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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会堂是茅以升起的名吗,传承优良家风家

来源:http://www.operasage.com 作者:奥门新萄京8522 时间:2019-07-08 04:42

原标题:周恩来:永远不与群众隔离

图片 1 北京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人民大会堂,是党和国家召开最重要的会议的场所。它是由谁起名而叫人民大会堂的呢? 流传甚广的,说是时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的茅以升,甚至,还有一个如此绘声绘色的描写: 1959年9月24日当万人礼堂落成、巍然屹立在天安门广场后,周恩来总理特地邀请国内一批专家进行参观视察,深情的提议大家给其起个名字:咱们给万人礼堂起个什么名字好吗?然而大家都说:请总理给起个名字吧。周总理笑着说答到:还是大家起名好,集思广益嘛!然后周总理发给大家每人一张白纸、一支毛笔。只见茅以升斟酌良久,写下了人民大会堂五个大字,周总理看后异常兴奋地说:人民大会堂,这个名字起得好!就这样,万人礼堂被定名为人民大会堂。 此文最初出处是《中国集邮报》2009年第55期第4版《人民大会堂名字和题字的由来》,时间、地点、人物、过程都有,且被许多网络和报刊刊载,让人们不得不相信这完全是真的。 孰不知这是一则流传甚广的错误。 它真正的起名者,而是毛泽东。 试想,一个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能为国庆十周年的十大建筑——大会堂起名吗?加上,大会堂在十大建筑中的地位以及它所担负的特殊政治性,茅以升起名说很值得怀疑! 那么,它的起名者是谁呢? 自然是毛泽东。 这不是笔者的主观臆想。 修建大会堂,是党中央确定的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它首先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来,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确定。具体由北京市承办。为此,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了首都国庆工程指挥部,请由周恩来总理兼任总指挥,万里为副总指挥,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为联系人,负责联系和协调工作。为什么万里是副总指挥?他之前是城市建设部部长、党组书记,1958年2月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这些职务,决定了他是理所当然的具体建设领导者。 万里后来对人民大会堂的起名有一个回忆: 人民大会堂刚刚建成的时候,大概是1959年9月,听说毛主席要来大会堂,我和燕铭同志就在大会堂118室一直等到夜里一点钟,主席来了。那天,毛主席高兴得不得了,看到人民大会堂的大舞台时,在舞台上,毛主席风趣地问:我想在这里吸支烟行不行?我们当然说行。人民大会堂的名字就是毛主席那天夜里定的。开始我们说是不是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大会堂或者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楼?主席问:工人叫什么?我们答:工人叫大会堂。毛主席说:那就在大会堂前面加人民两个字,叫人民大会堂。可惜那天没有准备纸笔,要不,当时主席会答应为人民大会堂题名的。更可惜的是,那天没有通知新华社,没有留下照片,也没有发表消息。第二天军队开会,毛主席说北京有个万里,真是一日行一万里啊。负责人民大会堂建筑工程的头头是赵鹏飞,施工头头是张鸿舜、袁晋修,搞设计的是张勃等一批专家。 这是万里于1996年6月25日讲的。 从亲历者万里的讲述来看,毛泽东才是确凿的起名者,且茅以升当时还不是人民大会堂建设的主要负责人。因此,由茅以升来起名,几乎没有可能,也不符合事实。

原标题:传承优良家风家训(四)——周恩来的家风家训

1962年夏天,百忙中的周恩来去了一趟东北。带去了一个由80余人组成的工作组,其中有国务院各有关部的部长、副部长,还有一些重要部门的司局长。邓颖超也跟着去了,这是他们很少一路同行中的一次。

《史记·鲁周公世家》中有这样一句话:“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句话的本意是说,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亲近;政令平和易行,百姓就必定归从。进一步说,这句话实际上揭示了这样一条治国为政的道理:制定的政策贴近老百姓,维护他们的利益,就能得到他们的拥护。这个道理反映在执政者的风格上,就是“平易近民”四个字。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政府总理,周恩来是“平易近民”的典范。

  周恩来的思想境界、道德品质和人格风范之高尚是举世公认的,他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更是真挚深厚的。他始终相信群众,乐于深入群众,从来不搞特殊化,时刻把群众的冷暖疾苦放在心头。他以一生的光辉实践,为全党树立了走群众路线最堪效法的典范。

周恩来的家风家训

这是在一个“特殊时期”的一次特别的出行……

“平易近民”,必然与民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周恩来虽身居高位,但从来都把自己视为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1958年夏,黄河中下游出现严重洪灾。7月18日上午,正在上海考察的周恩来接到报告,立即赶往受灾最严重的郑州视察灾情。当晚,他来到邙山脚下的黄河岸边,查看水势和救灾的情况,并冒雨鼓励大家与洪灾作斗争。秘书见周恩来衣服都淋湿了,忙撑起雨伞。周恩来立即阻止,说:“你看大家不都是一样在雨里淋着吗?”对一位政府总理来说,面对雨中灾民,虽然打伞与否只是一件小事,可二者体现出来的为政风格则是迥异的。

