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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522:文豪叶辛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移

来源:http://www.operasage.com 作者:奥门新萄京8522 时间:2019-11-04 04:19

原标题:空前的动员: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何以绵延20年? | 文化纵横

1968年7月15日,郏县大李庄乡也依据毛泽东的批示,改名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特殊的名字和地位使之成为中国版图上字节最多的地名。在70年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公章,仿佛是一道“御赐金关令”走到哪里都一路畅通。“广阔天地”的名气盖过河南郏县,被誉为“中国知青运动的圣地”。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大事简录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主动积极地投身农村和边疆,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新高潮。

作家叶辛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回顾与反思

✪ 胡献忠 /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团中央青运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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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革”前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新中国戍边垦荒发展生产的历史选择

一代人的青春,是知青们用汗水和眼泪、苦涩和艰辛、希望和憧憬,在蹉跎岁月里书写的。——叶辛

[导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国家制度内的一场持续20多年的社会运动,其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动员体系在支撑。作者研究认为,这一运动的动员结构具有不同于西方理论模型的变迁特征:动员基调由“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动员范围由局部发起到举国体制,动员主体由单体独进到人民战争,动员方式由舆论宣传到政策引导,动员典型由普通青年到领导子女。整个动员过程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高层鼓动号召与基层自发自愿相结合,改变农村面貌与青年成长路径相结合,城乡现实需要与革命理想主义相结合。当然,体制内难以彻底根绝的官僚作风所导致的哄诱与强制,成为政治动员中不和谐的音符,值得深入反思。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本文摘自:《辽沈晚报》2009年12月08日第A08版,作者:袁起、邹国良,原题:60年语录

(一)动员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备战备荒应对美苏战争威胁的战略布署

历史走进2006年。随着二十世纪的逐渐远去,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在逐渐地淡出人们的记忆。

任何社会运动从条件转为现实,都需要大量群众的加入才能实现。而大众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或者说是通过什么机制被动员或卷入一场社会运动,取决于国家或地区主导性力量的强弱,表现为对民众言论行为导控能力的大小,同时还取决于动员方式与内容是否为相当数量的民众所接受,即动员结构是否与社会结构相契合并合理有效。新中国成立后兴起的多次社会运动,其动员时序无一不是自上而下,动员表象无一不是“轰轰烈烈”,组织性力量及网络状关系充当了成功动员的重要基础。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叙述的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社会运动,其内涵与西方社会运动并不完全等同,而是具有诸多中国社会独有的特征。或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场能够持续20多年的社会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相当少见,其动员结构值得深度考察。这种尘埃落定后的探究,需要回归到历史的深处。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一九五三年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教育革命与工农相结合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需要

“知识青年”这个词,按字面的解释应是:接受过正规教育,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社会环境态势:综合性动因与阶段性特征**

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

针对解放初学校迅速增加、入学人数持续增长的势头,教育部提出整顿方针,导致建国以来第一次中小学招生人数的突然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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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释一点也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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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合作化运动进入大发展时期,《人民日报》于8月11日发表了《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社论,第一次明确地向知识青年发出下乡参加生产劳动的号召。

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同时刊载《关于山东蓬莱县潮水乡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情况调查》。

今天,是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47周年纪念日,为此特修改重发此文,谨以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2周年。

但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在中国人普遍的感觉里,知识青年,或者其最为简洁的称呼:“知青”。则是专门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代人。有一些我们的同时代人,在那些年里幸运地没有去上山下乡,而是按照当时称谓“四个面向”的要求,分配到了工厂、矿山、基层组织,参军当兵。他们见知识青年的话题一度十分热闹,便说自已也是知识青年。从道理上来讲没有错,但是在中国,没有人承认他们是知识青年,国家有关知识青年的所有政策,也不会落实到他们的头上。如果他们顽固地还要申明自已是知青,则会被人视为神经可能有毛病。

同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结构又在工业化前期会呈现不断加强的态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领导层,是基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而不是经济发展角度来认知城乡二元结构。除了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战略之外,他们还认为,走与工人、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尤其是到农村去,是青年知识分子实现自我改造的根本途径。而且,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都是开辟并依托农村根据地来迎击外部挑战、不断发展壮大的。在这一过程中,不论在整个革命事业的宏观层面,还是在个人成长的微观层面,都形成了一套比较成功的经验。

一场震撼20世纪、长达27年、涉及1800万青年、牵动十亿人心的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发动起来。

一九五四年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主动积极地投身农村和边疆,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新高潮。这场重塑新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运动被最早从事知青运动研究之一的美国教授托马斯.伯恩斯坦称之为“本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

和知青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词:“老三届”。也被人说得很多很多,前不久我去一所中学讲演,有学生就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66、67、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被称为老三届而比66届还要大、还要老的65届、64届、63届人,没有人称他们为老三届。”

因此,即使成为执政党,在决策层的主流意识中,对农村还是情有独钟的。这抑或是执政党发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个深层的基本认知,这种认识使运动一开始就拥有道德的制高点。当时运动中翻来覆去的口号之一就是“农村也是大学”。但是,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规律是城市吸纳众多农村流动人口,只有进入后现代才可能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而且从人性本能上讲,尚未温饱的普通民众大多有向优质生存环境迁移的内在欲望,这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动员的工作量和难度,以至于在上山下乡运动的中后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强制性动员。

这一年9月初,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上写了一段批语:

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大众日报》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源于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1955年,结束于“历史转折”时期。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贯穿于新中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方向,是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

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但是,这个问题的认真提出,让我感觉到,时间的巨轮和历史的浪潮会洗涮一切,会把生活中曾经有过和发生过的一切过滤成另外一个样子。就象我们时常见到的那些随心所欲戏说的古装电视剧一样。

追根溯源,上山下乡的前奏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最初的提法是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第一次明确提出“下乡上山”的概念,则是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文件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主要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到1965年,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组长谭震林强调:“下乡上山,上山应该是主要的,从长远看,上山发展生产的潜力很大。”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是以“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为题的,自此全国范围内逐渐通用“上山下乡”这个提法。

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一九五五年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伴随了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巩固、发展和解体全过程,全程参与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化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政治制度的巩固,提升了农村文化结构,促进了农村中小学教育普及和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经历过“三大实践”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于是,我放下了手头正在写的小说,来探讨发生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来评析这一曾经牵涉千家万户,被誉为震撼二十世纪,牵动十亿人的心,对整整一代青年命运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的社会问题,来完成这一篇论文。

今天反观这场运动,不论名称如何、提法怎样,其主要的形式与内容始终是组织动员受过一定教育的知识青年到第一产业的区域去“就业”。按照研究界比较通行的观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滥觞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结束于80年代初期。基于动员的角度,其间经历了四个阶段:

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县城西南的大李庄乡组织32名回乡知青参加农业合作化工作的典型事迹上报后,毛泽东于9月4日亲笔批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8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

知青上山下乡初始距今已整六十年,我们现在评价那段历史必须跳出新的“两个凡是”的束缚,站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去探寻时代意义,而不是以个人的经历得失为标准,更不应该用道听途说或谣言为依据。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分析这一历史过程。

内文摘要:

(1)初始阶段。又可细分为一前一后两个源头。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教育得到迅猛发展,到1953年不能升学的人数达到213.4万。为了缓解城镇的容纳压力,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首次提出由政府出面动员组织一部分青年学生到农村就业的设想。这可以视为日后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初源头。1955年8月至1956年上半年,为落实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且受到中共中央转发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的政治鼓舞,向有“开风气之先”传统的青年团发起青年志愿垦荒运动,从而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又一直接源头。而毛泽东在1955年9月所题写的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农村合作化的按语,则成为知识青年自愿向下流动的重要动力源。

中共中央马上做出反应,在《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特别写上了一条:“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12月,*在河南郏县一份合作化材料上批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社工作,值得特别注意,……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新中国戍边垦荒发展生产的历史选择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大有作为、还是有所作为、或是无所作为?……没有发挥文化知识作用的知青,也就是到了农村基本上无所作为的知青。”详细>>

(2)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下乡插队及60年代中期的突出上山为发展阶段。1958年开始的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造成工农业生产大滑坡,促使1962年年初中共中央果断提出压缩2000万城镇人口,直接推动了城镇知识青年大规模下乡插队;1960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又被提上日程;稍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把“下乡上山”确立为城镇知识青年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

此后“大跃进”运动受挫,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全中国有2600万人被精简下放,中国形成第一次人口大流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又一次被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

(二)组织青年垦荒运动

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人口出生率猛增,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保证全体人民的粮食需求,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开荒3868万亩的发展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农村和一些国营农场外,必须另外组织力量去完成。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55年8月9日,杨华、李秉衡等60名北京青年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屯垦戍边的申请,获得北京团市委的批准与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边疆垦荒的热潮。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16个大中城市的2000多名青年先后来到北大荒,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同年,河南省郏县一批中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毛主席获知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非常赞赏,指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二、“为什么那些说过大话、讲过豪言壮语、喊过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知青,最终都离开了农村……说大了,是城乡差别,谁都知道。说小了,是人,谁不指望在最为普通的日常生活中过得方便一些,轻松一些,惬意一些。如果在每一件日常生活小事上都觉得格格不入、提心吊胆、甚为不适,那叫过的是什么日子。

(3)“文革”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业处于停滞状态,城镇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就业。1968年11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号召后,知青上山下乡在随后的一年内达到高潮。

中国政府又在1962年做出了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后来又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山下乡”成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被涂抹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一九五五年

