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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有话说,墓葬形制多为一棺一椁

来源:http://www.operasage.com 作者:奥门新萄京8522 时间:2019-11-10 03:20

新华网成都7月13日电 四川省考古专家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日前在有“古代民族文化走廊”之称的雅安市石棉县永和乡发现了14座战国墓葬,出土了极罕见的巴蜀式铁剑、巴蜀青铜剑等200多件随葬品。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雷雨介绍,永和战国墓地处在大渡河南岸的台地上,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面积约3万平方米,1993年曾进行过初步发掘。为配合四川瀑布沟电站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石棉县文管所进行了这次考古发掘。 雷雨介绍说,此次发掘清理的14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井土坑墓,墓葬排列整齐,长2.5米左右,宽约0.8米,墓主人大部分为仰身直肢葬,出土的200余件器物主要为铜器、陶器、铁器、银器及玉、石、骨器。陶器主要有碗、罐、釜、纺轮等,铜器主要有铜泡、削刀、剑、牌饰、耳环、指环等,铁器主要为剑、环等。同时出土的部分装饰品主要是由铜饰件、玛瑙珠等组成的项链。 在编号为M17的土坑墓中,出土的大部分随葬器物均摆放在墓主人头部及身上。其中头部上侧放置有两个陶罐,头部有用玛瑙珠和料珠串成的项链。 在另一座编号为M5的土坑墓中,考古人员发现该墓的大部分随葬器物放置在墓主人上身及头部。其中,头部主要是用铜饰件和玛瑙珠串起来的项链,上身主要是用大小铜泡、球形饰件、长方形饰件及其它铜饰件连缀起来的饰品。此外,考古人员还在其胸部发现了两件大型铜牌饰,其中一件牌饰下面有4枚海贝。在墓主人下肢骨两侧,还各随葬有一件陶纺轮。 雷雨称,永和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与岷江上游、川西、川东及滇西北地区战国中晚期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极为相似,据此推断永和墓葬的年代也应在战国中晚期。 据雷雨介绍,石棉县在战国秦汉之际,曾先后居住着多种部落的族人,是古代民族的文化走廊,文化交往频繁,本次发掘为进一步探讨西南地区的民族构成及各民族的考古学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研究大渡河中上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以及建立该地区的考古学体系有重要价值。

发布时间: 2014/5/30 0:34:29 被阅览数: 次 去年12月,广元昭化古城边发现一处秦汉古墓群,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对墓地局部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保护。经过连续5个多月的野外调查与发掘,发现战国至明清时期墓葬73座,其中已抢救性发掘保护墓葬56座,其余墓葬正在展开抢救性发掘清理保护。 据了解,该古墓群是省考古院迄今发掘的该时期面积最大的古墓葬群。 昨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们一同前往广元昭化古城古墓葬现场,介绍公布了更多细节和相关情况。 发掘古墓 酒店建设施工挖出汉砖 “2013年12月13日晚,昭化古城边一酒店在建设施工中发现了几块已残破的青砖。经当地文管部门研究后确认为汉砖。”据四川省考古研究院考古队考古工作员万靖介绍,“12月19日,省考古院考古工作队在对部分已暴露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的同时,还对酒店建设规划用地尚未进行深挖的区域进行了一定的调查和勘探。” “截至2014年5月26日,考古工作队已在酒店建设用地范围内发现战国至明清时期墓葬73座,其中已抢救性发掘保护墓葬56座,其余墓葬亦正在或即将展开抢救性发掘清理保护。”万靖说,“在已完成清理工作的56座墓葬中,包括43座土坑木椁墓、10座砖室墓、3座土坑木棺墓,总出土随葬器物900余件。随葬器物种类以陶器和青铜器为主,另有少量金器、银器、瓷器、石器及漆木器等。” 年代久远 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晚期 据万靖介绍,在已完成清理工作的43座土坑木椁墓以西汉中晚期墓葬为主,但有少量墓葬年代可能早至战国晚期或西汉早期,墓葬形制多为一棺一椁,但相互之间在平面形状、椁棺室大小、随葬品种类及摆放位置、葬式等方面存在不少差异。 在43座土坑木椁墓中,总清理出土各类随葬器物700余件,以陶、铜器为主,另有少量石器、铁器及漆器痕迹。铜器有鼎、钫、蒜头壶、印章、车马器钱币等,陶器有罐、壶、釜、钵、仓、炉等,部分陶器器表以朱砂饰色,铁器有剑、釜、三足釜架及器型不明残件等。 而砖室墓以东汉中晚期墓葬为主,墓葬均仅残存长方形墓室局部或底部,墓砖纹饰以菱形纹为主。 通过抢救性发掘清理,在10座砖室墓中总出土了200余件各式器物或残件,器物材质包括金、银、铜、铁、陶等。陶质器物多残碎,其中可辨器型的有罐、瓶、炉、房屋模型、各式人物俑、各种动物俑等。 万靖介绍,明清时期土坑墓均为竖穴土坑墓,开口平面呈长方形,墓壁竖直规整,墓底均残存有棺木痕迹,但随葬品较少。 目前,该古墓群的抢救性发掘保护工作仍在有序紧张进行。 来源:华西都市报 编辑:秋痕

