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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8522:且听下回分解,笔者的第壹次进

来源:http://www.operasage.com 作者:奥门新萄京8522 时间:2019-06-25 14:49

原标题:斯人已逝,往事如烟丨单田芳自曝走穴收入

原标题:单田芳:我的第一次登台

原标题:且听下回分解:单田芳的个人奋斗与说书人的历史进程

原标题:单田芳-行业名人百科-中国影响力人物数据库

原标题:评书大师单田芳病逝,这是一个大师逝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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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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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田芳先生是我国著名评书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原鞍山曲艺团业务团长,现任北京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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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苗 炜

中国工人出版社

文 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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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单田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理肖建陆处获悉,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11日下午3点30分因病在中日友好医院去逝,享年84岁。

评书演员单田芳,有一本自传叫《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个人史,记述了东北光复、长春围城、“文革”武斗等历史事件,当然也记述了一个艺人的成长。单田芳在这本书里提到他妈妈王香桂的时候,总说一句话叫“鼓槌一响,黄金万两”,什么意思呢?他妈妈是明星,只要市面上太平,能在茶馆里说书,茶馆里就座无虚席,家里的收入状况就非常好。书中有一个章节叫“我家的鼎盛时期”,说的是解放初期单家在沈阳的生活。当时沈阳北市场的饭店和娱乐场所总是高朋满座,王香桂在茶馆说书的生意也非常好。父母每天都忙着挣钱,挣来的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维持日常开支,另一部分要把纸币换成戒指银子袁大头和黄金。单田芳的一个工作就是去买袁大头。经历过战乱和无政府状态的人,经历过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的人,都不太相信纸币,都觉得金银才最保值。

2018年9月11日下午3时许,一代评书大师单田芳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出生于营口市的一个曲艺世家,1954年登台表演评书。2007年1月26日,单田芳宣布收山,《老店风云》是他的收山之作。从艺半个多世纪以来,单田芳共表演录制了《隋唐演义》《三侠五义》《乱世枭雄》等100余部计15000余集广播、电视评书作品,开创评书走向市场的先河。本文摘自单田芳自传《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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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出生于营口市的一个曲艺世家,是中国评书表演艺术家、作家。2012年,在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典礼上获得终身成就奖。 1954年走上评书舞台。1979年5月1日,单田芳重返书坛。1995年,单田芳成立了北京单田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7年1月26日,单田芳宣布收山,《老店风云》是他的收山之作。2011年,出版了自传《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 代表作品有《三侠五义》、《白眉大侠》、《三侠剑》、《童林传》、《隋唐演义》、《乱世枭雄》 、《水浒外传》 等评书。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出生于营口市的一个曲艺世家,是中国评书表演艺术家、作家。2012年,在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典礼上获得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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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小段《留一手》。 视频来源:北京青年报(04:49)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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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走上评书舞台。1979年5月1日,单田芳重返书坛。

1954年冬天,单田芳拜李庆海为师。这个时候,说书艺人基本上还是原来跑江湖的生活方式。1949年到1955年,政府有特业科,到哪里去演出要开个介绍信,有了介绍信就好办事。到了1955年,说书艺人不能随便流动了,艺人开始登记,写履历,文化局存档,成立曲艺团,派干部来管理,有组织了。单田芳当时在鞍山,就落在了鞍山曲艺团,曲艺团中的学员大部分还是艺人的子弟。1956年春节大年初一,单田芳在鞍山的前进茶社第一次登台,说的是《明英烈》。他当时的演出时段是板凳头儿,就是中午场和晚场中间的下午场。这一天演出顺利,挣回来四块两毛钱,什么概念呢?当时大米一毛八一斤,猪肉四毛五一斤,鸡蛋三分钱一个,一天挣四块多钱,一个月收入可达一百多块。

我是如何从幕后走到台前的,前面我说过了,我生活虽然不愁,但全靠老婆挣钱养活,我深感愧疚,早就发誓一定早日登台早点挣钱把这个家支撑起来,靠老婆养活太没出息了。到了鞍山之后,评书演员和大鼓演员很多,加在一起有四五十位,既给了我广大的学习空间,也为我早日登台创造了好条件,我岂能错失良机?所以在我到鞍山不久,我就向曲艺团的领导提出我要登台说书的要求,赵玉峰老先生也极力推荐我。那时候要求登台的也不止我一个人,男女一共有几个人,为此曲艺团专门举行了一次测评考试,还请文化局艺术科的领导参加,如果考中了才能有资格登台,否则就得继续学习。

中国评书表演艺术家、作家

他是将评书从书馆引入广播大市场的第一人;他是评书艺术开设专门广播评书频道的第一人;他是评书进入电视的第一人;他是开创红色评书、弘扬红色评书文化的第一人;他是将评书与网络结合,开创网络书场的第一人;他是系统整理传统评书、着书出版的第一人;他是以评书形式宣扬企业文化的第一人;他是将评书艺术推入产业运作的第一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那苍凉、浑厚、略带沙哑、举世罕有的嗓音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1995年,单田芳成立了北京单田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7年1月26日,单田芳宣布收山,《老店风云》是他的收山之作。2011年,出版了自传《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 代表作品有《三侠五义》、《白眉大侠》、《三侠剑》、《童林传》、《隋唐演义》、《乱世枭雄》 、《水浒外传》 等评书。

1958年,曲艺团走向文化单位编制,在评定工资的时候,单田芳被评为第五级,每月工资84元。他妻子王全桂的工资是98元。许多老演员拿的工资比单田芳高,但演出效果远比不上单田芳。关于艺人如何被改编成文艺单位的员工,有一本书叫《个体与集体之间》,讲的是1950年代1960年代评弹艺人的故事,当时的评弹名角,一天演四场,一个月能挣1000块,可纳入文化单位,工资最多就能拿到两百多块,当时大学名教授的工资是每月三百,艺人是不能超过三百这条杠杠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评弹艺人还是加入了集体,原因有二,一是收入虽少,但基本保障还是有;二是担心,要是不加入集体,恐怕以后没有说书的地方。到1962年,对文化事业的管理更为严格。凡传统书目一律停止,都要说新书。单田芳说过《草原风火》《新儿女英雄传》《战斗的青春》《林海雪原》等,他的师兄杨田荣,被邀请到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每到中午,师兄的声音就覆盖鞍山地区,单田芳很是羡慕,一个茶社里的演员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就要借助广播电台这样的传播手段。评弹在这个时候也担负起宣传任务,当时评弹最受重视的曲目是《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为了顺利过关,我攒足了气力在家里备课。那时全桂已经怀上了我女儿慧莉,我每天在家摆上一张桌子,前面竖一面大镜子,对着镜子说书,全桂就成了我的辅导老师,一边听一边给我挑毛病,还有几个学员像赵书其、杨秀石、石连壁等也到我家来凑热闹,我说他们就当听众,他们说我们就当听众,彼此提意见找毛病,有时长辈从门前路过,被我们发现了,就把他请到我们家中做指导老师。我记得有很多同行老前辈都参与过这一活动,看来收学生就要收勤快的学生、好学的学生,懒惰是不可取的。我准备了一段评书,叫师徒斗智,这个段子是引用了《明英烈》其中的一段,为了这个段子我铆足了劲儿,可以说是倒背如流。

2015年3月,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辞世,媒体在相关报道中普遍使用了“评书四大家”的说法,将他与三位后辈说书人田连元、单田芳、刘兰芳相提并论。一些“资深”评书迷对此表示不满,认为除袁先生之外的另外三位都不属于“正宗的评书门”,而是出自唱大鼓书的门户,靠说广播和电视评书成名,将他们与袁阔成并称“评书四大家”,既无法凸显正统评书的“阔”字辈泰斗的资历与造诣,也对没能通过广播和电视获得同等影响力的其他“评书艺术家”不公。 但“评书四大家”一说其实由来已久,其最早的版本是上世纪80年代的“辽宁评书四大家”——“南袁北田,西远中兰”,即营口袁阔成、本溪田连元、锦州陈青远(唱东北大鼓出身的评书演员,1988年去世)和鞍山刘兰芳。2008年,“北京评书”以辽宁省鞍山市、本溪市、营口市和北京市宣武区为申报地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次年,刘兰芳和单田芳(鞍山)、田连元(本溪)、连丽如(北京)四人被文化部公布为这一“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对照上述三组四人名单,“辽宁评书”几乎成了“评书”或“北京评书”(两个经常混用的能指)的所指,而在其代表艺人的构成中,鼓书门(而非所谓“正宗评书门”)传人占有绝对优势。难以释怀的正统论者将“评书四大家”的声名归因于电台和电视台的传播,但问题是,通过这两种现代传播媒介而享誉海内的,为什么主要是中国东北的“非正统”评书艺人。答案在塑造这些说书人的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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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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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考试那天,我一举拿下了第一名,最使我高兴的是文化局的领导点评说:“单田芳完全可以做准演员哪。”有了这句话就等于奉了圣旨,我的身份一下子变了,由什么也不是变成了准演员,当时那股高兴的劲儿就甭提了。过关之后我要求上台说书,当时鞍山有七个茶社,每个茶社分早中晚三场,可是没有位置腾出来叫我去说,怎么办呢?曲艺团就开创了板凳头儿的先例,什么叫板凳头儿呢?就是正式演员说早中晚三场评书,人家属于正场,时间又好,钟点又正,板凳头儿是什么呢?是晚场没开始之前和中场结束之后,那段空暇时间就叫板凳头儿,后来领导批准我在前进茶社说板凳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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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经历

单田芳出身曲艺世家,外祖父王福义是闯关东进沈阳最早的竹板书老艺人;母亲王香桂是三四十年代著名的西河大鼓演员,人称“白丫头”;父亲单永魁是弦师;大伯单永生和三叔单永槐分别是西河大鼓和评书演员。

单田芳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跑江湖单干,他们去了营口的田庄台,单田芳从1963年春节前后这一段时间,除去花销,存下4600块钱。这是1963年的4600块钱。单田芳继续从田庄台到苏家屯,再到盖县,他形容这段单干的经历用了四个字叫“火穴大赚”,走穴非常火,赚了很多钱。然而,营口文化局收到指令,像单田芳这样的演员属于黑户,必须停演。迫于这种压力,也为了照顾儿女上学,单田芳又回到了鞍山曲艺团,工资涨了一级,每月98元,而私自走穴,被罚款800元。单田芳在这本自传中说,回鞍山曲艺团是一生中的大错,回去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