上山下乡是新中国青年学生的历史创举,是改变建国初期一穷二白面貌的时代选择,党中央顺应了历史潮流,将青年意愿上升为国家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知识青年自觉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的满腔热情,他们立志“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一些知识青年为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有的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有的到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宣誓,有的不顾父母劝阻从家里偷出户口办理迁移手续。涌现出了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知青典型代表。记得前两年到云南西双版纳旅游,当地的导游和村民主动向我们提起知青,是知青给他们带来了文化知识和边疆安宁、种下了郁郁葱葱的橡胶林改善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其感激与怀念之情溢于言表。知识青年为开垦荒山、稳定边疆、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现在尚留在农村里的知青,是有的,而且是知青中的极少部份。但是留在农村的这极少部份知青,决不是当年高喊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那些人,也不是我们的报纸和广播、电视使劲地宣传过的那些人,更不是当初也曾大有作为或有所作为的一批人,他们往往是知青中的弱者。近几年的报纸上,广播里,电视中,时有对这些人的报道和关注。他们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有的是因为疾病,有的是因为婚姻,有的是因为当时的良心,有的是因为城市中包括大上海已没有了家。无论他们的个人命运怎么样,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失意者。有的出现在镜头中,还让人感觉十分衰老和可怜。

(4)70年代初全民所有制工人总数、工资支出总额、粮食消费总量都突出了国家供应的底线,于是在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之后,在国务院研究落实的推动下,1973年到1975年知青上山下乡再掀高潮。

1966年,毛泽东再次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广阔的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号召。

7月6日,团中央在《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中提出“动员一部分城市未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备战备荒应对美苏战争威胁的战略布署

四、“一度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画上句号以后,有的人说,那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有的人说,文革是要否定的,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否定,青春无悔。有的人说,怪就要怪我们国家人太多了。有的人说,这无非是个就业问题。就业问题解决好了,今后就不用下乡了。有的人说,回忆往事,那些年月还是有值得留恋与美好的东西。有的人说,美好,那你再美好去啊,你怎么不去?有的人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的问题。

多数社会结构理论家都认为,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是三层结构:政治精英—中层组织—社会大众。建立在组织和网络关系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是人们加入某一社会运动的关键;而精英与民众的直接接触,则极易发起大规模社会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意志和主张能够通过组织网络直达社会基层,覆盖各个角落。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社会运动的动员时序,都是自上而下。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时间跨度大,动员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一直在持续发生变化,因此动员方式必然会随之发生一些变迁。

1968年7月15日,郏县大李庄乡也依据毛泽东的批示,改名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特殊的名字和地位使之成为中国版图上字节最多的地名。在70年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公章,仿佛是一道“御赐金关令”走到哪里都一路畅通。“广阔天地”的名气盖过河南郏县,被誉为“中国知青运动的圣地”。

9月10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60人到达萝北,建立“北京庄”。

五、“大规模的轰然而起一涌而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我们国家造成了一代人中的知识断层,1700万青年人都没进学校深造,而是去了广阔天地炼红心,修地球,国家要少培养多多少少人材,各行各业要少多少尖子,少多少发明创造。从整体和全局来说,整个国家的人才断层,使得我们的经济滞后,技术在原地踏步,其结果只能是拉大我们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政治总动员: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上山下乡运动发起之初,为了鼓励该项政策的实施,国家给插队知识青年供给粮食并发有一定津贴,以满足生活所需。但是,随着知识青年这个群体的急剧膨胀,再要做到上述保障工作已非当时的国力所能企及的。1970年前后,国家逐渐取消了上述待遇,知识青年开始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

10月,上海100名城市青年组成垦荒队前往江西,成立“共青社”。

由安置社会青年的权宜之计,迅速发展到为“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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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先后参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万人,1/10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11月5日,天津范春兰、杜俊起等52人组成的第二志愿垦荒队启程前往黑龙江萝北县建立“天津庄”。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提出,是和红卫兵运动的衰落、和66、67、68“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危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之前,应届毕业生不是经过考试升学,就是通过一定的途经分配工作。但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批判了17年“旧”的教育制度,在毛泽东有关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之下,忙着进行热热闹闹的“斗、批、改”,学校既没有招收新生,又没有及时地组织毕业生升学、就业,而是一直狂热地鼓动学生们在学校内停课闹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闹得几乎每一所学校都是派别林立,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小辩论不断,今天斗这一个,明天批那一个,这个说好得很,那个偏说好个屁。或者是这个骂那个保皇派,那个咒这个狗腿子,咒骂得不过瘾了,甚至于发展到武斗。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由上而下的垂直分层的社会运作机制。而超凡魅力型领导人更具有超强的号召力、影响力和支配力,往往能够一呼百应。“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从陕北黄土高坡一直唱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信天游,唱出了毛泽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各个阶段的动员起因来看,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指示在其中一直发挥着直接的巨大推动作用。换句话说,也只有长期以来备受民众衷心拥戴的党的最高领袖,才具备实施政治总动员的资格和魄力。

一九五六年1月,河南、山东、湖南等省开展移民垦荒活动,旋即陷入低谷。

经过两年多的闹革命,真正热心于红卫兵运动、留在学校里打派仗的,已经只是一小部份学生,大部份学生都对无休无止的辩论已持观望的态度。可就是这留在学校的一小部份人,经常把革命和派性甚至于武斗闹到社会上,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和人们的生活。更为迫切的现实是,老三届们留在校内闹革命,小学毕业急待升入中学的学生们就进不来,三届小学毕业生也不允许老三届们留在学校里把文化大革命搞下去。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具体国情,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一再强调,要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1955年,由毛泽东从调整生产关系的视角领导和发动起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为解决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问题,毛泽东在当年9月至12月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亲自加写许多按语。当看到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后,他兴奋地写道:

当年大中学校招生数量突然增加,生源严重不足。

特别是1968年的夏季,全国三十个省市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当时的话是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要进入“从大乱到大治”的阶段,毛泽东本人已为制止武斗召集北京五大学生头头提出告戒,并明确提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老三届毕业生分配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了学校,怎么落实复课闹革命。

“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三)组织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做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这时候,国家必须就几百万老三届学生们毕业以后的出路尽快作出决定:怎么办?

在强政治性结构社会中,毛泽东这一醍醐灌顶的按语,作为中共高层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路径的最新研判,在社会上、青年中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号召力。甚至可以说,越到后期影响越大,乃至在相当长的时间段,这句按语成为各地政府开展动员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激励着数以万计的城镇知识青年主动融入上山下乡的大潮之中。十三年后,即1968年7月15日,经河南省革委会、许昌革委会批准,郏县革委会整合原属大李庄乡的部分村队,单独成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公章仿佛是道“御赐金关令”,走到哪里都一路畅通,此地也成为“中国知青运动的圣地”。

一九五七年大中学校招生人数急剧下降;城市机关、工厂“精简”、“停招”。

怎么办呢,原先有过“四个面向”的说法,那就是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

事实上,中国自1957年之后,执政党的工作理念逐渐开始偏“左”,期间虽然也有一些纠正的努力,却没有彻底解决,反而变本加厉,经济问题逐渐被政治问题所取代,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爆发和“红卫兵运动”兴起。鉴于“文革”一年来城市红卫兵们焕发出的过剩热情所造成的混乱无序的社会局面,以及城市青年学生无法正常升学、就业的现状,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转引的形式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4月8日,《人民日报》据刘少奇在湖南的讲话精神发表长篇社论《关于中小学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提出“只能把绝大多数人安排去就农业,就农业也是就业”“做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

但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破坏了很多厂矿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有的地方还在进行武斗,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人浮于事现象极为普遍,根本不可能招收新的工人。即使是要招收工人的厂矿,名额也十分有限。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8月20日,天津市第一批自愿到农村的赵耘等124名初中毕业生出发。

于是乎,客观上四个面向就剩下了三个面向,那就是面向农村、边疆、基层。而边疆和偏远省份的基层,就是农场或是农村。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毛泽东的话常常被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和最新、最高指示。此次“最高指示”实际上是动员令,它明确了上山下乡的对象是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目的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它向涉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方面面都打了招呼:“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还要求各地农村的同志“欢迎他们去”。“最高指示”一经发表,各地群众连夜敲锣打鼓游行庆祝,各级党政更是闻风而动。比如,广东省革委会于同日发出通知,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北京市之前即开始动员高初中毕业生去山西插队落户,“最高指示”发表后三天内就有近4万人报名参加。1969年一二月间,全国下乡落户的知青达到155.6万人。

当年,全国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约15000人,天津2092人。

这一年上半年,北京一个红卫兵,主动要求去大串连时到过的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当农民。人民日报刊发了长篇通讯作了报道。下半年,北京几所中学的10名毕业生,启程前往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落户,当普通农民。几乎是与此同时,青岛、上海和一些省会城市,都有一些毕业生自发地去往山东农村、河南兰考、井岗山等地插队落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历经起伏,之所以能在1973到1975年再掀高潮,直接起因在于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的复信。1972年12月20日,福建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下乡知青的困境、自己家庭的难处和干部子女“走后门”的不正之风。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李庆霖“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并寄上300元钱。4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问题。会议强调一定把上山下乡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21号文件,将李庆霖的上书、毛泽东的复信等一并传达到下乡知青和广大群众中。

10月26日,颁布《1956年—18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首次使用“下乡上山”用语。

并由于报纸、广播的大量宣传,形成一股势头。

6月22日,自“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期长达47天,最终形成《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的报告》和两个附件,并以中央30号文件的形式转发全国。会后大批工作组或检查组被派往基层,宣传落实知青政策。由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社会各阶层普遍关注,这场运动也因此很快摆脱了萎靡状态,1974年到1977年下乡人数达到769.05万人,平均每年192.27万人,大大超出预想,再次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又一波高潮。

一九五八年

势头虽大,但还没有形成运动。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仍清楚地记得1966年秋冬,文革之前已经下乡的知青们,一度也返城造反,称上山下乡是上当受骗,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地,返城知青们静坐示威、强占楼房,闹着要求迁回户口,提出:“杀回城市闹革命!”