“要相信群众力量”

周恩来是国家总理,管理着一个“大家”,但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里做起,决不让亲属之事影响“大家”。周恩来的十条家规,不仅是对亲属的严格要求,更是培养干部家风的极好教材。

一进入1962年,在中共中央的许多正式文件中,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些词句:“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

“平易近民”,必然平等待人,不摆官架子。周恩来一有空就深入群众中间,亲切地询问百姓冷暖,倾听群众心声。1956年5月6日,周恩来到太原钢铁厂视察。当他来到高炉现场时,值班工人史悠国正在忙碌。周恩来热情地向他伸出了手。史悠国看着自己满是油污的手,有些不好意思,正在进退为难之时,周恩来和蔼可亲地笑着说:“小伙子,没关系,来!”说着便紧紧握住史悠国的手,并亲切询问有关情况。正是这样的握手,把周恩来以至党和国家与老百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周恩来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视为革命、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他一直强调我们必须“永远不与群众脱离”,“要相信群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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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62年,经过自己的亲身体会,人们仍普遍感觉到:“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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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周恩来在齐齐哈尔第一重机厂检查工作时看到地上放着一个刚加工完的大部件,便问负责加工的工人师傅这是什么部件,但工人只回答了部件的代号,具体干什么用的,没有说。周恩来一再追问,可这位工人回答:“我确实不知道”。周恩来又回过头来问有关负责人,才知道由于国防安全的需要,厂里没有明确告诉工人们有关部件的作用和性能等情况。周恩来立即对有关负责人说:“我们要相信群众,要让工人知道他们干的活是什么。要不然,怎么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呢?”周恩来还告诫在场的领导干部:越是困难时期,越要相信群众,才能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团结一心,群策群力地渡过难关。他说:“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我们要充分信任他们,依靠他们。工人知道了他干的活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才能唤起更大的政治热情和干劲,才会动脑筋,想办法,更好地完成任务。”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

在党内,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务实的领导人基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关键在于做好当前的调整工作;下大力气调整国民经济,是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在“七千人大会”闭幕会上,周恩来曾详细地列举了历年的粮食细账,并说过这样几句话:

“平易近民”,必然勤恳为民,不当官老爷。周恩来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春蚕吐丝的精神兢兢业业,忘我工作。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1966年3月8日凌晨5时29分,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得知地震的消息后,周恩来乘直升机迅速赶往震区,冒着余震的危险,检查灾情,看望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一直忙碌到夜里,他才在驻邢台部队的营房里,与战士们一起吃了一点烙饼和煮白菜。周恩来始终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勤务员”,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工作,甚至在他晚年重病缠身之后也依然如此。1975年3月,周恩来在医院准备接受手术治疗的20天时间内,曾先后会见了赞比亚、圭亚那、新加坡、摩洛哥、斯里兰卡的政要或政府代表团,同时还在3月15日主持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此外还处理了许多日常政务。周恩来以重病之躯在手术前保证了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转。

周恩来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按规定外出有严格的安全保卫制度,出动时,前驱车、后卫车都要到位。他对此很反感,多次反对,甚至严厉警告不许前呼后拥跟随他。他认为这是浪费,并强调说:“我不要这一套。”当警卫说是为了安全和规定时,他说:“像这样还怎么接近群众?吓也吓跑了,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因此,周恩来经常会突然行动,不让警卫车跟随,只有卫士、司机他们三人,他认为:“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就是要摆脱这些形式主义。”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在1961年我们初步压缩城镇人口和职工人数后,1962年国家统一支配的粮食还差100亿斤左右。1962年是国民经济计划以调整为主的关键年。”

以上只是捡拾了几个例子。实际上,“平易近民”的为政风格早已融化到周恩来一生所做的许许多多琐细事情中,是他爱民之情的自然流露,成为他人格魅力的一部分。正因如此,老百姓才会亲切地称他为“人民的好总理”。也正因如此,凡接触过周恩来的人,包括不少外国人士,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染。1964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周恩来邀请日本著名乒乓球运动员松崎君代到中南海住所作客。就餐时,周恩来请松崎坐在紧靠自己的右侧,并用他那不太方便的右手,不断往松崎菜碟里夹菜,劝她多吃点。在得知松崎的父亲曾在制酒行业工作后,周恩来取出自己珍藏的两瓶茅台酒,让松崎带回去,请她父亲尝尝。周恩来平易近人的举动使松崎十分感动。1978年再访中国时,松崎曾用日文写下“周恩来总理,您活在我心中”这十一个字,来表达她对周恩来的景仰和怀念。

“应当赤裸裸地站在群众面前”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国库里的粮食已基本空了!这并不是周恩来危言耸听。

在为政风格上,与“平易近民”截然相反的是官僚主义。而对于官僚主义,周恩来则是坚决反对的。1956年5月17日,他在关于昆曲《十五贯》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严肃批评:“现在有个风气,对领导不称首长就会有人怪”,“老百姓想见做‘官’的是多难啊!”我们做“官”的人,应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1963年5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列举了官僚主义的12种表现,并细数了其种种危害,认为“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同时,他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他更是严格要求,无论谁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他都要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并责令改正。