当时正是冬天,眼看快过春节了,我开始加劲备课,曲艺团为了进行宣传,在大街小巷贴出大红海报,上面写的是前进茶社特请著名评书演员单田芳,于正月初一演讲《大明英烈》,欢迎听众届时光临,风雨不误。您听听这真是忽悠,我连台都没登过,算哪国著名评书演员?其实这就是商业运作。我走在街上看着这些海报,心发跳,脸发烧,非常不自在,压力油然而生,赵师爷知道后,鼓励我说:“小子,我对你说过,说评书有三难,这就是第一难,登台难,你一定要有信心,把这关闯过去。”老人家的话对我鼓励相当大,田荣师兄也鼓励我说:“上台不要心慌,凭你那两下子肯定没问题。”虽然他们如此鼓励我,我依然是忐忑不安,老实说春节都没过好,年夜饺子是什么味儿我都没吃出来,走路说书,在屋里坐着说书,甚至连做梦也在说书,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袁阔成(1929-2015 ),辽宁营口人

1934年12月17日单田芳生于营口市,出身曲艺世家。外祖父王福义是闯关东进沈阳最早的竹板书老艺人;母亲王香桂是三四十年代着名的西河大鼓演员,人称“白丫头”;父亲单永魁是弦师;大伯单永生和三叔单永槐分别是西河大鼓和评书演员。

单田芳六岁念私塾,七八岁即学会了一些传统书目。上学后,边读书边帮助父母抄写段子、书词,评书中丰富的社会、历史、地理和生活知识及书曲协作、表演技巧都使他获益匪浅。十三四岁时就已经能记住几部长篇大书。

刊于《新民周刊》998期

转眼到了正月初一,那天是怎么度过的,简直难以形容,从天亮之后我的心就加快了跳动,好像一座大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我换好了登台的衣服,拿着扇子醒木,披上棉大衣,赶奔前进茶社,一路上我还在说书,等进茶社之后,屋里头热气腾腾、乌烟瘴气,因为是春节放假,听众比平时多得多,那时正场还没结束,演员是我同门的师姑叫张香玉,我进了休息间候场,把衣服整理好了,扇子醒木拿在手中,那会儿我的心几乎从我的嗓子眼里跳出来,又怕时间到又盼着时间到,心里矛盾极了,正在这时候我听见师姑张香玉说:“各位都别走,下面还有评书演员单田芳给你们说一段《大明英烈》。”我还听见几个人鼓起掌来,不知道是起哄啊还是讽刺,这时张香玉师姑下了台走进休息室,她知道我没登过台怕我紧张,就安慰我说:“别怕,赶紧上台吧!”我说:“好。”于是我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装作若无其事毫不介意的样子登上了三尺讲台。

“评书四大家”已有两位出版了自传,即同在2011年问世的《田连元自传》(新华出版社)和《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中国工人出版社)。如田连元在书中自述,“每个人都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这一历史时期会给你一个活动范围和可操作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你使出浑身解数,拼搏进取,这就是你的命运”,“个人命运”的背后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国运”,说书人的自传因此可以看作从一个特定角度叙述的当代中国史。田连元与单田芳的回忆及叙述各有侧重,前者强调平淡,在自序中自嘲,这本自传的“卖点”恰恰是“会讲故事的人的人生却没有意思”;后者突出传奇,开篇即借他人之口说,“你的自传比《三侠五义》还精彩”。正因为两位说书人有各自的特殊经历,并采取了不同的叙述策略,当他们的自传发生重合或互文的时候,个人传奇才更显现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普通与平常,寻常人生细节包含的历史信息也才更耐人寻味。

单田芳随父母奔波于哈尔滨、长春、沈阳、齐齐哈尔等城市演出。后到奉天,单田芳六岁念私塾,七八岁即学会了一些传统书目。上学后,他边读书边帮助父母抄写段子、书词,十三四岁时就已经能记住几部长篇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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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江湖艺人的收入》

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况,我的心依然在激烈跳动,两眼发花,往台下一看,似乎每个人都长着两颗脑袋,现在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候了,怕已然没用,我只好把醒木啪的一拍,朗诵了一首上场诗,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说书了,因为我对《大明英烈》这套书相当熟悉,完全可以倒背如流,所以忘词停顿的事是不存在的。但是没有舞台经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语速相当之快,头一句话还没说完,第二句就冒出来了,说过十几分钟之后,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了,我发现很多人都注意在听,我抖个包袱也有人龇牙发笑,我的心这才平静了许多。板凳头儿是四段书,每段三十分钟,按规定,每说完三十分钟,演员就要休息一会儿,观众也好活动活动,上上厕所,可我太激动了,把这些都忘了,一口气说了两个多小时,忘记了休息,忘记了停顿,虽然是数九隆冬,我浑身上下全都是汗,正在这时茶社的赵经理来在书台前,敲着书桌提醒我说:“单先生你跑到这儿过书瘾来了,你看看都几点钟了?”一句话把我点醒,惹得听众是哄堂大笑,我急忙说:“对不起对不起,今儿个就说到这儿吧,如果您愿意听我明天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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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王香桂和单永魁来到齐齐哈尔,单田芳刚满五周岁,需要人照顾。王香桂的两个学徒月梅、小梅自然充当了免费保姆。这个五岁的“大全子”(单田芳的乳名)居然是超级“淘气包”。

五岁时的单田芳

来源: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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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

1953年单田芳高中毕业后,考入东北大学,但因病退学,拜李庆海为师,正式说书。其间在辽宁大学历史系(函授)学习。

单田芳的爷爷是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人,家境贫寒,是背井离乡的小商贩。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有个杨姓人家,家境相对富裕,杨家人相中了这位山东后生,单田芳的爷爷便到了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做了倒插门女婿。奶奶生了三个儿子,单永生、单永魁、单永槐,单田芳的父亲单永魁行二,三个儿子的出生吃黄了爷爷的小买卖。只有老大单永生从事西河大鼓,人称“八岁红”,擅长三弦、书鼓、鸳鸯板,十四五岁就已经红了。

监制:刘新宇 、顾佳贇

图/视觉中国

两部自传的第一个形成互文的回忆主题是战争与逃难。1947年,六岁的田连元居住在四平——东北解放战争中最惨烈的城市攻坚战的战场;翌年,十四岁的单田芳经历了对平民而言更为残酷的长春围城。两位说书人一改说评书时的将帅英雄叙事,以亲历者的视角对战争中的平民生活做了格外生动的细节描述。单田芳这样回忆长春围城中的极端情境:公共厕所变成了抛尸场,老师在课堂上哭着向学生乞食,一位行人捡起路边的砖头啃了两口又扔在地上……与饿殍饥民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围城中照常营业的饭馆,单田芳的父母买通了六十军的一位下级军官,准备冒充该军起义人员及家属混入解放军的接待站,出城前在饭馆答谢这位军官,吃的是大米饭和酒肉,以黄金结账。长春也出现在田连元的战争记忆里,他随父母从四平逃到抚顺,“开始时一面袋子的金圆券能买回来半面袋的玉米面”,“后来,玉米面买不到了,只能买豆饼、豆腐渣,这些原是喂马、喂猪的东西,如今却拿来喂人”。在此情形下,大人们担心“如果抚顺像长春那样被围困起来,久不进粮,大家只有等待饿死”,于是决定回关内老家:“饿死也要回老家饿死。”相对于今天知识界流行的对长春围城惨剧说书式的解释——单纯归咎于攻城方的“饿殍战术”或守城方的“杀民养军”,两位亲历战争的说书人的饥饿记忆反倒无法简单等同于评书和史传文学中常见的孤城绝粮,而是联系着更为普遍的社会经济条件,长春的人道悲剧不仅是特定军事策略造成的灾难,而且是国统区灾难性的战时经济的极端案例。单田芳和家人逃离长春城后,来到已经解放的九台县(今长春市九台区),他用一条花旗布在县城市场换了十万五千元解放票,随手抽出两张千元票,出乎意料地买回了约十斤煎饼和一大包“都快拎不动了”的肉熟食,远远超过全家人饭量,于是又分给其他同行的逃难者。东北既是中国抗战胜利后最早经受内战摧残的区域,也最早获得了迅速恢复和重建,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基地。因此,尽管40年代后期有过短暂的关内移民的回流,东北在1949年后很快又成为中国七大区域中首屈一指的人口和劳动力的净迁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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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奶奶说让单永魁、单永槐从长子的道路,从事曲艺。老三单永槐表演评书。单永魁从事三弦伴奏,后与唱西河大鼓的王香桂结婚,就是单田芳的母亲。单田芳的外祖父王福义是闯关东进沈阳最早的竹板书老艺人;王香桂是三四十年代著名的西河大鼓演员,人称“白丫头”,单永魁是她的弦师,夫妻俩妻唱夫奏,先在天津的茶楼演出,乘船后到营口市。

奥门新萄京8522:且听下回分解,笔者的第壹次进场。编辑:张静、万宏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这第一关终于叫我闯过了,我如释重负。散场之后,我问赵经理:“我说得咋样?”赵经理开茶社多年,是个老油条,什么样的高人都会过,他说:“还行,就是说的口太急了点儿,叫人听得心里忙叨,再说的时候你节奏要慢一些。”我听后不住地点头。我还记得第一天登台,我挣了四块二毛钱,因为当时还没有合作,基本上都是单干,除了上交部分公基金、公益金之外,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四块二毛钱,意味着什么?当时大米一斤才一毛八,猪肉四毛五,鸡蛋一个平均也就三分钱,如果老保持这个纪录,就说明每个月可以挣一百多元,比当技术员工程师强多了。头一关闯下来之后,我腰也挺直了,愁云也散尽了,走路也轻快了,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回到家之后我把四块二毛钱往全桂身边一放,非常自负地说:“怎么样,我也能挣钱了,从今之后,你就在家看孩子吧,我可以养家了。”全桂冷笑说:“你美什么,说评书这种事,得拉长线看活,不能看一天两天。”我说:“你放心吧,我绝对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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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艺经历