▍**从青年团到各级党政再到学校街道工厂:举国体制下的网格状组织动员**

5月,上海2万余名青年出发到湖北和安徽,这是50年代最后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活动。

那么,上山下乡这件事情,在中国,是怎么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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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控制、精简城镇人口,支援边疆建设

最近有文章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起于苏联。《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也有记截:1955年4月8日,当时称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了解到,从1954年开始,苏联改变了以往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动员城市青年下乡为垦荒的主体。一年多的时间里,共有2、74万人前往边远农村垦荒建场。这一做法,既能利用荒地增产粮食,又能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代表团回国以后,团中央书记处于6月下旬将《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报送中共中央,6月2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在批示中指出这个报告“很有参阅价值”。

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组织动员一般是指社会中层组织的动员。本文所论及的组织,是指国家、执政党与民众之间的中介,如政府部门、群众组织、学校、企业、街道等。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执政地位后,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在宏观层面实施“举国动员”,中观层面发起“系统动员”,微观层面进行“单位动员”,而且是由上而下逐级传导。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动员的又一重要特色。

一九五八年1月,全国人大颁布《户口登记条例》。大城市开始注意控制人口。

应该说,苏联开垦荒地的做法促进了中国城镇青年的下乡。而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则早在这之前就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思想,上世纪六十年代上半叶的报纸社论,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称为“五四运动的方向”,一篇一篇的社论中不断地引用毛泽东在《五四运动》这篇文章中的经典语录:“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由于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是城市青年学生,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文革”之前,青年团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50年代初,国家倡导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同时,开始尝试动员城市少数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务农。青年团一方面开展宣传鼓动,一方面实施组织策划。1955年8月,团中央书记处根据党中央指示,借鉴苏联的经验,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从而掀起一波小高潮。1956年9月,团中央在批转共青团湖南省委关于青年垦荒队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垦荒是国家移民的一部分,它的工作应当由各地党委和政府统一管理起来。当然,有关地区的团委也需要采取负责到底的精神,加以关心和帮助,及时地把情况和问题反映给党和政府。

8月,中央作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

还有一段我们这一代人几乎人人背诵过的语录:“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辩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此后,各级团组织依然关注上山下乡问题,积极开展针对城市青年的动员工作。1960年10月,团中央书记处就关于动员青年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和广泛开展热爱农业劳动教育问题向中共中央做了请示报告。认为,抽调大批劳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是全党正抓的一件大事,也是当前青年团工作中一项中心任务,需要突出地抓一抓。1962年,在中共上海市委提议下,共青团上海市委组织“青年农业建设队”,专门招收高中毕业生,参加为期一到两年的农业劳动,作为以后长期下乡务农的准备。在动员青年下乡过程中,团中央就动员方式提出五个结合:轰轰烈烈的宣传运动和精雕细刻的个别发动相结合,以个别发动为主;临时的集中动员和经常的教育相结合,以经常教育为主;自上而下的教育和群众的自我教育相结合,以自我教育为主;动员青年和说服家庭相结合,以动员青年为主;政治动员与必要的物质保证相结合,以政治动员为主。

暑期开始高校扩招,再次出现生源不足问题。

毛泽东的思想,是倡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充分的理论依据。

20世纪50年代时断时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在各级青年团、学校、劳动管理部门,以及农村基层领导的共同努力和配合下进行的。进入60年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制定出相应的方针和政策。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再到相关专区、县,建立起专门的领导机构;中央编制详细规划,再将动员人数和经费层层落实到各省、市、自治区、专区、县,以及城市教育局、学校、街道;国家还充分调动舆论工具,不断提高宣传调门,通过召开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线广播大会,组织数以万计的职工群众和学生欢送毕业生下乡,以营造令城市学校的毕业生毋庸置疑甚至别无选择的社会氛围。

一九五九年《中国青年》报道天津1957年下乡的王培珍“扎根”农村的事迹。

故而,从50 年代开始,新中国成立初期,解决失业人员问题时,解决中、小学生毕业后的出路问题时,也曾鼓励来自农村的失业人员及学生回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时期真正的城市青年到农村去的还极为少见。

各类学校是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的第一关口和主要阵地,首先在课堂教学和师生集会上大讲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鼓励学生们当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且通过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诸如忆苦思甜、“斗私批修”等思想教育;同时,根据下乡标准要求,确定具体人选,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还组织之前带头下乡的知青骨干回来现身说教,动员宣传。

一九六0年

经团中央牵头,从50年代中期的1955到60 年代初始,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探索阶段。在这一阶段,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有志青年,响应党“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号召,组织垦荒队、远征队,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到边疆去,立志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成为一代新风。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北京去往黑龙江的垦荒队和上海去往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后来建成共青城的两批知青,但即使是在这一阶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不过处于舆论倡导和摸索经验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发出了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大城市,街道是最低一级行政组织,下面又编有若干居民委员会。每年中学生即将分配时,街道干部就要集中对应下乡的毕业生进行摸底排队,主动向学校和有关部门介绍毕业生和家长的思想动态,提出相应措施,同时举办各种学习班,进行上山下乡教育,积极配合学校和有关部门做好动员准备工作。在动员过程中,学生家长的所在单位(主要是工厂)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厂党委经常与街道、学校沟通,及时了解全厂职工子女的毕业时间和成长情况,登记造册,并把工厂掌握的情况介绍给学校和街道,共同做好职工及子女的动员工作。

1958--1960年职工人数增加2500多万,其中1430万来自农村。

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最为著名的两段语录之一。

也就是说,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全国、全党乃至整个社会的任务,已经超出了青年团的自身能力和职责范围,但团组织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辅助力量。对于青年团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应有的角色担当,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明确指示。1963年10月,周恩来在《中国青年》创刊40周年晚会上提出,《中国青年》杂志的方针应该是“面向农村,兼顾城市”,整个青年团工作也应当如此。随即,团中央组织调研组分赴各地调研,并召开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工作的汇报会;还准备于1964年五四青年节召开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便在夏秋时掀起一个热潮;同时集中力量,保证国营农场和集中插队地区的团支部,都有一份《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1965年2月,周恩来在知识青年安置报告中又特别提到青年团,指出:安置工作总要有一个青年团做助手,青年团是党的帮手,对青年的安置工作,负责任最大。要使下乡青年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有军事这四项主要的精神食粮。这是一个伟大光荣的任务,青年团要担负起来。

8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真正开始引起城市的广泛关注,并成为人们的议论中心,是在60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以后。

总的来看,举国体制的动员范围,上至领导机关,下至基层单位,中间还有各级党委政府、青年团组织、教育部门、宣传部门等,各司其职,共同编织成纵横交错的强大的动员网络。在当时被总结为:“人人动口,个个上阵,处处重视,八方支持,打了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民战争”。从青年团到各级党政再到学校、街道、工厂,通过正面教育和细致的思想工作,坚持做到“四通”:即本人通、家长通、亲邻朋友通、老师同学通,举国体制下的网格状组织动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8月15日,9月2日,河北日报、人民日报相继报道邢燕子立志回乡当农民的事迹。

那时候,为了调整国民经济,国家决心减少二千万城镇人口,除了动员职工回乡之外,对于毕业之后不能升学,又一时无法安排工作的社会青年,都动员他们到农村和边疆去。

▍**口号与报纸:充满英雄气概和理想主义的舆论宣传**

一九六一年6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精简职工工作的通知。教育部决定当年压缩高中等学校在校学生100万。

在上海,几乎所有的街道和居民委员会都在谈论动员社会青年去新疆的话题。《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歌声,随着描绘新疆风光的电影纪录片一次一次的播放,唱遍了上海滩。当一批一批青年戴着大红花、坐火车离开上海去新疆时,报纸、广播、里弄黑板报、电影纪录片等所有的宣传工具,作了最为充分的报道。使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种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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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上海等省市知青支边到新疆、青海等地。(河北、宁夏未实施)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探索寻找一条解决中国城镇就业问题的出路,是一权宜之计。在具体做法上,则是以有计划地安置为主,鼓励知青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奉献知识为主。从50年代中期到1966年,全国共有号称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得来说政策是稳妥的,大多数下乡青年是安定的,情况是平稳的。

中共中央做出决策之后,如何更加有效地将决策变成更多民众的意志和行动,除了以上的政治总动员、组织动员之外,还需要舆论动员,即通过标语口号、报纸、杂志、广播、宣传画、歌曲、电影等文字、声音、画面载体,以期营造一个浓厚的社会氛围,使动员对象在最大限度上、最大范围内受感染、被触动,自愿乃至竞相融入执政党所倡导的集体行动之中。本文主要分析标语口号动员与报纸新闻动员。

一九六二年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市人口的决定》。

但是,也不能否认,下去的知青仍然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诸如认为城镇青年下乡难以长期坚持下去,生活上不能自给,碰到医疗、口粮、住房等一系列困难时,无法及时解决,个别知青遭受歧视、侮辱等。

在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过程中,标语口号的宣传鼓动一直被经常采用。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最著名的口号当属毛泽东所做的指示,如前所述,在1955年和1968年各有一次。领袖指示传达到基层,往往被简化为更易口口相传的动员口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如此。前者的影响和作用随着时代推移和形势发展愈加突出;后者一经传播,则随即转化为人们对上山下乡理解、支持和参与的精神动力。实际上,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间相差十三年,中国社会场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知识青年的角色也悄然发生了转变。剖析这两个著名的动员口号,前者立足于青年“最积极最有生气”的优势,从其成长发展的角度发出号召;后者着眼于青年的短板,就其全面成长而提出要求。上山下乡运动的领导人真诚地希望,通过对下乡知识青年的教育培养,将造就出一支庞大的生力军,他们同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使农村起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农业的发展将带动工业的发展,整个国家的面貌就会发生极大的变化。

8月,天津2000中小学毕业生和社会青年到河北省文安新桥、李庄等农场。

1966年秋冬返城造反的知青们贴出的大字报上,对这些问题都有所反映。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些问题不但具有代表性,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始终存在着,发展到最后甚至越来越严重。

