称号,当时东北常用的是剿匪队或追剿队。

  光是“有言必录”、“句句照办”还不行。江青常常坐一个主意,站一个主意。

  昨儿个这么说,今儿个那样讲。辛辛苦苦、战战兢兢的张春桥,少不了挨她的剋。

  难忘、难忘,《智取威虎山》折腾了一年多,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再一次看了,竟批评起张春桥缺乏“牛劲”,使张春桥捏了一把汗!

  江青那天的讲话记录,依然是张春桥整理的。她对上海“基地”的批评,火辣辣的:

  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各方面进步很大,上海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但是,京剧弄不好,恐怕是:

  一,劲头用得不对;

  二,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

  三,缺乏点牛劲。

  我是外行,但是还有点牛劲,要坚决贯彻党中央文艺方针政策,毛泽东思想。

  不达到目的,难下火线。医生命令我休息,可是放不下心。……

  《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要收缩。

  去年看还满新鲜,今年看,不新鲜了……

  唉,唉,去年六月,毛泽东和江青看了《智取威虎山》,鼓了掌,说了好,和剧团合了影,张春桥喜开心。今儿个怎么“不新鲜”了?!她的讲话的口气,是那么的不满意。张春桥的脊背都冰凉了!

  要知道,在那光度不足的剧场里,她一边看《智取威虎山》,一边喋喋不休地品头评足,那每一句话都变成文字,记在张春桥的本本上。她的每一条“指示”,张春桥都坚决照办。怎么又落了个“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

  过了四十天——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江青在上海看了京剧《海港》。

  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剧组,又是泼了一通冷水,把张春桥弄得晕头转向。她的话,叫人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

  “戏走了弯路。音乐听了四段,觉得喧宾夺主。细看下来,距离淮剧太远。我很纳闷,同志们说尊重我的意见,可实际上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其实我的意见很明确,曾和张春桥同志谈过……”

  听到这里,张春桥的脑袋嗡嗡作响了。她的话已经明白不过,跟你“春桥同志谈过”,你“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

  她像扫机关枪似的,一连串的批评:

  “布景像鸡窝,没有一点黄浦江的气慨。”

  “主角树得不够。”

  “金树英(引者注:也就是后来的‘方海珍’)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怎么那样笑咪咪的样子!服装也不朴素,头发也不像样子。距离人物十万八千里,怎能谈到豪情壮志!”

  “首先是剧本问题!”

  “我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为什么把戏搞成这样?这个戏把我搞得糊涂得不得了!”

  江青这两次发威,把“两出戏的书记”吓懵了!

  天知,地知,张春桥心中的苦闷,倘若不是那天偶尔在老朋友面前泄露了一点点,有谁知晓?!

  张春桥最为苦闷的是,他失去了他在上海的靠山——柯庆施。江青不论在批评《智取威虎山》还是批评《海港》的时候,都怀念着刚刚逝世的何庆施:

  “何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

  “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柯庆施之死

  何庆施的溘然而逝,对于张春桥来说,忧喜各半:柯庆施一向是张春桥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的死,使张春桥失去了背后的支柱;但是,也正因为失去了柯庆施,江青“建设”上海“基地”,就倚重于张春桥了。于是,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以至后来借助于“一月革命”成为上海的“第一把手”。

  柯庆施的死,非常突然。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音员低沉沉的声音,在全国成万上亿部收音机里响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在这里,需要插叙一句的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当张春桥下台前夕,他所担任的职务,竟与何庆施去世时的职务一模一样!其中,只是因为“文革”中取消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故张春桥没有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之职;另外,“上海市市长”则改换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其余一字不差。正因为这样,说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这“取代”两字是非常准确的。

  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柯庆施去世消息的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柯庆施遗照和中共中央讣告。

  此后,新华社连日报道为何庆施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仪式:

  十一日中午,一架专机载着何庆施骨灰盒,由成都飞抵北京。

  十三日上午,首都各界一万三千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何庆施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主祭。

  同日下午,上海万人追悼何庆施。大会照片上,最醒目的地位站着当时正在上海的林彪。他脱掉帽子,露出没有一根头发的秃头。在林彪右首,隔着好几个人,站着满脸哀容的张春桥。

  同日,华东六省——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分别在各自的省会,为柯庆施举行追悼会,出席者有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方志纯、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

