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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522华夏考古2010年第2期,三国至五代

来源:http://www.operasage.com 作者:奥门新萄京8522 时间:2019-08-31 09:51

 

2016年度三国至五代十国时期考古工作成果丰富,尤其以西朱村曹魏大墓、安徽当涂“天子坟”孙吴墓、洛阳北魏宫城八号建筑遗址、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秘色瓷窑址、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等遗址、墓葬的揭露为代表,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以宗教和商贸题材为主的中外交通研究增多。

2018年4月21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主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在成都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众多学者、师生到场参与讨论。本期沙龙主题为“观盛于微:北朝、隋唐墓葬与历史文化”,分为上午和下午两个半场。奥门新萄京8522 1沙龙海报 首先,沙龙召集人——四川大学王煜副教授对到场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简单介绍了该系列沙龙的缘起,其渊源和催生于近年来已由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并即将在吉林大学等高校继续举办的“历史考古青年论坛”,同时得益于宽松的时代环境以及考古界前辈对青年学者的提携和支持。本期沙龙主题是以北朝至隋唐的墓葬文化为中心,王煜老师认为相对于该时段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丰富的考古材料,目前研究该时段,尤其是隋唐的青年学者较少,学术传统相对单一,因此希望在学界前辈的提携和指导下,更多青年人能参与进来。奥门新萄京8522 2王煜副教授 其后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致辞。霍老师首先对到场的老师和同学表达了感谢,随后发表了题为“东西交流、南北对济,华夷交融——魏晋南北朝考古的三个观察维度”的讲话。讲话中他以地面的佛教石窟艺术遗存和地下的墓葬材料为例,具体说明了这三个重要维度对研究的重要意义。 首先是东西交流。从外部世界来讲,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并没有因为魏晋南北朝政治分裂格局的出现而中断,东罗马、波斯萨珊的因素不断地由西向东进入到中土。他特别提到甘青道、河南道以及向下直到益州的这条道路,一直联通着长江中下游、长江上游的益州和西域地区。从内部世界来讲,很多由西向东的势力的集聚在这个时候也开始发生作用。过去宿白先生对此有过研究,通过考古发现可以观察到平城势力的汇聚。在平城之前,还有凉州地区。从凉州到平城、再到洛阳,这样一条流传的路线在魏晋南北朝考古中的佛教艺术中表现的非常精准。他认为南朝佛造像文化传统的变革,应该在齐梁之际最为显著。所谓的东西交流,有外部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因素,也有现在中国版图上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 其次是南北对济。从佛教艺术来讲,褒衣博带究竟是来自于南朝还是北朝,这背后还有很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去看待南北双方,长城内外。要从新的维度出发来看,中原士族南移带来的文化和江东旧族之前固有的文化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碰撞和交往,来自更遥远的北方草原民族,他们又给中原文化带来了什么新的元素,注入了什么刺激性的因素。 最后是华夷交融,很多文化现象都可以从这个维度来理解。北周时期有一批粟特人的墓葬中发现了石棺椁,这肯定不是粟特旧俗。对于这个习俗的来源问题,如果放到一个大的时空去看,可以看到鲜卑人在平城已经有绘制棺版画的传统,其基本的格套、题材都已经形成。这种传统还从鲜卑传到了吐谷浑,再传到吐蕃,这条传播路线非常清楚。另外,北朝时期出现的大量石棺椁葬具,也要放在一个大的维度去看。外来人群在受到中原文化影响改变自身习俗的过程中,肯定也吸纳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华夷交融也是魏晋南北朝考古的重要观察维度。奥门新萄京8522 3霍巍教授 上午第一场由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梅田教授作题为《历史时期考古中的区域研究——以南北朝交接地区的襄阳为例》的报告。李梅田教授首先提到:区域文化研究一直是考古学,更是历史时期考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的区域研究是基于遗存形态的差异进行的研究。奥门新萄京8522 4李梅田教授 徐苹芳先生曾提出,在进行历史时期分区研究时,要重视历史上的人文地理分区,还要重视政治因素。从汉代至明清的人文地理分区基本面貌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在不同时段有粗略、详尽之分,这种分别是社会复杂程度变化引起的,历史时期考古的区域研究应从区域文化内涵及区域互动角度来揭示这种复杂性。 历史时期的社会复杂性表现在区域上有四个特点:第一,政治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地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小;第二,社会阶层分化后,考古所见遗存以社会精英阶层遗存为主;第三,交通线路扩展和人口流动频繁,区域互动与变迁加剧;第四,区域内资源分布不均、开发程度不同,需考虑遗存类别的不均衡。 李梅田教授基于老一辈学者历史时期考古区域研究的大量成果以及日益增多的考古发现,总结出历史时期区域研究的四大内容:第一,确定区域文化特征;第二,确定区域文化定位;第三,确定区域之间的关系;第四,考虑区域文化的动态变化。 襄阳恰是南北朝区域文化研究的极佳范例。这里地处华中地区的腹心,位于南阳盆地,与西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流域等地形成水陆联系。襄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南北政权交接的边境地区,在南朝的刘宋和萧梁时期,此地政治军事地位上升,与建康联系紧密,也是北人南下的重要落脚点。奥门新萄京8522 5襄阳地理位置示意图 这一地区经过科学发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数量较少,但是发现了较为密集地沿汉水分布的数量众多的南朝画像砖,基本可以借此揭示襄阳地区的区域文化内涵。李梅田教授对襄阳的几座南朝画像砖墓的基本情况进行简要介绍,提到这几座墓中画像砖的内容和布局均与长江中下游所见差距较大,且有两类内容非常引人注目。 第一类是佛教内容,这批画像砖常有莲花、宝瓶、熏炉、经幢、宝珠、供养人等形象,这一地区与佛教相关的遗物并不鲜见,多座东汉、三国时期墓葬中均出土了装饰菩提叶鸱尾的多层陶楼,很可能与佛塔有关。这批墓葬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佛教内容,是因为这里是汉末、六朝时期长江中游的重要佛教中心,东晋时期,这一地区的佛教活动达到顶峰,南朝时从刘宋开始,多位帝王宗室曾驻守襄阳,并大量开展佛教推广活动。奥门新萄京8522 6左:襄阳柿庄M15中出土画像砖上的宝瓶、莲花图像 右:襄阳贾家冲M1中出土画像砖上的熏炉图像 还有一类是乐舞内容,图像中的服饰特征和乐器组合与长江下游地区以及北方石窟寺中的此类图像差别较大。李梅田教授推测,这种乐舞图像或与荆襄民间流行的西曲倚歌有关。结合文献来看,这类歌舞诞生于刘宋时期,且与当地的蛮夷有关,汉水流域画像和陶俑中常见头戴尖顶毡帽、着短衣袴褶的武士,其装束与洛阳、建康等地常见的武士装束大不相同,可能就是归化后的土著蛮夷。西曲后经精英士人的采集和仿作而登大雅之堂,镇守荆襄的南朝皇室也对西曲进行仿作,且大多以荆襄江岸城镇地名为名,词句也非常民间化,还夹杂长江下游的方言,恰是此时长江中游与下游之间常有商贾往来的写照。另外,襄阳地处边疆地区,所以西曲内容除了贾人思妇,还有征士思归。 襄阳是地处边境的南北交汇地区,其区域文化如何产生?又何去何从?李梅田教授通过另外一组图像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襄阳地区的画像砖中还有一种深目高鼻的胡人老人形象,在东魏茹茹公主墓和北齐厍狄迴洛墓中也有出现。沈从文先生曾对此进行释读,将其释为文康舞,文康舞是来自粟特地区的舞蹈,《乐府诗集》中提到名叫文康的“西方老胡”是具有胡人面目特征、擅长胡舞的长髯老者,出场时歌舞相随,以凤凰、狮子为伴,与邓县墓的舞蹈画像非常契合。奥门新萄京8522 7左:邓县画像砖墓;右;磁县茹茹公主墓 文康舞在南朝时期成为荆襄地区的民间傩戏,以“老胡文康”为主角,扩散于江淮之间,是南朝极为流行的乐舞表演。后来,文康舞与西曲一样,经过梁武帝的改编进入宫廷,成为颂圣表演。 文康舞源自中亚粟特康国,之所以流行于荆襄,或可能与经汉水流寓荆襄的关中胡人流民有关。永嘉之乱和安史之乱是中古时期北人南下的两大浪潮,襄、邓一带是关中、中原移民的主要落脚点和中转站,北人过汉水秦岭,到达南阳盆地之后继续向外辐射,一直蔓延至整个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一直到湘江流域。其中的中亚移民为长江中游地区带来了浓郁的异域风情,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生态。永嘉之乱后,一部分关中粟特人流寓襄阳,如蓝田康氏三千户越秦岭、经武关道南下,居岘山脚下,特侨置华山郡(今宜城,即“大堤”)。安史之乱时的北人南下浪潮仍经由襄邓地区,其中当有大量新、旧中亚移民,《太平广记》中记载的活跃于长江中游的胡人,应当有相当一部分是沿丝绸之路转道汉水南下的。长沙地区的著名外销瓷长沙窑中瓷器的纹饰与造型有大量中亚、西亚的文化因素,除考虑海路传播,也要考虑这些因素从北方来的可能性,尤其要考虑到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胡人南下的历史背景。奥门新萄京8522 8具有外来文化因素的长沙窑瓷器 由此,李梅田教授提出,是否可以对长江中游中古时期的区域文化的来源做重新考量:以荆襄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古南北、东西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或可将其中汉水水道视为丝绸之路的南延之路? 报告结束之后,霍巍教授就南朝时期长江流域佛教的来源和传播问题与李梅田教授展开讨论,并对比了成都与襄阳两地出土佛教相关遗存的情况,提出要充分注意襄阳对于探讨南朝时期佛教问题的重要性。 随后四川大学白彬教授提出,虽然襄阳的南朝佛教因素图像可能是在北方移民南迁的影响下产生的,但在同一时期南北方这类图像的载体有很大不同,但是长江中下游均具有营造画像砖墓的传统,或许可以同时考虑这批图像源自长江下游的可能性。暨南大学崔世平副教授又针对襄阳画像砖墓的图像功能、墓葬等级、墓主身份等问题进行提问。李梅田教授认为这批图像中佛教因素可能与墓主的信仰和身份没有太大关系,或许在肇始阶段有一定含义,之后则逐渐转变为社会风尚的反映。这批画像砖墓的等级基本较高,但是由于这一地区为交通交流的十字路口,总体来讲为移民社会,很难判断墓主的具体身份。王煜副教授又提出,墓葬是否可以反映出该时期荆襄与四川两地,乃至整个长江流域人口流动与文化交流的历史大背景,比如大型石兽、所谓镇墓俑类的传播问题。并提问,此时长江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相比,何处墓葬中的佛教因素更多?为什么在襄阳地区的墓葬图像中出现了用佛教道具替换佛像的情况?李梅田教授回应,总体来讲两地差异不大,之所以出现替换现象或许与当时的生死观有关。奥门新萄京8522 9白彬教授 随后由上海师范大学范兆飞教授进行报告,题目为《螭龙的光与影——中古早期碑额形象演变》。奥门新萄京8522 10范兆飞教授 范兆飞教授的报告主要研究了汉唐时期石碑碑额的演变过程,并讨论了发生这种变化的背景和意义。东汉以来,造碑成为一种风尚,石碑开始大量出现。汉碑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穿,按照碑首的形制主要可以分为平首、圭首和圆首三种。圆形汉碑与圭首汉碑使用较多,其中圭首汉碑基本对称,圆形汉碑主要有晕首和螭龙两种:晕首汉碑多数不对称,螭龙汉碑多数对称,不对称的螭龙汉碑多见于巴蜀地区,可能带有一定的地域特征。通过比对还可以发现,过去汉碑上所谓的晕首,其实是螭龙的一种变体。奥门新萄京8522 11东汉白石神君碑奥门新萄京8522 12东汉景云碑 之后范兆飞教授分析了汉之后碑首的发展。西晋时期的螭首圆碑,多数呈奇妙的点中心对称,应该脱胎于造型相同的晕首汉碑。在东晋南朝,穿重新回归于碑身,相比魏晋时期的无穿化进程,似乎是碑额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曲折,显示东晋南朝对汉制的继承。北朝螭首圆碑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碑额通常四条螭龙,形体精瘦,较少缠绕,题额宽大;中后期碑额通常六条螭龙,龙体丰满肥大,缠绕有力,圭形题额,面积较小。北朝中后期至隋唐时期碑额的二龙拱珠,既有外来佛教的影响,也有本土文化的因素。范兆飞教授指出,北朝后期的碑首形制,对隋唐墓碑的碑额产生决定性影响,碑额螭龙的千变万化,蕴含着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多重意义。奥门新萄京8522 13北魏霍扬碑奥门新萄京8522 14北齐兰陵王高肃碑 报告结束后,现场师生就碑首的形制演变、背后动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还对历史学与考古学的不同研究方法进行了交流,都认为历史学和考古学应当在材料、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加强联系,促进学科共同发展。 下午第一场由来自复旦大学的李星明教授以《唐代护法神式镇墓俑试析》为主题作学术报告。奥门新萄京8522 15李星明教授 李星明教授的报告主要探讨唐代墓葬镇墓神煞俑组合中成对的镇墓武士俑的变化及其佛教因素。