青年群体是充满朝气和梦想的,要激发青年的内在冲动,往往需要大尺度、“重口味”的醒世警句。当时鼓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标语口号大概有这么几类:

9月,侯隽自愿到宝坻下乡务农。

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随着造反浪潮的一浪高过一浪,1966年上半年还搞得热热闹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了下半年即告停顿。记得那一年的春夏之交,我还和几个同班同学一起,奉学校之命去参加街道里弄组织的欢送社会青年奔赴新疆的活动,到了当年底,那几个曾被我们欢送去新疆的社会青年,又趁着造反风回来了。

一是抒发豪情壮志类,如“好儿女志在四方”“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越是艰险越向前”。

10月16日—11月6日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召开了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的汇报会议。

这也是知青上山下乡在造反当年停顿的原因吧。

二是立志改变面貌类,如“向三荒进军”“向三荒要万宝”“上山下乡,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安家落户新农村,改造山河抒豪情”。

11月8日,团中央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城市知识青年安置问题的报告,建议了三条出路,一是参加农业生产,一是城市就业,一是组织自学。

这一停顿就是两年。可以插叙一笔的是,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下乡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的通知》,通知要知青们赶紧回农村去安心劳动。用当时的话来说是抓革命、促生产。《人民日报》在2 月20日写了一个编者按语,明确提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

三是表明身份转换类,如“农村也是大学”“与资产阶级思想决裂,做贫下中农忠实朋友”“当社会主义新农民,做贫下中农好朋友”“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农村志不移”。

(五)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实施大规模支农下乡和支边活动

好象就是针对知青们提出的“杀回城市闹革命”口号的回答。

四是提升政治境界类,如“服从祖国需要,接受人民挑选”“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干一辈子革命,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战天斗地炼红心,排除万难干革命”。

一九六三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不懈地好好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

到了1968年冬天的12 月21 日,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了一个急转直下的巨大变化,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晚上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送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这些激情满怀的标语口号在城市街道、大中学校、广大农村以及各种公共场所铺天盖地,在视觉和听觉上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已经足以让年轻的城市学生热血沸腾、眩晕无比了。

6月29日—7月10日,中央召开六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会。周恩来总理作重要指示:动员城市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地编制15年安置计划。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已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在平面媒体时代,各级党报极具影响力,尤其是《人民日报》传递出的是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声音和政策走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每到关键时刻,总能听到《人民日报》的声音。

7月13日、23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先后报道“特别的姑娘”侯隽的事迹。

在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和我的所有等待分配的老三届同学们,早在晚饭之前就接到了通知,晚上八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有重要广播。最新最高指示一发表,上海城沸腾了,几十万革命的师生员工连夜上街游行,锣鼓声直响到深夜。不少同学当场写出了决心书、保证书,刷出了大幅标语,有人还咬破手指,写下了血书,纷纷豪情满怀地表达:“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闹革命!”的雄心壮志。这真正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的“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不过夜”。

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拉开了上山下乡的序幕。

8-9月,天津近千名应届中学毕业生分别赴天津专区、唐山专区13个国营林场参加林业生产。

第二天,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各地落实的情况,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消息传到各地后,全国的城镇、乡村、牧区和海岛,到处一片欢腾。在震撼夜空的欢呼声、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各地军民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和最新指示的语录牌,挥动红色宝书,举行声势洁大的集会游行。在欢腾的海洋里人们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诗歌: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腔豪情下农村。接受工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红心。广大知识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了到农村去的新高潮。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重要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小学毕业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为发动知识青年下乡务农大造舆论。

10月,北京第一批174名知青前往北大荒853农场。“文革”前赴北大荒的知青共2000余人。

毛主席的指示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基调和纲领。由于他明确说了要“来一个动员”,全国的大中城市和农村,都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广泛宣传动员。

1963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

12月31日,《新华日报》长篇报道:《新式农民董加耕》。

“忠不忠,看行动。”

1968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以大字标题刊登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在编者按语中特别转引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给上山下乡运动带来一股强劲“东风”。

7月至年底,20000名上海知青赴新疆兵团。

上海市革委很快决定,已经按四个面向分配的66、67届毕业生中尚未分配的同学,不再分配工矿名额,全都上山下乡;即将分配的68、69届毕业生,一律都去农村。以往得到照顾的烈属、军属、革干子女,甚至于身体有残疾的,也不例外,全覆盖。民间统称为“一片红”。也有人更直接了当地说是“一锅端”。

第二天,《人民日报》又以“亿万军民热烈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掀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新高潮”为题,做了更为热烈的报道。

一九*年

不久,市革委会又向全上海市民宣布,上海市的毕业生,人数实在太多,光是老三届,就积压了四、五十万,这么多的人,除了到市郊农村奉贤、崇明岛、大丰农场、黄山茶林场等近郊的之外,市革委会领导还专门联系了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安徽、江西、贵州、云南七个省区的农村和农场可作安置。另外,如毕业生祖籍家乡愿意接受知青的,也允许办理手续,称之为“自寻插队”。这就是为什么上海有很多人到宁波乡下插队的原因,上海有很多宁波籍人士。千万别小看了这自寻插队,我根据政府安排去插队的贵州省,去了上海知青一万余人,而自寻插队去往江苏农村的,有51000人,去往浙江农村的,有32000人。而在外省市,更有一个班一个班集体下去插队的报道。

此后,《人民日报》接连几天以大量篇幅报道全国各地军民热烈响应毛主席“最新指示”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其他各地大小报纸也纷纷报道人们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热烈场景。

元旦,*、刘少奇、朱德、*等观看豫剧《朝阳沟》。

里弄黑板报、报纸、广播、大小会议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们正面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保证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过程来看,尽管每个阶段的发动都有其经济层面的直接原因,试图解决城镇就业压力也好,探索改变农村面貌也好,其中包含的核心问题是,青年群体走向何方,青年的作用怎么发挥,以及铸炼什么样的一代新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很显然,意识形态动机将贯穿始终,而且在逐渐加强。

1月16日,中央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

从此以后,所有的毕业生都要经过上山下乡的锻炼。同时也按那个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惯例,到处刷出巨幅的标语口号:谁破坏上山下乡,谁就是现行反革命!生活中,确乎也有对此发过牢骚、说过怪话的人被批斗、游街、甚至于关牛棚的事例。

20世纪60年代,动员青年上山下乡被说成是帮助他们实现革命化、发展农业生产,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防止产生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培养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制度和措施,甚至“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周恩来在1965年2月讲过,通过这批下乡青年,又可以把农村的文化提高、政治提高。这样,就使我们的“三大差别”逐步接近。1968年掀起的高潮,则在“缩小三大差别”的基础上,又赋予了培养“接班人”的政治任务。这一政治命题又是与当时在青年学生中深入开展的旨在确保“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教育交相辉映,促使青年学生政治抱负与对社会责任感的紧密嵌入,并成为一些富于革命激情的青年主动投身上山下乡洪流的重要动机。

3月,北京32所大中学校256名知青前往海南万宁县兴隆农场“开发海南,建设海南”。

共和国历史上长达27年,有1800万青年参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幕由此掀向高潮,到1969年底,文化大革命积压下来的老三届毕业生已安置完毕。光是上海上山下乡的,就有50多万。而在全国,则有500多万之巨。

▍**选树典型与干部带头:榜样的行动更是无声的动员**

4月,天津4300社会青年到宝坻等五县集体插队,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次下乡行动。

本是国家和各级政府为安置城镇青年就业的应急措施,权宜之计,也由此而演变为政治运动,成为无产阶级“反修防修”、为革命事业培养千百万合格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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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天津首批赴新疆支边青年启程。年内到新疆建设兵团7900人;召入甘肃农建十一师2000名。

这一说法,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还有人在强调。

众所周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共产党从普通人中选树楷模并形成动员民众的力量,大约始于延安时期的张思德。在社会运动的动员中选树典型,其实就能通过各种样板、榜样、楷模、先进代表、模范、标兵,以“他行我也行”的朴素理念来激发被动员对象的内在驱动力。

9月,国家发行第一套知青邮票《知识青年在农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大有作为、还是有所作为、或是无所作为

徐建春,应该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早的明星。作为山东省掖县后吕村的农家女,1951年在本村完小毕业,也曾做过继续读书的梦,由于家中缺乏劳动力,母亲不允许继续上学,于是17岁的她留在村里参加农村劳动。1952年10月,《山东青年》刊登《前年她是个女学生,现在成了模范的互助组组长—模范团员徐建春访问记》的文章,后来《大众日报》发表《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此文1954年3月12日被《人民日报》转载后,徐建春就成为党报为全国知识青年树立的第一个先进典型。1957年5月,毛泽东接见青年团三大代表时,徐建春独享为毛泽东点燃香烟的殊荣。仅此一幕,足以让当年对领袖顶礼膜拜的青年们羡慕终生。

10月,《军垦战歌》在全国上映。

在论述这一章节之前,我想先回亿一件往事:当我们坐了三天两夜硬板火车,又坐了整整一天的卡车,来到山寨插队落户,热心地扛着锄头出工参加农业劳动时,我们到来时热情地涌到寨子门口欢迎我们的农民们就纷纷问我们:“你们上海是不是粮食不够吃?要跑这么远的路来我们这里争粮?我们寨子上的口粮已经很紧张了。”

青年团选树的典型群像是三支著名的青年志愿垦荒队。1955年8月,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说:

12月,董加耕、邢燕子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在周总理陪同下参加毛主席生日宴会。

问得我们瞠目结舌,我们几个只得用上山下乡的革命大道理来回答他们。农民们当然是不相信的。

开荒的大风暴还没有来,但大风暴之前必有闪电。北京可以带头,榜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只有我们首先把垦荒队搞起来,就能带动许多城市青年下乡。

5月到年底,上海30000名知青赴新疆兵团。

我相信农民们讲的是实话,他们涌到寨门口欢迎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是出于真心。他们问出的话,也是真话,说出的是他们的真实感受。只不过是我们不理解罢了。