  可以说,何庆施的追悼仪式,够隆重的了。

  一九六五年五月八日,柯庆施之子何六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忆爸爸,学爸爸,做坚强的革命接班人》一文,是当时报刊上唯一透露了柯庆施之死点滴情况的文章:“您这次得病,来势非常厉害。当您处在昏迷状态时,说话已很不清楚了,但您还是关心着国家大事,还在断断续续地询问工作情况……”

  其实,柯庆施在一九六四年已发现患肺癌,在上海华东医院动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的肺叶。不过,当时柯庆施的病作为“绝密”消息,连“柯办”的几个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切除肺癌之后,何庆施的身体已很虚弱。一九六五年春,嫌上海太冷,他到广州疗养,然后又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成都休养的贺龙之邀,于三月二十三日前往成都。

  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正值清明节。中共四川省委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在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何庆施。

  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一桌。于是,何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来,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一“解放”,尽兴而食,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何庆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临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

  夜十二点多,何庆施腹痛。柯庆施保健医生胡某马上前来诊治。

  凌晨二时多,胡某挂长途电话给上海高于医院——华东医院院长薛邦棋,通报了何庆施的病情。

  清晨六时,因柯庆施病情加重,柯庆施秘书打长途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火速派上海医护小组前来诊治——虽然四川医生已守候在柯庆施床前,但柯庆施宁肯相信上海医生。

  当天中午,一架专机载着第一流的上海医疗小组,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率队,飞往成都。

  经过几天的抢救无效,柯庆施于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去世。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和中国医学院副院长吴阶平教授专程从京飞往成都,主持抢救工作。在柯庆施死后,又主持了柯庆施尸体解剖和病症研究。经北京、上海、四川三方医师共同论定:

  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文革”中,红卫兵的传单说什“柯庆施被‘走资派’谋害而死”,纯属子虚乌有之谈。张春桥曾派专人调查过柯庆施之死,欲加罪于参加抢救的上海医生,也因查不到任何真凭实据而罢休

  提携于会泳

  自从柯庆施死后,“女客人”接连来沪。每一回,火车还没有驶进上海北站,张春桥已经肃立月台,迎候“女客人”了。

  不过“女客人”的唠唠叨叨,出尔反尔,使身上没有“京剧细胞”的张春桥暗暗叫苦不迭。张春桥已成了“四出戏的书记”——江青又把芭蕾舞剧《白毛女》和京剧《奇袭白虎团》的担子,压在了张春桥的肩上。其中,《奇袭白虎团》是山东京剧团的节目,江青也要张春桥代管。

  再苦,再辣,再酸,再累,张春桥心里还是甜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搞“样板戏”,为的是有机会接近“第一夫人”。

  不过,“狄克”的善长,向来是“破”,却不是“立”。他用棍子横扫过文坛,而他自己在文学上并无建树。

  在一九六五年春,江青把一项绝密的“大批判”任务交给了张春桥。他很想物色一个“忠实”的内行,替他分挑那“样板戏”的重担。

  就是这个时候,江青的一句话,帮了他的大忙。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江青在听《海港》剧组一个女演员试唱的时候,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于会泳是什么人?”

  张春桥一时竟答不上来。

  幸亏他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回到中共上海市委,他就派人调查:“于会泳是什么人?”

  一查,哦,明白了:于会泳原来是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教师。普普通通的“小人物”。

  此人原本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会唱唱《夸女婿》之类,就当了个文工团团员。

  一九四七年,在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之际,他写好一封信,藏在自己包袱里,以防不测。信上写着:

  蒋军官兵弟兄们:现在贵军进攻胶东,我的生死难保,可怜我家里有老母在堂,官兵弟兄们如果搜查出这些东西时,恳请寄到我的家里,我将永世不忘你们的大恩大德。

  他没有落进“蒋军官兵弟兄们”手中,他的信也没有落进“蒋军官兵弟兄们”

  手中,却从包袱中抖落在地,被别的战士拾到了……他,受到了上级的批评。

  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九月,他离开山东烟台文工团,进入上海的“第一期音乐教育干部训练班”学习。培训了一年之后,他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

  他倒有点小聪明。他结交了一个双目失明的盲艺人,把艺人唱的单弦曲于记录下来,以他于会泳的大名拿去发表。这样,他算是有了一本“专著”。

  他懂点京剧。当《海港》剧组成立后,他被调去为一部分女卢唱腔作曲。他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就连江青一次次接见剧组,也没有他的份。甚至连张春桥都没有注意到剧组里有这么一个人。

  江青怎么会问起“于会泳是什么人”呢?