周恩来曾说过:“一个领导者应当赤裸裸地站在群众面前。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同志偶像般地来看领导,要具体地看,全面地看。他是不是能做一个好领导,即使够,也还要看他有什么缺点,帮助他改正。一个领导者应当经常反省自己的缺点,努力克服。一个领导者要从群众中吸取新的血液,加强自己,获得帮助,否则就不能成为共产党的领导者,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者,社会主义的领导者。”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周恩来提出了克服目前困难的一些具体办法。其中有:“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他说过:“这是克服当前困难的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精兵’必先‘简政’。党政机关,首先要裁并机构,‘拆庙’,同时‘搬菩萨’。”

古人云:“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得民心者得天下。正是因为有了像周恩来这样一批又一批“平易近民”的共产党人的严格自律和不懈努力,新中国才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并保持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

周恩来在他的活动中时时刻刻践行着他的讲话。他的足迹踏遍祖国大地,每到一地,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同广大群众接触。周恩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群众比我强,群众智慧多,办法多”,他“拜师”的事,随处可拾。1958年7月,周恩来到上海钢铁一厂视察,正赶上炼钢炉出钢,他随手拿起铁锹,与工人们一起出钢。他谦虚地问炼钢工人:“我劳动还像吗?看到不对,你就批评,我好改正。”在炉前劳动了几个小时后,周恩来看见厂房上空来来往往的行车,便爬上操作台跟驾驶员徐师傅说:“徐师傅,我要拜你为师,学习开行车。”在徐师傅的指点下,周恩来直到比较熟练地掌握了驾驶技术,才走下行车,与这位新结识的“师傅”告别。

五、不许请客送礼;

为切实搞好财经工作,扭转财经状况,中共中央于2月在中南海西楼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多数常委不得不承认:当前的经济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的估计要严重得多!

〔作者高长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17〕

周恩来不光是谦虚地向各行各业的群众学习,他还勇于承认错误,向群众道歉。1957年,周恩来在杭州接待外宾时,在一道“双味脆梅”的菜里面,吃出了沙子,当时大家都以为是做菜的厨师姜师傅的责任,姜师傅也主动承担了责任。事后调查是一个金属镶牙的碎片,当调查情况报到周恩来那里时,他马上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牙齿,发现自己的一颗镶牙缺了一块。周恩来马上让人发电报慰问姜师傅,并向他表示歉意。后来,周恩来再次到杭州,亲自找到姜师傅向他道歉,说:“我不知道是镶牙掉了,回去才发现,这事非常抱歉,你可受委屈了吧?你不要走了,今天我请你吃饭。”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鉴于客观存在的形势如此严峻,刘少奇在会上言语激动地说:“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为此,他果断地提出:“现在处于恢复时期,……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党的文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周恩来强调要“赤裸裸地站在群众面前”,勇于承认错误,是因为他始终把自己跟群众平等看待,不会也耻于在群众面前搞特殊化。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和调整这个小组的成员。4月,在中共中央的决定中,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真正懂得经济工作的中央财经小组成员:组长陈云,副组长李富春、李先念,组员包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薄一波、谭震林、罗瑞卿,还有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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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多做工作这一点上特殊”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这期间,周恩来与李先念主持起草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国家计委党组也根据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调整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汇报提纲》。在这两份文件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

周恩来一生都坚决反对特殊化。他是一国总理,但从不自视特殊,始终平等看待自己与群众。他去理发、照相、买饭时,依次排队。他乘汽车与农民相遇时先让农民走。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曾到东北地区视察。所到之处,他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和群众一起渡过困难。在辽宁,他指定邓颖超管理伙食,严格按照每餐一菜一汤的标准,不吃鱼、不吃肉。有一个多月,早餐只吃点稀粥和咸菜。他对管生活的同志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憋着口气战胜困难,你给我弄好的吃,我怎么能咽下去呢?”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周恩来改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批发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示》。这份《指示》,以不容乐观的语言分析了国民经济的形势和调整工作的现状。其中批评一些地方和部门主要干部,对当前财政经济存在着的严重困难认识不足、对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幅度调整决心不大,以致调整工作进行得很迟缓。《指示》再次提醒全党:“争取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关键,是争取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力争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能够多种一些,多生产一些,多收购一些。”“当前最急迫的措施,是要坚决缩短工业生产战线和基本建设战线,关掉、合并、缩小一批工厂,拆掉那些用不着的架子,收起那些用不着的摊子,大力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

最为可贵的是,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还绝对不许自己的亲属有丝毫特殊。周恩来经常提醒领导干部要过家庭关。他认为,在思想关、政治关、生活关、家庭关、社会关这五关中,对于受传统影响的中国人来说,最难过的是家庭关。周恩来有个胞弟周同宇,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在工业部门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后来因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知道后,坚决不同意,他说:“同宇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应该按有关规定办理因病退休手续,如果他因此在生活上发生困难,我个人给予补贴。”后来,周同宇提前办理了病退手续,周恩来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钱补贴他。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5月19日,《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稿,由周恩来亲自审改,这里面有几句颇能表达他心境的话:“充分地估计困难,有准备地应付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困难都认真对待,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在最大的困难面前也能够挺起胸脯,顽强斗争,尽最大努力,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去克服困难,这是真正的勇敢,是革命家的气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困难的惟一正确的态度。”