随后,北京组建了60名有一定农业经验的青年参加的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赴黑龙江萝北县,吹响中国青年向荒原进军的第一声号角。这个消息传开后,上海市的青年也活跃起来,以青年团员陈家楼为首的一批青年给陈毅市长写信,要求到边疆去建设中国的共青城。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由98名没有农业经历的城市青年组成,最后选择在江西鄱阳湖畔扎根创业。第三支是温州青年志愿垦荒队,他们登上荒凉的大陈岛,开垦荒地,进行渔业和畜牧业生产。《中国青年报》对青年垦荒队不遗余力进行宣传报道,胡耀邦号召青年的讲话被谱成“青年们,向荒地进军”的歌曲,到处传唱,将这场运动推向高潮。

一九六五年

仅仅是在9 年之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一亿人,平均一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

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的回乡、下乡知识青年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个体,最为知名的有三人:一是在天津市宝坻县城读完初中,却毅然回到本县农村老家,立志做有文化新农民的女青年邢燕子;二是江苏盐城市龙岗中学毕业,品学兼优却回乡务农,立志耕耘的男青年董加耕;三是北京市良乡中学高中毕业,却放弃高考,自愿下乡到河北宝坻县窦家桥大队插队落户的北京女青年侯隽。1960年9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长篇通讯,介绍邢燕子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事迹,在青年中产生热烈反响。一个多月内,上海等18个省市就有600多知识青年以她为榜样,奔赴农业第一线。1963年3月20日,《人民日报》集中报道了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一批先进人物事迹。董加耕在几个月内就收到数百封来信,很多知识青年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

《人民日报》就关心下乡上山知青发表长篇社论。

八、九年前,当我第一次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54页上读到这段话时,首先回想起来的,就是前面我写下的情况。

中国历来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常常是打开工作局面、推动运动发展的重磅措施。1957年解放军女少将李贞亲自送其侄女下乡;1963年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亲自送其孙女上火车。1968年12月,毛泽东的动员令发出后,周恩来勉励侄女周秉建扎根内蒙古,并反对她参军,要她重回草原;中共元老董必武让最小的儿子董良翮到河北农村插队,并叮嘱他要“和群众同甘苦,决不能高人一等”;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步行到北京一六六中学参加学生家长会,支持即将毕业的女儿华小莉到远郊区平谷县插队。在下乡知青中,为数不多的干部子女确实发挥另类的典型示范作用,这之中包括老将军、老红军、部长、省市领导、大学教授、民主人士的子孙。在基层也是如此,干部以身作则,坚持带头学,带头用,带头送子女下乡。

7月,周恩来、陈毅在新疆看望支边青年。

农民不欢迎,其实就是农民不满意。

▍**哄诱与强制:组织动员中的不和谐音符**

7月28日起,天津首批赴内蒙古五原县插队的知识青年陆续出发。是年赴五原共1100人。

农民不满意,那么知识青年们满意吗?知识青年们也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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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天津首批赴山西插队的107名应届毕业生到山西临猗。

一件事情,抱着不满意的心态去实践,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持续20多年,涉及近2000万青年个体,在这样大跨度、大范围的动员过程中,难免有不周全之处。虽然中央一再强调动员城市青年下乡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迫命令,既要充分讲清楚下乡的有利条件和农村的美好远景,又要充分地讲清楚可能遇到的困难,切不可片面夸大任何一面。但在具体工作展开的过程中,由于动员下乡的人数是按计划指标逐级下拨的,如果完全坚持自愿原则,动员计划就有可能会遇到严重受挫,因此对既定原则的辩证把握往往会出现一些偏差。

5月—9月,天津动员1600名社会青年、1500名应届毕业生到甘肃农建十一师。数百人到宁夏农建十三师。近千名天津知青赴云南财贸战线。

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究竟是大有作为,还是有所作为、无所作为,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在这种复杂甚至两难的处境中,一些地方和单位在动员青年下乡时,往往刻意夸大当地的有利条件和“美景”,对困难条件却轻描淡写或干脆略去不提。比如,动员北京青年去宁夏农垦时,宣传为:“宁夏风景好,空气好,吃得好,黄河大鲤鱼多得很”。又如,动员青年去东北,把北大荒描绘成“风景优美,四季如画”的人间仙境。似乎青年去边疆并不是去吃苦,而是去旅游、疗养。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上海招知青时,则宣传进兵团就是参军,发军装。动员报告后放电影《军垦战歌》,一首主题歌《边疆处处赛江南》,吸引打动很多年轻幼稚的青年学生。

一九六六年

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有近1700万大中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每一次动员,每一次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果,或者说是取得的伟大胜利,都要讲到知识青年们到了农村之后,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事例。其中宣传得最多的,是这么几项光辉事迹:

而青年学生一到实地,满目荒凉,头脑中的海市蜃楼顿时破灭,又缺乏艰苦奋斗的心理准备,往往自认上当受骗。196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其中指出:

北京、广州等地下乡知青聚会要求“回城”。

一是知青们下乡以后,当了赤脚医生,背着药箱走村串寨,无私地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送医、送药,看病、治病的事例。

“有的地方,用物质引诱和欺骗的办法,到处许愿,又不能兑现。结果引起青年的反感,给以后的动员和巩固工作带来麻烦”。

6--12月,天津多批应届毕业生陆续到甘肃、宁夏、新疆农建。至此全市“支边”人数已达万余人。

二是知青们下乡以后,当上了民办或是耕读小学的老师,让久没有文化气息的乡村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农村里的孩子们离不开知青老师了;特别感人的是,由于这一类知青表现好,被农民们推荐出去当工人、读大学,娃娃们都舍不得知青离去,而知青也离不开这些朝夕相处的孩子,毅然决然地放弃回城、进大学的机会,留在了农村。

当上山下乡运动越来越被政治化之后,一些地方开始频频采用政治的强制手段来“动员”不愿下乡上山的城市青年毕业生。1968年下半年,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就公开说:

夏秋之交,北京一批青年赴新疆支边。

三是知青们在乡下,利用自已学到的知识,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他们为老乡引进了打面机,他们为没电的农村拉来了电线,他们配合有关部门,建起了小水电站,他们搞良种良法增加了产量,他们用课本上学到的气象知识,为农业生产服务,他们用科学方法养鸡、养鸭、养兔、嫁接果木、防止病虫害,他们无私地为贫下中农服务:理发啦、教老农识字啦、办政治夜校啦、成了畜牧员啦等等。

“我告诉你们,等到什么时候也得走,十年不招工,十年不当兵,等也是白等”。

11月,北京数千名社会青年前往华北农垦兵团。

四是知青们到了乡下,由于表现好,劳动积极,被贫下中农们推选为记工员、保管员、会计,有的甚至还当上了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委员、副书记之类的职务,一句话,当上了干部,发挥了一定作用。

北京市的具体做法是,抓落后典型,组织大家来批判这些不听话的中学毕业生;强制毕业生参加某种学习班,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思想,并表示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有的地方或单位为了完成动员任务,变相对青年及家长施加压力。比如,规定对不报名上山下乡的青年,不给安排工作;对阻碍子女上山下乡的职工要与单位联系,是党员的要考虑党籍问题。还有一些地方从动员毕业生下乡时起,就宣布一切厂矿不得招工,违反规定的招工必须辞退;对长期不到校的毕业生,不再列入分配对象。这就使得毕业生除下乡外无他路可走。有些学校工宣队将因各种正当理由(体弱多病、年龄未满16周岁、家庭有困难等)暂时留城的毕业生集中一起办“学习班”,并声明“只要你一天不‘自愿’报名,这种‘学习班’就一天不结束”,甚至发出警告:

至1966年上半年,上海共有9万余名知青赴新疆兵团。

五是知青们在乡村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在农闲时节通过访贫问苦,吃忆苦饭,遂而组建毛泽东思想小分队,走村串寨去演出样板戏,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和贫下中农们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辅导贫下中农书写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心得、体会,配合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的大小运动,出好大批判专栏,写作大批判稿子,编一些快板书、说唱。即使过年的时候,也能坚守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这一条在当年往往总是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报道中放在最前面给以突出地位宣传的。

“你们如果再赖在城里不走,就通知街道,连破烂都不让你们捡到”!

至1966年底,全国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100余万人。

仔细地读过这些先进典型的事迹,会感觉大同小异,会发现最早下乡的那一批先进,和后来一批一批下去的先进事迹,都是差不多的。

客观地讲,哄诱和强制性动员,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过程不同程度地以不同形式存在,而在运动的中后期则更为突出和明显。也就是说,当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基于“再教育”的政治目的,乃至把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看成是“忠不忠于毛主席、忠不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试金石时,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强制动员就在所难免了。此时知识青年的被动员下乡,更多的可能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是被裹挟于大潮之中,虽然短期内取得了“辉煌战果”,却为日后发生知青返城风波以及所引发的社会震荡埋下了伏笔。

二、“文革”中

当过知青的都知道,所有这些事迹,又都是经过过滤以后整理出来的。更主要的是,培养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农技员、农科员、土电工这一类事情,外来的知青们不做,当地的回乡知青和农村青年也都能承担。

▍**结语**

一九六七年

即使承认这一部份知青下乡以后大有作为,或者说有所作为,那也是少数。绝大部份知识青年,在实际生活中,又是怎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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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

无论是在南方和北方,山区和平原,无论是男知青还是女知青,由城市来到乡村以后,第一位的仍然是生活本身,是过日子本身。口号喊得再响亮,豪言壮语再动听,到了农村,每天睁开眼醒来,都得洗脸刷牙备早饭,一天当中,吃、喝、拉、撒、睡,都和城里不一样。而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也必须得知青个人一一安排好。有人要说了,你在城里生活,不照样有开门七件事嘛。是的,城里这些东西全是现成的,花钱就能买到。而在乡村,柴(煤炭)是要你自已去砍、去挖来的。米得挑着谷去机房打来的,而米机房呢,有的村庄有,有的村庄没有,有时候为打一挑米,就得挑着担子早晨出去晚上才能回来。油是买不到的,因为你是农村户口,吃油是靠收获了油菜籽自已压的。我插队落户10年,一共分到过三次油菜籽,其余年份,吃油就得靠上海带,而上海远在五千里之外哪。盐巴当然能买到,那也要等到赶场天,走十多里山路出去,才能买回来。至于酱和醋,比盐巴要难买一些,下伸店里有了,知青们互相之间是要当作喜讯奔走相告的。吃、喝、拉、撒、睡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只讲一个上厕所吧,别说每上一趟厕所女知青就提心吊胆,就是象我这样的男知青,都是在下乡以后第三年,才适应了乡村厕所的恶臭。这上厕所,什么人能避免?