  那是于会泳的文章,引起了江行的注意。此人进入《海港》剧组,虽说见不到江青,却听见了江青讲话的一次次传达。他反反复复捉摸着“江青文艺思想”。他依据江青对京剧的见解,分析京剧的念白和唱腔。他领会“江青文艺思想”显得比人家“深刻”:别人只会说“江青同志指示要我们这么做”,他却能说出“江青同志为什么要指示我们这么做”。他居然详细地分析了江青曾说过的某一句唱腔中的拖腔放在某个字上好,这“好”究竟“好”在什么地方……

  他的文章在上海的戏剧杂志上发表,因为与“样板戏”创作有关,有人送给江青看。

  江青正在地张春桥,嫌张春桥对京剧太外行。她猛然发觉,上海有这么个难得的“内行”!

  张春桥呢?他也巴不得有个“内行”来做他的助手。

  张春桥的秘书打电话到上海音乐学院,告知江青要在锦江饭店接见于会泳,使于会泳浑身每一个细胞都跳起舞来。

  急急地跨上自行车。平时不修边幅的他,跑进理发店,吹风,上油,脸刮得光光的,没有一根胡茬子。

  急急跨上自行车。一口气跑了两、三家,才算借到一身中等个子的“体面衣服”。

  不断地在家里踱方步。一会儿扮演江青,一会儿扮演自己,排练着见到江青时该保持什么样的姿势,预计江青会向他提些什么问题。就连只有江青先伸手,自己才能跟她握手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周全了。

  头一回有轿车来接他出门。才两、三分钟,就从汾阳路的上海音乐学,来到一箭之遥的锦江饭店。

  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接见了他。

  江青对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完全出乎他的意外,是他事先“彩排”时没有估计到的“台词”。江青紧握着他的手,说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了,我们早就认识了!”

  于会泳一听,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

  “江青同志,你是革命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台美术设计师。”于会泳一口气说出了“四个第一”,顿时使江青像服了一贴兴奋剂一般。虽然她常听说“呕心沥血”之类词句形容她对“革命样板戏”的“贡献”,却从来没听见如此“亲切”、如此“高度”的评价。

  一个爱虚荣,一个爱拍马,真是一拍即合,那天的谈话是那样的投机,江青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

  此后的于会泳,成为“江记喇叭”。辑录于会泳的一系列文章、讲话,倒是真实地勾画出这个“江记喇叭”的形象:

  对江青同志的话,一是要吃透,二是要紧跟。

  江青同志的指示,言语不多道理深!

  紧跟江青同志,就是胜利。

  在文艺界,只有一个中心,没有两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发展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旗手。

  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空白。江青同志搞的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

  样板团的人员,要永远铭记在江青同志领导下的幸福,做江青同志的兵的光荣。

  样板戏是江青同志淌着心上的血搞成的。

  在江青问志领导下,京剧革命一步千滴汗,步步走向前。

  全国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是北斗星,长明灯!

  于会泳对《拍马经》,看来是极为精通的了!

  于会泳也曾吹吹拍拍过张春桥。悄悄地,张春桥找于会泳个别谈话,关照道:

  “不要宣传我,要集中宣传江青同志。”于会泳马上悟明了其中的奥妙。

  于会泳果真“集中宣传江青”。他居然还有一套“理论”:宣传江青不怕说过头话!有些过头话,即使被江青圈掉,其实她心里是高兴的!

  于是,他竟吹捧江青有着“鲁迅那样的一副硬骨头”!