在讲到领导干部如何对待自己的子女时,他特别强调:“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做出一点表率,不要造出一批少爷。”1953年5月,周恩来视察北京市101中学,这所学校的学生当时大多是干部子女,他对学生说:“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你们如果特殊化,脱离了群众,人民是不会答应的。当然,你们现在的生活待遇还不算特殊,还算艰苦,但比起一般水平来,已经算高了。你们头脑里千万不要滋长特殊化的思想,不能骄傲,要谦虚,要尊敬老师,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向劳动人民的子弟学习。现在为人民好好学习,将来为革命多做贡献。如果说要特殊,你们就只能在多做工作这一点上特殊。”

周恩来的家风故事

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作出了全面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为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同意了由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人提出的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

周恩来身居高位,从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谋取私利,他心里装的是国家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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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经周恩来审改过的《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一个大幅度调整中国国民经济的工作,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

周恩来同志的家规不仅定的严,而且身体力行,严格遵守,丝毫不松动。他曾说过:“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曾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被周恩来压下来。直到他去世后,邓颖超在1977年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才得知此事。1968年,周恩来的侄儿周秉和与侄女周秉建先后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由于表现好,经当地群众推荐,二人按照正常手续,分别应征参军。当周秉建穿着军装到北京看望伯父伯母时,周恩来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周恩来还专门向总政和有关军区的负责同志提出:“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周秉建最终脱下军装,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临行时,周恩来说:“我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这条路。”在延安插队的周秉和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后来他也办了离队手续,从新疆回到延安插队劳动。

……

周恩来日理万机,可以说是最忙的一个人,却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千方百计地为群众排忧解难。他时时刻刻提醒大家:“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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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月份全党召开“七千人大会”到5月份中央财经小组正式提出国民经济调整计划,总算是措施有了。但要真正落实,并非易事。特殊时期,如果没有点特殊行动,看来是难以达到目的的。为此,上述《指示》发出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的一些成员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和督促调整计划实施工作。

1959年1月,周恩来到广东省从化县温泉大队视察工作。从化的温泉,全国闻名,是各级领导人的疗养地。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温泉都给干部疗养院占了,当地的普通百姓却难以享受到温泉洗浴。细心的周恩来发现了这个问题,问陪同的当地负责人:“普通群众有没有洗澡的地方?能不能洗上温泉啊?”当地的大队干部吞吞吐吐地说:“社员们一般就在池塘边洗,有的打水回家洗,洗温泉还有一定困难。”当周恩来得知因为经费困难,还没给当地群众修建浴池时,他很生气,批评说:“修干部疗养院有钱,给当地群众建浴池就经费有困难?都知道洗温泉好,能治病,可当地群众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却洗不上温泉,你们说,群众会怎么想?你们在温泉修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们住,我们随时都可以享受温泉,温泉地区的老百姓却洗不上温泉,我和小超都感到不安。”在他的倡议下,此后不久,广东省有关部门拨款给温泉地区的群众修建了浴室。1962年,周恩来又到从化开会时,仍记挂着普通群众建温泉浴室的事,当得知一座150平米,可容纳50人的温泉浴室已经建成时,他满意地笑了。

周恩来以身作责,对自己、亲属严格要求的事例不胜枚举。不让亲属沾自己的光,即使亲属们符合条件应该享受的待遇,也执意不许,无不展现出他宽阔的胸怀、崇高的境界、无私的奉献精神。周恩来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正如他所说“假如是对人民,我们要像孺子牛一样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

周恩来自告奋勇北上,去我国重工业基地东北。

解放后,根据需要,要在北京建设“十大建筑”,当时人力、物力都十分紧张。在兴建天安门前建筑工程时,有一千多户居民要搬迁。周恩来几次指示要关心拆迁户的居住问题。有关部门根据他的指示,专门拨了3000万元为拆迁户修建住宅。人民大会堂建成后,他又指示邀请原来住在天安门地区的拆迁户参观人民大会堂,并请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看一场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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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的其他人员,李富春去华东,李先念去中南,薄一波去华北……

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他把“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作为自己的修养要则,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他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同群众的联系。如今,中央正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温周恩来的这些事迹,对落实“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有着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是国家的总理,管理着一个“大家”,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事做起,决不让亲属之事影响“大家”,决不让亲属沾自己的光。古人说:“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抚今追昔,周恩来的十条家规,不仅是对亲属的严格要求,更是现阶段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极好教材。它像一面镜子,告诫领导干部怎样掌好权、用好权,怎样过好权力关、亲情关、金钱关。《史记·鲁周公世家》中有这样一句话:“ 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句话的本意是说,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亲近;政令平和易行,百姓就必定归从。进一步说,这句话实际上揭示了这样一条治国为政的道理:制定的政策贴近老百姓,维护他们的利益,就能得到他们的拥护。这个道理反映在执政者的风格上,就是“平易近民”四个字。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政府总理,周恩来是“平易近民”的典范。