1953年单田芳高中毕业后,考入东北工学院,但因病退学,拜李庆海为师,正式说书。其间在辽宁大学历史系(函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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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情都是开头难,只要闯过第一关,十拿九稳会畅通无阻,第一天演出结束后,我激动得几乎彻夜难眠,恨不得马上到第二天接着说书,第二天的效果也不错,第三天也不错,就这样日复一日我越说越有劲儿,钱也越挣越多,终于成了板凳头儿大王,也就是说我上板凳头儿的收入超过很多正式演员的正常收入,人得喜事精神爽,由于事业初见成效,对我的推动力相当大,无论是备课听书还是说书我不敢有一丝懈怠。

田连元,

1956年,成为辽宁省仅有的具有大学文凭的评书艺人。1956年正月初三,单田芳首次在鞍山市内的茶社登台亮相,播讲评书《明英烈》。

1956年成为辽宁省唯一具有大学文凭的评书艺人,即使在全国也是凤毛麟角。1955年参加鞍山市曲艺团,得到西河大鼓名家赵玉峰和评书名家杨田荣的指点,艺术水平大进。二十四岁正式登台。六十年代在鞍山成名。

如果我没记错,我是1955年到的鞍山,1956年大年初一登台表演,到了1957年,我已经成了小红人了。我们家擅长说长袍书,也就是像《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薛刚反唐》这类的书,但对武侠书很欠缺,为了弥补这个空白,我就请教田荣兄,求他认真指导,田荣说:“干脆这么办吧,我给你念一套《三侠五义》和《小五义》你就全明白了。”我一听正中下怀,这简直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好事,于是我们哥儿俩约定好时间,地点在我家。

1941年出生于长春市,评书表演艺术家。

1958年,曲艺团走上正轨,由个体转成集体,单田芳变成了正式演员。

在1955—1956年间,他先后说过《三国》《隋唐》《明英烈》等十多部传统评书和《林海雪原》《平原枪声》《一颗铜钮扣》《新儿女英雄传》《破晓记》《红色保险箱》等新书。

从打那儿开始,田荣兄每天都抽出时间来到我家,也不管是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他都准时不误,我们哥儿俩对面坐着,把房门关闭,以防干扰,他就像说书似的,开始给我讲述《三侠五义》,时不时还停下来告诉我哪个段落是重点,哪个段落可以一笔带过,这真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田荣兄也实现了他的诺言,我学到了一部精彩武侠评书。正是在赵玉峰老先生和田荣兄的帮助下,我的艺术突飞猛进,再加上年轻,身体好,精力充沛,所以演出的收入蒸蒸日上,使很多老前辈和同行们无不刮目相看。赵师爷笑着对我说:“小子,我说得不差吧,虽然你现在已经初见成效,可千万不要骄傲自大,还要虚心学习。”田荣兄也说:“只要你绷紧这股劲儿,认真学,要求上进,将来前途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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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文化主管部门规定,凡属传统曲艺必须停止,演员必须说新唱新。很快,单田芳说了《草原风火》等30部小说,名气再一次大涨。1966年,“文化大革命”缓缓地拉开了序幕,单田芳也成了众矢之的,遭受了痛打。此后两年多时间,他的听力嘈杂模糊,几乎什么都听不清。

漂泊童年

对我家来说,经济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是靠老婆养活,现在反过来了,由我承担了家庭的主力,我们在鞍山买了新房,我和赵师爷是邻居,住在楼上楼下,这样学习起来就更方便了,那时我头脑当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冲!

《田连元自传》

1968年冬天,单田芳在鞍山市委党校“改造”。1969年4月,被下放道营口的干于沟。1970年2月2日,单田芳无罪释放离开鞍山。

1934年12月17日单田芳在营口市出生。之后单田芳随父母奔波于哈尔滨、新京、奉天、齐齐哈尔等城市演出。后到奉天,单田芳六岁念私塾,七八岁即学会了一些传统书目。上学后,他边读书边帮助父母抄写段子、书词,十三四岁时就已经能记住几部长篇大书。

就在那一年的春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不由得喜出望外,原来我父亲刑满释放了,他已经回到沈阳的家。我一蹦老高,跟全桂大声说:“咱爸出狱了,我得赶快回家去看看。”我老伴儿也高兴得不得了,我带了不少钱,坐上火车回到沈阳家里。

田连元入关后在天津读书和学艺,1959年赴济南说书,是年底,加入本溪曲艺团。而在此前四年,单田芳已从沈阳迁至鞍山,加入鞍山曲艺团。这两位同样出身曲艺世家的年轻说书人表面看来都很像是重走父辈的老路——从关内流动到关外,或从东北的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自清末起,评书艺人开始从北京向北方各地流动,“主要流动方向是天津、唐山、张家口、哈尔滨、长春等城市以及东北的鞍山、鹤岗、本溪等工矿区”。奥门新萄京8522:且听下回分解,笔者的第壹次进场。生于天津的单田芳从记事起就随父母在东北各城市间来回迁移,他在自传中对此解释道:

1979年5月1日,单田芳重返书坛,在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第一部评书《隋唐演义》(《瓦岗英雄》),此后与其合作十余载,先后录制播出了三十九部评书,风行全国大江南北几十家广播电台。其中《天京血泪》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听众多达六亿。

1939年,王香桂和单永魁来到齐齐哈尔,当时,单田芳刚满五周岁,需要人照顾。王香桂的两个学徒月梅、小梅自然充当了免费保姆。不就是看管一个几岁的毛孩子吗?结果,小姐儿俩想错了,这个五岁的“大全子”(单田芳的乳名)居然是超级“淘气包”。

我还记得我刚进门的时候,父亲一个人正坐在屋里喝茶,我们爷儿俩几年不见了,这次相见显得多少有点陌生,我进门大叫了一声:“爸,你回来了。”我爸显得不那么亲热,只是用鼻子哼一声,好半天他才说:“听说你跟王全桂结婚了?你也说书了,真叫我大失所望啊,当初我发誓要改换门庭,我恨透了说书这个行当,可是老天爷不睁眼,为什么也叫你说了书?再一个王全桂比你大八岁,怎么能做你的媳妇?这个人我无法接受,你回来看看我可以,但你回去转告王全桂不准进我这个家门。”我听了之后,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奶奶坐到旁边一句话也没说,接下来我父亲用手捶着桌子仰天长叹:“我是做了哪门子孽?遇上了这么多逆事,今后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我在监狱苦盼了六年,好不容易回了家,没有一件事叫我顺心,我呀我呀!命太苦了。”老人家说着说着放声大哭,我奶奶也哭,我也哭,我边哭边心里翻个儿,不知道如何向我父亲解释,也不知道用什么法来安慰他。

过去有句话,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因为说书不可能固定在一个城市或者一个茶社,一是书会的不那么多,有的一辈子就会说一部书;有的会说到三部书,在一个地方说完了你还说什么?所以必须流动到其他的地方去说书,重打鼓另开张;还有一点,无论是说书还是唱戏都讲究留个响腕儿,也就是说将来还有回来的可能,听众还惦记你,你还有饭吃,如果走了水穴(没有观众)将来就不可能再回来了;还有一点,在演员说头一部书的时候竭尽所能把压箱底的功夫都抖落出来了,时间长了难免重复,就不那么吸引人了,自己接不住自己难免得水,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这是流动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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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全子总喜欢到家门外的池塘玩儿,父母责令“两枝梅“严格看管。一天,大全子往“两枝梅”的水里下了药,两名“家庭宪兵”睡着了,他用红绒绳把两个师姐的麻花辫子紧紧绑在一起,随后反锁上房门,快活地奔向了大池塘……折腾够了,才想起两个小师姐。他蹑手蹑脚地摸到窗根底下往里偷窥,中了安眠药的小师姐四肢瘫软,睡得正香,口水长长地流到腮帮子上。

后来我想到一个主意,那时我妈虽然走了,可我三舅还在沈阳说书,他是去年刑满释放的,依然在沈阳曲艺团工作,他真不愧是个小圣人,跟我妈一样,鼓槌一响黄金万两,生活不成问题,我爸和我妈对我三舅一向尊重和亲热,也许三舅能把他劝好,于是我离开家门以买东西为名,找到了我三舅家。当时我三舅住在沈阳皇寺大街一所不起眼的出租房里,我们爷儿俩见面之后,我一边哭着一边向他讲述了经过,我三舅是个内向人,平时很少说话,但是说出话来极有分量,他听着我的哭诉,一句话也没说,而后站起身来,穿好衣服,拉着我就走,直接回到我家里。在我没回来之前,他跟我爸已经不止一次见面了,但是每次见面我爸对他都十分亲热,三舅进屋之后,把衣服脱掉,好半天没说话。我站在旁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爸沉着脸眼里噙着泪水,也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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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1年以来,他先后出版了近四十部评书,是全国出版评书最多的评书演员。《大明英烈》入选《中国十大传统评书经典》丛书。1995年,单田芳成立了北京单田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并为中国曲协会员,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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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几分钟之后,还是我三舅先说话了,他说:“永魁啊,事情到了这步,只好逆来顺受了,说句迷信话这就叫命,你再难过能改变得了现实吗?香桂走了,那是她的自由,随她去吧,传忠现在说了评书,我听说进步很大,有人告诉我,他在鞍山还是个小红人,看来啊,孩子就是说书的命,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改换门庭不改换门庭有啥区别?你难道还想叫他当市长、省长?咱家有那份儿德吗?你有那种本事吗?既然没有,也由他去吧,他将来在曲艺圈里要成了角儿不也是一件好事吗?你何必这么难过呢?”