任何社会运动要取得进展乃至成功,都离不开有效的动员。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初期(农业国启动工业化进程),通过举国动员体制和体制内组织动员,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加速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这种体制内动员一开始就处于政治高点之上,既有政治精英的直接动员,又有中层组织的网络动员。随着动员目标越来越被扩大,动员结构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理论模型的变迁特征:动员基调由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动员范围由局部发起到举国体制,动员主体由单体独进到人民战争,动员方式由舆论宣传到政策引导,动员典型由普通青年到领导子女。整个动员过程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高层鼓动号召与基层自发自愿相结合,改变农村面貌与青年成长路径相结合,城乡现实需要与革命理想主义相结合。当然,体制内难以彻底根绝的官僚主义所导致的哄诱与强制,成为政治动员中不和谐的音符。

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号召逗留城镇的下乡知青返乡。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细述这些情况,是因为这些情况都属婆婆妈妈,在报道知识青年情况时,是从来不见报的。却又是谁都绕不过去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那些说过大话、讲过豪言壮语、喊过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知青,最终都离开了农村的根本原因。说大了,是城乡差别,谁都知道。说小了,是人,谁不指望在最为普通的日常生活中过得方便一些,轻松一些,惬意一些。如果在每一件日常生活小事上都觉得格格不入、提心吊胆、甚为不适,那叫过的是什么日子。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反思整场运动的动员模式,首先,发起一场涉及千家万户而且时长跨度大的社会运动,其决策过程需要更加注重科学依据与合理性,使得社会运动的走势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其次,对于体制内动员来说,政策是社会运动的生命线。良性政策于动员对象的终极目的不是强制,而是吸引。再次,在社会运动发起时恰如其分地辅之以政治抱负、社会责任感等意识形态成分,可以有效地调动激发优秀青年的无限热情而使其走在运动前列,但如果片面夸大精神层面的作用,则会过犹不及。最后,动员向度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着民众接受动员的绩效。公平程度越高,动员对象的认可度就越高,动员阻力和社会震荡就越小。

10月9日,北京青年学生曲折等10人自发到内蒙古牧区插队。

故而,知识青年们下乡以后生活的艰辛和困难,是每个人下去以后必然遇到的题目。用当时话来说,首先要过好的,就是这个生活关。

本文发表于《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9期,原题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结构变迁考察”,篇幅所限,内容有编删,注释从略,全文请参见原刊。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11月,周恩来支持首都一批中学生去云南务农的请求。

生活关过不好,或者说勉强过,劳动关必然也过不好,只能得过且过。不是知青们天生就懒,而是知青们从严酷的生活中看不到希望。他们看到的是贫穷和落后,是繁重的劳动换来低廉的工分,是清汤寡水极易造成营养不良的伙食,是物质的极度匮乏,是重病以后遭受的折磨,是贫下中农身上,并没有多少真正值得学习的品质。不少知识青年在和我谈到下乡的经历时,经常给我提到毛主席的另外一段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转载须知

至年底北京4000人到内蒙、北大荒自愿插队(场)。

确实,天天和农民们在一起劳动,在一个寨子里过日子,看到周围的贫下中农,同样也很落后、自私、愚昧。不少知青当年面对生活本身的现象,都认真地私底下进行过探讨,既然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什么我们不去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而非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然这样的讨论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和知心的朋友展开,而且每一次都是讨论不出一个结果,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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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

时间长了,久居农村的知青们改天换地的斗志消失了,务农光荣的口号也叫不出来了,扎根一辈子对于他们来说已是一件畏惧的事。他们联想到自已的人生之路,看不到前途和希望,不知还要在农村这样的环境中呆多久,于是最初下乡时的狂热和虔诚逐渐被沮丧和消沉所代替,这种消沉里还包含着怀疑、困惑、不解。

责任编辑:

3月21日,北京中学生蔡立坚独自1人到山西榆次杜家山插队落户。

更主要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社会上大刮“走后门之风”,从最初偷偷摸摸的走后门,找关系,发展到堂而皇之的开后门,没有后门办不成事。参军开后门,进工矿开后门,读书开后门,“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顺口溜,传遍了全中国。以至疯狂的开后门现象逼得中共中央在1972年5月1日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开后门”现象的通知》。这一现象不是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中共中央能在批林批孔批得那么热火朝天的时候专门发出通知吗?

4月4日,中央在转发黑龙江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文件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及时做好毕业生分配工作。

但是,这个通知发出之后,开后门现象不但没有杜绝得了,相反后门风愈演愈烈,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在知识青年们的心目中,党和政府的威信急剧下降,腐败现象也由此开始公开,哪个再用豪言壮语说什么扎根、消灭三大差别之类的话,就会遭到公开的嘲笑和谩骂,一度神圣的理想从此崩溃,什么打倒帝修反,什么反修防修,原来都是在哄人骗人啊!我们不能再上当了。

6月中旬,北京2224人赴东北。

记得,那一年我生活在偏远的山乡,一边在耕读小学教书,一边潜心写自已的小说。赶场回来的老乡都把听来的顺口溜讲给我听,说是现在这社会:大官是送上门,中官去开后门,小官满世界找后门,平头老百姓没头苍蝇找不到门。你这家伙连找也不出去找,憨乎乎地埋头在乡旮旯里写,非写出个疯子来不可。

6月26日,天津“文革”中首批赴内蒙插队落户的3000多名知识青年启程。至9月,已有1.2万余名知识青年到内蒙农村插队。

一句顺口溜,都传到山也遥远、水也遥远、路途更为遥远的偏僻寨子里来了!

7、8月间,毛主席发表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知识青年要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民,总得要有个住处吧。和我一起上山下乡的知青,到了农村之后,绝大多数都居住在生产队的保管房和社员暂时腾出的房间里,几乎没几个队是建好新房的。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映,有的知青干脆就在老乡家里、专门腾出的保管房里长期住下去了,还有的队确实也用干打垒的方式建了知青屋,但新建的房往往质量很差,潮气甚重,农民们说,一般来说,泥墙茅草屋,建好了总得晾很长一段时间,至少是一个季节,才能往里搬。我插队落户整整十年,起先是和知青们一起住破败的保管房,山洪把保管房冲倒以后,我就借住在老乡家里,长期住下去也不是办法啊,实在没地方住了,老乡就把土地庙砌上墙,按了一扇门,让我住进去。十年里,搬了七八次家,始终也没有一个安定的住处。我问过许多老知青,他们的情况和我大同小异,还说,也习惯了。问老乡,为什么总也不给我们建房呢,老乡笑着说:你们不都要走的嘛,建了干啥?

8月,北京又动员8716人赴内蒙插队。

和房子一样牵涉到知青生存状态的,还有口粮问题,看病医疗费问题,探亲路费问题,知青的文化生活问题。

9月初,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再一次要求在场的青年“到基层去,上山下乡,到工矿和农村去劳动锻炼。”并勉励侄女坚持在内蒙古草原落户。

如果说,所有这些说来烦恼的问题构成的生活艰辛还能克服和忍受的话,那么,精神的压抑和邪恶势力的欺凌,往往使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感到痛苦得抬不起头来,酝成悲剧。《中国知青事典》一书中,记载了内蒙古兵团从1970年元月到1973年元月部份知识青年的死亡情况,21人中,除一人是因为步枪走火死亡之外,其余的全是自杀。有和班长吵架后自杀的,有因领导处理打架事宜不服自杀的,有被诬偷了五块钱自杀的,有悲观失望自杀的,有因散布不满言论自杀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9月17日,天津900多名知识青年首批赴黑龙江参加军垦。

至于不甘心枯燥乏味的农村生活,一心想干一番革命大事业的一部份云南知青,擅自出境跑去了缅甸,参加所谓的世界革命,人数虽不多,却也成为人们议论知青话题时少不了的一页。

至12月,全国城镇下乡知青近200万。

反动的血统论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戕害,对一代知识青年的戕害,在我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中已有了充分的描绘。小说出版以后,特别是改编成电视剧播出以后,短短一两个月时间里,我收到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份1700多封来信,都不是和我这个作家谈文学、谈写作的,而是都在向我倾诉他们在文革中因为出身问题所受的冤屈的。仅从这一小个侧面,也能折射出身问题压死人的普遍性。在十年文革岁月里,什么事情不把出身放在第一。出身不好,对一个知青来说,就有永世不得翻身之感。每次招工、招生以后,总有出身不好的知青发出没有出头之路、不想活了的哀叹。至于因为出身不好,受到歧视,欺辱、冷落的事情,在知识青年们身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

12月22日,*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上山下乡出现高潮。

更令人触目惊心、令全国人民震惊的,是女知青遭受的凌辱和奸污。几乎从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下乡第一年开始,就有女知青受辱的事件传开。下乡时间愈久,这一类的传闻就愈多。开头几年,这一类事情不过就是人们在私底下绘声绘色地传一传而已,还有不少人敢怒而不敢言。发展到1973年,因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此专门发下了(1973)104号文件,遭受凌辱和奸污女知青,可说是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和愤慨。