(《新湘评论》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人民大会堂是茅以升起的名吗,传承优良家风家训。来源:青山区图书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5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出后的第三天,周恩来登上了北去的火车。随行的有邓颖超和国务院工交系统的几位部长。

(《新湘评论》2013年第15期)人民大会堂是茅以升起的名吗,传承优良家风家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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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东北之行的第一站,周恩来选择了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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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中午,火车缓缓驶入沈阳站。稍事休息后,周恩来于下午召集先期到沈阳的顾卓新等人开会,听取他们汇报到沈阳后的准备工作。

接下来的数日,周恩来多次听取随同前来东北的中央各部部长汇报情况,这些汇报,为周恩来全面了解东北经济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研讨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刚到东北,周恩来就发现东北存在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批发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示》中所批评的一些现象,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主要干部,对当前财政经济存在着的严重困难认识不足、对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幅度调整决心不大,以致在贯彻中央调整方针及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方面行动比较迟缓。周恩来立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经过他耐心说服,有关的领导干部认识上有了提高,并立即行动起来,落实调整方案,全面贯彻中央的决策。

认清形势,是搞好调整的前提,为此周恩来多次与同来的中央各部部长以及东北局和东北三省领导人谈当前形势,从大局着眼看问题。他一再告诫:东北的同志们要充分认识“全国一盘棋”的重要性。辽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重灾区”。到辽宁后,周恩来还用当年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鼓励辽宁的同志战胜灾荒、克服困难。他乐观地说:“现在,难道比长征、抗日的时候还困难吗?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依靠广大群众,一切都好办。”

在沈阳期间,因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一大臣宾努亲王来访,周恩来于6月4日在沈阳接见了宾努亲王,随后又抽出时间陪同宾努亲王去了一趟大连。在飞往大连的专机上,他感叹地对宾努亲王说:“在国家建设问题上,有了正确的方向、路线后,具体的建设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地摸索。各国情况不同,不仅取得民族独立的方法不同,而且建设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建设比革命的时间要更长些。”利用在大连的时间,周恩来又与旅大市的党政负责人谈了如何节约粮食的问题。当天,对外宾作过安排后,他又急匆匆地赶回了沈阳。

自到辽宁以来,周恩来亲身体会到,东北的困难是极为突出的,有些方面甚至比全国其他地方还严重。仅粮食的紧张,就是燃眉之急。尽管全国的粮食依然非常紧张,但是鉴于辽宁当时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以及东北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对全中国人民做出过重大贡献,周恩来还是与中央有关方面进行了联系,决定增拨粮食5000万斤给辽宁人民渡过难关。他还明确地告诉东北局的同志说:“东北是全国的重要基地,成绩很大。但是,仍存在一些较大困难,必须全国支援。”

然而,要想解决东北的困难,周恩来考虑的远远比“救济”要深远得多,他到东北的目的之一,是要鼓励东三省的人民如何“自救”。

6月8日,借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在沈阳召开之机,周恩来来到了会场。出人意料的是,他在会议讲话的开场白中,长篇引用并逐句解释了孟子的一段话。周恩来一字一句地读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长文读罢,周恩来接着逐句往下解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是拿自然规律来解释的。拿社会规律解释也是一样:胜利了的、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在世界上,在今天的时代,应当担当大任。则‘必先苦其心志’,就是要一个人经受各种锻炼,思想、意志必须得到锻炼。中国共产党28年,加上建国以来13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做事不遂心,到处碰壁,难得很,有对立面,总有那么一些不一致的意见。……总之,就是工作累,肚子不饱,常闹别扭,按孟夫子说,这就叫做锻炼。饱食终日,就一定无所用心。吃得好,不劳动,享受得好,做事很顺利,就不能受到锻炼。……因此,他的结论是‘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要动脑筋,想问题,千方百计想办法。经过这些锻炼,把我们锻炼得有涵养了,不那么急躁了,也能够忍受了,既克服了困难,也增强了自己的本领。”说到这,周恩来惊叹道:“孟夫子的这些解释,相当合乎逻辑。”他接着又往下阐释了“人恒过”以至“而后喻”几句。再向下引申,周恩来继续说:“孟子不仅说了个人方面的,也说到了国家‘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国恒亡。’人总要讲不同意见的,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一切都顺利得很,国家就要衰亡。国内不讲法制,不讲纪律,没有人管束,没有对立面不行,一人挂帅,一呼百应这个局面也不行。……如果一个国家,国内不讲法制,国外无敌国外患,这不是很顺利吗?孟子的结论,这样的国家就会灭亡。因为他不能发愤图强,不能卧薪尝胆。……如果一个国家,一切都顺利,一切都不感到困难,好逸恶劳,一定亡国。孟夫子说得很重。他是个论辩家,说得很有逻辑。因而他的结论是‘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因为忧患,人就可以经受锻炼,少犯或不犯错误,就可以动员起来鼓励大家去干。可以卧薪尝胆,就不会亡国,人民就可以担当大任。如果能在忧患中成长起来,那就是‘生’。如苟安图乐,就得灭亡,则‘死于安乐也’。如果一个人苟安图乐,很早就会衰老。这是泛论,不是指一人、一事。总之,锻炼能生存,不锻炼就要衰老……”