写在前面

○调查与发掘

编辑:admin


2019年3月25日18时30分,古老、华丽的意大利首都罗马市迎来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文明邂逅。作为中意深化文化交流合作的重点项目之一,由四川省文物局组织策划的以古蜀文明及四川汉代精品文物为主题的《三星堆:神与人的世界——四川古代文明展》在罗马市图拉真市场及帝国广场博物馆开展。本展览汇集了四川省内8家文博单位的145件/套文物精品[1],主要来自三星堆、金沙、商业街船棺和马家大墓等古蜀文明代表遗址,其中三星堆文物是遗址发现九十周年来首次在欧洲集中展出。如此众多的重量级展品将集中展现古蜀文明精彩纷呈的社会生活和神秘莫测的精神世界。毫无疑问,展览紧密联系并促进着一带一路的中意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川石棉永和墓地发掘简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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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罗马对话,“三星堆:人与神的世界——四川古蜀文明特展”开幕

                           雅安市文物管理所  石棉县文物管理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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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有话说,墓葬形制多为一棺一椁。【内容提要】2005年,为配合瀑布沟水电站建设而进行的石棉永和墓地发掘中,共发现和清理了14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各类随葬器物270余件,包括铜器、陶器、铁器、银器以及玉、石、骨器等,初步推断墓地年代为战国中晚期。此墓地材料对于研究大渡河、安宁河及金沙江流域与古代巴蜀文化和滇文化、夜郎文化之间的交流有重要作用。

一、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历史

重庆市长丘、青杠堡、下坝墓地发掘简报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  四川大学考古系 (19)

如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古蜀文明从古代穿梭现代、从地下回到地面、从书本中走向现实并非朝夕之功,而是数代考古学家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断耕耘、不断探索的结果。三星堆遗址是古蜀文明的都城遗址,是探索古蜀文明最重要的对象。自1929年以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四川省博物馆和三星堆博物馆、广汉市文物管理所等多家文博单位持续在遗址内开展全面、系统的考古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

【内容提要】为配合乌彭电站工程淹没区酉一彭段的抢救性发掘工作中,发现了三种东汉时期的墓葬。随葬器物有陶器、铁器、石器和五铢钱等。各处墓葬早期均遭严重破坏。

第一阶段:寻物(1929年至新中国成立前)

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   故宫博物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26)

二十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的兴起几乎瓦解了之前所建立的中国古史体系,重建中国古史体系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当务之急[2]。刚刚引入中国的考古学成为这一宏大学术目标的重要方法。“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来自国内外的考古学家始终奔波于田间地头,找寻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也经历了这个阶段,大致从1929年开始,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前。