一九六九年

这一传达到基层的文件通报,身为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的黄砚田、团参谋长的李耀东奸污、猥亵女知青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以后,又被李奸污。两人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各级上山下乡办事机构建立。

四川作家邓贤在他的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知青梦》中,摘引了一份云南省知青工作简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江洪洲同志讲话(摘要)

2月,天津湾兜中学30名学生和1名青年教师徒步行军51天,行程2000余里,到达山西平陆毛家山集体插队。

……据不完全统计,前一段时间,兵团各单位捆绑吊打知青1000 多人,被奸污女知青200多人。

党中央邀请314名下乡知青代表参加国庆观礼。

六营三连指导员左国生,长期奸污一上海女知青,另一个男知青唐 洁新试图揭发,被扣上“反军乱军”帽子,疯狂报复。

10月27日,《黑龙江日报》《文汇报》发表金训华事迹。

四师十八团。141个连以上单位

全年动员267万青年下乡,为历年最高纪录。

调整和反复: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一九七0年

正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发展到七十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轰而起、一涌而下涉及全国城乡千百万人的,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空前绝后的,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中又有严重失误,故而造成劳民伤财,引发了种种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名声。

中央批准首都两所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

一千几百万城市知识青年下到农村以后,很多涉及生计、生活、生存的根本问题,一起冒了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农村年分的逐渐增加,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现实,而且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也在慢慢显现。诸如扎根农村和知青婚姻的关系,一小部份先进知青的表现迟疑和犹豫。

全国近3年中有573万名知青到农村落户。

扎根农村干革命,艰苦奋斗六十年!曾经是上山下乡知青的口号,我插队寨子的泥墙上,就在我们抵达山寨的那一天书写着这么一条大幅标语。可见这是当年极力提倡的。而晚恋、晚婚、晚育,更是我们这一代人中一个敏感的话题。初初下乡时,如果过早地谈情说爱,是要遭受众人非议甚至于遭到攻击和批判教育的。但是,要鼓励知青扎根,在农村生活一辈子,不能让人家都当和尚尼姑。就要允许知青恋爱、结婚。一旦允许恋爱结婚,正值青春年华的知青们,很快就激起了爱情的浪花,从无性或羞于谈性,发展到乱性,仿佛只是一步之遥的事情,有的知青还很快地产生了爱情的结晶。这就迫使一些知青要成家。而真要成家立业,一系列更为现实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

一九七一年

扎根和知青婚姻的矛盾,也就摆在了面前。

奥门新萄京8522:文豪叶辛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移动的想起与反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啥绵延20年。2月1日,国务院在《关于下达197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的附件《劳动工资计划》中,对招工作了若干规定,其中包括:“经过劳动锻炼两年以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由贫下中农推荐,招收一部分”。

一些刚下乡头两年表现积极的先进知青,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其政治热情也在逐渐减弱。一来你表现的过份积极,周围的大多数知青都会觉得你是在做假,为大多数人反感。二来你既然喜欢唱高调,那么你就处处带头好了,真正地扎下根来好了。而大多数先进知青,之所以表现积极,心底深处是想早一天离开农村,真要他把一生扎在农村,他是做不到的。

2月10日,黑龙江省革委会作出《关于学习张勇同志英雄事迹的决定》。

就这样,站在泥巴地上看世界的知识青年们,从他们切身的现实体会中,开始了反思,感觉到了迷茫、傍徨。再加上我在上一节中已经写到的住房问题、口粮问题、看病问题,还有长时间的没有肉、没有油吃的问题,女知青的例假问题等等。

一九七二年

所有的问题堆积起来,有了共性,故而天南海北的知青碰在一起,也就有了共同语言。后来的知青文学之所以会引起那么多共鸣、掀起热潮,就和这一代人命运相同,遭遇到的情况相似有关系。

全年知青下乡67万人。

其实,这些问题从一下乡开始就普遍存在了。但是,这些问题得到反映,得到充分的重视并试图采取措施解决,或者是说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策大调整,恢复理智地看待这件事,则是远在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第五个年头。也就是1973年。

一九七三年

这一年,福建省出了一个李庆霖。他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客观反映了自已的儿子下乡遇到的困境和难处,他写到的困难,无非就是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一些事情,比如口粮不够吃、劳动以后不分红,也就没有零用钱,没钱买衣裳、没钱理发、没处住、有了病没钱看医生,信的后半部份,还集中谈到了福建莆田县那个小地方开后门现象的极端严重。最后并称他是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大胆写出这一封信“告御状”的。

国务院科教组对下乡知青参加高考的意见。

这封信的内容,连同毛主席给他的复信,是在1973年的盛夏时节,传达到我所生活的偏远山乡的。

4月25日,*给下乡青年家长李庆霖复信。

我还清楚地记得知识青年们在听过传达之后奔走相告的喜悦情形。毛主席的复信原文如下:

6月22日—8月8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1973年--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草案》,针对问题提出了“统筹解决”的6条办法。会议报告下发到全国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城乡广大群众和知识青年。

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周恩来就查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8团问题的两次重要批示。

毛泽东

8月10日,《人民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转载了《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和张铁生的信。

1973年4月25日

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报道《五年来八百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一时间,聊补无米之炊,容当统筹解决。这12 个字,成了知识青年们见面就要提及的话题。似乎我们的命运,知识青年们的未来,全由后面那六个字来决定了。大家把这封信翻来复去地读了一遍又一遍,对此议论纷纷,啊,啊,原来知青们没饭吃,没钱花,毛主席是知道的,要不他怎么会寄300元钱给李庆霖,要不他怎么会说无米之炊,要不他怎会说统筹解决,他说了要解决,那就是肯定要解决了。

全年动员89万知青上山下乡。

报纸上刊登,李庆霖因卷入“四人帮”的漩涡,于1977年1月被逮捕入狱。但是,从那个年头走过来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仍还记得当年那个给毛主席写信的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教员李庆霖,是他的信,引发了知青政策的大调整。

一九七四年

1998年2月,我的朋友,武汉知青作家刘晓航,找到福建莆田市仓后街居仁巷一座百年老宅,采访李庆霖老先生,问他对当年写信一事后不后悔。他回答:“我不后悔。”他家中至今保存着趴在上面给毛主席写信时的竹桌,毛主席寄给他的三百元钱,至今也还存在凤山街储蓄所里。

1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柴春泽致父亲的一封回信和调查附记。

没有人知道李庆霖这样一个小人物是怎么样把信寄到毛主席手里的,有的知青史中就直接了当地说,“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我前面引用过的《光荣与梦想》一书则说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到达了毛主席那里。”美国作家托马斯伯恩斯坦所著的《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一书中,则连这件事提也没提,显然是一个缺憾。

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黄帅复内蒙兵团政治处“王亚卓”(王文尧、邢卓、恩亚)的一封公开信。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的119页,则对这一细节作了披露:“据李庆霖说,他担心这封信无法送到毛主席手里,想起当时给毛主席当翻译的王海容经常能见到毛主席,就给王海容写了一封信,请她直接交到毛主席手里。编写此书时,编者曾访问王海容同志,证实了这一经过。”

一九七五年

从知青们当年的直觉来说,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回信成了推动和调整文革中知青运动的转机。而细细地分析一下文化大革命在当时的形势,也许更能看出问题的实质。

1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有近1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毛主席回李庆霖的信,传达到全国人民中间,是1973年夏天的事,但是李庆霖写这封信,则是1972年12月20日。从那个年头过来的人谁都知道,在这前一年,中国发生了林彪事件,正是在1972年,随着林彪的出逃而被揭发公布的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中,赫然写着:“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国家计委印发城乡统筹招工的规定。

纪要传达以后,知青们也曾对这一条进行过辩论、争执、反思,有过混乱不解和痛苦。毛主席曾为林彪的叛逃引起震动,文化革命总的政策已经开始有了变化调整,最为全国人民瞩目的,就是1973年3月,邓小平回到北京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回信,至少表明了他对知青工作的重视、了解、以及不满。“全国此类事甚多”虽是短短七个字,说明他对知青的现状是知道的,而此类涉及吃饭、住房、看病、开后门的事,并不是象平时报喜不报忧的报纸上登的“光彩事情。”是要统筹解决的问题。

10月,12名知青代表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故而受到极左思潮严重影响的上山下乡运动,由此进入了一个大调整的时期。

本年是“四五”期间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

4月27日,周恩来总理召集了专门会议,解决知青问题。周恩来说:“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会议对知青的安置经费问题、口粮问题、婚姻问题、成份问题、布局问题、表彰先进知青问题、知青的学习教育问题、打击坏人杀一儆百问题、加强管理问题都作了研究,部署改变一些极左的不合理的做法,采取一系列合情合理的新措施。

三、“文革”后

我在前一章节中提到的对奸污女知青的家伙执行枪决的事件,就是在打击坏人杀一儆百这一议题中定下来的。叶剑英在这一次会议上态度鲜明地说:“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一九七六年

有研究文革知青史的文章称,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有过两次高潮,其所谓第二次高潮,就是指这一次知青政策大调整以后,引发的又一轮知青们的上山下乡。

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正式成立。

但从所有上山下乡知青们的感觉来说,从全国人民以及老百姓家庭中的感受来说,这以后虽然仍在鼓动知青上山下乡,也仍有不少知青上山下乡,但无论其规模和影响,这所谓的第二次热潮,都远不能和1969年狂飚般的那一次相比了。而且很多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这第二波的鼓动者,更多的是作用在政治方面。

在农村的下乡青年有809万人。

在这一波重新掀起的热流中,推出的第一个先进典型是白卷英雄张铁生,报纸、广播及所有的宣传机器里虽然鼓噪的凶,但就在拼命鼓噪的同时,普通老百姓特别是知识青年们,总有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发出来,他们或用写信、或以三五知已的议论,表示自已不敢苟同。遂而又接二连三地推出了上海知青朱克家、造父亲反的柴春泽等等知青模范人物,但是人们几乎又同时发现,这些被推出来的所谓英雄人物,往往都伴随着突击的入党、提干、突击进入人民代表大会当代表的经历,也就更多地把他们视为政治人物看待了。