东北局的干部们被深深地打动和震撼了。

周恩来还告诫大家:“孟夫子不愧为圣人。历史给我们的好处是可以使我们接受丰富的历史教训和历史经验。可以借古鉴今。我很有所得,所以今天给大家讲讲,希望大家也看看……”

在对孟子的话作出解释后,周恩来恳切地告诉东北地区的军工干部和地方领导人:“当前我们的困难还很多,最困难的时候也还没有过去。”“现在看,阶级敌人还好打一点,自然敌人就难一点。大跃进是我们这一代搞的,有很大的成绩,也犯了一些错误,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决不留给后一代,应该有此信心。”

……

经过多次听取汇报,周恩来对东北三省的基本情况有了大体的了解。接下来的时间,他决定下到基层去调查。

下基层的第一站,周恩来选择了东北的特大型企业——鞍山钢铁公司。

6月12日,周恩来赴鞍山。他清楚,作为总理,下基层肯定会形成前呼后拥的局面,为此,临行前他嘱咐有关人员:“要轻车简从,尽量减少车辆和随行人员。”

早在1956年,周恩来就来过鞍山,那年他来到这里时,鞍山钢铁公司第一炼钢厂的负责人向他汇报了这样一个设想:准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钢产量比日伪时期最高年产量翻一番。周恩来当时大加称赞:“你们干得好!就是要跳出日本人的圈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增加新钢种,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他还叮嘱厂领导:“要永远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事隔6年,周恩来又到鞍钢。可这次来,却面临的是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鞍钢也受到影响。周恩来的心情是沉重的。

到达鞍钢后,周恩来便得知接待人员已经安排他住新建的宾馆,他断然拒绝:“你们这个楼盖得这样好,可全国还有许多地方比较困难,我不能住!”他执意要他们换一个普通房间。当他在鞍钢冷轧厂看到建设中的1.2米轧机由于苏联不履行合同,再加上中方经济困难,正停工待料时,便感叹地说:“要是把盖宾馆的钱花在这上面,该有多好啊!”为此他鼓励大家:一定要自力更生、打破封锁。(根据这一指导方针,经过工人们的努力,鞍钢于1964年独立自主地把1.2米大轧机建成投产。)

中午吃饭时,服务员为周恩来等人做了四菜一汤,周恩来走进餐厅后,亲自端下去两个菜,并特意交待说:“留着下顿热热吃。”吃完午饭,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周恩来走访了住地的厨房、传达室、服务员休息室、医务室、理发室、小卖店等处,向群众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一天的视察结束后,周恩来利用晚上的时间与鞍钢负责人谈话,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谈完话已经比较晚了,他又马不停蹄地返回了沈阳。

6月13日,沈阳下起了雨。工作人员提出是不是取消原先的参观计划。周恩来仍坚持要出门。上午,他冒雨来到沈阳拖拉机厂。在这个厂,他仔细询问了拖拉机的质量、农民是否欢迎及农具配备情况等等。问完后,他要求厂技术科整理有关这些方面的材料,并说:“要核实好,一台拖拉机需要多少钢铁,尤其是铜。”离开拖拉机厂时,他再次坚持与工厂职工一起在雨中步行,直到走出厂门,才上车与工人们告别。下午,他继续冒雨参观了沈阳的松陵机械厂。在厂里,他向工人王传康询问了工人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当有的工人不忍心让64岁的周恩来在雨中行走,主动过来为他撑伞时,他多次拒绝。

经过两天的调查,周恩来对辽宁的城市和工业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6月14日,他先后约同来的中央各部部长和东北局、东北三省负责人商谈下一步的工作,对东北如何搞好工业调整、减少城镇人口、节约粮食、发展林业、搞好市场和清仓核资等提出了更详细的意见。

6月15日,周恩来赴铁岭县,开始进行农村问题的调查。

铁岭,是周恩来少年时期生活和学习过的地方。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到沈阳(即当时的“奉天府”)投奔伯父时,由于沈阳一时还没有合适的学校可读,他便随三堂伯周贻谦转赴奉天省银州,进银岗书院读了半年书。

52年后,周恩来再次来到铁岭。到达铁岭的当天,周恩来便来到平顶堡公社地运所大队,召集社员开座谈会。在他的鼓励下,社员们在座谈会上谈了当前农村的实际困难。大到党和政府的农村政策,小到生产用的铁锨、农田鞋短缺等,社员们都坦诚相告。这些情况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他仔细地询问社员们的生活、生产情况后表示:“我一定把大家的心意转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并说:“困难是暂时的,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他深入到社员家中访问,仔细地问了社员家里有多少人口,还数了数有几床被子,看看铺盖够不够。当他从一户社员家出来的时候,见门口正围着一群小孩,便俯下身去,与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开玩笑说:“你认识我不?”小男孩瞪着天真的大眼睛说:“认识,你是周恩来!”周恩来抚摸着小朋友的头顶,爽朗地大笑起来,连声说:“对,对!这回我也认识你啦!”两人的对话,引来周围的人一阵欢笑,铁岭人顿时也有了一种亲人回老家的感觉。他们知道,有总理过问,有总理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困难只是暂时的,一定能够克服!