大约从北魏后期到唐太宗时期,具有中亚和印度宗教文化特点的守护神的形象以壁画或石葬具雕刻形式出现在北方鲜卑、汉族贵族墓葬和入华粟特人、罽宾人墓葬之中。唐高宗时期,墓葬中的镇墓武士俑已然呈现出当时佛教艺术中流行的护法神形象,其表现材媒和方式亦不同于北朝后期、隋代及唐初墓葬中的守护神或护法神图像。由壁画和葬具雕刻到随葬俑,护法神形象进一步向中土墓葬镇墓习俗渗透,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李星明教授首先介绍了镇墓兽的名目考证。“当圹”、“当野”为唐人对两件镇墓武士俑的称谓,“当圹”、“当野”二词中的“当”为守卫抵御之意,“圹”、“野”分别指墓室和墓地,“当圹”、“当野”意为墓葬的守护神。这种守护神的形象与同时期佛教护法神的现象一样,有些学者也将这种守护神形象的俑称为天王俑。 这种护法神的形象在北朝壁画和石葬具雕刻中已经出现,其形象有浓郁的印度文化的因素。北魏到唐代初期,墓室门口、石墓门和石葬具上已经出现佛教护法神图像,但是同时期的镇墓俑和镇墓兽还保留北朝以来写实的形象,而护法神式的镇墓武士俑的出现要到唐高宗时期以后。唐高宗时期以后,护法神或天王样式的镇墓武士俑便成为镇墓神煞组合中的稳定样式。从北魏到武周时期,墓葬中借用佛教护法神形象从墓门壁画和石墓门、石葬具雕刻的形式向明器系统中的镇墓武士俑的形式转换,是一种重要的变化。这种转换,一种是直接的模仿,一种是真正进入丧葬习俗的镇墓系统,这应该是佛教因素对中土墓葬影响的两个不同阶段。 从流行于唐高宗至唐德宗时期的镇墓武士俑的形象特征来看,其形象带有明显的佛教造像中的护法神和天王的形象特点。这些护法神样式的镇墓武士俑均身穿铠甲,头戴兜鍪或头梳宝髻,披膊多作兽首含臂状,立于岩石台座之上,表情和动态也与同时期佛教石窟和寺院中的护法神类似和相同。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常见脚踏卧牛者,武周以后多见脚踏夜叉者。其中头戴兜鍪和头梳宝髻,或头上饰有双翼者,与佛教造像中的天王像相同,一般被认定是借用天王的形象。随后李星明教授结合中外佛教图像和雕塑材料来解读镇墓俑形象特点的来源。他认为从武周时期开始又出现兜鍪或宝髻上置有鸟形冠饰者,其形象与唐代初期出现的佛教图像中头上饰鹰或凤鸟的迦楼罗的形象十分相似。所以,唐墓中头戴兜鍪和头梳宝髻或戴双翼冠而无鸟形冠饰的护法神式镇墓武士俑应该是借用佛教造像中的天王形象,而武周及其以后戴鸟形冠饰的护法神式镇墓武士俑应是借用佛教图像中的迦楼罗形象。奥门新萄京8522 16 在墓葬中戴狮或虎头帽的镇墓武士俑迟至唐高宗早期就已经出现,直到唐玄宗时期仍然可以看到。戴狮或虎头帽的镇墓武士俑正值佛教石窟中佛陀或天王身旁的戴狮或虎头帽的乾闼婆较为常见的时期,因此镇墓武士俑应该是借用了戴狮或虎头帽的乾闼婆形象。在唐墓中还有夜叉式形象,一般表现为被武士俑脚踩的形式,偶尔还发现有夜叉独立作为镇墓俑的现象。唐代墓葬里面出现的这些镇墓俑形象有很大的差别,它们来自于佛教图像中的护法部众的形象。这些镇墓武士俑的造型不仅仅模仿佛教的天王像,也吸纳了乾闼婆和迦楼罗形象因素,再加上镇墓武士俑脚下的夜叉,以及独立出现的夜叉,可以看到唐代镇墓武士俑借用了佛教中的多种护法神的形象。 李星明教授发言结束后,现场师生就镇墓俑像的定名、护法神俑所表现的信仰、戴鸟形冠俑像的出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了学术观点。李星明教授认为,佛教图像中的护法神形象和墓葬中的镇墓俑形象都有护卫的含义,但是佛教图像中的护法神形象进入墓葬中之后其佛教含义淡化,而进入墓葬习俗。他同时也指出,一个地区一个时代具有一定的墓葬风俗,我们也需要有历史的概念,不能跨越历史时空去附会。奥门新萄京8522 17同学提问 最后一场报告来自暨南大学崔世平副教授,题目是《河北因素与唐宋墓葬制度变革:基于墓葬形制和装饰的研究》。崔老师首先介绍本次报告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重点讨论唐宋墓葬制度变革问题,关注河北墓葬因素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主要是从墓葬因素——形制和装饰的角度进行分析。奥门新萄京8522 18崔世平副教授 该问题的提出是受到历史学界“唐宋变革”问题的启发,继而思考“唐宋变革”问题在考古学上有什么体现,能否从墓葬变化上看到“唐宋变革”。唐宋之间的墓葬,从地域上看,北方的变化较南方更为明显,直观地观察中原、北方地区的唐代和宋代墓葬,可以看到其中的差异。故而希图通过材料的梳理,讨论这些差异是如何产生和演进的、是否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变革,以及墓葬制度变革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历史背景。 报告可分为五个部分,首先介绍两京地区唐代墓葬的特征。通过前人研究,可将两京地区唐代墓葬的特征总结为以下三点:从墓葬形制看,主要有双室砖墓、双室土洞墓、单室砖墓、单室土洞墓,一般都是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的砖室墓或土洞墓,单室墓居多;从棺床、葬具位置看,墓葬方向一般是坐北朝南,葬具多在墓室西部,顺置于西壁下,墓主头向则相应地向南北,棺床的形状为长方形或前窄后宽的梯形,墓门位置移到南壁偏东,甚至与东壁相连;墓葬装饰,在墓壁上绘建筑壁画,作为墓室空间的分割标志和现实建筑的象征,很少使用砖砌仿木结构墓葬装饰。 第二部分,河北地区唐墓的特征。河北地区,指唐代河北道地区,主要包括今黄河以北的河南省北部、河北省、京津地区、辽宁省朝阳等地区。将河北地区唐墓葬与两京地区比较,有三点特征:第一,多使用圆形或弧方形砖室墓,圆形墓所占比例较大,出现多角形墓,有少量石室墓;第二,棺床多横置于墓室后部,依墓室形制呈长方形、半圆形或倒凹字形,墓门位于墓室南壁正中;第三,砖室墓墓门多使用翼墙、门楼,墓室内砖砌或雕出砖柱、斗栱、假门、直棂窗等仿木构建筑和桌椅、灯檠等家具作为装饰。这些特征可称为唐代墓葬中的“河北因素”。在此之前已有人对北方地区隋唐墓葬进行过研究,可知圆形墓在辽宁朝阳出现较早,占比例较大,后逐渐向南推进至河北北部和南部。圆形墓在唐代是从北往南逐渐传播的,其影响力也是从北往南逐渐递减的。奥门新萄京8522 19朝阳中山营子唐墓平面图和墓门奥门新萄京8522 20朝阳高英淑墓平面图 其次,对圆形墓渊源进行探讨。崔世平老师梳理了前人对于圆形墓源流的研究后认为圆形墓来源于北朝的可能性更大。齐东方先生曾对此问题进行过论述,圆形墓大约是继承了北朝的做法。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大都是圆形墓。临淄紧靠北方,东魏、北齐时是一个行政区域。其他北朝墓多弧方形,有的墓弧度也很大,接近圆形,还有椭圆形墓葬,唐墓应是直接继承了这一地方性特征。奥门新萄京8522 21临淄北朝崔氏一号墓平剖面图 之后,对砖雕仿木构建筑装饰的渊源进行探讨。汉代崖洞墓和画像石墓中已经出现仿木构石雕斗栱建筑。甘肃酒泉县下河清汉墓24号墓墓门上的“檐墙”上雕有斗栱,陕西潼关东汉弘农杨氏墓地的七座墓都有仿木结构的门楼。华阴北魏杨舒墓有高大的仿木构砖砌门楼,室内四角砖砌角柱。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甬道券顶以上据说原砌有砖刻仿木结构。山西祁县北齐韩裔墓,甬道最南端有结构复杂的仿木构砖雕门楼建筑。 此外河北地区神煞俑也颇具特点。天王俑、镇墓俑之外的神煞俑都是在河北地区出现的,唐晚期至五代扩散到其他地区。先前对人首鱼身俑进行研究,可知山西地区和南方的人首鱼身俑都是从河北地区传过去的。 第三部分,“河北因素”在五代时期的继承和传播。崔世平老师介绍了圆形墓在五代时期的情况。北京辽赵德均墓,有前中后三室,每室又有两个耳室,均为圆形。河北迁安辽韩相墓,单室圆形墓。南唐李昪钦陵,有前中后三室,并带有耳室。后蜀孟知祥和陵,墓室为圆形,棺床横置,有两耳室。孟知祥本为河北人,此墓形制当受河北地区圆形墓影响。墓葬中的仿木构建筑在五代时期的表现,如彬县冯晖墓墓门、宝鸡秦王李茂贞夫人墓、河北曲阳县田庄唐代大型砖室墓等均有雕筑精美的仿木构建筑。 崔世平老师还对田庄大墓的墓主进行了推测,认为墓主可能为王处存。田庄大墓位于曲阳县南15公里,羊平镇田庄村。唐代曲阳县属定州,原名恒阳,元和十五年改名曲阳。定州先属成德节度使,建中三年易定二州独立为义武节度使,又为义武节度使治所,此墓应为某任易定节度使的墓葬。此墓由墓道、仪门、庭院、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组成中轴,10个侧室及2个大型龛分列左右,规模较大。认为出现大墓一般具有以下几个条件:世袭节度使,根基牢固;死于易定。唐末五代,王处存、王郜、王处直、王都四任属于家族世袭,义武节度使成为割据藩镇。曲阳曾发现五代王处直墓。从墓葬形制来看,使用大量耳室的大墓多出现于唐末五代,如秦王李茂贞夫人墓,幽州节度使赵德均墓、南唐二陵。故而田庄大墓或许为王处存墓。奥门新萄京8522 22曲阳田庄大墓奥门新萄京8522 23曲阳田庄大墓结构 内蒙古巴林左旗盘羊沟辽代墓葬,也是圆形仿木构建筑砖雕壁画墓,墓主为后唐庄宗德妃伊氏。墓志载辽太宗“内密典丧大臣,藏事依中朝之轨式,表上国之哀荣”。“中朝”一词应是在契丹的汉人对中原王朝的称呼,圆形仿木构建筑砖雕壁画墓在契丹被作为“中朝轨式”,其使用者由汉人逐渐扩展到契丹人,成为一种典型的契丹墓葬形制。德妃墓作为其渊源之一,明确了中朝轨式的内涵,有助于我们理解晚唐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墓葬因素对契丹的影响,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接着他讨论了河北墓葬因素的制度化。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藩镇割据,半独立于唐王朝。五代后梁也只能使部分河北藩镇名义上服从。然而经过后唐的征服与统治,尤其是明宗时代的经营,河北地区消除了割据色彩,成为后唐的核心区之一,河北的士人开始认同中央政权,这是中唐以来的重要变化。德妃墓的形制有河北墓葬因素,而名以“中朝之轨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河北墓葬因素在中原王朝的制度化,也是河北地区的政治文化转型在物质文化上的体现。洛阳发现了一批五代时期的圆形砖雕壁画墓,集中在后晋时期,后晋是中原墓葬制度的转型期。 第四部分,河北因素在宋金元时期的传承。五代以后,至宋金时期,唐代流行于河北地区的圆形墓、多角形墓、倒凹字形棺床、砖砌仿木构建筑等一系列墓葬形制,“河北因素”已经成为包括河南在内的北方地区墓葬普遍的特征。今山东地区北宋时期开始出现砖雕仿木建筑墓。进入元代后,其他地区的砖雕仿木建筑墓迅速衰退,而山东地区的砖雕壁画墓却繁荣起来。在长江流域,福建地区都发现过一些宋代的砖雕壁画装饰墓葬。例如,后周恭帝柴宗训顺陵,地下部分由竖穴墓道、砖砌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平面呈圆形,甬道与墓壁上都涂有白灰,上绘仿木结构的部件和人物图像。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墓室平面圆形,周壁砌抹角倚柱十根,柱间有仿木构建筑栏额,柱头有斗拱。从后唐至北宋,均是河北军事集团建立的政权。所以,“河北因素”的传承也可以说是地域文化的一种传承,北宋继承了之前的墓葬传统也是理所应当的。除高等级墓葬外,平民墓也具有同样的文化因素,例如荥阳孤柏嘴宋墓,平面呈六边形,仿木构结构更加繁缛。奥门新萄京8522 24宋太宗元德李后陵 崔世平老师认为唐宋之间墓葬的变化,主要是“河北因素”在起作用。在中央王朝礼制影响较薄弱的河北地区,在墓葬上显示了与两京地区不同的风貌,形成了唐代墓葬的“河北因素”。从唐初就开始出现于朝阳地区的圆形砖室墓和砖雕装饰,逐渐向南发展,影响及于整个唐代河北道南部地区,五代时期遂成为中原王朝墓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部分,从“晋制”到“宋制”——墓葬制度演进中河北因素的作用。宋墓总体呈现出多样化、平民化和世俗化的特征。墓葬形制上,以单室墓为主,也有前后双室墓,包括方形、圆形、六角形、八角形等多种形制。墓葬形制与身份等级无关,只与经济实力有关。墓葬装饰流行砖雕壁画,内容以家居生活题材为主,没有标志等级制度的出行仪仗等内容。富民阶层可以建造精致的砖雕壁画墓。随葬品方面,只随葬少数生活用品,基本没有代表身份等级的仪仗类俑。随葬俑类者多为镇墓俑。“宋制”肇始于唐初的河北地区,经过晚唐五代至宋初的发展和传播,到北宋晚期和金代在中原北方地区达到全盛,其影响北及于辽金的北部地区,南达长江流域乃至福建地区,西部可到甘肃地区。元代是宋制墓葬衰落的时期。 最后,崔世平老师对唐宋墓葬制度变革与河北集团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探讨。唐宋墓葬制度的变革是通过对唐代墓葬中的“河北因素”的继承和传播逐渐完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河北地区政治军事集团势力的壮大和扩张。 报告结束后,在座老师就其中反映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有老师提出五代隋唐时期墓葬中墓顶常绘有天象图,圆形墓葬的形制是否可以与天象图结合在一起去思考?报告中所提及的唐制与宋制问题,有无区域性?不同等级的墓葬所体现的因素有无差异?划分所谓的唐制、宋制的时间节点等。本次报告给我们很大启发,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奥门新萄京8522 25沙龙现场奥门新萄京8522 26与会学者 最后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主任白彬教授对本期沙龙进行了总结。第一,中国考古学发展至今,各个时间和空间的框架已基本建立,基本方法和理论亦已具备,今天的考古学面临着转型问题。几位老师的报告带给我们很多启发,关注到了一些以前没有注意的内容,但这样的空白点并不特别多,因此如何突破已有研究,是现今学者们所面临的困境。这就要求考古学不能像以前一样“自说自话”,而应多关注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使得考古学研究更加细节化、具象化,并对其他学科作出回应;第二,可以看到现代史学界关注对象已不仅限于传世文献,而是经常涉及到出土图像、铭刻等非常纯粹的考古学材料,同时有一些重要发现,因此考古学者应保持“危机感”;第三,过去考古学内部划分细致,造成了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的隔阂,现在的考古学有综合发展的趋势。只有将各时段考古相贯通,并与其他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等学科结合,才能做好考古研究。此外还要重视田野考古和实地调查,以获得对材料的直观感受。白彬老师最终再次对嘉宾的到来表示感谢,并表达了对本系列沙龙的期望。撰稿:姜伊、齐广、吕瑞东、焦阳、李孟雅摄影:祝铭、李孟雅校对:王煜