  在江青和张春桥的“提携”下,于会泳坐上了火箭:一九六五年六月,他与江青第一次见面时,还不名一文。转眼几年间,他成为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文化部部长以至成为中共中央委员。难怪他得了个雅号——“政治暴发户”。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对于于会泳来说,那是终生难忘的日子……

  那是《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两个剧组前往北京演出,刚刚住了下来,一辆红旗牌轿车急驶而至。

  从车上下来两个一身戎装的中等个子的男人,一望而知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剧组头头三步并成两脚,迎了上去。

  “于会泳怎么没有来?”已经是“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张春桥,劈头第一句话,口气就是冷飕飕的。显然,他对上海的情况了然若指。

  “他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审查去了。”剧组头头答道。

  “于会泳会有什么问题?!”张春桥逼问道——尽管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早已把于会泳给“蒋军官兵的弟兄们”写信等问题上报张春桥。

  “不清楚。”剧团头头推诿道。

  “据我了解,这是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有意要整他!”张春桥狠三狠四地说道,“你马上打电话给上海,说江青同志要接见于会泳,上海音乐学院必须放人!”

  说罢,张春桥又硬硬地补充了几句,每一句都是一道命令,那口气已经很大的了:“你告诉上海,这是江青同志的决定!如果上海音乐学院不肯放人,那就派市委宣传部长去做工作;宣传部长不行,那就派市委书记去做工作!”

  连宾馆都不进,张春桥和姚文元钻进轿车,呼啸而去……

  第二天,于会泳就坐着飞机,来到北京,受到江、张、姚的“亲切接见”。

  于会泳终于跳出了政治危机:“文革”开始以后,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把他“揪”

  了回去,关进了“牛棚”……

  一九六六年底,于会泳回上海音乐学院“视察”,喝令上海音乐学院党委的头头们一个个跪在学院的大门口迎接,那种飞扬跋扈的气势,纷红骇绿,真可谓“盛气凌人”……

  这个“江记”文化部长大抵也自知民愤太深,所以在“四人帮”就逮之后,他便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打响批《海瑞罢官》这一炮

  自从“提携”了于会泳之后,张春桥有了左右手:通过于会泳抓“革命样板戏”,通过姚文元完成另一桩“绝密”任务。

  这桩“绝密”任务,在上海最初只有两个人知道:柯庆施和张春桥。

  这桩“绝密”任务,就是江青交办的批判《海瑞罢官》——后来,“文革”便是从批判《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笔者已在《姚氏父子》一书中详加描述,揭开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的内幕。此处,不能不交代几句——因为批判们每瑞罢官》,不仅是姚文元一生中的“里程碑”,也是张春桥一生中的大事,而且还是江、张、姚结帮的契机。

  江青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晚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之后,就认定这是一株“大毒草”。一个多月以后,江青在和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谈话时,提出了批判《海瑞罢官》,无奈,部长们充耳不闻,这使她极为生气。于是,她下决心,自己找“笔杆子”,自己组织批判文章,给中宣部、文化部一点颜色看看。她在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时,对中宣部、文化部实行保密。

  最初,她在北京求助于她在一九五四年支持过的“小人物”——李希凡。她想,当年“小人物”敢批俞平伯、敢于与周扬较量,如今当然敢于批吴昭。何况,她有“恩”于“小人物”,更会使“小人物”听命于她。

  出乎意外,李希凡这一回犹豫了。

  “唉,‘小人物’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江青碰了钉子,愤懑不平。

  她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一旦下了决心,那就非达到目的不可。她的过去的历史,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柯庆施反右时反对按百分比划分,柯庆施简历。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在何庆施的支持下,《“有鬼无害”论》一文终于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从此,她寄希望于上海了。

  一九六五年初,“女客人”和何庆施、张春桥在上海聚首时,谈起了批判《海瑞罢官》。“女客人”把任务交给了柯庆施,柯庆施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找来了“笔杆子”姚文元。

  姚文元回家之后,从底楼走上二楼,走进了《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的家。

  “王维同志,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我恐怕顾不上了。”

  姚文元向王维请假时,没有说明写什么东西。

  “你去好了!”王维是个爽快的人。他知道,柯庆施常常给姚文元下达“批判”任务。

  从那以后,姚文元很少上楼了。王维难得见到这位邻居一面。他从不透露最近在写什么。

  从那以后,原本文章不断见报的姚文元,忽然变得沉寂起来,难得在报刊上露面。

  姚文元的“文友”,政治神经异常敏感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作出了判断:“姚文元一定在写大文章!”他特地去看望姚文元,旁敲侧击了一阵子,姚文元连一点口风也不漏。徐景贤越加确信自己的判断了。