单田芳

2000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单田芳评书全集》。《中国武侠小说史》一书将其列为大陆的武侠小说作家之一。评书《白眉大侠》和《宏碧缘》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播出。此外,他录制了《薛家将》等多部电视评书并自编自演了《龙虎风云会》(正续)等广播评书。

单田芳之母王香桂

奥门新萄京8522,三舅的话句句说到点儿上,终于把我父亲说服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父亲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我认了,不认也不行啊,但是我不承认王全桂是我的儿媳妇,这点不能改变。你走吧,回去说你的书,我的事你就不必管了。”听话听音儿,看得出我爸的余怒依然未消,对王全桂成见极深,我能走吗?我爸好几年才回到家里,怎么的我也要陪他住几天哪?开始我爸不同意,一个劲儿往外撵我,后来我三舅说话了,说:“永魁啊,你这么做就太不近人情了,孩子大老远回来看你,有那么多的话需要唠一唠!”我爸不坚持了,我三舅在我家吃过了晚饭就走了,屋里就剩下我们爷儿俩,我奶奶回西屋去了。

田连元从天津到济南说书,原因与上述解释不尽相同,但仍属于民间艺人的自发流动,他重返东北,与父辈相比,却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溪曲艺团到济南招演员,使他进入社会主义文艺单位的正式编制。单位制结束了民间艺人的自发流动,而大量关内曲艺演员落户东北工业城市,则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资源配置密切相关。单田芳这样叙述鞍山对他的吸引力:“一是鞍山是祖国的钢都,解放后百业兴旺,是块风水宝地;第二,鞍山的演员比较多,其中也不乏有名的演员,在这里有学习的条件,是除了沈阳之外的理想之地。”鞍山是东北工业城市的典型代表,正如它的“百业兴旺”源自建设新中国“钢都”的需要,东北的城市文化生产是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建构工人阶级主体的前提下展开的,内在于社会主义工业基地的整体建设,因而也具有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组织化的特点。在加入曲艺团之前,田连元的正式表演实践只有两年,而单田芳虽已拜师学艺,却还未曾有过登台说书的经验,他们不仅是单位制吸纳的民间艺人,更是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塑造和培养的现代评书演员,新的体制和生产方式对青年演员的培养在单田芳对自己获得登台机会的回忆中可见一斑:

2006年1月,单田芳的传记《且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各地上市。

单田芳忽然尖起嗓子大叫:“不好啦!大全子掉进水里了,快救人啊……”“两枝梅”霍然惊醒,慌忙朝外狂奔,不料,各自的小辫子已经死死地纠缠在一起,撕扯了很久才分开。

那时我家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大妹妹在铁路文工团工作,已经结了婚,落户在成都,我二妹妹在抚顺财贸学习,还没有回来,我三妹和四妹被我妈接到哈尔滨去了,现在家里家外就剩下我们三口人。在睡觉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说但又不敢说,但话是开心锁,不说又不行,于是我仗着胆子打开了话匣子,把我爸没在家这段期间发生的事情向他详细地介绍了一遍,重点是说到我和全桂婚姻的事,我说:“爸,王全桂没有文化,说话口快心直,这是事实,但这个人心不坏,在咱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她挣钱养活了咱全家,没有她我也不可能在鞍山买了房子,再说她已经为咱家生下了一个女儿,也是老单家的骨肉,难道您真的就不能接受她吗?”

到了鞍山之后,评书演员和大鼓演员很多,加在一起有四五十位,既给了我广大的学习空间,也为我早日登台创造了好条件,我岂能错失良机?所以在我到鞍山不久,我就向曲艺团的领导提出我要登台说书的要求,赵玉峰老先生也极力推荐我。那时候要求登台的也不止我一个人,男女一共有几个人,为此曲艺团专门举行了一次测评考试,还请文化局艺术科的领导参加,如果考中了才有资格登台,否则就得继续学习。

5月28日,参加廊坊人民广播电台举行建台三十周年和戏曲频道开播文艺晚会。9月29日评书名家单田芳加盟演出相声晚会《空中笑林》的十周年庆典晚会。

然后,披头散发地向门外的大水塘扑去……最后连个人影儿都没捞着,两人绝望地蹲在乱草里。单田芳呢?正躲在暗处哈哈笑哩。“两枝梅”回过身来,鼻子都气歪了。这哪像五岁的孩子,简直成“人精”了!

我说我的,我爸一句话也没说,我一看他听不进去,只好转变了话题,我说:“爸,您判了六年徒刑,我二舅三舅也判了徒刑,这件事到底怪谁,为什么这么严重,到现在我也解不开这个谜团。”父亲听到这儿长叹了一声,这才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倒霉就倒霉在佟浩儒身上了,在我去天津找你妈的时候,佟浩儒对我说他有个表弟叫王子明,在国民党的时候混过事,现在解放了,没有了工作,你在沈阳路子宽,能不能帮着给安排一个工作,我问他会什么手艺,他说会熏肉,开饭馆,于是我就答应下来了,哪知道这王子明是假名,他原名叫佟荣功,是佟浩儒的亲堂弟,他又在国民党里做过少将督察处长,这些我全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结果吃了大亏,受了株连,落了个窝藏、包庇反革命罪,我恨透了这个佟浩儒,是他给咱们几家带来了灾难,我也恨我自己,处事不慎,才得了这么个结果。”

社会主义文艺体制作为“广大的学习空间”,首先意味着过去流散于江湖的门户资源的整合。单田芳早年在沈阳生活时,最熟悉的演艺场所是城外北市场的茶社,在北市卖艺的都是他父母的同门说唱艺人,而在前清盛京城里还有另一派他不曾提及的说书人——更为“正宗”的北京评书艺人。沈阳“城里派”与“北市场派”长期对峙,其实质是正统评书门与西河鼓书门的对立。起源于河北农村的西河大鼓在清末传入东北,20世纪20年代之后,一些演唱西河大鼓的艺人因为找不到弦师伴奏,开始只说不唱,由此形成西河评书,正统北京评书和西河评书的说书人在解放前相互排斥,以至于“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隔阂不仅存在于正统评书门和西河门之间,同一门户不同师承的艺人也因为各自为战的江湖漂泊而缺少深入的艺术交流。单田芳加入鞍山曲艺团后,慕名观摩西河鼓书“东派”宗师赵玉峰表演《明英烈》,却发现大名鼎鼎的“赵师爷”说得“内容松懈,十分口生”,以致无法吸引听众。原来说《明英烈》并非赵玉峰所长,但因为在鞍山定居日久(不像过去在各地流动卖艺),“所会的书都说过了”,必须要尝试自己陌生的和不擅长的书目。得知这一情况后,单田芳主动将作为家传“底活”的《明英烈》交流给赵玉峰,帮他改善了表演。值得玩味的是,赵玉峰与单田芳家颇有渊源,不仅论门户中的辈分是单田芳的师爷,而且还是其亲属关系上的舅爷,但直到进入单位,双方才有机会实现资源的交流与共享。相比较从孙辈那里得到一部《明英烈》,赵玉峰带给年轻演员的教益更多,单田芳和后来加入鞍山曲艺团的刘兰芳都直接受业于这位师爷,按照前者的学艺心得,“从手眼身法步,到故事情节设计、诗词歌赋”,赵玉峰对他的影响已超过了其“名正言顺”的业师李庆海。

2007年1月26日,单田芳宣布收山,《老店风云》是他的收山之作。2007年9月1日,单田芳致电祝贺田连元再收高徒。单田芳先生截至2007年录制的评书巨作已达100多部,在听众中广泛流传,而广播电视评书《红色将帅传奇》开篇之作《贺龙传奇》是其中最长的一部,也是他在艺术上的一次新的尝试。2008年06月21日,开讲电视评书《红色将帅传奇》。

在单田芳的成长岁月中,不仅目睹了侵略与战争,也见识到了生生死死的“人间地狱”。后来,他的评书里不是江湖侠客,就是绿林飞贼,无论在什么名义下,只要涉及到战争的话题,单田芳总是念念不忘老百姓,他无限惋惜地慨叹:“又要打仗了,老百姓算倒了血霉啦——招谁惹谁了!”这种评书艺术中的“民本意识”,完全脱胎于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又问我爸:“现在佟浩儒干什么呢?”我爸说:“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我在北京西什库十三号被关押期间,曾经见过他一面,有一次提审,两个人戴一副手铐子,我身旁那个人就是佟浩儒,他趁看守不备,对我说了一句话,永魁啊,哥对不起你。”我爸说到这,连连叹息,接着说:“佟浩儒就是咱家的克星,事到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又问道我妈和他离婚的事,我说:“爸,你怎么就同意跟我妈离婚了呢?”我爸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大声说:“那时我正在服刑,没有自由,她三番五次找到北京,逼着我跟她离婚,说得冠冕堂皇,政府给她做主,不给我做主,我不离也不行啊。”我一看我爸又要大发雷霆,吓得我不敢再往下问了,我家虽然是个说书的,但父母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我从小就是从棍头下长大的,别看我已经娶妻生子,可在父亲面前,我不敢犟嘴,不敢惹他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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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之路

简短截说,我在家陪了他三天,后来父亲对我说:“你还得说书,赶紧回去吧。”我临行时对父亲说:“爸,现在我能挣钱了,生活不成问题,我每个月都会给您送钱来。”我爸说:“过去靠的是你妈,现在经过学习了,我也明白什么叫自食其力了,今后我也要改行说评书,不弹三弦了,我还不到五十岁,我相信我还会挣到钱的,这个家用不着你担心。”

西和鼓王赵玉峰

2010年7月,75岁的单田芳又要出山,录制的现代电视立体评书《羊神》日前在北京杀青,并在电视台播出。

1956年参加鞍山市曲艺团,得到西河大鼓名家赵玉峰和评书名家杨田荣的指点,艺术水平大进,二十四岁正式登台,六十年代在鞍山成名。

在我临走之前,又去看望了我三舅,三舅明白了我的来意,对我说:“你父亲受的打击太大了,一般人承受不了,他没躺下就算不错了,有我帮着他,他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他说那些气话也是能改变的,你就放心回鞍山吧。”于是我含着眼泪离开了沈阳。

20世纪90年代,单田芳因播讲《白眉大侠》等“武侠”评书而名动海内,但据他自述,在50年代,相对于作为家传底活的袍带书,侠义或短打书恰是其短板,帮助单田芳化劣势为优势的,是他的西河门师兄杨田荣。如果说,以赵玉峰为中心,西河评/鼓书在鞍山曲艺团实现了门户内部的资源整合,那么,杨田荣的名字则意味着门户界限的彻底打破,他不仅是单田芳的传统短打书老师,更是全体鞍山评书演员的现代新书教师。在1962年全国性的“说新唱新”文艺潮流中,所有门派和师承的传统评书套路都不再适用,正如田连元所说,表演现代题材的评书“对说惯了传统书的老艺人们来说是一场革命”,而在辽宁引领这场革命的是袁阔成、杨田荣和陈青远三位“旗帜性的人物”。由于本溪曲艺团缺少这种评书革命的先行者,田连元的新书学习是在一个比单位更广大的体制空间中进行的,即全省范围的“说新唱新”曲艺会演和经验交流会。在田连元对这些会演和交流的回忆中,除了向前述“旗帜性的”新书名家学习和求教,叙述尤为细致生动的是中国曲协辽宁分会主席、老延安文艺干部王铁夫对他的一次指点,后者以亲身示范的四个表现“皓月当空”的大幅形体动作为譬喻向田连元阐述“艺术家”的概念,并为其详细开列了包括范文澜《中国通史》、艾思奇《大众哲学》、《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在内的各种艺术修养书目。近五十年后,田连元动情地写道:

2011年,单田芳出版自传《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

在1955—1956年间,他先后说过《三国》、《隋唐》、《明英烈》等十多部传统评书和《林海雪原》、《平原枪声》、《一颗铜纽扣》、《新儿女英雄传》、《破晓记》、《红色保险箱》等新书,在十年动乱中虽遭厄运,但仍然坚持练功,默诵书词,结构新篇。

坐到车上,心里边苦辣酸甜涌上心头。回到家里之后,我像泄了气的皮球,把包放到了椅子上,王全桂赶紧问我:“见到咱爸没?他怎么说的?”我没好气地说:“我回沈阳干吗去了?能见不着吗?爸说了,不承认你这个儿媳妇,不允许你踏进他的家门。”王全桂吃惊地睁大眼睛问我:“这是真的?咱爸真这么说的?”我说:“我难道还造谣不成?”王全桂是个急性子,办事情嘁哩喀喳,从不拖泥带水,她二话不说抱起几个月的女儿慧莉,一溜风地就回沈阳去了。我以为她要回沈阳跟我爸去干仗,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可是拦又拦不住,用我三舅的话说由她去吧,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他是给我做了一个人生设计,也是向我提出了一个高标准的希望,这是一个老革命文艺工作者对一个文艺新兵的鼓励和鞭策,在我一生中还从没有第二个人能对我如此的关注和嘱托。在第二年也就是1963年“辽宁省说新座谈会”上,……听说王铁夫同志已经去世,我大吃一惊,他对我的这一番谈话,竟成了对我的一篇遗言。

2014年7月,为庆祝单田芳先生从艺60周年,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10部《单田芳自选集》在京首发。

1956年正月初三,单田芳首次在鞍山市内的茶社登台亮相,他带来的是拿手好戏《明英烈》,挣了四块两毛钱。在观众眼里,台上的年轻演员风华正茂、浓眉大眼,嘴角儿还挂着一丝谦和的笑容。人们七嘴八舌地品评着,单田芳深深鞠了一躬,稍微清了清嗓子,随后,娴熟地拿起惊堂木,“啪”地一拍,正式开书。

几天之后,王全桂高高兴兴从沈阳回到鞍山,二话没说,从怀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说:“你看这是我跟爸的合影。”我当时又激动又高兴,忙问她:“你跟爸把话解释清了?”王全桂说:“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解释不清的,我对你们老单家是功臣,所差者就是比你大几岁,咱俩结婚,你愿意我也愿意,难道这还犯法不成,你爸有什么理由不允许我进这个家门?我们爷儿俩唠了两天两夜,咱爸也特喜欢咱这个女儿,你看抱着她还照了相。”我听后,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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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单田芳先生创作的60集评书《千山传奇》于5月5日在鞍山广播电台新闻广播FM95.3、AM954频率进行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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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那儿之后,我们经常回沈阳去看我父亲,那时我父亲的情绪基本稳定住了,他每天都到茶社听我三舅说书,就像小学生听老师讲课似的,他立志要改行做一个真正的评书演员。家里的事基本稳当住了,把我解脱出来,我又一个心眼儿的开始说书奋进了。

单田芳《白眉大侠》

1955年,参加鞍山市曲艺团,二十四岁正式登台。六十年代在鞍山成名。在1955—1956年间,他先后说过传统评书《三国》和《隋唐》等十多部,诸如《林海雪原》以及后来的《平原枪声》等。

单田芳(左)与师傅李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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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1962年王铁夫主持的这次辽宁省“说新书,说好书”现场交流会上,田连元表演的并不是现代题材的“新书”,而传统题材的“好书”《隋唐演义》中的《三挡杨林》选段,评书革命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题材上的“厚今薄古”,而在于评书表演模式和说书人的艺术观、价值观的革新。70年代末之后,以刘兰芳《岳飞传》、袁阔成《三国演义》、田连元《杨家将》为代表,说传统故事重新成为评书表演的主流,但这种传统题材的“主流评书”既不是传统北京评书,也不是传统西河评书,而是观念和形式都经过深刻改造的现代评书。1985年,田连元在辽宁电视台录制《杨家将》,成为“电视评书第一人”和“立体评书”的代表,除了少年时代的武术功底,这次成功的实验显然得益于王铁夫所启示的综合艺术修养,特定历史条件更强化了这种本来就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学习和修养——“文革”下放桓仁县期间,田连元一度改演京剧,随县样板戏学习班先后到沈阳和北京进行专业学习,后调入本溪歌舞团,“文革”结束后接连导演《江姐》、《小二黑结婚》等歌剧,为此刻苦自修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狄德罗等人的著作和理论。这些经历和修养使田连元的评书具有了传统评书难以企及的戏剧表演效果和综合视听表现力。1987年,长篇电视评书《杨家将》交流到北京电视台,使田连元享誉京城,与此同时,他大胆的艺术创新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批评者中不乏文学和曲艺研究名家,《田连元自传》全文照录了吴小如、吴晓铃两位学者的批评和他自己的回应文章,其中,针对吴晓铃把《杨家将》看作西河门绝活的观点,田连元回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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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滚瓜烂熟的《明英烈》就像洪水决堤那样,一泻千里。就这么气喘吁吁追赶了两个小时,最后终于说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然后,鞠躬,下台。单田芳谢完幕,里边的棉衣都湿透了。此后,单田芳的心里越来越踏实,书也说得越来越“油”,整个鞍山城都传遍了:“听说了吗?最近,出了个新人叫单田芳!”

图/视觉中国

该文最后提到“《杨家将》,我只知道属于西河大鼓说唱门户……”此见不敢苟同。早在南宋时期,就有了《杨令公》、《五郎为僧》的话本(见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宋末元初人徐大绰《烬余录》中也说当时民间已有了《杨家将》话本,就是在《杨家将》正式成书时的明万历年间,“西河大鼓”这个曲种也还远远没有形成。虽然我也是“西河门”中人,但不敢把历代说话艺人的传世之作,窃属本门所有。

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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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女儿慧莉出生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8年腊月,我又得了儿子,乳名老铁,学名单瑞林。这孩子又白又胖又结实,非常讨人喜欢。曲艺团终于走上正轨,由个体变成集体,开始评定工资,文化局派专人到曲艺团任团长书记。在评定工资的时候,我被评为第五级,每月工资84元,我老伴儿是每月98元,此后我由准演员变成了正式演员。别看我在曲艺团属于五级演员,每月仅拿84元工资,但我每月的收入却遥遥领先,为此我心里产生了不平,为什么我每个月收入这么多钱,才拿区区84元,而有些老演员他们却拿着高工资,而收入却不及我的五分之一。我是牢骚满腹,难免私下议论,跟知心的朋友发泄。运动一来了,我就成了众矢之的,首先是攀比思想严重,拜金主义至上,我在会上不得不服,可私下里却丝毫未减。

70年代末

 家庭

青年单田芳

现在回忆起来,人家批评我是非常正确的,那真叫一个帮助。年轻人啊稍微有点小名气,就容易产生攀比思想,尤其在演艺界,更为严重。我当时充其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板凳头儿大王,与那些老艺术家无法攀比,但思想里却滋生了这种恶习,所以奉劝年轻的朋友们在你们小有成就的时候,切记戒骄戒躁,应当虚心学习,不要计较名利,有道是功到自然成,强求的结果都是苦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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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春,单田芳的父亲单永魁因为帮助了“反革命”罪犯佟荣工(化名王子明),被判了六年刑,拘押在北京,而他根本不知道王子明究竟是做什么的。

1958年,曲艺团走上正轨,由个体转成集体,单田芳变成了正式演员,当时的工资是84元,妻子王全桂是98元。1962年,文化主管部门规定,凡属传统曲艺必须停止,演员必须说新唱新。

到了1962年,文化主管部门规定,凡属传统艺术一律停止,演员必须说新唱新。这道命令使曲艺界的演员傻了眼,因为说书人都是从师傅那里继承的艺术,讲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来就没说过新书,这道命令等于砸了他们的饭碗。好在鞍山曲艺团有个杨田荣,也就是我那位田荣师兄,他过去在天津的时候说过新书《铁道游击队》和《新儿女英雄传》,有一定说新书的基础,因此他就成了我们说新书的老师,平时以身示范,还开创了一个新书学习班。不管男女演员全都参加了这个学习,要学习如何说新书,我自然一马当先,其实说新书对我来说并不怎么困难,因为我有文化,喜欢看小说,对许多新书也很感兴趣。经杨田荣一点拨,我马上就可以演出了,除了田荣之外,就属我说新书说的好。我曾一口气说过《草原风火》《新儿女英雄传》《战斗的青春》《林海雪原》等三十多部小说,收入并不比传统书差多少,所以每天我家里都有同行拜访向我学习说新书,我也把我个人的体会如实地传授给他们,于是杨田荣和我成为了说新书的顶梁柱。不久田荣被电台邀请到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等,颇受人们的欢迎。每到中午,杨田荣的声音覆盖着鞍山地区,从此他从一个茶社名演员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我羡慕得不得了,心说迟早有一天我也要登上电台,从此之后我在说新书方面下的功夫一点也不亚于传统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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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零三个月后,单家收到了单永魁的信。母亲一狠心和父亲离了婚,丢下他和几个妹妹一去不复返。不久,母亲改嫁他人。