 

良渚文化宏观聚落研究………………………………………………………………郭明建(1)

○调查与发掘
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国家村战国及汉代墓葬……………………
…………………………………………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 3)
江苏徐州市汉代采石遗址发掘简报…………徐州博物馆( 28 )
山西吉县挂甲山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吉县文物管理所( 40 )
河南荥阳市薛村遗址唐代纪年墓……………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 52 )

一城邑及建筑遗址

 

北魏平城时代平城墓葬的文化转型…………………………………………………倪润安(33)

○研究与探索
马桥文化再认识…………………………………………曹峻(58  )
良渚、陶寺与二里头——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韩建业 ( 71 )
西域回字形佛寺源流考………………………………………陈晓露( 79 )
○讨论与争鸣
四川长宁“七个洞”崖墓画像考辨……………………牛天伟(91  )

四川地区针对蜀地三国时期遗存展开全方位的调查,目前已有一定的成果。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编著《全国三国文化遗存调查报告》涵盖成都16个市区县,对这些地区三国文化遗存的历史及现状进行了调查,并收集刊布部分出土文物资料,对三国时期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陈芳、樊博琛、曹静等报道了调查的遗址、遗迹情况,并探讨了相关问题(《中国文化遗产》6期)。

目录

广西贵港马鞍岭梁君垌汉至南朝墓发掘报告………………………………………………

 

2007年,山西大同操场东二号遗址发现汉代、北魏、辽金和明清时期的建筑遗迹和灰坑,最重要的是北魏粮仓遗址。北魏粮仓遗址的地层大致为四层,即汉代、北魏、辽金明清与现代层。其中北魏层位最厚,厚100厘米~142厘米,为夯筑建筑基址,夯层厚8厘米~12厘米。夯土台基表面距今地表1米~1.2米,整个台基表面都存在红烧土层,厚10厘米~44厘米。夯土台基上分布有50多个柱础石和5个圆缸形粮窖遗迹。推测年代下限为北魏末年。

 

…………………………………………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  贵港市博物馆(67)

篇名: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国家村战国及汉代墓葬
作者: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
关键词:山东   国家村墓地    战国汉代时期
内容提要:2007年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配合基建工程,抢救性发掘了一批古代墓葬,依据出土陶器及建筑材料的特征,再结合墓葬形制,初步断定有49座墓葬属于战国及汉代。其中可以断定22座墓属于战国时期、8座墓属于汉代。战国墓的墓葬形制有“甲”字形土坑积石木椁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有陶器、铜器、玉器、水晶、玛瑙器、石器、骨器等。汉代墓有长方形竖穴砖室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两种,随葬品有铜器、石器、骨器、铁器等。该墓地年代延续时间较长,随葬品较为丰富,种类繁多,对研究战国至汉代齐地的墓葬形制、发展序列,以及埋葬制度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安地区首次发现唐代粮仓类遗址,至少有3排24座,还有不少粮仓及相关遗迹被现代道路和建筑占压,可能是太仓遗址。徐龙国对此进行了论证。

●田野考古报告

重庆地区唐代佛教摩崖龛像调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博物馆(135)

 

2007~2009年发掘的吉林和龙西古城外城北门址、内城南门址及内城排水设施遗迹,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西古城城址的文化内涵,还为深化渤海都城研究拓展了学术视野。

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通辽民族博物馆(3)

 

篇名:江苏徐州市汉代采石遗址发掘简报
作者:徐州博物馆
关 键 词:江苏 徐州市  汉代  采石遗址
内容提要:徐州汉代采石遗址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市区南部,2004年5~8月发掘。遗址地层堆积简单,但采石遗迹分布密集。采石坑数量大,反映的采石工艺较为多样,另外还有石坯坑、石渣坑、未完成坑、踏步、楔窝等。遗址内出土遗物丰富,主要为采石用的铁质工具、陶器为生活用器等。遗址的时代为西汉时期,下限不会晚于东汉早期。该遗址应为西汉楚国的官营采石手工业作坊,开采的石料可能用于加工楚王墓葬塞石和建筑材料等。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汉代石工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魏坚、任冠认为楼兰LE古城城址的修筑年代及墙体下层应属西汉晚期,但墙体上层的年代则可能进入了西晋时期。

【内容提要】:2006年,内蒙古通辽市在国道304线改扩建工程配套专线施工时,在南宝力皋吐村发现一处鲜卑墓地。2007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清理同时期鲜卑墓地34座。出土少量陶器。根据发掘情况分析,认为该墓地经过迁葬。

 

 

2012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发现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出土了大批文物,所属时代主要包括汉代、六朝、唐宋及明代等(《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关键词】:通辽市;国道304线改扩建;鲜卑墓地;迁葬

良渚文化宏观聚落研究

篇名:河南荥阳市薛村遗址唐代河阳军兵马副使宋华夫妇合葬墓发掘报告
作者: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关键词:河南荥阳市  夫妻合葬墓  河阳军兵马副使  宋华  公元820年
内容提要:2005~200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在荥阳薛村遗址发掘了一批唐代墓葬。其中第Ⅳ发掘区的M2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唐代晚期夫妻合葬墓,出土了一合墓志和一批陶瓷器等遗物。由志文可知,墓主为公元820年下葬的唐代河阳军兵马副使、试太常卿宋华及其夫人阎氏。从志文记叙的内容看,墓主曾为藩镇魏博集团人物,这为研究中晚唐藩镇割据及中、下层武职建制提供了信息。同时,出土的陶器、瓷器也成为唐代同类器物的断代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确认了汉魏洛阳城太极殿始建于三国曹魏时期,北魏时期重修沿用,北周时期仍有改建。

 

郭明建

 

1999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城址,其中的晚期遗存年代相当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山西绛县柳庄夏商遗址发掘报告   

(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北京  100006)

篇名:山西吉县挂甲山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作者: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吉县文物管理所
关键词:山西  吉县  挂甲山摩崖造像   北齐至宋金时期
内容提要:200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吉县挂甲山摩崖造像进行了调查,发现的造像分布密集,范围不大,保存较好。雕凿手法上看有高浮雕、浅浮雕和线雕。这些龛窟共分为五组。第一组有3个龛和一个题记,第二组有3个龛和4个题记,第三组有1个龛和3个题记,第四组有2个龛和2个题记,第五组有2个龛和2个题记。根据现存造像的特点等推断,其年代为北齐至宋金时期。

福建博物院介绍了福州市地铁屏山遗址出土的两晋至宋元时期的遗迹和遗物。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考古部、运城市文物局    (12)

聚落考古是研究古代社会关系和政治组织的重要方法。本文在借鉴西方聚落考古理论模式的同时,结合良渚文化的考古现状,运用一系列量化标准,在对良渚文化聚落进行分级的基础上,依次研究了良渚文化四个小区中聚落的分布、等级、聚群和变迁的情况,划定了若干聚落群,并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良渚地区,良渚聚落群和横山聚落群的情况比较明晰,而对前者的分析则展示了一个强势政体的具体内部结构和聚落变迁情况;在嘉兴地区,聚落密度最高,延续性最强,而对荷叶地聚落群和姚家山聚落群的分析则呈现了一种内部进一步分级且中心聚落不断变迁的聚落形态;在苏沪地区,高等级聚落发现较多,因而本区的整体聚落格局比较清晰,而对东部草鞋山聚落群、张陵山聚落群和福泉山聚落群聚落变迁的分析则大体明确了了这三个政体势力消长和中心变迁的过程;在湖北地区,所做考古工作较少,高城墩和寺墩所在的寺墩聚落群应该是本地,尤其是良渚文化晚期的一个强势政体。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探讨了良渚文化社会的规模、稳定性、整体结构、资源利用和社会性质等问题,总体来说,笔者认为良渚文化的社会是一个由多个政体构成的、分化较严重的、类似“酋邦”的社会,而它其中各政体间势力的强弱与它们对玉器资源的控制和利用情况紧密相关。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根据在临江市河南屯遗址地表采集的板瓦及瓦当推断,该遗址在渤海时期应存在较高等级的建筑遗迹,与抚松新安遗址类似,均作为水陆交通的重要节点。根据最新发表的考古资料,李晓东对渤海文字瓦模印文字现象进行了初步探讨,进一步界定了渤海遗存三期说的时间节点。

【内容提要】:200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考古部等单位在运城盆地开展“晋西南聚落形态的变迁与中国文明起源”课题研究,重点对涑水河与青龙河流域进行拉网式调查,并对柳庄遗址进行试掘。柳庄遗址中的遗存属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相当于东下冯遗存的第IV期;柳庄遗址的商文化遗存可归入二里岗文化东下冯类型,属商早期遗存。该遗址的发掘为晋南地区尤其是运城盆地夏商文化遗存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新材料,加深了对东下冯类型文化遗存的认识与研究。

 

篇名:马桥文化再认识
作者:曹峻
关键词:马桥文化 属性 再认识
内容提要:夏商时期太湖地区的马桥文化,长期以来因其内涵中出现以泥质红褐陶为主的器物群而被认为是由外来文化主导形成的新阶段考古学文化。然而对马桥遗址出土石器的形制与陶器质地、纹饰、形态的文化因素分析与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马桥文化仍是一支以土著性为主的地域文化。

隋唐洛阳城水系考古项目取得一定进展。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介绍了2015年清理的隋唐洛阳城西苑水利设施遗迹、遗物。后又刊布了包括隋唐城内外流经的河流和人工开凿的渠道遗迹。

【关键词】:绛县;柳庄;夏商遗址;东下冯

北魏平城时代平城墓葬的文化转型

 

安徽省博物馆等介绍了唐时期河道遗址及其出土文物,厘清了运河在柳孜段使用、管理及淤废的过程。

 

倪润安

篇名:良渚、陶寺与二里头—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
作者:韩建业
关键词:良渚古城  陶寺古城  二里头古都  早期中国
内容提要:良渚古城、陶寺古城和二里头古都的面积都在300万平方米左右,是目前发现的商代以前最为宏大的聚落遗址。从这3处大型中心聚落的发展变化,可以大致勾勒出整个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最先于距今5000年左右已经形成良渚古国为代表的各个邦国文明,虽各呈异彩,但都偏安一隅、互不统属。距今4500年以后形成的陶寺类型——陶唐氏古国终于靠近中原腹地,其影响由局部变为接近全局,但终究范围有限、深度不够,且未形成世袭王权,最多也只进入雏形王国阶段。距今3800年以后出现在中原腹地的二里头青铜文明——晚期夏王朝,能够海纳百川菁华而又播之四海,对周围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空前提高,已经形成稳固的世袭王权,进入真正的王国阶段。这一从邦国到王国的发展历程,与“邦国-王国-帝国”的演进之路基本吻合,并和自然环境演变密切相关。

贺云翱介绍了近20年来六朝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包括都城中心区、“西州城”、佛教寺庙遗存及礼制建筑遗存等。

河南辉县市古共城南城墙发掘简报    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市文物局   (24)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100871)

 

根据当时整理公布的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的相关材料,姜伯勤对“城”的形制进行了分类,特别是对唐代西北地区的“城”及与之相关的“城主”“城人”“城局”的职能、身份、权责作了进一步考察,指出其与军镇城防、北齐军制及吐鲁番麹氏高昌时期的传统有关(姜伯勤《论城主与城人城局——唐吐鲁番文书研究》,载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编《广州文博》,文物出版社)。

【内容提要】:1994年,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辉县市古共城南城墙进行发掘,发现战国时期夯土城墙、坑道、宋金时期墓葬等,出土了筒瓦、板瓦、铜镞、铁■、陶罐、陶豆等战国时期遗物,解决了城墙的始筑年代、废弃年代、建筑方法等问题。

北魏平城时代前、后期之间,平城地区墓葬文化发生了重大转型。

篇名:四川长宁“七个洞”崖墓画像考辨
作者:牛天伟
关键词:“七个洞”崖墓、“嘉瓜”、鸟啄鱼、交龙、联钱(璧)纹
内容提要:四川长宁县“七个洞”崖墓雕刻有丰富的画像,罗二虎《长宁七个洞崖墓群汉画像研究》一文对此处崖墓画像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但本文通过对“嘉瓜”、“鸟啄鱼”、“二龙交体”、“联钱(璧)纹”和“胜”图案等画像寓意的具体考辨,提出了如下不同看法:1号、6号和7号墓门画像所要表现的主旨不在于墓主灵魂的升仙,而在于墓主家族后代子孙的昌盛与富贵。