  在柯庆施去世之后,以江青为帅、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笔杆子”,实行“三结合”,秘密写作评《海瑞罢官》。上瞒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署名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世人方知有这么一篇“大批判”的“雄文”。

  关于此文的写作经过,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得最为详尽。她以洋洋得意的口气,才透露了其中的秘密,总算为历史留下一段史料: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伯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

  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哈,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许《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去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

  江青的讲话之中,也有大言不惭、掺假之处,那就是“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她以前两回的“批判”——批电影《武训传》和批俞平伯,已经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依仗于毛泽东的崇高声望,她才能打胜仗。这一回批《海瑞罢官》,她又打出了毛泽东的旗号。

  其实,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阿尔及利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说得非常清楚: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毛泽东所说的“江青他们”,就是指江青、张在桥和姚文元。

  虽说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老土地”,当时的姚文元又是在《解放日报》工作,深谋远虑的张春桥却选择了《文汇报》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张春桥的话很妙:“《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出面不方便。《文汇报》是一张民;司色彩的报纸,便于‘开展讨论’……”

  据《文汇报》总编对笔者说,他是在姚文元文章见报的前一天,才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在此之前,他一无所知!他看到的,并不是姚文元的手稿,而是由《解放日报》印刷厂保密车间排印的大字本。他是奉命刊登——奉张春桥之命刊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除了照发之外,别无选择……

  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

  在中共党史上,“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怪物。在“文革”中,“中央文革”竟取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查遍中共六十多年的历史,唯有那十年非正常时期,才会有这般非正常的现象。毛泽东倒颇为赞赏,甚至说了这样的说:

  “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在打响批判《海瑞罢官》这一炮半年之后,张春桥在宦途上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这成为他从上海跨到中央的一步,成为他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跳板。

  其实,在“中央文革”之前,倒曾有过一个正儿八经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五人小组,早在一九六四年四、五月间,在起草“九评”的过程中酝酿成立的。

  所谓“九评”,即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一评”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九评”发表于一九六四年月七月十四日,即《关于赫政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这五个人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任组长;

  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兼义化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为组员。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义章突然出现在七海《文汇报》上,陡地全国卷起一阵狂澜。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事先毫无所知。何况姚文。

  所批判的吴晗是北京以副市长,而彭真则是北京市市长。

  彭真从头至尾,细细读了姚文元的文章。虽然他知道姚文元的文章“有来头”,但他仗义执占:“《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哪里是毒草?!”

  彭真指名道姓地反攻:“你张春桥说《海瑞罢官》是毒草,你们上海不是出演过《海瑞上疏》,难道你张存桥没有责任?”彭真还说:“姚文元的文章乱上纲,这也是错误,也要批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发表谈话,支持姚文元。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足‘罢官’。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直接与毛泽东交锋。翌日,他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毛泽东听了,对彭真深为不满。

  姚文元文章点燃起来的批判之火,在全国蔓延。身为“中央文化不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以为必须把这场人论战引上正确的轨道。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主持召开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著名的《二月提纲》。

  两军对战,眼看着一场大搏斗要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从北京飞来的一架飞机刚刚降落在上海西郊虹桥机场,一辆红旗牌轿车就把客人直接送往西郊不远处的一座幽静、外人不知的别墅。

  来者不是“女客人”。他戴着一副紫色边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头发已经花白。大抵由于过度的思索,额头有着深深的皱纹,此人便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主管中共对外联络工作。

  毛泽东住在上海西郊——他不住锦江饭店,每一回总是住在西郊为他准备的别墅里(如今那里已对外开放,成为高级宾馆。一九八七年,英国女王访沪,便住在毛泽东当年下榻之处)。

  康生此行,是为了向毛泽东汇报最近中日两党代表在北京会谈的情况。

  “主席,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再三坚持,不愿在两党联合公报里点名批判苏共。”

  康生见了毛泽东,便开始汇报了。

  “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怎么样?他在出国以前,是怎么处理的?”毛泽东抽着烟,问道。

  毛泽东离开北京以后,由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两天以前,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去了。

柯庆施反右时反对按百分比划分,柯庆施简历。  “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认为应该尊重官本显治同志的意见。”

  康生回答道。

  “那就不必发联合公报了吧。”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不愉快的神色。

  康生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连忙说:“好,遵照主席的指示办。”

  到此,康生此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是,康生依然坐在沙发上,放下手中的笔,压低了声音,对毛泽东密告道;“主席,还有一点情况,要向您汇报。”

  看着康生那副神秘的样子,毛泽东问:“什么事?”