【内容提要】照阿拉姆石刻位于四川、青海、西藏三省交界处,石刻为浅阴刻一佛二菩萨造像。从造像风格来看与敦煌吐蕃占领时期壁画风格一致,属波罗艺术风格。从题记藏文来看,文字古朴,应为826年文字改革之前字体。此铺造像为吐蕃中晚期约800年左右的作品。

1929年,居住于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台地的村民燕道诚无意间发现四百余件玉石器,是三星堆遗址有记载以来第一次出土古代遗物。这一发现引起了当时在华西大学博物馆任职馆长的美国人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注意。为了解玉石器的出土情况,葛维汉于1934年赴玉石器出土地点开展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获文物六百余件。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被迫中止,但相关的初步研究依然在进行。发掘者葛维汉、林名均以及郑德坤、郭沫若等先生均对三星堆遗址出土古代遗物有所研究,并相继发表论文进行讨论[3]。

○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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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什邡城关墓地的分期与年代   雷 雨 (31)

1934年,葛维汉教授与担任此次发掘副领队的林名均先生及部分协助发掘的当地乡绅合影

【内容提要】什邡城关先后共发掘出了98座古代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分为船棺墓、木椁墓、木板墓和无葬具墓四类;其中89座墓葬出土随葬器物1096件,包括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等。根据出土器物的比较研究,可将其中82座墓分为六期十段,年代上限到春秋时期,下限为公元1世纪中下叶,即西汉前期。反映了巴蜀文化与秦汉文化此消彼长的过程。

第二阶段:证史(1956年至2005年)

试论贵州龙里巫山岩画   李 飞 (54)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在基本建设的基础上,中国考古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影响下,中国考古学的主要目标定位为构建中国物质文化史。在夏鼐先生引入的“考古学文化”理论[4]指导下,三星堆遗址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工作。

【内容提要】龙里巫山岩画是贵州一处重要岩画遗迹。巫山岩画人物图像内容涉及舞蹈、牵牛、牵马和骑马等。人物装饰比较丰富,“头饰羽”和“衣著尾”与史书记载相符,与晋宁石寨两汉时期人物形象惊人相似;牛、马为主体图案说明当时广泛人工饲养牛和马。巫山岩画年代不早于西汉中期,应在东汉到魏晋前后。其风格与周邻地区同时代岩画风格一致。

1956年为配合宝成铁路和川陕公路的修扩建,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位于沿线的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初次调查,将遗址的南、北两部分分别命名为“三星堆遗址”和“横梁子遗址”[5]。195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再次开展考古调查,初步明确遗址为蜀文化遗址,并将之前分别命名的“三星堆遗址”和“横梁子遗址”视为同一个遗址[6]。为进一步了解遗址的内涵和堆积情况,1963年在冯汉骥先生的倡导下,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对月亮湾地点进行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并将所获文物命名为月亮湾文化[7]。

北江上游的南越国墓及秦汉岭南的族群分布  郑君雷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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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有话说,墓葬形制多为一棺一椁。【内容提要】乐山对面山墓地发掘了东周秦汉墓191座,均为土坑墓。墓葬形制、陶器组合、陶器质地和纹饰符号、铜器种类和形制与广州汉墓和平乐银山岭墓地简要对比后发现:对面山墓地与广州汉墓和银山岭墓地出土陶器在质地、火候、纹饰、制法上颇有相似之处,铜兵器的形制和数量颇有相通。北江上游是岭南秦汉考古学文化的一个亚区,北江上游的南越国

1963年冯汉骥在考古发掘现场

墓地反映出岭南地区秦汉时代族群分布的情况。

随着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学说”的提出[8],自1980年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和广汉市文物管理在因砖厂取土破坏严重的三星堆地点连续开展了6次发掘,将遗址定名为“三星堆遗址”,提出“三星堆文化”的命名,并初步建立遗址的分期年代体系[9]。

长江三峡大宁河流域的环境考古学研究  石俊会 (64)