6月16日,周恩来来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视察。一进厂,他直奔车间,先后走了铸造、发动机、车身、总装四个分厂,到发动机分厂时,陪同的省、市领导怕周恩来累着,安排他在这里稍事休息,周恩来为了赶时间,婉言谢绝了。他边看、边走、边与工人们交谈,与满手沾着油污的工人握手,从工人的生产情况到生活、学习、思想等情况他都问到了。他鼓励工厂的干部职工:“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是完全能够克服这些困难的,中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

在一汽,他还鼓励干部职工:“对符合科学的管理制度还要承认、尊重;对外国设计的生产线要加以改造。”听了厂里汇报汽车生产任务后,他说:“工厂除了生产汽车外,同时还要有两个任务,一个叫支援农业;一个叫支援国防。此外,还要担负援外任务。”

在东北,面临停产下马的企业很多,按国家要求,不符合条件、盲目建设的那些企业,该停就停,该关就关,该合并就合并,该转产就转产,该下马的就得下马,否则只能走进死胡同。但是,在具体的处理措施上,既不能一刀切,也不能在关、停、并、转后不给予工人们出路。周恩来在视察中向当地的负责人详细地交待了中央的政策。

6月16日这天,周恩来还来到长春拖拉机制造厂视察。这个厂的一些项目正面临着停建下马的困境,工人们深切地担心着工厂的命运。周恩来听取厂领导汇报后,又到车间视察,鉴于长拖厂的特殊性,周恩来当场嘱咐随同前来的中央有关部门和兄弟工厂的领导说:“一定要及时帮助拖拉机厂解决发展中的困难。”他又勉励工人:虽然有的项目不得不下马了,但我们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多生产拖拉机,生产好拖拉机,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做贡献。

6月17日,周恩来来到了我国电影行业的“龙头”企业——长春电影制片厂。

从长影厂出来,周恩来还参观了合成纤维厂。

6月17日下午,周恩来离开长春,前往黑龙江省会城市哈尔滨。

在抵达哈尔滨后的两天里,周恩来连续参观这里的炮弹厂、轻合金加工厂、飞机修理厂和哈尔滨发电厂等重点企业。他以坚定的语气对这些大型企业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们说:“我们中国人要有志气,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现在苏联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6月18日,周恩来来到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因为农业机械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对农业机械化问题也特别关心。他得知黑龙江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设计了垅作七铧犁,很感兴趣。到研究所后,他首先观看了“犁后喘”的表演。表演开始时,七名工人扶着犁杖,紧张地跟在开动的拖拉机后面打垅。此时烈日当头,土壤干燥,在拖拉机和犁铧的后面,扬起了许多的尘土,扶犁的人汗流浃背,苦不堪言。周恩来跟出了80多米后,让拖拉机停了下来,若有所思地说:“这样干贫下中农太吃力了,又累又吃土,质量还不好,一定要解决‘犁后喘’的问题。”紧接着,他又观看了垅作七铧犁表演。他再次跟在拖拉机后面仔细观察。当看到垅作七铧犁代替了“犁后喘”,大大减轻了贫下中农的劳动强度,并且质量好、效率高时,他非常高兴地称赞说:“这个好,应当多生产,解决‘犁后喘’。”

6月19日,周恩来召集中共黑龙江省委负责人开会。在听取他们汇报工作时,周恩来讲了自己在参观中发现的一些问题。黑龙江省委的负责同志听后非常紧张,出了身冷汗。他们这才体会到,总理这次来东北,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看来在一些问题上不动真格的是不行了。

周恩来的讲话,毫不护短,在讲到精简工作和艰苦奋斗等问题时说:“今年下半年抓住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这项工作,是克服困难的一条基本出路。下去做调查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检讨上级机关的错误,对‘不自觉地造成一个特殊阶层’的错误,要自己克服,不要给后代留尾巴了。”

讲到农业机械问题,周恩来断然说:“不能跟着苏联搞大型的农业机械,而要大、中、小结合,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基础。”

针对黑龙江省在困难时期却花费2000万元修建了北方大厦一事,周恩来严肃地提出了批评,他不客气地说:“这几年我们占老百姓地,拆老百姓房,应引为教训。”

6月19日晚,周恩来离开哈尔滨,赴齐齐哈尔市市郊的富拉尔基。这里以重型机器制造工业闻名,来黑龙江,不看这里似乎是不全面的。到富拉尔基后,他便视察了这里的重型机械厂和特殊钢厂。