  “是这样的。”康生把身子往前倾,声音变得更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让许立群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康生此人,身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此刻却在背地里向毛泽东告彭真的状。

  毛泽东猛地吸一口烟,久久地一言不发。康生凭借着多年与毛泽东打交道的经验,知道这表明他的告密成功了——倘若毛泽东听不进去的话,会立即予以反驳的……

  果真,毛泽东把康生说的情况,告诉了江青。江青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张春桥。

  张春桥来到了上海西郊。当他握着毛泽东那大而厚实的手的时候,真的,如同当时“时髦”的语言所形容的那样,“幸福的暖流一下子流遍全身”。

  万万想不到,当年上海滩上的恶少“狄克”,如今居然可以坐到伟大领袖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上,柯庆施死后,他已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升为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长,由杨永直去当。不过,即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也没有多少机会可以亲近眼前这位历史的伟人。他,借助于搞“革命样板戏”接近了“第一夫人”,又借助于批《海瑞罢官》接近了毛泽东。四十九岁的张春桥,已经窥测领袖的脾气、性格多年。在毛泽东面前,他言语不紊,勤于笔记;一副虔诚的信徒的姿态。

  张春桥不亚于康生,也是一个“情报专家”。他事先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康生密告的情况。他向毛泽东证实,许立群确实给杨永直打过电话。

  毛泽东捻灭了烟头,终于说话了。张春桥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这段话,后来成为在“文革”中常常被引用的“最高指示”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引者注: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问,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了几句很有分量的话:

  “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就要解散。还要彭真向上海市委赔礼道歉。”

  听了毛泽东的这些话,江青微微一笑。她蛰伏那么多年,这一回要大显身手,而毛泽东的支持是她胜利的保证。

  望着毛泽东和江青,张春桥虽然脸上保持三分笑,心中却在狂笑—一如今,再也用不着何庆施“中转”,他眼看着就可以步入中国政界的最高层。

  张春桥的预感一点也没有错。

  康生飞回北京。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发布的“最高指示”。于是,书记处决定向全党下达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康生要他手下的笔杆子——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起草了通知。

  通知草稿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毕,觉得内容太简单了。毛泽东以领袖的高度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当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通知不只是告知全党撤销《二月提纲》,而是应当在通知中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纲》。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另外起草一个通知。

  陈伯达觉得独力难以承担重任。于是,经毛泽东同意,成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陈伯达为组长,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时,三十五岁的姚文元,虽然写了批《海瑞罢官》的大块文章,但是尚未跨入中央,所以成员之中没有他的份。

  这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通知,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发往全党,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如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这一天,已被历史学家们认定是中国“文革”正式开始的日子。人们常说的“十年浩劫”,具体地说,是从这一天算起,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为止。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五月四日开到二十六日。会议决定,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亦即“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以那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为基础,增加了姚文元等人。因此,“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了“中央文革”的前身。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宣告“中央文革”成立,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八月二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组成如下: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陶 铸、康 生

  副组长 江 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 谢镗忠、尹 达、王 力、关 锋、戚本禹、穆 欣、姚文元

  不久,又宣布增加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华北局)、邓季翘(代表东北局)、杨植霖(代表西北局)和刘文珍(代表西南局)。

  这样,“中央文革”由十八人组成。对于张春桥来说,他从“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组员,进而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确立了他在中共中央的地位,跨出了从上海进入中央的重要的一步。虽说副组长有四个,张春桥名列其末,但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得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张春桥这个“副组长”的地位就日显重要了。特别是随着“文革”的深入,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陶铸、王任重被打倒了,刘志坚、谢镗忠、尹达被揪出了,“中央文革”的阵营改变了: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康 生

  副组长 江 青、张春桥

  组员 王 力、关 锋、戚本禹、姚文元

  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王、关被捕;一九六八年初,戚又入狱。陈伯达则常称“生病”。于是,“中央文革”几乎成了江、张、姚的天下。

  历史真会开玩笑,那么一个“小组”,那么一个“副小组长”,使“狄克”变成使中国亿万人民蒙受十年苦难的灾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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