1986年7月、8月和1987年11月,意外惊喜不期而遇。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10]和仓包包祭祀坑[11]相继面世。这些意外发现大大丰富了遗址的内涵、提升了遗址的重要性。而早在发现祭祀坑的十年前,遗址中规律分布的土埂就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最终于1984年确认了第一道城墙——三星堆城墙,并以此为线索相继于1989年、1991年、1994年和1999年确认了东城墙、西城墙、南城墙和月亮湾城墙,因此确定了遗址古蜀国都城的性质[12]。1997年11月,三星堆遗址西侧的仁胜村砖厂在取土过程中发现一根象牙和四座长方形土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立即展开抢救性发掘,至1998年6月为止,三星堆遗址迄今为止唯一一处墓地——仁胜村墓地得以重见天日[13]。2000年和200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继在月亮湾台地和青关山台地发现大型建筑和相关联的小型陶器祭祀坑以及陶水管、陶板瓦、陶璋、陶人等高等级遗物,确认了三星堆遗址的高等级建筑区。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出土的考古材料及目前所见的大宁河流域环境考古研究成果,在具体分析大宁河流域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德出结论:大宁河流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变迁使得当地各个时期的人类主要是在沿河两岸优越的自然条件中生存和发展,人类在利用环境的过程中创造并发展了各个阶段灿烂的文化,同时也在不断地影响和改造着周围的环境,周围环境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活动及其创造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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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草原通路的考古学调查与民族史探索   王子今  王遂川 (71)

仁胜村发掘现场

【内容提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故宫博物院组织的2005年康巴地区民族考古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收获。从古代民族活动的区域和路径来认识相关信息,可以获得交通史的新知识。康巴草原在古代中国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文化交往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石棺葬墓群的分布以及典型北方草原风格特征的青铜动物纹饰牌等文物的出土,都为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认识,提供了物证。如果从交通考察的视角分析考古学调查和民族史研究获得的相关资料,或许也有益于揭示有些历史疑案的谜底。

第三阶段:见人

○文博论坛

随着聚落考古、科技考古等新兴考古学学科、理论在中国的流行[14],加上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开始纳入国家“五年工作计划”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从2011年开始为了解聚落结构及其变迁而有计划地、系统地对三星堆遗址开展考古工作,最终目的在于“见”当时“人”的衣食住行。

浅谈公共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孙丽霞 (77)

2011年至201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重点保护范围和一般保护范围共计12平方公里开展了四次全面、细致的考古勘探,全面摸清遗址范围内的遗存分布、堆积状况和保存状况。

公共博物馆是解读和传播社会历史文化知识、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的载体,它的社会教育对青少年尤为重要。公共博物馆在对大众的道德、爱国主义情感上有启迪、激励的作用,是培养公共意识的重要资源,尤其对于大众审美修养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根据考古钻探提供的线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分别于2013年、2014年、2015年相继发现真武宫城墙、青关山城墙、西城墙拐角段,加上1999年发现的月亮湾城墙,在三星堆遗址的西北部合围出一座小城——月亮湾小城,即三星堆城址的内城。通过2013年、2014年对仓包包城墙、马屁股城墙和李家院子城墙的相继发掘,在月亮湾小城的东侧确认了一座新的小城——仓包包小城。由此,三星堆城址北部的内城格局得以较为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发掘内重城圈的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分别于2015年、2016年以及2017年对之前确认的东城墙、西城墙和月亮湾城墙的南段重新进行解剖,从而最终确认三星堆城址外城的格局以及营建过程[15]。

试论“中国旺苍红军城”的保护和发展   余书敏  王小灵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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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旺苍红军城”现存大量清代古民居建筑,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后期首府。在红军城的保护中应制定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的整治措施,明确环境整治的内容,并根据古镇特点制定展示路线,以达到保护古城的目的。

三星堆城址布局

○纪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二十周年专栏——回顾与感言

2012年至2015年,考古学家在2005年发掘的青关山台地持续开展大规模发掘,发现三座大型红烧土建筑,最终确认了青关山台地作为三星堆城址大型建筑集中分布区的性质[16]。