很快,单田芳说了《草原风火》《战斗的青春》《林海雪原》等30部小说,名气再一次大涨。

随着我说新书小有成就,个人主义也冒出了头,总感觉到我不仅说传统评书是顶梁柱,说新书也不含糊。那时杨田荣上了电台,随着声望的提高,各单位邀请他的人很多,再加上他每天到电台录书,所以难以保证茶社的收入,而我的收入却比他要高得多,想到这些我心里非常不平衡,84元工资对我来说太少了。不仅是我,我老伴儿比我闹得更凶,她的工资是每月98元,按她的水平以及从艺的年头,应该挣到一百一十一块五,由于她认死理儿,不会顺情说好话。这使她的工资比别的女演员低了一等,为此她更是不平,当时又有孩子,她又闹情绪,所以说书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时候有一天不演出就要扣工资,所以她每月的工资顶多开四五十元,我们俩的工资加到一起,难以维持家里的生活,尤其我们当初单干的时候收入多花费大,现在骤然减少,难以适应,每月都往里赔,把我们几年的积蓄都要赔光了。我老伴儿实在不想在鞍山待了,要离团,可是申请了几次,领导不批,后来她一赌气带着孩子离开了鞍山,跑到外面单干去了。我嘴头上说反对她这么干,其实心里支持她,也希望她找个好的落脚地,把我也带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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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田芳的妻子离开鞍山曲艺团去海拉尔发展,单田芳很快跟着去了,在海拉尔一炮而红,工资一下子涨到180元。后来,他们又去了田庄台,再次大红,从腊月到正月单田芳就挣了4600元。然而,单田芳夫妇这对“个体户”引来了很多非议。迫于各种压力,单田芳回到了鞍山曲艺团,团里给他的工资涨到了98元。但对于私自出走演出还是要做检查,并罚款800元。

1962年2月,她落脚到内蒙古的海拉尔市,海拉尔的曲艺团正缺演员,对这个主动上门的女演员非常欢迎,当时答应每个月给她开工资180元,尽管如此,当时粮荒还没过去,在外边生活还要花钱买粮票,一斤粮票大约是三到四元,除去买粮票之外也剩不下什么钱,所以她给我来信说你快来吧,这儿的崔团长对人非常好,也希望你参加他们曲艺团,工资跟我一样也是180元,我接信之后,连考虑都没考虑,立马作出决定,把鞍山的房子托人看管,坐上火车直奔海拉尔。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在内蒙古团聚了,说来也怪,我在海拉尔的收入也相当可观,海拉尔属于边远地区,说新书可以,说传统书也可以,因此我就拿出拿手的绝活《三侠五义》,结果在海拉尔一炮走红。

吴晓铃完全没意识到田连元也是西河门出身,以至臆测其“当属关外流派”,这位曲艺史学者印象中的说书仍是师徒“口耳相传”的行当,而田连元的回应简直像是学术研究,建立在大量文献阅读基础上的自主创新,正是现代评书演员区别于传统说书人的本质特征。这种变化在单田芳家的两代艺人之间显得更为直观,单的父母和业师都是文盲,而他本人在拜师说书前已是东北工学院的大学生,从东工辍学后又在辽宁大学历史系获得函授本科文凭。这位20世纪5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现代评书演员,迄今已在电台和电视台播讲各类题材评书一百余部,彻底改变了昔日说书人依靠门户师承和口传心授,一生只能说几部长书的传统面貌。杨田荣输在评书的“现代化”革命中,辽宁的现代媒体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早在1951年,杨田荣便在天津发起成立“新评书小组”,表演《新儿女英雄传》等现代题材评书,却一直不合听惯了旧书的听众的胃口,以致“上座率低,收入微薄”。 杨田荣1955年到鞍山后,坚持在茶社和书馆说新书,听众仍旧不买账,但他得到了鞍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先后录制播出了《三里湾》和《铁道游击队》,终于引起热烈反响;1964年,杨田荣应邀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铁道游击队》,蜚声海内,被《人民日报》赞誉为“全国说新书的一面旗帜”。 从杨田荣开始,作为钢铁工业基地的鞍山同时成了中国广播评书的生产基地,不仅接连贡献了刘兰芳、单田芳等最富盛名的评书演员,更为重要的是,她(他)们的成名作都是首先由鞍山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在本市热播,而后才复制传播到全国各地。1979年,刘兰芳播讲的《岳飞传》在鞍山首播后推向外地,“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63家省、市电台复制播放,使《岳飞传》家喻户晓,轰动了全国”。 相对于刘兰芳《岳飞传》举国热播的空前盛况,单田芳在鞍山台录制的广播评书(始于1980年)虽然就单部书而言没有造成相似的轰动效应,但也以同一传播模式从钢都享誉全国,他因此在自传中感恩地将鞍山人民广播电台称作“我成长的摇篮”。鞍山是全国广播长篇连播界公认的“评书故乡” ,但在辽宁评书的整体格局中,鞍山评书并不享有“特权”,田连元这样回忆他的代表作《杨家将》诞生时辽宁各地广播评书“百家争鸣”的语境:

 爱情婚姻

为了历练自己,单田芳又选中了鞍山很少有人碰过的《童林传》。在师兄杨田荣的帮助下,单田芳一点就透,举一反三,可以顺着别人的书套子摸下去,能讲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行家听了绝不会产生“剽窃和改装”的感觉。

哪知好景不长,一个多月之后,鞍山市曲艺团的副团长石富居然找到了海拉尔,要求我们回曲艺团,被我们当场拒绝,我老伴儿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回曲艺团可以,你给我们多少钱的工资?”石团长说:“这是国家规定,我无权更改,但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往上调一调。”我老伴儿说:“那你就回去调整去吧,多咱调整好了我们再回去,老单也是如此。”石团长赌气离开了海拉尔,通过鞍山文化局和海拉尔文化局向我们施加压力,可是有句话您别忘了,山高皇帝远,海拉尔文化局根本不理鞍山文化局那一套。

当时在辽宁播出的有四部《杨家将》,分别是鞍山刘兰芳的《杨家将》、营口李鹤谦的《杨家将》、抚顺刘先林的《杨家将》,本溪就是我的《杨家将》。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把这四部《杨家将》各选择了几回拿到了省台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去听,编辑审听完了之后,就选定了我的这部《杨家将》,拿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对台湾播出。

父亲入狱,母亲改嫁,就在他困惑地站在人生十字路口时,一个年轻女子出现了。这个年长单田芳8岁的姑娘叫王全桂,也就是他后来的结发妻子。谈起自己的婚姻,单田芳毫不隐讳,他曾在公众场合坦率地表示:“我跟全桂不算情投意合,结婚也是凑合。我接受她,一句话,就是为了报恩。”

文革遭遇

又过了一个多月鞍山市曲艺团业务团长张树岭也来到海拉尔,毕竟都是同行,我们推心置腹地进行了长谈,张树岭说:“从公家的角度说我是奉了领导的指示来督促你们回鞍山,从私人的角度说咱们都是同行我很想念你们,也借这个机会来看看你们。”当天我请他在呼伦贝尔大饭店吃了烤牛肉,我们边吃边聊,张树岭说:“田芳啊,自古至今,私人不能跟官方斗,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样僵持下去,迟早你要吃亏,再说现在文化局已经把你家四口人的粮食关系冻结了,粮票又这么贵,你们在这儿虽然挣的钱比较多,除去人吃马喂,也剩不下多少钱,还是跟我回去吧。”我当时大发牢骚,嫌工资太少,不涨工资我是绝对不回去的,张树岭没有办法,只好叹了口气,离开了海拉尔。我跟全桂俩人商量,张树岭说的不无道理,虽然咱俩的工资都比鞍山多得多,但是除去花费真也所剩无几,看来海拉尔也不是咱们久居之地,我想找一个真正单干的地方,老话说得好,好汉不挣有数的钱,我老伴儿非常同意,为了感谢海拉尔曲艺团,我们还是坚持着说了一大截书。

70年代末80年代初,辽宁各主要城市的市级电台都有常设的评书连播栏目,借重本地评书演员,与兄弟电台的广播评书相互竞争又相互交流,影响波及全国,由此开创了以“评书四大家”为代表的辽宁评书的黄金时代。鞍山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刘兰芳《岳飞传》风靡海内,但《杨家将》却是本溪台录制的田连元的版本更胜一筹。而这版广播评书很快发展为中国第一部电视长篇评书,则是源自80年代辽宁电视文化生产的内在需求。自1984年下半年起,辽宁电视台的播出时间从一周三天骤增至一周七天,进口节目(包括香港电视剧)占有绝对比重,本土电视工作者迫切需要“提高自办节目的能力”和“弘扬民族文化”,1985年,“辽宁台自办节目每天大约1小时左右, 增加20分钟评书, 自办节目的量一下子就提高33.3%”。 对于第一代看电视长大的辽宁城市居民,评书连播是少数能像日、美动画片和香港电视剧一样在童年文化记忆里占据中心位置的国产电视节目,而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80年代的辽视评书属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辉煌的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的尾声。

1953年冬天,单田芳跟着师父李庆海回到营口,开始学习说书。1954年10月1日,单田芳和王全桂在营口正式结婚。那年,新郎刚刚十九岁。婚后,单田芳仍旧在营口的家中赋闲。生活靠妻子演出的收入维持,于是单田芳决定正式下海。1955年底,单田芳跟随王全桂的演出团体迁辽宁鞍山。

1966年,“文化大革命”缓缓地拉开了序幕,身在鞍山曲艺团的单田芳自然逃脱不过,成了众矢之的。

之后我老伴儿又联系上营口的田庄台,在同年的八九月份,我们离开了牛羊成群的海拉尔,来到田庄台,至今回忆起来,田庄台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在田庄台居然大红大紫,收入超过所有的地方,从腊月到正月我们除去花费还存了4600块钱,这可是1962年的钱,与现在的4600块钱没法相比。

到80年代后期,评书演员在现代媒体上播讲评书的动力已迥异于传统社会主义时期。1987年,单田芳在单位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作为自由职业者为各地电台和电视台录评书,以便更高效地赚钱。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可以自由翱翔,甩开膀子大干,时间是我个人的,我可以自由支配,财源不断,名利双收。”而1966年“文革”开始前,田连元在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自己的第一部广播长篇评书《欧阳海之歌》,获得报酬80元,不到他一个月的工资,全部自愿上交给了单位。当时的评书演员渴望播讲广播评书,主要是出于成为“人民艺术家”的荣誉感,经济上的考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几十年来,妻子却总是在他最需要她的时候出现,与他患难与共。尤其是在他下放的那些年,妻子每天都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给他最大的帮助和安慰。1992年,正当单田芳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妻子却因病离开了人世,这成了单田芳此生最大的遗憾。

“你在背后说,现在挣钱少,不如单干好……”