刘庆柱《地下长安》一书是《长安春秋》的再版,在原书的基础上新增了近年西安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和综合研究,对唐代长安城市、墓葬和社会生活进行了系统介绍。张建林、田有前总结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隋唐长安城的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情况(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关键词】:辉县市;古共城;南城墙;夯土;筑城

多系统并存的多样化特征是对平城时代前期墓葬文化面貌的简要概括。拓跋魏在统一北方和扩建平城的过程中,大量吸收十六国文化充实自己,从对太延元年(435年)沙岭壁画墓、太安三年(457年)尉迟定州墓和和平二年(461年)梁拔胡墓的分析看,主要文化因素来源地包括河西、东北和关陇地区。墓室形制有长方形和方形;墓向有西向和南向;对墓主生平的记录,附着在葬具或壁画上和专用的砖、石墓铭;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有反映拓跋旧传统的戳点纹罐和反映文化新特点的平沿或盘口的壶、罐;墓葬壁画表现了不同文化来源的题材和构图方式并存、交叉的状况。

 

结合文献与遗址材料,杨鸿勋《大明宫》一书对大明宫从唐高宗到晚唐时期的部分主要宫殿与宫苑的面貌进行还原。

 

平城时代后期,为适应与南朝争夺正统的需要,墓葬文化套用较简约的西晋葬制模式,时间不晚于太和元年(477年)的宋绍祖墓。墓葬形制以弧方形为稳定态,复杂不过前、后双主室,恰是西晋墓葬演变到最后阶段的形制。西晋墓葬没有壁画,而有三大组合的俑群(镇墓兽和镇墓武士俑的镇墓组合,牛车、鞍马和男、女侍俑的出行组合,禽畜俑组合)和模型明器,平城后期墓葬就明显地抑制墓室绘画,而忽然恢复出完整的俑群组合。墓主生平记录集中到长方形砖志、碑形或长方形石志,也是西晋墓志的几种常见形制。北魏墓葬文化由此走上复归“晋制”的道路。

 

中国考古学会等编《扬州城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集中讨论了扬州城及周边地区从古至今的发展情况,重点分析了城市内部布局、交通网络、窑址、墓葬分布等问题。

河南新郑市文化路汉墓发掘简报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30)

 

黄朴华主编《长沙古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汇集历年来长沙古城址的考古资料,同时结合文献资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阐述长沙城的发展和演变。

【内容提要】:2004年,为配合新郑市天然气管道施工工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抢救性发掘了位于市区文化路中段的2座汉墓。其中M2保存为完好,并出土了19件铜器和陶器,其年代应为东汉早期。这2座墓葬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新郑市的汉墓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广西贵港马鞍岭梁君垌汉至南朝墓发掘报告

何继英撰文《唐代青龙镇的功用》(载宋建、陈杰主编《“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认为青龙镇既是一处海港重镇,也是当时重要手工业作坊所在;叶倩《青龙镇遗址出土唐代瓷器的相关探讨》一文亦证实了上述观点(载宋建、陈杰主编《“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关键词】:新郑市;文化路;汉墓;发掘简报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  贵港市博物馆

赵晓军以湖北出土的《算数书》所载计粮方法为蓝本,通过数理方式计算古代官仓储粮规模,加深了对粮仓规模的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8期)。

 

马鞍岭梁君垌墓地位于广西贵港市港北区贵城镇三合村黎湛铁路沿线,2010年8—10月,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古墓15座。除M5为近代墓外,余14座墓葬可分为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类。其中土坑墓保存较好,残存棺板灰痕和棺钉等,但人骨已全朽,葬式不能详知。砖室墓多遭盗扰,依墓葬结构不同,可分为直券顶和穹窿顶合券顶砖室墓两型。出土器物241件,大部分出自M14、M7和M15三座土坑墓,以陶器为主,还有铜器、铁器、银器、玉器、滑石器、玛瑙、黛石等。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这批墓葬可分为东汉晚期、三国、西晋和南朝四个时期。本次发掘的墓葬年代跨度大,形制丰富,延续性较好,对了解贵港东汉晚期至南朝墓葬的文化内涵、分期演变及年代发展序列提供了新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M14出土的陶塑精美,且代表水陆交通工具的陶船和牛车同出,为广西首次,是研究当地汉代交通生动的实物资料。墓主为东汉咸驩县的县丞,是目前国内发现为数不多、墓主身份相对明确的县丞墓,为研究汉代低品级官员的埋葬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

易立补正了其早年关于该地此类瓦当出现年代和背景的判断(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

河南新乡市凤泉区王门唐墓发掘简报    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35)

 

高义夫总结了长江流域及广东地区出土的唐宋元时期滴水的特点,其中唐—五代时期的滴水主要流行长条形,饰几何形图案。

【内容提要】:2004年春,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乡市凤泉区王门发掘唐代土洞墓24座,墓葬形制不同,而且分双人葬和单人葬,同时还出土了陶器、瓷器、铜器以及铁器等随葬品。

重庆地区唐代佛教摩崖龛像调查

二陵墓

【关键词】:新乡市;王门;唐墓;简报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博物馆

除了若干新资料的及时刊布之外,绝大部分为对此前墓葬资料的整理发布。一些纪年墓葬的发现,为当地的墓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年代标尺。出土墓志则进一步补充了文献及志主家族世系。

 

重庆唐代佛教龛像群主要分布在长江、嘉陵江流域的潼南、大足、合川、铜梁、忠县、云阳等区县沿岸,其中以嘉陵江的数量最多、规模较大、年代较早。鉴于大足县和三峡库区唐代佛教摩崖龛像群已陆续发表,本文内容仅包括潼南、合川、铜梁等龛像群,其中以潼南县的唐代佛教摩崖龛像最为重要。该县不仅有大量的中、晚唐佛教龛像群,近年发现盛唐时期的崇龛镇薛家村、南家湾的摩崖龛像群,在重庆地区唐代龛像中弥足珍贵。薛家村、南家湾尚有数龛保存较好的中晚唐时期的西方净土变和观经变像龛,是重庆其他地方所不见的。这些凿于中晚唐时期的经变龛像中,所呈现的经幢、桥梁、楼阁、殿堂等木建筑形象,极大的丰富了本地区古代建筑研究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唐代晚期开凿的南家湾第9号龛,其造像题材为为三教合一,该龛应是唐代四川地区流行的佛道合一题材造像的延续和发展,也是四川地区佛道合一题材龛像往南往东发展变化的结果,由此推测,三教合一造像可能最早出现于晚唐时期的重庆地区。总之,位于四川盆地东部的重庆地区唐代佛教摩崖龛像以中晚唐造像为主,其晚期特征异常明显。

2010年,在辽宁省葫芦岛市金星发现的两座“甲”字形砖室墓,可能为汉末至魏晋时期的遗存。

河南新乡市仿木结构砖室墓发掘简报    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44)

 

2014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在偃师大冢头发掘一座西晋中晚期墓葬,该墓为带斜坡墓道的前后双室方形砖墓,属西晋帝陵陪葬区。随葬品多出于前室,南侧多为陶模型明器,北侧以陶俑为主,其中骑吏俑为本地首次发现。

【内容提要】:2006——2007年,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市区内5座砖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5座古代墓葬均为仿木结构墓,在墓室的四壁采用雕刻、拼砌等手法装饰出桌椅、箱柜、衣架、灯■、门窗等内容。5座墓葬中分别出土了石墓志、瓷碗、瓷罐、铜镯以及铜钱等遗物。根据墓志以及其他信息,发掘者将它们的年代定为晚唐,或至五代。

2016年,在洛阳市龙门石窟北发掘一座西晋时期的单室土洞墓,随葬品组合以陶俑为主,出土有弩机、砚板等。

【关键词】:新乡;仿木结构砖室墓;晚唐;五代

201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酒泉市侯家沟墓地施工范围内共清理9座十六国前凉时期墓葬。墓葬形制分为砖室墓、砖石混合墓、土洞墓三类。墓道均朝东,个别组发现巨大茔圈,体现其家族墓特征(《考古与文物》2期)。

 

2012年,在洛阳涧西衡山路发现一座带斜坡墓道砖室墓,出土随葬品若干,年代大致在北魏孝昌年间至北魏末。

●考古文物研究

201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抢救性发掘了一座长斜坡土洞墓,出土陶壶、陶罐、陶灯、木棺、鎏金铜铺首、鎏金铜泡钉等遗物,墓主为一名年轻男性,其所在墓群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纬度最北的北魏墓群。

江陵雨台山墓地埋葬规律探讨          余 静、滕铭予     (56)

1995年发掘的山东寿光东魏贾思同墓为圆角方形的砖室壁画墓,出土随葬品80余件。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 长春市;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市)

2015年,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发掘一座魏晋时期墓,未见有纪年遗物(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北朝墓葬发掘简报》,《北京文博》4辑)。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计算机考古年代序列分析系统的结果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墓葬的随葬器物、墓地分区、墓区分群和墓葬的排列规律,尝试考察楚中小型墓葬的埋葬规律,发现使用雨台山墓地的人在生前的关系可以相应的划分为几个层次,墓葬排列很可能是按亲属关系的不同分别进行埋葬。

2012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发掘了水泥厂墓群、军营河墓群、龙头山墓群等墓葬,其中东晋时期墓葬约有8座,出土遗物以褐色点彩装饰的青瓷器为主。

【关键词】:墓地;墓区;墓群;空地

2011年3~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余杭星桥马家山发现32座墓葬,分属竖穴土坑墓、砖椁墓和券顶砖室墓三类,年代自西汉至宋代。其中M1为四隅券进式纪年墓,墓砖侧面模印“咸康六”三字,为研究东晋墓葬形制特点提供了准确材料(《东方博物》58辑)。

 

2016年5月,嵊州市发掘东晋义熙二年铭文砖的砖室墓(《东方博物》61辑)。

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级绪巾”补说        范常喜       (69)

2013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富阳步桥乌龟山抢救发掘了11座东晋南朝墓葬,刊布了其中8座详细情况,其中M3出土有纪年砖(《东方博物》60辑)。

(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广东 广州市)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16湖湘文化考古之旅》(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载了几处考古发掘情况:陈斌《蓝山五里坪古墓群、古窑址2016年考古发掘》记载有少量两晋至宋元时期的墓葬发现;郑广《长沙枫树山古墓群2016年考古发掘》发现有魏晋至五代时期墓葬30座;谭远辉《汉寿聂家桥乡茶铺村大岭上东晋及隋代砖室墓考古发掘》刊载了两座东晋早期墓和一座隋代墓,其中M1出土纪年墓砖;罗胜强、唐涛《郴州走马岭壁画墓考古发掘》发现了三座两晋至南朝时期的墓葬。

【内容提要】: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中的“纹绪巾”,当释作“级(■)绪巾”,可能是一种用来覆盖在裾上用紵做成的蔽膝。

荆州博物馆等在荆州市石首南岳山墓地发掘的3座六朝墓葬,为本地区六朝时期家族墓地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载荆楚博物馆编《荆楚文物》,科学出版社]。

【关键词】:马王堆;遣册;“级绪巾

2010年,在余杭七里亭抢救发掘了7座六朝墓葬,其中4座发现纪年砖(《东方博物》58辑)。

 

2010年6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富阳市抢救发掘了21座六朝墓葬,其中出土“泰和元年”的纪年墓砖(《杭州文博》16辑)。

南方地区吴晋墓葬出土木方研究       白 彬       (72)

2005年,在南安市官桥镇内厝村发现一座南朝砖室墓,出土碗、罐、壶、托盏、博山炉、灯台、五盅盘、砚台等青瓷文物数十件,对于研究闽南地区六朝历史有较大价值。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四川 成都市)

2010年,武汉大学考古系在辽瓦店子遗址发掘两座南朝墓葬,其中M4出土“永光元年太岁乙巳”纪年砖,二者或为同一家族墓。

【内容提要】:本文从共存关系、疏文内容以及与道书文献进行比对三个方面,推定南方地区吴晋墓葬出土部分木方(衣物疏)仍道教性质的遗存,有的疏主本身就是道教信众。道教埋葬使用器物清单源于汉代民间葬俗,吴晋时期道教葬仪和世俗丧仪都在使用这一特殊明器,流行地域仅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东晋中叶前后衣物疏从南方地区传入新疆,后被佛教徒所借用,出现佛、道杂糅的现象。

南京市博物总馆、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汇集了南京地区五篇东晋至唐代的发掘简报,并收录有马涛《南京地区莲花纹砖文化因素初探——兼论韩国武宁王陵莲花纹砖渊源》、岳涌《南京地区发现的南朝佛寺遗迹、遗物》、骆鹏《南京出土南齐王珪之墓志考释》3篇论文。

【关键词】:南方地区;吴晋;墓葬;木方;道教

镇江博物馆介绍了金家湾墓地7座保存较好的六朝至唐代墓葬。

 

2011年11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曲江缪家寨村发掘清理了唐故监察御史杨筹墓,梳理了杨筹的家族世系、入仕经过及途径。

栖霞山石窟南朝佛衣类型         陈悦新        (82)

西安南郊杨贵夫妇墓为带长斜坡墓道、带天井和壁龛的单室土洞墓,出土三彩俑、陶器、铁剪、琉璃、墓志等随葬品。

(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北京市)

唐总章二年司宰寺丞刘智与夫人尹氏合葬墓,出土有组玉佩、金铜装班剑等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3期)。据此,李明梳理了隋唐玉佩的考古发现状况,并结合文献资料,确定其来源于三国、两晋组玉佩,适用隋唐时代的贵族和高级官员,是当时“剑珮绶”朝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与文物》3期)。