【内容提要】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是古代蜀文明里程碑式的发现。它证明了三星堆遗址是古蜀国都邑所在地,经过二十多年的考古发掘,材料正陆续整理公布。“祭祀坑发掘日记”、“出土青铜器的修复情况”和“三星堆遗址历年发掘”介绍了二十年来三星堆遗址工作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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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星堆遗址考古大事纪要   陈德安 (83)

青关山一号大型建筑基址

二、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发掘日记   陈显丹 (85)

二、三星堆遗址考古研究成果

三、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文物的修复   杨晓邬 (90)

与三星堆遗址有关的研究与上述考古工作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在将近90年的研究历史中,三星堆遗址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四、感言   马继贤  宋治民  林 向  孙 华  肖先进  施劲松 (92)

遗址分期编年体系基本建立

二十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考古工作开展有限,对于三星堆遗址的分期与断代研究相对较少,成果也不甚明显,仅知遗址的年代包含新石器时代和商周两个大的阶段,但具体的分期尚未开展。三星堆遗址发掘者根据1980年至1981年的发掘资料,首次将三星堆遗址分为四期(其中第四期尚未明确提出,但已有所特别关注)[17],之后陈显丹[18]和孙华[19]等人相继撰文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分期,虽然不同学者的分期结论有所不同,但将遗址分为四期基本形成共识,这一结论一直沿用至今,形成定论。雷雨在编辑《广汉三星堆——198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过程中将遗址分期进一步细化为四期13段,至此三星堆遗址的分期编年体系基本建立。

遗址所属考古学文化、源流,及其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等大致厘清

三星堆遗址发掘者首次将遗址所获文化遗存命名为三星堆文化,但未详细分辨究竟报告所分哪几期是三星堆文化[20]。孙华首次将遗址所分三期分别归属为边堆山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21]。这是目前学界关于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文化构成情况的主要观点,此后虽然有不同学者关于这方面有不同的观点,但仅限于三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如关于遗址第一期遗存所属考古学文化有边堆山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等不同意见,关于遗址第四期有属十二桥文化、三星堆文化、三星堆四期文化等分歧。

一直以来,学界关于三星堆遗址所属考古学文化的源流和延续的观点相对统一,均认为一期、二至三期、四期所属考古学文化前后相继,是同属一个文化序列的不同阶段或不同考古学文化,三者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三星堆一期遗存所属考古学文化的来源主要有川西北山地[22]和长江中游地区[23]两种说法。2009年在什邡桂圆桥遗址发现的早于三星堆一期的遗存为解决这一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发掘者将其命名为桂圆桥文化,并作为三星堆一期考古学文化的直接源头[24]。

研究表明,三星堆遗址在各个时期与盆地之外的考古学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交流:一期时与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在城墙筑造方法、陶器制作、玉器形制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二期、三期时与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在陶器种类、形制、铜器器形、纹饰以及玉器特征等方面较为相近;四期时与关中地区在陶器形制等方面往来密切,在越南也发现有与三星堆遗址相似的玉石器,或表明二者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城址北部的聚落结构及城墙营建过程大体明确

经过“十二五”以来的考古工作和研究,三星堆城址北部的聚落结构和城墙营建过程已大致明确。整体而言,三星堆城址是“一大多小”的格局,“一大”即由东城墙、南城墙、西城墙以及由青关山城墙、真武宫城墙和马屁股城墙串联起来的北城墙合围而成的外城圈,“多小”指位于外城圈内的多座小城,目前已经在北部确认两座,分别是由月亮湾城墙、真武宫城墙、青关山城墙、西城墙北段及其南端东转部分城墙合围的月亮湾小城,以及由仓包包城墙、李家院子城墙、马屁股城墙和东城墙北段合围的仓包包小城。外城圈和两座小城共用北城墙。由于月亮城墙南段为补筑,马牧河南侧还有三星堆城墙,因此三星堆遗址的大城南部可能还存在其它小城。