书说简短,过了年之后,我们又到了苏家屯,从苏家屯又到了营口的盖县,一路过关斩将,几乎全是火穴大赚,但是形势不容人哪,人家都是国营或者是大集体,却冒出我这么个单干户,而且收入相当可观,这对挣工资的老艺人来说,负面影响实在太大,因此有人把我告到营口市文化局,要求文化局下令禁演,理由是我是鞍山市曲艺团的演员,跑出来单干,属于黑户,必须停演。一是形势所迫,二是同行是冤家很多人挣不着钱眼气,自然不能说我的好话,迫于这种压力,我又想到女儿慧莉该上学了,无论如何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习,思前想后再三斟酌,我们还是回到了鞍山市曲艺团。当时曲艺团规定我的工资长一级,每月98元。由于私自出走,违反了组织纪律,需要象征性地在大会上做一次检查,另外罚款800元,对于过去的事就算一笔勾销。还有个条件是收留我回曲艺团,不收留王全桂,理由是她不会新书。全桂冷笑说:“更好,我讨厌死他们了,你在团里说书照顾家和孩子,我到外面单干去,没有你的拖累他们也不会找我。”就这样我们达成了协议,女儿上学了,了却了我一个大心愿。表面上看,孩子上了学,又长了一级工资,是好事一件,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多之后,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从那儿开始,受了大罪,倒了大霉,几乎把命搭上,这是我一生中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回鞍山是我决定的,这一下子就栽进了火坑,假如在外面继续单干下去,也不会摊上这场横祸,后来我总结说命啊,这就是命,该着倒霉,城墙也挡不住。我又说起了新书,结束了长达一年半在外的奔波。

但另一方面,田连元和单田芳最初辍学说书,又都是为了解决家庭变故造成的经济问题。单田芳这样回忆业师李庆海当初对他的动员:“就凭你们家的现状,你能读完五年大学吗?即使你真的大学毕业了,又能怎样?当技术员?或者是见习工程师?每个月的工资也不超过百元,与说书比起来差多了……”60年代前期,分别在本溪曲艺团和鞍山曲艺团做评书演员的田连元和单田芳工资相同,都是84元。同一时期,实行八级工资制的中央属本溪煤矿和鞍钢铁矿工人的最高三级(六级到八级)工资为77.15元、90.88元和107.1元。 相对于同城工人,这两位年轻的评书演员显然属于高收入阶层,但无论和最初从业时的预期相比,还是和单位里的同行相比(田连元的妻子刘彩琴在本溪曲艺团工资最高,为149.5元),他们的工资又都偏低,尤其考虑到当时他们都已是单位演出创收的主力。由于对收入感到不满,单田芳一度离开鞍山曲艺团,和妻子到外地流动“走穴”,“几乎全是火穴大赚”,直到单位给他长了一级工资(到98元),才又重新回到鞍山。这个发生在“文革”前的演员“出走”事件,虽然很快依靠行政力量得以解决,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却无疑显影了社会主义单位制下文艺工作者的等级工资制的症候。这种工资制既要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又要避免使劳动交换价值化的商品拜物教逻辑,相对于在茶社(鞍山曲艺团所属的演出场所)说书的单田芳,主要在电台录广播评书的杨田荣给单位带来的经济效益要少得多(单田芳回忆自己当年的不满时特别提到这一点),但他通过无线电波创造的社会效益却是前者难望其项背的,这是杨田荣比单田芳获得更高待遇的合理依据。然而另一方面,与文艺工作者的艺术造诣及其创造的社会效益无法用交换价值量化的假设相悖的是,演员的报酬又是以不同数量的货币(交换价值)来支付的,这时,单田芳唯一可以进行同质性比较的,就只能是员工为单位创造的市场收益,尤其当他离开单位“走穴”时,又发现了自己更大的市场价值。换言之,无论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生产取得了怎样的成绩,都还远远无法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这种难以解决的相对短缺使社会主义生产不可能不为市场和交换价值的逻辑留下余隙。“文革”后期,被下放农村监视劳动的单田芳因不堪忍受批斗,从监管地逃亡,在沈阳、长春等地流窜四年,靠制贩水泡花(一种简单的手工艺品)为生,每天能卖一百多套,赚十多块钱。严苛的“斗私批修”加剧了原本存在的相对匮乏,而匮乏的加剧又反过来酝酿了变革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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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影射新中国比不上旧社会……”

本文摘选自《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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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替反革命老子叫屈鸣冤,到处散布对政府的不满……”

本期编辑 郦晓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单田芳70年代末80年代初年重返茶社说书并开始录制广播评书,1987年成为自由职业者,1995年创办“北京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其评书生产方式的变化相当清晰地标示出“改革”的不同阶段——市场从作为解决短缺的补充手段被引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定中脱嵌而出,最终在后者的废墟上以自身的逻辑重塑了一切生产(包括文化生产)。由于六七十年代的特殊经历,单田芳在市场化进程中如鱼得水的解放感几乎溢于言表。相比之下,田连元对同一进程带来的变化表现得更为冷静,将其一如既往地看作个人不得不适应的历史条件或“势”——“势如流水,随势而变形,变形才能向前流动。”这种适应历史的“流动”再次直观地体现在地理空间上。田连元以四枚印章来概括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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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解还有什么用?单田芳费了半天唾沫,还是被扣上了大帽子:“态度恶劣,对抗运动,存心和革命群众唱对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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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叫做“长春赤子”,说明我出生的长春;一枚叫做“津沽少年”,说明我在天津度过了少年时代,在那里读书、学艺;一枚叫做“辽东山人”,说明我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辽东山区,也即本溪;还有一枚叫做“京师闲客”,说明我闲住在北京。

专页:)

几十个人一同被关进了收容所,那种感觉很像走进了《西游记》中的“无底洞”,既看不到归路,也摸不着前途。单田芳的内心里默默地呼天抢地,“造反派”们却不给他太充足的思想空间。后半夜,忽然一阵吆喝,“反革命”俘虏统统被喊了出来。开来一辆大卡车,人们挤进狭窄的车厢里,摇摇晃晃地驶入了茫茫的夜色。

90年代之后,田连元的主要演艺和社会活动多集中在北京,因而成了所谓“京师闲客”,而单田芳则彻底告别鞍山,把公司和家都安在了北京,“因为北京的工作越来越多,朋友也越来越多,机遇也越来越多”。这种从三线城市向一线中心城市的流动与他们几十年前的地理迁移恰好形成鲜明对照。50年代中后期,单田芳从沈阳到鞍山,田连元从天津、济南到本溪,二者迁移的显著共同特点是从大城市落户到相对较小的城市。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以东北为工业和文化生产基地的同时,抑制了资源向大城市和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的集中,持续建构着资源配置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均衡格局。从60年代初开始,国家的发展计划“改变了前十几年中国内地人口分布重心一直向着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使之转向西北方”,统观1952年至1978年各省级行政区的生产总值(不包括三个直辖市和西藏自治区),增长率最高的七个省区是宁夏、青海、辽宁、陕西、广西、黑龙江、山西,与人口迁移的总体态势恰好一致;而1978年至2008年间,这个七个省区的生产总值增长率已“依次退居第12、24、25、13、9、27、15位”。 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地区,从这时起到70年代末,该地区源源不断地为全国各地尤其是西部省区提供了大量物资、技术和人才支援,名副其实地扮演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地”的角色,这个“基地”在市场化条件下的衰落并不是孤立的区域经济现象,而是意味着以集体共享和均衡发展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地理关系的终结: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商品化和资本化的各类资源越来越向东部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和经济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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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停稳,车门大开,单田芳第一个跳了下来。由于长时间屈膝蹲坐,两条腿早就麻木了,脚尖儿刚一落下,全身就瘫软在原地,怎么爬也起不来。这时候,一名“造反派”不容分说,迎面就是一脚,不偏不斜,正踢到嘴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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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时,单田芳两眼发黑,头脑轰鸣,突出的牙齿全被打落了。不敢声张,更不敢吵闹,他含着满口鲜腥、炽热的脓血,愣是挺过来了。一口烂牙跟了单田芳好几年,最后只得去看牙医,全部拔掉了,换成满口的假牙。当时,他刚过而立之年。

评书的命运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基地的命运一体相关,即使像单田芳这样为市场化欢呼的说书人也不得不承认“后继乏人”的当下现实。在这个“短缺经济”被制造相对过剩的机制彻底替换的时代,单人只口说老故事的评书表演早已成了明日黄花,淹没在翻滚着各种形象和声音的商品泡沫里。某个突然出现在新闻里的老说书人的名字(如不久前去世的袁阔成先生),或许会短暂地唤起关于评书的社会记忆和情感,但此时,人们往往误以为自己怀念的是一种极其古老的民间艺术,而未曾意识到自己实际是在缅怀仍看得见其背影的社会主义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借重特定的文化生产和传播制度,说书人的声音才第一次超越了茶肆、书场等特殊的消费空间及其消费群体,成为深植于我们每个人的情感结构中的全民文化记忆。

在高墙内,想起体弱多病的妻子,单田芳就心疼,也不知她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怎么过。当王全桂娘儿仨出现在鞍山市收容所的时候,已是事件发生的十多天之后。亲人相见,恍若隔世啊。一家四口,面面相觑,居然谁也没有一句话,只能靠眼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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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代的倒霉蛋儿统称为“牛鬼蛇神”。对单田芳这种“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留什么客气?“造反派”的策略就是一鼓作气,穷追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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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套方案:万炮齐轰。

注释:

揭批过程简直是疾风暴雨,强加于人。什么窝藏军火啦、包庇坏人啦、投掷手榴弹啦、迫害“革命小将”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单田芳也毫不示弱,他铁嘴钢牙咬得结实:“手榴弹,没扔;革命小将,没炸!反正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不信,去工人夜大、铁西收容所、鞍山打靶场随便调查吧。”话越说越僵,气儿越来越足,“造反派”最拿手的就是———打!叫你嘴硬。

1.王润:《“评书四大家”提法不科学》,《北京晚报》2015年3月3日。

第二套方案:收买供词。

2.汪景寿王决曾惠杰:《中国评书艺术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39页。

“造反派”师弟早就策划好了,他怒视着单田芳,端出了早有预谋的词句:“单田芳,你罪行累累,罄竹难书。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不让你交代了,先听听革命群众的揭发吧!”