【内容提要】:栖霞山石窟南朝洞窟约始凿于5世纪末期。南齐时期流行露胸通肩式佛衣,出现上衣搭肘式佛衣;齐梁之际延续露胸通肩式佛衣,出现通肩式和中衣搭肘式佛衣;萧梁时期以中衣搭肘式佛衣为主。栖霞山露胸通肩式和通肩式佛衣可能与东吴至西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随葬品上贴饰的佛像服饰有关,上衣搭肘式佛衣的源头可寻向前后秦时期的长安地区。大约自北魏迁都洛阳至北朝灭亡这段较长时期中,栖霞山南朝佛衣类型流行于北朝域内,其中,露胸通肩式佛衣主要流行于青徐地区,中衣搭肘式、上衣搭肘式、通肩式佛衣主要流行于晋冀地区,露胸通肩式和通肩式佛衣主要流行于甘宁地区。

巩义市东区天玺尚城唐墓M234出土的茶具系列,为国内首次出土时代明确的组合茶器。这是墓中表示备茶的随葬品,据此可知该墓应随葬有备酒的器具。

【关键词】:栖霞山石窟;南朝;佛衣类型

2009年发现的唐段斯立墓为长斜坡阶梯式墓道土洞墓,随葬品损毁严重,墓志内容与史料可互证段斯立世系及人物履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期)。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金泘沱小学汉、唐墓发掘简报》介绍了2012年发掘的汉唐时期长斜坡土洞墓,此次唐墓所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应为佩饰。

四川成都出土南朝石刻造像存疑——兼谈平杨府君阙龛像        王 玉     (92)

2012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上塔坡村发掘两座唐代刀形单室土洞墓,其中M55墓主为唐英武军大将军杜江,M39为其夫人翟氏,二人皆终于长安义宁里私第,同茔异穴而葬,出土器物较少。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市)

2008年,洛阳伊川昌营发掘一座唐代石椁墓,该墓为刀字形土洞墓,发掘者认为墓主应属唐代高官、高官家属或皇戚,官品至少为五品。该石椁葬具为东都洛阳的首次发现。

【内容提要】: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万佛寺、商业街、西安路三个地点先后出土数十件有年代题记的南朝石刻造像,这些出土材料立即成为佛教造像研究的标尺。可是,经过笔者追根溯源的分析,成都出土的所谓南朝石刻造像实际上是宋代仿家的作品,从地层关系、造像组合、造像服饰、造像执物、佛座装饰、博山炉、幢、背景的芭焦树形、题记用语等方方面面都可以发现它们的晚期特征。

2012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南郊上塔坡村发掘一座唐代早期土洞墓,保存完整,出土陶俑、铁刀、口琀、铜钱等,是研究关中地区唐代中小型墓葬的新材料。

【关键词】:成都;南朝造像;晚期特征;宋代

20世纪80年代初期,福建武夷山城村发现两座唐墓资料,出土了10多件青瓷碗、盅、罐、博山炉、盘口壶等器物,为研究福建特别是闽北地区唐代社会经济生活和埋葬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2001年,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太原果树场发掘一座船形唐墓,出土有塔式罐、陶罐、瓷碗及铜钱等。

墓志所见唐代比丘尼与家人关系         刘琴丽       (108)

2016年的《洛阳考古》先后刊布了10座洛阳、郑州及沁阳等地区的唐墓。其中较为重要的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08年在洛阳新区香山路清理的一座竖穴土坑墓,该墓出土有带字铭铜鱼符,发掘者认为年代大概在唐高宗时期。根据鱼符的铭文,可知该墓主为唐司驭少卿崔万石。该鱼符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唐代鱼符,为研究唐代鱼符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湘潭市)

2005年,在洛阳发掘唐神龙二年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该墓为单室砖墓,壁画保存基本完好,是目前洛阳地区发现唐代最早、有准确纪年、墓主身份明确的壁画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

【内容提要】:唐代部分比丘尼并非像佛教教义宣传的那样真正出家,而是与其家人保持密切的联系,表现在:积极参与家庭事务,参加家庭成员的丧葬事宜,为家庭成员的亡灵造像祈福,死后回归本家坟茔等;家庭成员也同样参加比丘尼的丧事、为其修建灰身塔并撰写从儒家伦理,是唐代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表现之一。

196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门峡市印染厂发掘了130号唐墓,年代在650~670年,随葬品自南向北放置于墓室中心线上。随葬品的摆放值得进一步关注。

【关键词】:唐代;比丘尼;家人;墓志;关系

2011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巩义王沟新村发掘一座初唐时期的刀把形土洞墓,出土以粉彩器为代表的随葬品。

 

2010年,郑州华南城唐范阳卢氏夫人墓的发掘,所出墓志进一步补正了历史文献及出土墓志中裴度家族之谱系。

唐宋墓葬中的观风鸟研究          耿 超        (112)

1995年抢救发掘的巩义站街镇王沟村唐墓,出土遗物丰富,有“戊辰二月”纪年墓志砖(《东方博物》61辑)。

奥门新萄京8522华夏考古2010年第2期,三国至五代十国时期考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市)

2006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发掘5座墓葬,出土有木器、陶器、铜器、铁器、服饰和文书等遗物,墓葬年代属于东晋至唐西州时期(《考古与文物》5期)。

【内容提要】:唐宋时期随着佛教思想对丧葬习俗的影响,风水堪舆术流行,墓葬中随葬神熬类明器也成为当时的特色。观风鸟是众多神熬明器中的一种。本文搜集了隋唐到两宋墓葬中出土的观风鸟,并采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观风鸟进行了型式的划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其流行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并分析了出土观风鸟墓的墓主身份,再现了唐宋时期的丧葬制度和明器制度。

2010年,新疆昌吉州阜康市西沟墓地、遗址的发掘,出土物反映出文化因素的多样化,弥补了天山北麓地区唐以后考古材料的空白(《考古与文物》5期)。

【关键词】:观风鸟;墓葬;明器、俑

2004年发掘的黑龙江五常市香水河墓地是拉林河流域首次发现的渤海时期墓葬,盛行火葬、合葬,可归入靺鞨文化遗存H组遗存。

 

1993年,西藏朗县列山墓地发掘4座封土石室墓,出土遗物较少,墓地周边还有碑亭、房址等遗迹,总体年代为7~8世纪的吐蕃时期。

长沙窑与磁州窑釉下彩绘装饰的异同         刘 伟       (120)

2013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邛崃市临邛镇蒋庵子发掘包括4座晚唐至五代时期在内的唐宋墓葬,出土了陶俑、瓷器、钱币等随葬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著《邛崃市临邛镇蒋庵子唐宋墓葬发掘简报》,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

(故宫博物院  北京市)

2014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大同西北郊发掘一座五代时期墓葬,该墓为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穹隆顶砖室墓,随葬品包括陶罐、铜镜、铜钱、铜带具、银下颌托、骨钗等。

【内容提要】:在中国陶瓷史上,唐代长沙窑与宋代磁州窑的釉下彩绘,均为其发展开创过新纪元时代。但是由于处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两座著名瓷窑,在装饰题材及装饰技法上,也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本文试图通过这种不同特征的对比研究,揭示出社会风尚对陶瓷装饰的影响所在。

2011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广州富力唐宁花园发掘一大宝三年墓,为一座带壁龛的长方形砖室墓,其中出土的买地券是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方五代南汉时期买地券。易西兵认为券文兼含道教和佛教色彩,与另外两方同时期的买地券仅细节上略有差异,已形成固定格式。

【关键词】:长沙窑;磁州窑;釉下彩绘;褐绿彩;白底黑花

2013年,在江苏扬州发掘的五代杨吴李娀墓,为一小型砖室墓,刘刚等对墓志铭内容进行考释,复原陶氏夫妇的生平及其家族世系。

 

2014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位于一处五代墓葬群中的M4,该墓保存完好,出土一批精美的漆木器,并出土有明确纪年的买地券(《东方博物》59辑)。

●古文字研究

2001年,在浙江临安余村发掘一座唐五代时期墓葬,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倪亚清、张惠敏推断墓主可能为钱镠第二子钱元玑。

五年师■簋蠡测        李 凯       (127)

2001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市第十四中学发掘一座砖雕墓,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其年代定为五代至北宋早期。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市)

整理出版的考古报告有:

【内容提要】:陕西长安县张家坡出土的五年师 簋所记载的战争,应与《竹书纪年》的“烹齐哀公于鼎”一事无关,从西周晚期局势看很可能是周和淮夷在齐国的战争。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编著《2009—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汇集了2009年至2013年合浦发掘的157座墓葬的详细资料,其中三国时期墓葬80座、晋墓12座,为复原合浦的汉晋社会及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实证。

【关键词】:五年师■簋;周夷王;齐国

王卫东《临泽沙河汉晋墓葬》介绍了十座约为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的墓葬,分别对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进行了单独叙述。该报道方式值得提倡。

 

李铭主编《济南考古图记》刊布了济南汇苑家园隋代皇族墓、章丘女郎山墓地、山大路华强广场古墓葬、北齐宜阳国王太妃傅华墓等魏晋至隋唐时期墓葬的简要情况和器物图片。

西周金文中与俘获相关的几个问题         商艳涛      (130)

2003年临沂市发现两座大型砖室墓,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临沂洗砚池晋墓》以墓葬为单位详细刊布了这两座墓葬的墓制情况及出土器物,并初步讨论了墓葬年代、葬俗、墓主等问题及其所反映的当地手工业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市;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市)

襄阳市博物馆等编《三国遗韵——襄阳樊城大型三国墓出土文物》将2008年发掘的该地三国时期大型砖室墓的出土文物重新刊布,并附发掘简报等相关专文。

【内容提要】:西周金文中的俘获物分为人员和物资两大类,其分布存在一定的地域性;金文中的俘获物在排列上一般按先人后物的顺序;器主在作战中职位的高低与俘获物的种类、数量的多少有一定关系,器主职位越高,俘获物也就相应越多;没有俘获记载的铭文与器主身份、金文记述重点所在、记功方式等有关;俘获的人员多转化为奴隶,金、贝等多用于赏赐臣下。从俘获物来看,当时战争目的主要就是为了争夺人口和资源。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乾陵博物馆《唐懿德太子墓发掘报告》对懿德太子墓的陵园布局、地宫形制、壁画、出土遗物进行分章系统叙述,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详细的出土情况,并在结语部分对懿德太子墓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概述。

【关键词】:西周;金文;战争;俘获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王雄诞夫人魏氏墓》系统介绍了该墓发掘经过、地层情况、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并就器物情况进行简要的讨论,该墓出土的三彩器为同时期墓葬中的佼佼者。

 

靳维柏等著《唐陈元通夫妇墓》是厦门发现中唐时期的陈元通夫妇墓的发掘报告,其随葬的长沙窑褐绿彩双系罐、邢窑白瓷碗与厦门窑青釉瓷器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会,出土的墓志是迄今厦门所见最早的铭刻。

●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岳阳唐宋墓》介绍了桃花山M4、M12两座唐代墓葬的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情况。

关于中国骨器研究的几个问题        马萧林       (138)

河南省文物局编《流过往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文物保护成果展》辑录了南水北调工程中在南阳至安阳一线发现的该时期墓葬及部分出土文物。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  郑州市)

2016年,发表了若干对考古专题研究的评述和区域性研究。如郭晓涛《2015年魏晋南北朝墓葬考古发现与研究述评》(载《西部考古》12辑)分晋制研究、帝王陵墓、一般墓葬、出土文献等部分,对2015年发现的魏晋南北朝墓葬发现和研究情况进行辑录和评述。

【内容提要】:骨器是人类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金属技术出现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骨制装饰品、工具和器具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仍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骨器研究概况、骨骼特征、骨器生产特征,以及制骨作坊的概念和分类、分析方法和存疑问题等进行了扼要讨论。

圆形墓是北朝以降墓葬形制的一个特殊现象,对其出现原因的探讨聚讼不已。沈睿文《北朝隋唐圆形墓研究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理论与史学》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相关研究做了系统梳理和评述。

【关键词】:骨器研究;制骨作坊;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

刘卫鹏《浙江六朝墓概述》(《西部考古》12辑)对浙江发现的六朝墓葬进行了梳理、分类和总结,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和分析。

 

袁伟《湖南六朝墓葬分期研究》(载郭伟民主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收集了湖南发掘的238座六朝墓葬和器物资料,将区分出的十型墓葬和17类器物分为九期,并对其特点进行总结。

“限制理论”与中国古代文明诞生       吴文祥       (143)

马启亮《岭南六朝墓葬的区域研究》一文对迄今发现的该地区六朝墓葬分期分区,并细分出大区域下的具有地方特点的小区域,指出影响墓葬区域差异的三大因素。

(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北京市)

毕广德、魏坚对契丹早期墓葬进行归纳研究,将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与辽宁中西部的契丹墓葬遗存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并总结契丹树葬和土葬习俗的兴起、发展和衰亡。

【内容提要】:古代文明或国家的诞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一个转折点。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人类学家R.L.Carmeiro提出的文明产生“限制理论”来探讨以夏朝建立为标志的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过程和原因,以及中国文明形成个案对丰富这一重要理论的可能贡献。

相关的学术研究,主要有: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明;夏朝;限制理论;形成动因

苏晓威将东汉至南北朝的陶瓷烛台造型进行分型定式,并从空间分布和早晚演变上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5期)。

 

奥门新萄京8522,袁胜文认为各时期的扁壶间少有联系,汉晋瓷扁壶是中国传统铜、漆扁壶的延续,北朝隋代扁壶源于西方同形金属器,并在唐代华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期)。

通过《魏书》与大兴安岭嘎仙洞所载祝文的比较分析,刘克桥认为,汉文化的天地信仰在太武帝时期已经占据北魏朝廷的主流地位,甚至南郊祭天与西郊祭天已经开始出现逐渐汇流的历史趋势。