就目前成果来看,三星堆城址并非一次性营建而成,而是经历了至少三个阶段:最初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偏晚阶段在遗址西北部建造月亮湾小城,之后于遗址第三期偏早阶段沿着月亮湾小城北墙和西墙,即北城墙西段和西城墙北段分别向东、向南扩建,与三星堆城墙一起形成第二重城圈,第三期偏晚阶段在城内东北部加筑仓包包城墙和李家院子城墙,由此形成仓包包小城,并继续向南扩建东城墙和西城墙,与新建的南城墙合围成遗址第三重城圈。三个阶段的划分也可从城墙结构方面得到印证,月亮湾小城的城墙结构与宝墩古城内城的城墙结构类似,可明显分为几个倾斜的单元,墙体的块状结构感和施工顺序感非常强烈,东城墙、西城墙南段和三星堆城墙的结构大体呈“几”字形,而包括马屁股城墙在内的仓包包小城的城墙结构则未分单元,施工顺序感也很弱,与宝墩古城外城墙的结构相近。

祭祀坑及其出土各类铜、玉石、金器等的年代、形制、纹饰和性质基本清楚

随着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各类精美文物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祭祀坑本身的年代、性质;

铜器的形制、纹饰、铸造工艺以及在宗教、祭祀上的用途和寓意;玉器尤其是玉璋的形制、用途、纹饰解读;

金器的用途、纹饰解读;

各类器物所反映的古蜀国历史、民族情况;

其他。

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众多,意见纷呈,是三星堆研究中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部分。虽然不同观点差别较大,甚至相互抵牾,但都具有其合理性。

总结而言,两个祭祀坑的年代有殷墟一期、商末周初、西周早期乃至更晚等不同观点,祭祀坑的性质有祭祀坑[25]、亡国宝器坑[26]、墓葬[27]、不祥宝器坑[28]等多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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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祭祀坑发掘场景

坑内出土器物从形制上可分为两大类:

其一为具有明显本地风格的器物,如铜器中的面具、头像、神树、立人像等,玉器中的有领玉瑗、大玉璧,金器中的金杖、金箔面具等;

其二为来源于中原风格并加以改进的器物,如铜器中的尊、罍、戈等,玉器中的璋等。

这些器物均用于祭祀,并且不同器物在祭祀仪式中的用途各有不同,如铜尊、罍是盛放祭祀用品的盛器,神树、面具象征祭祀对象,立人像是祭司的物化,金器等则是各级祭司、世俗统治者的身份象征,跪坐人像则是侍者,玉璋、象牙等则是祭祀用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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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二号祭祀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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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大立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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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神树

与三星堆遗址相关的历史、民族大致清晰

借助少量的传世文献以及各类器物的造型、纹饰,可对三星堆遗址相关的历史、民族情况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随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多数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作为都城废弃之后,都城随后迁徙至金沙遗址,并对迁徙的原因做了详细论述,或认为是因为洪水泛滥被迫迁徙[30],或认为是不同民族之间战争导致的迁徙,或认为是一个民族内部两支人群以相对平和的方式争夺世俗和神权导致的迁徙[31]。由于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与鱼、鸟有关的遗物,如陶鸟头把勺、青铜鸟、金杖上的鱼鸟双箭图、玉璋上的鸟形象等,多数学者将其作为传说中的古蜀国王鱼凫的都城,其居住在都城内的民族也多为古蜀族[32]。

其他方面的研究诸如铜器成分、金器成分、象牙结构、石器矿物成分等科技考古以及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开发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总之,通过九十年的各项考古工作和研究,三星堆遗址所展现出的古蜀文明内涵、面貌已较为清晰[33],对于古蜀国的历史变迁、社会构成等也形成了一定的认识。

三、《三星堆:神与人的世界——四川古代文明展》有关器物的考古研究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围绕着这些文物有着太多未解之谜,也指引着相关考古工作和研究的开展。就本次展览试举两例说明。