3.汪景寿王决曾惠杰:《中国评书艺术论》,第42-44页。

话音刚落,便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声泪俱下的表演就开始了,他无限痛悔地指着单田芳,咬牙切齿地叫道:“我检举你!给我灌输资产阶级思想,传播封建主义流毒,我上了你的当啦!从此,你我一刀两断,划清界限……”检举者如是揭发:“姓单的!你家贴过一张毛主席接见赫鲁晓夫的画像,你竟然指点着说:‘瞧!这两人,正斗心眼儿呢。毛主席笑嘻嘻的,啥意思呀?——伙计,来吧!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保你捞不到任何便宜。赫鲁晓夫又是啥意思呢?——本人来华访问,不捞点儿油水儿,绝不回国’……”调侃领袖,这还了得!检举发言尚未结束,台下便响起排山倒海的口号声:“打倒单田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

4.安士全主编:《鞍山市文化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01页。

群情激愤,向单田芳劈头盖脸地猛抽起来,“啪,啪,啪!……”身材单薄的单田芳左躲右闪、连连后退,最后竟被对方一掌推出一丈多远,头磕在墙根里,瞬间,天旋地转,爬了半天才起来。皮带挂着风声,雨点似地落下去,单田芳的耳朵“嗡嗡”乱叫——其实,他当场就被打聋了。据说,此后两年多时间,他的听力嘈杂模糊,几乎什么都听不清。

5.杨佩琴:《鞍山广播评书四十年》,转引自汪景寿等《中国评书艺术论》,第52-53页。

下放改造

6.安士全主编:《鞍山市文化志》,第96-97页。

单田芳

7.参见叶咏梅编:《中国长篇连播历史档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中卷第五章“从评书故乡鞍山到名家云集北京”。

1968年底那个冬天,寒冷而漫长。单田芳这批“牛鬼蛇神”是在鞍山市委党校度过的。1969年4月,上边的命令传下来了,所有的“牛鬼蛇神”一律下放到营口的干于沟。

8.白天明:《电视<评书连播>的开篇》,《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5年第7期。

1969年“五一”节,干于沟的“牛鬼蛇神”破例放了假,甚至还破天荒地派发了几瓶葡萄酒,一向滴酒不沾的单田芳开始借酒浇愁。他醉了,趁别人没注意,便踉踉跄跄地跑到户外,漫无目的地朝前走。一行孤雁,两地离人。想着想着,可爱的儿女又浮现在眼前,单田芳终于忍不住纵声长啸:“老铁,惠丽,爸爸在这儿呢……”

9.李唯一:《中国工资制度》,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第86-87页。

终于有一天,已经荣升为“指导员”的“造反派”师弟板着脸向单田芳交代:“你最近表现不错,经研究,特许五天假。回家看一眼,马上赶回来。”他抬起腕子,看看手表,又补充道:“五天,不多不少。再过120小时,此时此刻,天上下刀子你也得给我赶回来;否则,后果自负——走吧!”单田芳二话不说,扭头就跑。跑上大路,穿五叉口,过大洼县,上了营口码头的轮渡,直向鞍山驶去……

10.路遇翟振武主编:《新中国人口六十年》,中国人口出版社,2009年,第372-375页。

刚一进院子,老铁和惠丽便小鸟儿似地扑过来,高声呼唤着“爸爸!爸爸……”王全桂望着魂牵梦萦的丈夫,泪眼相对,久久无言。那天,单家真像过大年,浓郁的炖肉香味儿飘满了整个房间、整条胡同。

本文原载于《艺术手册》,2015年9月中国书店出版,发表有删节。

夜深人静,夫妻俩有叙不完的体己话儿。单田芳敏感地发觉,妻子明显见老了。刚一年,她的眼角眉梢、腮边额头就爬满了新皱纹,她两鬓增白,目光呆滞,当初作为名人妻子的自豪感与优越感,一丝也没有了。她噙着酸涩的泪水凝望归来的亲人,忧心忡忡地问:“你的事儿,啥时候才算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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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田芳轻轻地叹了口气,喃喃地说:“哪有个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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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上边也不给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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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田芳

“说法?哼!他们还肯轻易放了我?”

泪水,轻轻地从妻子的脸上滑落,一滴一滴,凉凉的,掉在单田芳的心上。他粗糙的手,一遍一遍抚摸妻子的双肩和脊背。

不久,单田芳一干人又被准许回城,接着又是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单田芳也难逃此运。王全桂的老家在长春市附近,名叫“一间堡”,他们决定就去那里。按照“组织”规定,三间房子按照国营牌价核收,房费外加遣送费,总共七百多块,拿上这些钱,单家四口就被彻底“扫地出门”,从此,与鞍山市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两个孩子都舍不得离开,惠丽撅着小嘴儿不吱声,九岁的老铁哭着喊着不肯就范。单田芳说:“孩子,这次去农村,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主意呀———你不是最爱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吗?你想,毛主席叫咱们去农村,你愣不去,他老人家会生气的。况且农村比城里好玩多了,有山有水,有花草有树木……”

老铁的精神头儿来了,追着问:“有苹果吗?”

“苹果?没有。那儿有的是玉米地。”

“好玩吗?”

“嘿!好玩得很,到地方你就知道啦。”

儿子趁机要条件:“去农村,可以;不过,我有个要求。”

“说!”

“你不是说,农村宽广吗?我想在那儿学骑车——你得给我买一辆漂亮的自行车。”单田芳咬牙点了头。

单田芳清楚地记得,离开鞍山的那天是1970年2月2日。王全桂把袖筒里捂得热乎乎的右手轻轻放在了单田芳冰冷的手背上,患难中的夫妻彼此凝望着,谁也不说话。然而,互相却能感觉到对方的心跳,两人的手握得很紧,也很扎实,似乎用指尖和掌心就可以默默地交流。

书坛翘楚

1979年5月1日,单田芳重返书坛,在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第一部评书《隋唐演义》(《瓦岗英雄》),此后与其合作十余载,先后录制播出了三十九部评书,主要有《三国演义》、《明英烈》、《少帅春秋》、《七杰小五义》等,风行全国大江南北几十家广播电台。

其中《天京血泪》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听众多达六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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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田芳

自1981年以来,他先后出版了近四十部评书,是全国出版评书最多的评书演员。《大明英烈》入选《中国十大传统评书经典》丛书。

1995年,单田芳成立了北京单田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并为中国曲协会员,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会员。

2000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单田芳评书全集》。《中国武侠小说史》一书把其列为大陆的武侠小说作家之一。评书《白眉大侠》和《宏碧缘》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播出。此外,他录制了《薛家将》、《千古功臣张学良》、《七杰小五义》、《隋唐演义》、《铁伞怪侠》、《栾蒲包与丰泽园》(正续)、《刘伶传奇》等多部电视评书并自编自演了《龙虎风云会》(正续)等广播评书。

他对待评书创作一丝不苟。在编录《百年风云》(曾在全国一百四十家市级电台播放)时,就参阅了《百年英烈》、《太平天国》、《天京之变》、《慈禧前传》、《清宫十三朝》等几十种资料。单田芳还认为,“说书既要有平,也要有爆。”“爆”也叫“浪头”,能够起到异峰突起的作用。生动、准确、鲜明是其评书的最大特点。因此,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华人中也有一定影响,为他赢得“单国嘴”的美誉。

单田芳从艺半个世纪以来,共录制、播出100余部15000余集评书作品,整理编著17套28种传统评书,开评书走向市场之先河。单田芳系北京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评书四大名家之一。

家庭变故

新中国成立,单家也开始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然而突如其来的烦恼又不请自来了。1950年初春,单田芳还记得那次宴会,家里高朋满座,有曲艺演员佟浩儒,还有他的朋友王子明。

当时,单永魁只知道这位陌生的座上客是“朋友的朋友”,并不清楚他的具体身份。

据说,此人刚从天津赶来,想在沈阳北市场卖王家祖传的熏肉和烧酒。单永魁自然是满口应承,大包大揽。本来帮朋友一个小忙算不了什么,然而,就是这点琐事竟把好端端的单家推入了无边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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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田芳

初春的一个深夜,街道派出所莫名其妙地带走了单田芳的母亲王香桂,单田芳与父亲面面相觑,枯坐了一宿。次日中午,单永魁也被带走讯问。三个月后,妈妈回到家,不安地问:“全子,怎么就你一个人?你爸呢?”“出事儿第二天,爸爸就接你去了。他也是四个多月没回家。你们……没在一起呀?”

整整僵持了一年零三个月。忽然,单家收到了单永魁的信。因为帮助了“反革命”罪犯佟荣工(化名王子明),他被判了六年刑,拘押在北京,而他根本不知道王子明究竟是做什么的。

母亲一狠心和父亲离了婚,丢下他和几个妹妹一去不复返。不久,母亲改嫁他人,单田芳无从插手。1953年单田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沈阳市第27中学,著名学府东北工学院的大门朝他敞开了。然而东北工学院的凳子还没坐热,单田芳就因病被迫休学。而且身为长子,家境贫困,为了全家老少更好地活着,他放弃了上大学。病好后拜李庆海为师,学习说书。

感情生活

父亲入狱,母亲改嫁,就在他困惑地站在人生十字路口时,一个年轻女子出现了。这个年长单田芳8岁的姑娘叫王全桂,也就是他后来的结发妻子。

谈起自己的婚姻,单田芳毫不隐讳,他曾在公众场合坦率地表示:“我跟全桂不算情投意合,结婚也是凑合。我接受她,一句话,就是为了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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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田芳与爱人王全桂、女儿及三个妹妹

就师门而论,王全桂应该叫王香桂“师姑”,早在母亲王香桂没有改嫁前,两个人就走动得很亲近。后来,王香桂走了,单家的日子越来越艰难,王全桂向单家伸出了援助之手。王全桂的脑子好使,悟性也高,她倾慕识文断字的“读书人”,在照料单家生活的同时,正好向赋闲在家的单田芳讨教。如果说,单家的“突变”给了王全桂接近单田芳的机会,而促使两人走到一起的另一半,就是曲艺。

1953年冬天,单田芳跟着师傅李庆海去了营口,开始学习说书。1954年10月1日,单田芳和王全桂在营口正式结婚。那年,新郎刚十九岁。婚后,单田芳仍旧在营口的家中赋闲。生活靠妻子演出的收入维持,于是单田芳决定正式下海。

1955年底,单田芳跟随王全桂的演出团体迁辽宁鞍山。

几十年来,妻子却总是在他最需要她的时候出现,与他患难与共。尤其是在他下放的那些年,妻子每天都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给他最大的帮助和安慰。

1992年,正当单田芳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妻子却因病离开了人世,这成了单田芳此生最大的遗憾。

先生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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