一九七七年

而另一方面,仍然生活在农村的知识青年,随着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评论《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个接一个地展开,除了极少部分想表现积极的之外,大多数知青已对此厌倦至极。在他们中间,一场悄悄地不事张扬却又心照不宣的“搞病退”的风潮在滚动。既然不能通过仍在继续泛滥的后门进入大学、进入军营、上调进工厂,那么我有病想回家去治病总是一个理由吧。特别是当看见有的知青真的把“病退”搞成了,从这里也能找到一条回城之路,其他人为什么不能同样仿照一下呢。于是乎,回城有术的病退,一时间成为知青们在一起议论的热门话题。在湖北省这件事被称作“病转”,叫法不一样,其实质却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回城。武汉女知青高志远,在2000年4 月专门以此为题材,写作了一本长篇小说《回城之路》。

10月21日,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恢复高考制度。

知青政策的大调整也好,开后门离开农村也好,想方设法地参军、入学、进工矿也好,病退也好,都在证实一条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自然规律:水往底处流,人往高处走。

全年又有171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几点思索

“文革”十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700万,老三届占400万。

一度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画上句号以后,有的人说,那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有的人说,文革是要否定的,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否定,青春无悔。有的人说,怪就要怪我们国家人太多了。有的人说,这无非是个就业问题。就业问题解决好了,今后就不用下乡了。有的人说,回忆往事,那些年月还是有值得留恋与美好的东西。有的人说,美好,那你再美好去啊,你怎么不去?有的人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的问题。

一九七八年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大地上发生在特殊年代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呢?

1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座谈会》消息,认为“全国知青工作形势大好,方向完全正确。”同时发表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中央决定统筹解决知青问题。放宽城镇安排知青的渠道;鼓励上山下乡知青参加高考。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20年了,那么,我们回过头去看一看,当年参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人们,还有多少现在还留在农村的呢?留在农村里的,又是哪些人呢?

10月31日--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中发[1978]74号文包括《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试行草案》中规定,今后各国有、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纳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

现在尚留在农村里的知青,是有的,而且是知青中的极少部份。但是留在农村的这极少部份知青,决不是当年高喊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那些人,也不是我们的报纸和广播、电视使劲地宣传过的那些人,更不是当初也曾大有作为或有所作为的一批人,他们往往是知青中的弱者。近几年的报纸上,广播里,电视中,时有对这些人的报道和关注。他们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有的是因为疾病,有的是因为婚姻,有的是因为当时的良心,有的是因为城市中包括大上海已没有了家。无论他们的个人命运怎么样,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失意者。有的出现在镜头中,还让人感觉十分衰老和可怜。可能是因为我所从事的职业以及个人也曾是知青的原因,我还收到过不少他们的信。

12月18日—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每次展读他们的来信,给我最强烈的一个感受是,他们的青春,在知青岁月里荒废了。

本年下乡人数减少,调回城镇青年增多。

荒废了青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荒废了人生。

一九七九年

一个社会要前进,总要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总是需要探索或开拓,需要寻求新的途径和方式的。但是在向整个社会推出这种途径和方式时,特别是要让千百万人参加实践时,一定要慎之又慎,一定要在局部地区经过科学的试验取得经验之后再逐步向社会推广。万万不能让千百万人在一夜之间狂热地投身于实践,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进行一场中国式的社会大试验。这样试验的结果,必然会导致象文革中的知青运动一样,留下无尽的遗憾。

1月18日,国务院知青办报送国务院《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6条意见:农场知青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可由在农场的子女顶替;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城市招工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知青;在云南农场的上海郊区青年,允许返回原籍。实际是对中发[78]奥门新萄京8522:文豪叶辛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移动的想起与反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啥绵延20年。74号文件有关条款的修正,为农场知青返城提供了政策依据。

是的,我是一个作家,从一个知青来说,我是幸运的。我们国家还有一个知青作家群。

8月17—30日,21省市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华国锋、李先念、王震、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了知青代表,并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道路是正确的。知青代表写了给全国知青的一封信,题为《奋发图强,大有作为》。

但是,我也同样不无遗憾地看到,在我的同时代知青中,虽然其中不少人回城以后同样挤进了大学,拿到了大学毕业的文凭,似乎是补上了一课,但是,在我们这整整一代人中,却很少涌现杰出的科学家,为全国人民所知的大化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学者等等。

邓小平提出从经济角度解决知青问题。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全年下乡24万人,调回城市395万人。

很简单,那就是苦难艰辛的生活可以造就作家。而科学家,则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学习、充分地打好基本功才能造就的。

一九八0年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大规模的轰然而起一涌而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我们国家造成了一代人中的知识断层,1700万青年人都没进学校深造,而是去了广阔天地炼红心,修地球,国家要少培养多多少少人材,各行各业要少多少尖子,少多少发明创造。从整体和全局来说,整个国家的人才断层,使得我们的经济滞后,技术在原地踏步,其结果只能是拉大我们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胡耀邦等不主张再搞上山下乡。

在长达十年的插队落户生涯里,因为探亲和改稿,我一共回过四次上海。实事求是地说,这四次是不能算多的。可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次又一次坐长途火车的经历,每一趟旅途,从买车票开始,就尤如进入临战状态,而每次上车,就象是一场战斗。直到坐上了火车,呆在座位上,抬起头来,整节车厢里,过道上,座位旁,车厢接头处,到处都是人。其中不少是逃票、躲票的。难怪啊,1700万知青,冬腊月农闲时节要回城市去探亲,三四月份农忙了又要到农村抓春耕。其他的不说,光是火车拖着这么多的人来回跑,要浪费多多少少的运力啊。从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过来的人,谁不曾对列车的晚点有过深刻的印像。运力紧张,运力紧张,在十年里一直是个热门话题。算一算经济帐,这里头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该有多少?

9月6日,国务院知青办拟定《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说,今后知青工作的指导思想,要从有利于解决劳动就业的原则出发。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

人为地制造家庭的分离,每一个知青都有父母双亲,每一个知青又都有兄弟姐妹,1700万知识青年,直接涉及到的老老少少,有近一亿人。一个知青远离城市、远离家庭,牵挂着他(她)的,往往是一大家子人。特别是逢年过节,如果知青尚呆在农村没回来,“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大家子人的年节就过不好。家中老人就会念叨着要给孩子寄吃的、寄穿的,人为地给每一个家庭造成负担。而无数家庭的不安,就会造成对整个社会的不满。

本年,有10省市停止上山下乡。

给一代青年的个人生活带来诸多不幸的同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走后门”现象,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正如很多人说过的一样,走后门现象源于“文革”。买好一点的商品要走后门,开一个证明要走后门,找一个医生要走后门……但所有的走后门现象,都没有表现在知识青年抽调上的走后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感,作家蒋魏在他的报告文学作品《蓦然回首》中写道:“从1971年开始,一些被三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老革命兴高采烈开始执掌一把手的权柄,他们的子女随即兴高彩烈扑打着翅膀纷纷从乡间飞走了。党的威信在人民和青年中间的急剧下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引起广泛不满的腐败现象也由此发端)千百万知青大军仿佛一下子清醒过来,原来如此啊——军心从此涣散,理想从此崩溃,虚幻的反修大业失去了迷彩……”一时间,参军要开后门,招工要开后门,上大学更要开后门。文革中在知识青年命运悠关的“三招”中,走后门成风,在全国广大老百姓民心方面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对整整一代知识青年的影响更是灾难性的。这种影响,加上林彪事件本身给全国人民的惊醒,一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消失。

一九八一年

有的知青给我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带去了文化科技知识,带去了城市里的生活观念和卫生习惯,也带去了多少先进的东西,客观上影响了农村人的价值观念。还有的知青举例对我说,农民们看到他们脚上穿的尼龙袜子,看到他们带下乡去的塑料桶,是如何的欢欣鼓舞,如何开拓了眼界。我认为他们说的是实情,我本人甚至也有过类似的感受,但必须看到,所有这些细节,今天的农民们完全都能在电视上看得到。而在当年,千百万知青大呼隆地上山下乡,农村本身也没有做好准备,我前面写到的知青没房住,不是农民们故意不盖房、不听毛主席话,而是他们也觉得,这些外来青年,是来争粮食、争工分、争土地的。他们从心底里觉得,这些人早晚是要走的。

国务院知青办编印《真实的故事》等书。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社会上大部份人归纳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这几个不满意,造成了社会舆论的普遍不满,客观上也为文革结束以后知识青年的大返城奠定了舆论的基础。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曾经把高调唱得震天云霄的千百万知识青年,会象大海退潮一般统通返回到城市。

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效办理。上山下乡全面停止。

根据国务院知青办的统计,到文革结束以后的1976年底,尚留在农村的知青还有809万人。而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经历了“大返城”,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已是极少数人。

社会上普遍的感觉是,大返城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告结束。对比当初的轰轰烈烈,宣告结束未免显得冷冷清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适时地宣告结束,甚至连宣告也不宣告,恰恰是顺乎民心、民情、民意的。

而知识青年问题的彻底解决,则是上山下乡结束好几年以后的事情。这是下一篇论文的题目了。

叶辛(1949~),1969年赴贵州山乡插队10年,后在贵州省作协工作近11年,其间担任省作协副主席、《山花》杂志主编。1990年回到上海。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1977年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著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三年五载》、《华都》、《缠溪之恋》等。另有“叶辛代表作系列”3卷本;《当代名家精品》6卷本;《叶辛文集》10卷本;《叶辛知青作品总集》7卷本;“叶辛新世纪文萃”3卷本等。短篇小说《塌方》获国际青年优秀作品一等奖;长篇小说《孽债》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由本人根据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分别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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