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57件玉璋,是南中国地区集中出土玉璋最多的遗址。很显然,使用玉璋是古蜀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远在1000公里之遥的越南北部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土了数件玉璋,其形制、纹饰等特征与三星堆祭祀坑所出玉璋基本一致[34]。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2006年开全国之先河,率先赴越南开展考古发掘,所获颇丰,基本了解了玉璋的出土背景、文化面貌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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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玉璋

作为古蜀文明的重要遗物,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数量丰富的海贝,其来源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尽管之前已有多位学者对此有过探讨[36],或认为来自中原,或认为来自东方,或认为来自西亚,或认为来自南亚,莫衷一是。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者主要是通过古代文献记载和零星考古发现去推论,缺乏实地考察。近年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相关文博单位联合开展的“南亚廊道考古调查”项目即是为解决这一学术问题而开展的一次目的性较强的实地考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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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海贝

尽管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取得了上述众多成就,但却只揭开了三星堆遗址这座古蜀国都城神秘面纱的一角,还有更多有关古蜀文明的谜题等待世人去解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四川省委、省政府积极推动古蜀文明传承工程,我们相信古蜀文明研究一定会蒸蒸日上,取得更多新的成果。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冉宏林 雷雨

注释

[1] 王嘉:《145件文物飞往罗马展现古蜀文明》,《成都日报》2019年3月24日

[2] 孙庆伟:《追迹三代》第1—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3] 相关文章可参看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编:《三星堆研究》,天地出版社,2006年。

[4]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5] 王家祐、江甸潮:《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考古》1958年第8期。

[6]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广兴公社古遗址调查简报》,《文物》1961年第11期。

[7] 马继贤:《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310—314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8] 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9]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1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1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78—90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12] 陈德安、杨剑:《三星堆遗址商代城址的调查与认识》,王震中等编《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9—156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1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考古》2004年第10期。

[14] 俞伟超、张爱冰:《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本文引自《考古学是什么》第164—1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5] 雷雨:《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突破——发现最高等级建筑区、合围大城及北部小城、城址北部格局逐渐清晰》,《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25日第五版。

[16] 雷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012~2013年考古新收获》,国家文物局主编《2013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46—51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17]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18]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特征及其发展》,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213—231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19] 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0–24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20]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21] 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0–24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22] 黄昊德、赵宾福:《宝墩文化的发现及其来源考察》,《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2期。

[23] 杨华、赵冬:《鱼凫文化遗存与石家河文化遗存的关系》,《三峡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24] a.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什邡桂圆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9期;b.万娇、雷雨:《桂圆桥遗址与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发展脉络》,《文物》2013年第9期。

[25]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坑两个问题的探讨》,《文物》1989年第5期。

[26] 徐朝龙:《三星堆“祭祀坑说”唱异——兼谈鱼凫和杜宇之关系》,《四川文物》1992年第5期。

[27] 张明华:《三星堆祭祀坑会否是墓葬》,《中国文物报》1989年6月2日第一版。

[28] 孙华:《关于三星堆器物坑若干问题的辩证》,《四川文物》1993年第4、5期。

[29] 孙华:《三星堆器物坑文物丛考》,《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第239—262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30] 林向:《从三星堆到金沙——寻找失落的三星堆古城》,《文史知识》2006年第8期。

[31] 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问题——埋藏年代、性质、主人和背景》,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9—53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32] 胡昌钰、蔡革:《鱼凫考——也谈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1992年增刊。

[33] 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

[34] 彭长林:《越南北部牙璋研究》,《华夏考古》2015年第1期。

[3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年。

[36] a.敖天照:《三星堆海贝来源初探》,《四川文物》1993年第5期;b.刘光曙:《试论三星堆海贝来源及其影响》,《四川文物》1993年第5期;c.莫洪贵:《广汉三星堆遗址海贝的研究》,《四川文物》1993年第5期;d.敖天照:《略谈三星堆海贝的来源》,《文史杂志》199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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