曹臣明认为平城地区鲜卑、北魏墓葬具有五点分布规律,其分布受到城市建设以及两种文化礼制混融的影响,在迁都平城前、中、后三个时期呈现了不同的特征。

刘连香认为北魏冯熙冯诞父子墓地的选择,对以孝文帝为首的洛阳北魏帝陵区的规划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沈丽华认为邺城附近的东魏北齐墓葬可明确区分为三个区域,与邺城的距离显示了墓葬等级的高低,由南向北分布的家族墓葬内则以南为尊。这种分布特点显示了来自秦汉的传统,以及对隋唐制度的影响。

通过比对其他年代相近的墓葬中所见帷帐形象,魏曙光断定河南新安西晋墓C12M262所出铜帷帐架构件应是外置帷幔、内设幄帐的复合结构(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何月馨梳理了隋唐墓葬出土的帐构,据其在墓内的设置情况分为两套不同的系统。

杨效俊认为中古墓葬中的复古现象分为三个阶段:北魏太和改制后形成了墓葬中的汉魏传统;隋代汉族政权的建立促进了汉魏传统的中继;武周时期至盛唐墓葬中的汉魏传统成为一种文化资源而被灵活运用(《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3辑)。不过,以“复古”来概括该政治文化现象是否准确,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沈睿文认为天水石马坪石棺床的屏风画与同时期的墓葬壁画存在对应的转换关系,该墓葬的年代应为隋大业年间(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沈氏还系统讨论了中古中国粟特裔的丧葬形式的多元性与内在统一性及其与王朝丧葬制度之间的关系,指出以墓制探讨墓主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复杂性(载吕章申主编《近藏集粹: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文物》,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倪润安认为李寿墓壁画所见的规制反映了唐贞观年间对于礼仪制度的一个探索过程,是唐太宗在斟酌使用汉魏制度,走出北周礼制的一个探索,而李寿墓规制的孤例也反映了贞观礼最终回到了隋代的老路上。

胡元超提出昭陵壁画陪葬墓中凡夫妇合葬的,墓道东壁乘舆壁画反映官员乘舆制度,西壁乘舆壁画反映命妇乘舆制度。

赵超探讨了汉唐时期所见的石刻线画的整体情况,认为此时的石刻艺术应是绘画技法的突出代表,展现出古代绘画艺术的发展演变过程(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高明先生九秩华诞庆寿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鲁礼鹏认为结合出土墓葬和文献资料,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M336的年代应在武周时期至开元前后(《西部考古》12辑)。

郭明认为,朝阳地区的陶俑根据质地可分为早晚两期,该地区随葬俑群的大量出现表明当地居民对此种葬俗的认可,并从而产生了相应的买卖市场(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赵超、魏秋萍总结了隋唐中小型墓葬总体建筑面积逐渐减小、结构简化、墓葬中用于祭祀的空间逐渐消失这一发展趋势,揭示墓葬小型化与随葬品简约化与隋唐丧葬思想转变之间的关系。

李雨生认为,从唐墓发现概况、社会风气与丧葬变革、丧葬活动的运作与监管三个方面来看,唐墓营建过程、明器供应等考古学问题的深入探讨成为可能(《西部考古》12辑)。

秦颖探讨了设有十二个壁龛的五代十国墓中生肖俑与壁龛的关系,结合隋唐及两宋时期的考古发现,认为新出现的生肖形象应是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丧葬礼俗的过渡性质[载苏州博物馆编《苏州文博论丛》,文物出版社]。

[日]松浦史子《“山产玉璧”再考——海宁三国画像石墓中的山车图像研究》[载阮荣春《中国美术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认为,1973年发现于海宁的三国画像石墓中,其所见与山车类似的山形祥瑞图应即见于《礼记·礼运》的“山出车”祥瑞,该祥瑞形象在东汉以降,逐渐成为显示强大皇权的重要祥瑞。

林圣智提出“图像观”的议题,梳理魏晋薄葬向“平城型厚葬”转变的过程,尝试兼顾鲜卑故俗、汉晋文化、佛教信仰等多重因素来探究魏晋时期人们观看、运用墓葬图像的方式(《“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41期)。

赵曦认为,竹林七贤画像砖极具平面装饰的构图特点与魏晋清谈之间关系密切,竹林七贤画像砖此种构图形式为隋唐时期绘画的兴盛及形式的丰富同样奠定了基础。

刘卫鹏《浙江余杭小横山南朝画像砖墓飞仙和仙人》认为,2011~2012年的发掘112座东晋南朝墓中所见飞仙可分为独幅和拼幅两类,佛教中的飞天就是采用我国流行的飞仙形象,装饰在造像或窟龛上端的天宫,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期)。

师若予认为,南北朝大型墓葬中所见的戴尖角帽的胡人画像砖或俑与古时方相氏用于大丧时开路驱邪镇墓有关,成为墓葬卤簿体系的构成要素。此类墓葬卤簿体系形成于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水中上游地区南朝系墓葬中,对东魏、北齐大型砖砌单室壁画墓中的卤簿体系产生影响,可能与其在南朝特别是萧梁时期成为一大政治文化中心有关(《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5期)。李梅田对邓县南朝画像砖墓中的四幅乐舞图像进行重新考释,认为其中两幅表现了西曲歌和文康舞,另外两幅也深具地域文化内涵(《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

王雁卿、高峰认为,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彩绘漆棺的图案较同时期彩绘木棺、墓葬壁画的题材略显不同,丰富的外来风格足证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北魏漆棺上各式以联珠纹为组织结构的纹样,都可以在同期的丝织物上找到与它们相同的或类似的纹样及关系,有可能起荒帷之作用,或者仿荒帷图案(《西部考古》11辑)。

近年来,关于墓志的集中刊布越来越受重视。如:

西安市文物稽查队编《西安新获墓志集萃》刊布了近年来追缴的124方墓志、志盖及镇墓石,年代范围横跨北朝至五代时期。

以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为基础,叶炜、刘秀峰等主编《墨香阁藏北朝墓志》辑录了百余方墓志、墓铭砖和墓碑的拓片,并附有相应的录文及描述。

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编《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分四册对馆藏文物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对部分馆藏撰文讨论。

赵超、吴强华等主编《永远的北朝——深圳博物馆北朝石刻艺术展》为深圳博物馆“‘永远的北朝’石刻艺术展”展览图册,共收录石刻艺术品80件和金铜佛像20件,以北朝时期为主,也包括一些隋唐时期的佛教遗物,并收录了赵超、李裕群、郑岩和黑田彰等人讨论展陈石棺床及佛教造像的专文。

南京市博物馆总馆等编《南朝真迹——南京新出土南朝砖印壁画墓与砖文精选》(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系统刊布了雨花台石子岗、铁心桥小村、狮子冲陵园及大墓的发掘情况,并附有上述几座墓葬砖文的拓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收录了113种隋唐墓志,均为该院2001~2006年在西安高阳原发掘所得。

利用碑铭墓志、文书勘正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补充史实的有:

王莉娜《从考古发现看西晋的门阀制度》结合考古所见墓志,从君臣间的陪葬制、家族附葬制、士族内婚制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西晋社会门阀制度的发展。

殷宪《北魏建安王妻乐乡君墓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期)认定该墓砖主人为北魏陆馛之妻,确定了乐乡君墓地处石家寨村以东的北魏平城时期贵族墓葬群。

戴春阳认为敦煌佛爷庙湾M123、124、125等墓为外任归葬的敦煌望族——阴氏家族墓葬,其中阴稠或阴仁协以及阴仁希可能与M123具有对应关系。

郑雅如《唐代士族女儿与家族光荣——从天宝四年〈陈照墓志〉谈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八十七本第一分)重新爬梳传统文献与墓志资料,揭示陈照背后连接的仍是“女儿嫁得贵婿、援引夫家资源援助本家”的模式,通过此墓志正可观察唐代士族女儿借助联姻与文化教养光显本家的现象。

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利用出土墓志资料,较系统地梳理了河东柳氏的世系,着重探讨了隋唐时期柳氏的仕宦、婚姻、归葬等问题。

廖基添《论魏齐之际“河南—河北”政治格局的演变——从东魏张琼父子墓志说起》重新反思了侯景叛魏事情,认为张琼父子的生平一方面代表了这一时期政局演变的一角,另一方面又揭示了侯景叛魏有深刻的政治原因。这一事件既是“河南—河北”政治格局的产物,又是促成这一格局的转变。

张晓舟认为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渤海国贞孝公主墓志志文与早年发现的贞惠公主墓志基本相同,墓志发生雷同的主要原因是渤海国晚年的政治动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山西晋城与河南济源两市交界处的太行山间曾发现一处曹魏正始年间的摩崖题记。郭洪义等对此做进一步的补充考释。周鼎认为其中所见诸职体现出的时代特征,有助于从微观层面观察汉魏之际地方行政模式变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4期)。

张荣强、张慧芬介绍一件唐代交河县的貌阅文书,探讨了貌阅制度的源起,以及在唐代的施行情况。

2016年,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有: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部分修订,并增加了部分照片和材料。

陈长虹《汉魏六朝列女图像研究》讨论了早期列女图像的产生、题材范围、图像范式、功能、各地列女图像的地域性与共性等问题,归纳出中国古代女性题材绘画的几个重要母题,并探讨了它们在历史上的演变。

商略等著《有虞故物——会稽余姚虞氏汉唐出土文献汇释》收录了当地出土的该时期砖瓦、墓志、文献等,并依次对其作有考释。

陈长安主编《洛阳古代石刻艺术·陵墓卷》刊布了东汉至宋元明时期洛阳地区陵墓地上、地下石刻的图片、拓片或线图,并配以简要的说明。

昭陵博物馆编《昭陵博物馆陶俑珍品集》对郑仁泰墓、张士贵墓、韦珪墓、安元寿墓、李承乾墓、李贞墓、昭陵2、30、31、32号墓、杨温墓、长乐公主墓、段蕑璧墓、尉迟敬德墓、新城公主墓、李震墓、临川公主墓等多座墓葬出土的彩绘陶俑进行展示。这是昭陵陪葬墓彩绘陶俑资料第一次较为全面的刊布。

刘毅《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陵墓》以古代帝王陵墓为对象,梳理了商周至明清时期的陵墓卜选规则、礼制建设和分期。

范淑英主编《陕西汉唐墓葬美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收录9篇已刊论文,从陕西地区汉唐墓葬考古出土的壁画、画像石、陶俑等遗迹和遗物出发,探讨该地区汉唐时期墓葬美术的地域风格、文化意蕴和礼仪制度。

齐东方、沈睿文主编《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为同名会议论文集,共收录论文21篇,分别从中古时期丧葬研究的五个方面入手,探讨该时期不同地域、民族、宗教影响下的丧葬的观念风俗和礼仪制度。

陈尚君《贞石诠唐》收录作者有关唐代石刻的31篇论文,反映了作者在墓志研究上由浅入深、融会贯通的渐进式发展。朱玉麒《评陈尚君〈贞石诠唐〉》[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对此有充分评述。

三宗教遗存

2010年,在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发掘一处北魏佛教寺院建筑遗址,可明确为北魏时期云冈的一处早期寺院。

2012年、2013年发掘的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核桃园一号建筑基址,根据地层堆积、相关遗迹及出土遗物,发掘者推断该遗址为建造于553~577年的北齐佛塔遗迹。

2011年7~8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等对碧沼寺进行考古调查,厘清了碧沼寺遗址的范围、建筑布局和结构等情况(《杭州文博》16辑)。

山西省和顺县沙峪存在的大量北朝至隋代摩崖造像,张弛认为其年代大约从北魏永安二年至隋开皇十年。

2009年4~6月,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发掘了麦积山舍利塔和地宫,其中最重要的是宋代藏入的10余件北朝晚期石刻造像(《中国文化遗产》1期)。

高金玉介绍了1995年成都市西安路出土的南朝石刻造像中,H1 ∶11造像应是佛教造像,其主尊应为汉装坐榻维摩诘像,其制作目的是祀祠祈福(《中国美术研究》19辑)。

临朐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报道了临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宫发掘情况及出土佛教造像等文物,认为其年代大约为北齐至隋代,总体风格属于“青州佛教造像风格”。

龙门石窟隋大业六年黄法暾及大业十年女弟子文造天尊像一龛两则造像题记拓本,表明龙门石窟有两品隋代天尊造像,黄法暾一品也并非出自四川绵阳。它为龙门石窟这一佛教圣地的佛道之争,乃至“三教合一”趋势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2013年,甘肃泾川大云寺博物馆东侧发现一处佛教造像窖藏坑,清理出窖藏坑、殿基等遗迹,出土佛教造像260余件。吴荭认为这批造像据题材内容、造像特征等可分为五期,且有多种因素在此混合。

陕西宜君秦家河有4处摩崖造像石窟,董彩琪认为其年代在西魏至唐代,分为佛教和道教造像,是研究该时期造像艺术和宗教信仰及民族融合的重要资料。

2014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市下同仁路遗址南朝至唐代佛教造像坑发掘了16处灰坑,包括其中H3、H6出土的一批南朝至唐代佛教造像,极大充实了对成都地区佛教造像艺术的认识。

陕西文保考古咨询研究院《镇安兴隆寺唐文化遗址公园考古调查勘探报告》指出,经过详细的勘查,兴隆寺的始建年代可以确定为唐代。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著《仁寿县大化镇杀人槽摩崖造像调查简报》(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刊布了晚唐时期的14窟造像情况,从造像内容可知该地观音信仰之兴盛。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介绍了2009年和2012年对吐鲁番胜金口石窟的发掘情况,包括各类遗迹、壁画、出土器物等,认为其年代主要在唐高昌回鹘时期。

2010年,临朐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对临朐石门坊摩崖造像群进行调查,从纪年刻铭中可判断其均为唐天宝时期所造,反映了中下层民众的造像活动。

2013~201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新乡时代华庭遗址H37发现佛教造像遗存,其废弃年代应是晚唐时期,或与历史上的灭佛事件有关。

甘肃省民乐县童子寺石窟分南北二区,现存石窟9座,大致呈南北走向,坐东朝西,主要洞窟为3座中心柱窟。童子寺石窟始建于十六国时期,北朝、清代曾有营修,现存有壁画、题记及部分道教题材造像。

在调查的基础上,常青系统介绍了陕西麟游县喇嘛帽山千佛院的五处佛教遗迹,认为其年代约为唐宋时期(《考古与文物》3期)。

四川大学考古系介绍了安岳岳阳镇菩萨湾摩崖造像现存的19龛造像,认为其主体年代为唐宋时期。

2013年7月,为配合敦煌西千佛洞崖体抢险加固工程,敦煌研究院考古所对西千佛洞未编号的洞窟进行彻底清理发掘,共清理未编号的洞窟42个。石窟因近代有过使用,部分改变了石窟的形制,出土遗物也很少。此次清理进一步明确了石窟数量、形制、性质和功能,为石窟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2006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昌区梅家山发掘了五代杨吴国超惠大师墓,出土一批精美的白釉瓷器、八棱体漆木葬具、木法器等。根据新出土的五代杨吴国超惠大师塔铭,曹昭结合传世文献,梳理了超惠大师的生平事迹,考证黄龙院在今天江西省修水县境内的黄龙山中。

除了相关调查发掘报道之外,有关宗教的研究大体可分为石窟寺或造像分期、壁画图像内容及年代的考证、探讨石窟寺间的艺术交流、相关器物研究等方面。

有关石窟寺或造像分期研究与年代,如:

于春认为长安北魏纪年造像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主体上虽与核心区域造像大致相同,但均体现出地方特点,为西魏、北周长安造像奠定基础(《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

根据麦积山现存洞窟的形制、造像特点等因素,魏文斌对麦积山石窟进行了分期,并着重介绍了石窟的造像题材及反映的佛教思想和信仰(《中国文化遗产》1期)。

根据遗迹现象和文献资料,曹社松认为龙门古阳洞杨大眼龛的规划始凿早于景明三年五月卅日,完成于正始二年或三年杨大眼参加对南朝军事斗争胜利后经龙门归阙之际。焦建辉认为龙门火烧洞即杨大眼造像记中提及的“先皇之明踪”“盛圣之丽迹”,从而得出火烧洞是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凿的大型皇家洞窟的结论。

李柏华认为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十六国佛金铜坐像”的风格特征和铸造特点,与资料所见的所有十六国金铜佛造像均存有差异,极有可能是清末民初的古董商仿现存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所藏同名造像而做的伪品。

温玉成认为成都龙泉驿34号佛道合龛组合造像正是北周文王碑中所提到的强独乐为文王所造像,是四川境内最早的北周造像。

有关探讨石窟艺术交流的论文有:

赵丽娅认为克孜尔石窟壁画人物中的耳饰虽然受到了印度中亚的影响,但是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又改造以本地的审美和社会风尚,从而使耳饰具有某些本地化的特点(《吐鲁番学研究》1期)。

张宝玺认为以大梵天和帝释天为胁侍的造像多见于河西石窟等小型石窟,其源于犍陀罗艺术,最早见于十六国末期。其中大梵天多着菩萨装,帝释天多为武士装。

李静杰认为已发现的北魏中期金铜佛板主要来源于犍陀罗浮雕大神变图像,吸收了西域文化因素并经过整合设计,系汉地产生的创造性的佛教造像形式(《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

龙红、邓新航认为巴蜀石窟在唐以前兴起并初步发展,此间造像的粉本多来自洛阳、长安等地,南朝造像艺术主要是通过长安地区对巴蜀石窟产生间接影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

马兰认为北凉石塔造像的风格来源很可能是南方早期的汉晋佛像(《中国美术研究》18辑)。

通过比对四川地区出土的南朝佛像,李裕群认为早年在重庆奉节白帝城所见的圆雕佛像既有南京南齐佛像的特征,又有川地齐梁佛像的特征。

金建荣认为一铺三尊像题材是缘于南朝对北朝的影响,上层人士以及僧侣在南北之间的来往,对北朝借鉴南朝佛教文化艺术起到了推动作用(《宗教艺术研究》4期)。

刘韬《胡地尚唐风——库木吐喇石窟第16窟壁画复原与塑绘内容考析》利用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考析库木吐喇石窟第16窟主室正壁塑像尊格,兼论及塑像与壁画呈现的佛教宗派信仰。

有关石窟寺壁画图像内容及年代考证的有:

任平山整理和分析了佛教本生故事大施抒海,并对吐峪沟第44窟相关壁画进行释读。任氏认为吐峪沟壁画莲华夫人缘应该更名为抒海本生。

吕德延认为北朝流行鹿头梵志可能与当时佛教宣传五戒十善的思想有关。

于向东指出北周、隋代时敦煌传统绕塔修行、禅观方法及佛教思想发生明显的变化,敦煌中心柱窟的功能或许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导致其主流地位逐渐被覆斗式窟取代,从而逐渐衰微(《宗教艺术研究》3期)。

杨波认为克孜尔石窟具有头光的弥勒比丘,表现的是“弥勒受金衣”以及得到“摩顶授记”的题材,背后有着深刻的佛教教理基础,表现菩萨上升兜率前最后一次轮回的形象(《吐鲁番学研究》2期)。

顾淑彦认为敦煌石窟牢度叉斗圣变在盛唐至中唐的消失是因为大乘佛教的流行而宣扬小乘佛教的《贤愚经》的不再受欢迎和流行,而此题材的再现是因为晚唐五代宋时期说话、变文等俗文学的流行。

王芳认为敦煌唐五代洞窟壁画中所见携抱童子的男性图像应为旷野鬼夜叉,在当地已转变成庇护童子的善神。

综合石窟形制、图像内容与题记等因素,刘韬对库木吐喇石窟群区第12、15~17窟的绝对年代进行探索,并以此为标型窟探索唐与回鹘时期库木吐喇部分洞窟壁画的相对年代。

王雨、沙武田认为敦煌弥勒经变中的“老人入墓”图是大唐盛世背景下佛教思想与孝道思想融合的产物,实与白衣弥勒信仰有关,是在当时末法思想的影响下,以中国传统信仰中“肉身不坏”的方式来等待弥勒降世,度化众生,进而往生弥勒净土(《吐鲁番学研究》1期)。

许栋、许敏将相关的文献及图像资料置于安史之乱后的特定历史背景中,认为新样文殊图像中的于阗王可能就是毗沙门天王,毗沙门天王作为文殊眷属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密教的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的结合更加突出了密教中文殊菩萨所具有的护国护王的功能(《吐鲁番学研究》1期)。

对相关器物研究的有:

张晶选取唐以前的考古资料中跟佛教相关的玻璃器皿,结合图像和史载,对该时期中国佛教玻璃器皿的来源、用途以及象征意义作出阐释(《中国美术研究》19辑)。

从中亚及新疆地区的佛教遗存出发,在对石函图像的整体考察基础上,于薇认为蓝田出土唐代舍利石函图像表现既以“舍利”为中心,也与当时所流行的“三身”观念紧密相关。

在收集存世的18口唐钟的基础上,李阳将唐代梵钟划分为南北两型,并总结两型各自的形制与纹饰特征,试图廓清唐代梵钟的发展脉络(《常州文博论丛》总2辑)。

通过与佛教造像上佛座的莲花纹饰、法门寺供养器上莲花纹饰以及法门寺特色舍利容器的比较,文军认为何家村金银器属于皇家专用,且属于皇家的佛教供养器物。通过比较何家村和法门寺的金银器,程旭认为相比于何家村窖藏,法门寺文思院已形成非常华美富贵庄严的整体效果,且在纹饰题材和造型上完全中国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期)。

此外,何立群着力于对北朝特别是邺城地区佛教考古。通过整理历年新乡发现的佛教遗迹和遗物,何利群初步分析了北朝晚期新乡佛教史迹形成的历史背景及造像的艺术风格和传承。通过梳理早期佛教史料,他对十六国至北魏时期邺下佛教史迹文物进行钩沉索隐,分析了邺城地区佛教初传阶段的师承脉络和造像传统。他还概述了近年来邺城的佛教考古发现,包括赵彭城和核桃园北朝佛寺以及部分埋藏坑出土的佛教造像(何利群《邺城佛教考古的主要发现与收获》,《西部考古》12辑,科学出版社)。

通过对蒲江石窟的实地考察,邓新航对该地观音造像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分析,总结蒲江观音造像发展的特点(《中国美术研究》18辑)。

陈悦新选取了安岳石窟七处纪年较多、保存较好的石窟寺造像,梳理佛像衣着的演变脉络,指出安岳石窟唐五代承袭中原文化,两宋时期地方文化盛行的独特面貌。

徐怡涛揭示了5~13世纪中国砖石佛塔装饰题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脉络,佛塔在呈现“佛国”与“人间”不同倾向时,会有对材质的不同选择(《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

相关著作包括调查报告、展览图录以及专题著述。主要有:

基于对四川地区的佛道龛窟的专题调查,唐飞、李冰雪等主编《四川散见唐宋佛道龛窟总录·达州卷》和周科华、陈刚等主编《自贡卷》两书概述了二市的调查结果,包括各龛窟分布和时代,以及窟龛内造像的形制、内容、保存状况、题记等。

故宫博物院等编《梵天东土 并蒂莲华:公元400—700年印度与中国雕塑艺术》是同主题展览的图片辑录,展示了5~8世纪中印两国同时期的佛教造像遗存,并收录专文进行讨论。

罗华庆《佛国尊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将敦煌佛教造像重新结构,分佛陀、菩萨、罗汉弟子与护法四个方面,重新解释敦煌壁画和造像中题材的来源和演变。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石窟艺术研究》收录了15篇以讨论麦积山石窟造像艺术为主题的论文,内容包括石窟形制、图像内容及组合、保护修复、文献题记等。

常青主编《金石之躯寓慈悲: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中国佛教雕塑》分著录篇和研究篇,全面发表弗利尔馆藏的300多件佛造像和道造像图文资料,并详录其研究状况、历次著录信息。

[日]水野清一、[日]长广敏雄著《云冈石窟(第二期第8—16卷)》是20世纪50年代整理的云冈石窟考古调查资料,包括大量图片及现场实测图。

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收录了有关冀、豫、晋、川等地的佛教石窟造像的调查报告、风格分析、保护研究等多篇论文,年代范围涉及北朝至唐宋之际。

有关学者的著述主要有此下几种:

在深入调查晋南唐、宋、元寺观彩塑遗存现状的基础上,魏小杰《晋南唐宋元寺观彩塑样式研究》结合资料做系统的考察论证与理论研究,提出“晋南样式”,并探讨该样式对后世寺观彩塑的影响。

在对龟兹石窟的深入调查基础上,霍旭初等著《龟兹石窟与佛教历史》结合前人研究的成果,论述了龟兹地区的佛教历史以及佛教对龟兹石窟寺开凿和修建的影响。

史忠平《莫高窟唐代观音画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莫高窟唐代壁画、绢画、麻布画及纸画中的观音画像为样本,从五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揭示唐代观音画像的特点及其为美术史中诸多问题提供的线索。

金建荣《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背光研究》梳理了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背光图像,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揭示其艺术特点和发展过程,以及东西、南北的文化差异与变迁。

王中旭《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绘画·寺观壁画》是对明清寺观壁画史的专门研究,以年代顺序来分四个时期呈现明清壁画演变的历史,对资料搜寻、壁画年代、宗教和政治关系四个方面进行主要探讨。

赵建中《山西寺观壁画山水图示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以平顺县大云院五代时期的壁画为例,分析此处壁画与“南宗”山水的关系,进而讨论“潇湘三图”的真伪。

夏生平、卢秀文著《敦煌石窟供养人研究述评》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敦煌石窟供养人的内容、价值及意义,旨在把国内外敦煌学界的信息及前沿的学术理论介绍给读者,使读者能够及时掌握敦煌学的研究动态。

四手工业遗存

2016年2月,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扬州三星村西庄抢救发掘的3座墓葬和1座窑址的情况,该处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所见窑址系扬州地区首次发现(《东方博物》61辑)。

2013~2014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安徽繁昌柯家冲窑遗址的发掘,显示其创烧年代早于此前认知,而与骆冲窑之间的关系有待重新审视。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考古队在洛阳市白马寺西院发掘两组窑址,其使用年代大致在唐中期至金代末期,应是用于专门烧造白马寺修建所需的建筑材料。

根据安徽繁昌骆冲窑遗址2014年首次发掘所得资料,发掘者推断其创烧年代在五代时期。

2015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瀍河西岸清理一批唐宋时期砖瓦窑址,出土有“官”字砖,该处窑址可能为唐宋时期的官窑。

孙媛认为新发现的倒畈窑址的烧造年代应可以早到五代时期(《杭州文博》17辑)。

刘思然等推测江西上饶包家金银冶炼遗址工匠因受到其专业化程度及生产组织模式的影响,未从其他区域大量进口铅以提高提银效率。

通过对徐兖、青齐和相州等地区窑业技术的全面分析,张勇盛认为三个地区之间既有自发因素又相互影响,提出北朝时期人口广泛而频繁的迁移是窑具技术得以传播的主要因素。

按照彩瓷的装饰方法分类,再按类别划分区域,并结合彩瓷出土墓葬的信息,[韩]金智铉探讨彩瓷在南方地区生产、演变与扩散情况,全面认识青釉褐彩瓷。

对这一时期的陶瓷遗存介绍,主要有以下著作:

在普查的基础上,《杭州市萧山区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收录了部分三国两晋南朝越窑、瓯窑、德清窑、湘阴窑青瓷器以及隋唐宋元越窑与龙泉窑青瓷器、景德镇窑青白瓷等。

叶佩兰《海外遗珍陶瓷》收录了西晋至唐时期的典型陶瓷器图片;魏嘉等著《山东陶瓷艺术发展史》介绍了魏晋至五代时期的山东陶瓷艺术的相关文献资料和图片;张仁《瓯窑风度》辑录了三国至五代瓯窑的代表性作品;西汉闽越王博物馆编《发现邢窑:邢窑陶瓷特展》收录了展陈的邢窑陶瓷器作品图片,按年代、釉色、技法等顺序进行介绍;冯小琦编《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福建》辑录了福建地区出土的部分魏晋至唐时期陶瓷标本图片;柴福有《浴火重生:衢州古陶瓷》对衢州地区所见这一时期遗址、墓葬和陶窑出土的陶瓷器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巩县黄冶窑》是2002~2004年河南巩义窑的考古发掘成果,发现并清理了窑炉、作坊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唐代陶瓷器,年代跨越了整个唐朝。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洛阳市定鼎北路唐宋砖瓦窑址考古发掘报告》公布了这一遗址砖瓦窑的具体情况,包括形制、遗物和窑壁题记等,推断其几处主要窑口的使用年代在672~707年。

此外,王利民编《平城文物精粹——大同市博物馆馆藏精品录》(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包含了博物馆及大同七县四区的代表性文物,在“魏都辉煌”部分详细介绍了北魏平城时期出土的石雕、陶器、陶俑、金银器、玻璃器等。

五边疆民族与中外文化交流遗存

该研究日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相关的著述、图录以及文集渐多。

葛承雍认为2012中国国家博物馆入藏石堂具有祆教色彩,石棺中的祆教祭祀净化仪式反映了入华粟特人的信仰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结合文献与考古发现,翟战胜整理了《周书》《旧唐书》《往五天竺国传》和《酉阳杂组》四书所记波斯、粟特地区“火祆”的线索,进而辨析上述地区唐宋时期的“火祆”信仰(《西部考古》11辑)。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刊布了2011年发掘的蒙古国后杭爱省赫列克斯浩莱山谷6号墓园和6号、7号墓园附近的2座石堆墓、5号墓园的墓室等资料,其年代大致在于漠北回鹘汗国时期,此次发掘初次揭开了回鹘墓园遗址的面纱。

[日]东潮认为发现于蒙古国境内的乌兰克热姆墓的年代应早于仆固乙突墓,正是设置瀚海都护府的时期,应是根据唐朝墓葬制度,以皇帝规格建造,墓主身份与都护府有关(《北方民族考古》3辑)。

赵丛苍认为丝绸之路的开通、繁荣、衰落都伴随着强烈的军事因素。

张晓霞认为唐代织物上禽鸟纹造型既有对前代传统纹样的传承,也有对西方异域装饰风格的吸收、融合,并对后世的中国传统纹样造型有着深远的影响(《南京艺术学院学报》5期)。

姚沁从史料记载、出土香具等方面探寻隋唐五代时期福建的香料与海外贸易,认为海外贸易是香料进入福建地区的主要途径。易西兵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探讨五代南汉国的海外贸易情况,认为伴随商业贸易活动,文化交往特别是宗教文化的传播也十分密切。

林悟殊认为唐代景教以海路输入为主,论证以阿罗本为首的叙利亚基督教传教士于唐贞观年间,由海路登陆广州,促使了景教在唐代中国的传播》,文物出版社)。林梅村也介绍了景教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主要包括敦煌藏经洞和高昌古城出土的波斯景教细密画(《高明先生九秩华诞庆寿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冉万里分类介绍中国古代摩羯形象,并讨论与之有关的十二个问题,认为摩羯图像的传入主要是由于具有相似的文化基础(《西部考古》12辑)。

彭善国详细介绍了渤海地区出土的马具、铜镜、玉璧、鱼符等遗物,认为它们应代表了渤海地区的物质文化发展情况(《边疆考古研究》20辑)。

经过对日本石椁内部残余葬具痕迹的分析,[日]岗林孝作认为日本高松冢古坟的葬具、壁画等应是受到唐代墓葬的影响(《西部考古》12辑)。

[日]桥本裕行认为日本温泉功能认知的形成,可能受到北魏碑铭记述,以及对唐代华清池温泉的温泉功能认知的影响(《西部考古》12辑)。

通过梳理实物资料和文献,冯慧讨论了长柄香炉的命名问题,分析其演变规律,探讨具体用法,推测长柄香炉不仅用于供养,还有表示礼敬及导引的作用,佛、道二教均使用此物(《考古与文物》5期)。

通过讨论来通、长杯等外来物品和纹饰,以及虞弘墓石椁图像,齐东方讨论了古代伊朗与中国之间的艺术交流(载程彤主编《丝绸之路上的照世杯——“中国与伊朗: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

林梅村认为“拂菻”应在今称为“布拉纳古城”,两者皆源于粟特语。杨森认为中国的交椅有可能是对古埃及等地交椅结构的删繁就简,实际上也属于另外一种创新。

[美]Guitty Azarpay《阿弗拉西卜壁画——图像叙事的再思考》一文认为,阿弗拉西卜遗址“贵宾厅”壁画中神祇和宗教人物缺失,可能是由西壁壁画中描绘的诺鲁孜节日的世俗功能所导致(杨谨译,《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3辑)。

项坤鹏撰文认为“黑石号”沉船中的瓷器应是由两种途径先流散到扬州,再从扬州运送至室利佛逝,然后被网罗到“黑石船”上(《考古与文物》6期)。

中古中国的粟特裔成为学者重要的一个关注点。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相互印证》收录了51篇同名研讨会参会学者提交的论文,着重于与粟特相关的墓志、葬具、画像等出土材料的刊布和研究,全方位展示了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历史面貌。另外,其他文集亦见有粟特人遗存的讨论,如:[美]丁爱博(Albert E. Dien)著,陈昊雯译《粟特人史君漫谈》[载魏坚主编《北方民族考古》,科学出版社]对史君墓葬出土的屏风图像进行深入解读,认为其中应该存在着三种宗教题材,这体现了折中主义和调和作用在文化交互中所发挥的作用。荣新江《一位粟特首领的丝路生涯——史君石椁图像素描》(载程彤主编《丝绸之路上的照世杯——“中国与伊朗: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对史君墓进行了简要介绍,认为史君墓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墓葬形式,是丝路上典型的入华粟特商队首领的丧葬事例;进而结合墓志所载试图将史君石堂诸屏内容与墓主仕宦的阶段性相联系。毛铭译著的“丝路译丛”系列中《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唐风吹拂撒马尔罕》《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相继汇编介绍了国外学者所撰中亚考古发掘、研究所得,主要关注粟特地区所见粟特人及祆教遗存等。王睿《唐代粟特人华化问题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唐朝华化礼俗为背景,探讨唐代入华粟特人在华化过程中的各种表现。张金龙《隋代虞弘族属及其祆教信仰管窥》在确认虞弘为柔然族的基础上,指出北朝至隋代入华的柔然人信仰祆教有确切的文物证据,而高车人的历史及习俗显示,袁纥部或许早就接受了祆教信仰。

沈睿文《安禄山服散考》结合考古学资料,考察发生在安禄山、唐玄宗以及二人之间的物事,意在揭示有着祆教信仰的安禄山、帝王道士唐玄宗的宗教实践及在安史之乱中所起的作用。

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系丝绸之路上的写本研究专号,共收录23篇论文和9篇书评文章,深入讨论了目前所见丝路写本所反映的文字、图像、书信格式等史料信息。

冉万里《丝路豹斑:不起眼的交流,不经意的发现》以“丝绸之路”为载体,通过探讨象牙、犀角、龟甲纹等九种题材在文化之间的流转,进而揭示唐代社会存在的同类器物的西域源流。

温翠芳编著《中古中国外来香药研究》系统论述了中古中国进口的香药在种类上的特点、不同历史时期香药产地的变迁、香药朝贡贸易与民间贸易的状况、外来香药的多样化用途、不同阶层消费外来香药的状况以及消费特点。

程旭《丝路画语:唐墓壁画中的丝路文化》通过梳理唐墓壁画中的人、物、场景,从图像艺术中探讨唐代各民族交流、互鉴、融合、发展的轨迹,探索出唐代外来文化因素在唐墓壁画中的显现,反映丝路文明的传播和发展轨迹。程旭《唐韵胡风:唐墓壁画中的外来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民族关系》在系统总结唐墓壁画分布、出土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唐墓壁画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归纳和总结,并对唐代民族关系思想与实践的动态演变脉络、唐代民族交往所带来的多向文化辐射等问题进行了着重研究。

拜根兴《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利用新出土的相关石刻墓志,探讨唐、新罗、日本的交流,也牵涉入唐高丽、百济移民在唐生活的诸多课题。

对高句丽民族的研究一直是东北地区考古的焦点问题。2016年发表了多篇全面总结高句丽文化特点的文章。如葛继勇借助新出高乙德墓志厘清有关高句丽末期内政外交新的史实,而且还可以印证或纠正现存的史籍记载,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郑州大学学报》1期]。魏存成《高句丽的山城与王城》(载宋建、陈杰主编《“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对高句丽山城及西部长城的研究进行分类综述,以考古发掘的所见线索,将高句丽王城分三期并作了简要介绍。魏氏还总结了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原地区都城规划布局的发展变化,认为高句丽和渤海地区在后期皆接受了中原都城的影响[载吉林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赵俊杰以青瓷狮形器为例,探讨了在器物层面上所反映的,高句丽政权与南朝政权之间的交往关系(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王飞峰认为国内城体育场地点高句丽遗址可能是高句丽时期一处与“御膳房”相关的仓储遗址,其年代上限不早于371年,在高句丽迁都平壤以后逐渐废弃。魏存成系统介绍了分布于我国境内的高句丽封土石室墓,并推测连云港地区唐代此类墓葬应有可能是高句丽移民的遗存。对此,[韩]朴淳发认为应是百济移民,并推测其留存原因;[日]山本孝文则结合日本地区封土石室墓对连云港石室墓进行探讨(杨萌译,《东南文化》4期)。

此外,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金维诺、谢继胜等主编《西域美术考古》(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将现存国内外西域美术遗存进行系统介绍,并作简要综述,其中以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石窟壁画为大宗。

吕章申主编《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日本泉屋博古馆卷》刊布了日本泉屋博古馆藏的唐代铜镜及鎏金器物图片。

六文物保护

通过分析检测新疆库车魏晋十六国墓M15所出的金线样本,杨军昌、于志勇、党小娟等认为其应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无芯无衬捻金线,亦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墓主服饰蹙金绣的实物材料。

周智波等以新疆龟兹研究院所藏库木吐喇石窟已揭取壁画的具体保护修复方案为例,探讨石窟寺壁画保护技术。

韩休墓壁画自该墓发掘后,其学术价值和保护便受到学者的重视。杨文宗指出,由于不适合在原址进行墓内壁画的修复、研究和展示,在调查与评估壁画保存现状、研究壁画制作材料与工艺、分析壁画病害原因的基础上,依据壁画地仗层与支撑体的粘接状况及操作环境等因素,采用科学方法将韩休墓壁画转移至博物馆壁画修复室(《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通过利用仪器检测的方法,严静等也对韩休墓壁画材质和工艺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考古与文物》2期)。

在这一年中,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工作有较好的进展,从多方面着手考量莫高窟整体保护的方式方法。陈港泉等刊布了莫高窟疱疹病害的情况,对莫高窟壁画盐害机理及盐分活动规律研究,以及盐害壁画的保护措施均具有重要意义;尚瑞华等验证了莫高窟绿化对窟区微气候环境的缓冲作用,并提出了窟区景观绿化的合理建议;杜建国等刊布了莫高窟壁画地仗试件的实验结果,为莫高窟壁画的后续保护和修复工程技术研究奠定基础(《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期);刘洪丽等分析莫高窟降雨分布特征和窟顶戈壁降雨入渗和产流规律,为开展洞窟内壁画病害发育机理分析和实施莫高窟洪水风险预控提供理论依据(《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期);通过对比研究,李红寿等认为长期封闭虽可消除外界气候的影响,但湿度的增加不利于莫高窟洞窟壁画的保护(《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3期);在数字化研究方面,吴健、陈振旺、梁金星等等都对莫高窟的数字化建设提出实践途径。

刘仁植对云冈石窟45个有石雕艺术品的洞窟内的污染物病害进行了系统调查,对污染物种类和污染程度进行了分类统计,并分析研究了主要污染物病害的成因和危害性(《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期)。

淳庆等认为采用不锈钢锚杆和改性泥浆灌浆的方法对六朝建康都城城墙夯土遗址进行锚杆加固,是最为合理的设计方案(《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通过对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铜甑釜残留物的脂质分析,任萌等认为釜甑组合作为炊蒸器用于加工肉食,反映了魏晋时期当地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在饮食文化方面的交流与融合(《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期)。

郑海玲等探讨利用丝蛋白加固技术对阿斯塔纳出土唐代米色绢袜进行加固保护,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针线修复(《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3期)。

相关的论著和文集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古迹保护中心编《新疆文物保护研究论文集》(两卷本,科学出版社),收录了近几年该地区文物保护事业人员的研究成果,包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可移动文物保护、科学分析研究及其他四个方面。

郭青林等《敦煌莫高窟壁画病害水盐来源研究》从壁画结构和病害调查入手,开展了莫高窟区域地质与洞窟地层工程地质特征方面的调查与研究,研究了莫高窟地层含水、含盐及渗透特性,分析了莫高窟水环境特征和导致窟内壁画产生病害的水盐来源关系。

汪万福等著《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保护修复研究》针对徐显秀墓壁画原址保护面临的诸多问题,在全面评估保存现状及其价值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徐显秀墓原址保护尤其是墓葬赋存环境、墓室结构稳定性和壁画病害特征等因素间的关联性,形成了徐显秀墓的保护研究方法和保护技术。

陕西历史博物馆编《2014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论坛——“全球视野下中国古代壁画保护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了论坛提交的16篇论文,重点讨论古代墓葬、石窟、古建筑壁画等多个领域的保护修复问题。

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中意合作古代壁画保护与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为古代壁画研讨会研究成果的汇编,内容涉及壁画研究、保护、展览陈列等方面,从壁画角度探讨古代物质文化生活、中外交流以及民族关系。

(本文电子版由编者提供 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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