在富拉尔基期间,周恩来以肺腑之言谆谆告诫有关负责人说:“我们要相信群众,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我们要充分信任他们,依靠他们。”

离开富拉尔基,周恩来当天又赶回齐齐哈尔。在齐齐哈尔,他白天参观,晚上听取汇报。在这里,他见到了专程从大庆油田赶来的余秋里和康世恩,他俩是来接周恩来一行去大庆的。当晚,他们一同赶往大庆。在开往大庆的列车上,周恩来和邓大姐等人听取了关于大庆石油会战的有关情况汇报,一直持续到深夜1点多钟。陪同的人见时间太晚,劝周恩来休息,他却笑笑说:“年纪大了,更应该多做工作啊!”这一夜,他又是几乎没有休息。到达大庆时,已是6月21日上午。

周恩来接见了石油部在大庆参加会战的工程技术干部和专家教授后,来到正在打井的1202、1203钻井队。看到石油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周恩来深受感染,他不由得健步登上钻台,和工人们一一握手问候。当班工人见自己手上满是油污和泥浆,不好意思地在衣服上猛擦,周恩来抢先一步,主动上前紧握住钻工的手和蔼地说:“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接着他又亲切地和围在身边的工人拉家常:“多大年纪了”,“当了几年钻井工人”,“老家在哪里”,“冬天野外钻井冷不冷,穿的工作服暖不暖,爱人接来没有……”。他一面细心询问,一面耐心倾听大家的回答,不时点点头,谈到有趣处还发出爽朗的笑声。当他听说我国自行生产的钻机性能还不错时,非常高兴,一再鼓励大家要再接再厉,多打井,打好井。在钻井队,他看到一位柴油机司机坚守岗位不能站到近前,便马上从司钻操作处很窄的地方挤过去,一把握住这位司机那满是油污和老茧的手,边握边谈,久久没有松开。快要离开井队时,周恩来听说钻井工人想和他合影留念,便愉快地答应了。他把工人们叫了过来,伸出两个胳膊,搭在身边的两位老工人的肩上,让摄影师拍下了难忘的镜头。

离开钻井队,周恩来又来到大庆首先创立岗位责任制的试点单位——北二注水站。在这个注水站的墙上,他看到了贴在那里的各项岗位责任制度,便仔细地端详起来,边看边点头说:“好,你们这样做很好。”当他发现泵站流程图没有填写绘图时间时,嘱咐道:“要把时间标上。”一旁的邓颖超也补充说:“记上日期,别人看着明显。”周恩来对化验员意味深长地说:“对整个大庆而言,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岗位,但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啊!”

从泵房出来,陪同人员示意说:“总理,时间不短了。”周恩来却说:“来一次不容易,多看看!”接着他又来到附近的职工宿舍、食堂,想实际了解一下大家在大庆的生活怎么样。走进食堂,他边和炊事员握手、问候,边拿起锅盖,用勺子搅了搅正在煮着的红高粱米粥,又亲口尝了尝另一个锅里的菜汤,他深知大庆的职工们生活的艰辛,便体贴地对炊事员说:“你们很辛苦啊!”当炊事员说“不辛苦”时,周恩来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大声说:“艰苦是一个事实,说不艰苦是假的,人家卡着我们脖子要债,我们又遇上自然灾害,现在确实存在困难,但我们只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对总理的理解和鼓励,在场的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从食堂出来,周恩来一回身发现200米外一位家属从“地窝子”里出来倒垃圾,就朝“地窝子”走过去。陪同的人一看,那里哪是总理去的地方啊,赶紧劝周恩来不要下去。周恩来却一个劲儿地向前走。一位住里面的家属又激动又担心,她对周恩来说:“里面又黑又暗,首长就别进去了。”周恩来坚持说:“你们能住,我就能进。”他弯腰走进“地窝子”。在“地窝子”里,他深情地端详着躺在土炕上刚刚满月的孩子说:“同志们现在生活得确实很艰苦,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这时,照相机留下了总理走进“地窝子”的难忘镜头。

在这次视察中,周恩来充分肯定了大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肯定了大庆按科学态度办事,注意充分搜集和掌握各种相关资料的做法。对大庆结合实际情况,分散建设居民点、工农村等做法也很赞赏。他热情地对有关负责人说:“像大庆这样的矿区,不搞集中的大城市,分散建设居民点,家属组织起来参加农副业生产,可以做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对生产、生活都有好处。”之后,他又把这一经验概括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这一概括,成为大庆矿区的建设方针。

“周总理来到咱大庆啦!”这一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在油田上传开。当晚周恩来就要离开大庆时,人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萨尔图车站,秩序井然地为总理送行。在余秋里等人的陪同下,周恩来上了火车,见大家仍恋恋不舍地望着他,他又再次走下火车,频频向群众挥手告别,并说:“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大庆石油工人记住了周总理的这句话。后来周恩来的确没让他们失望,在60年代,共和国总理的身影又多次出现在大庆油田。

6月22日,火车终于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的火车站停了下来。下火车后,周恩来顾不上休息,径直来到延边农机厂。在农机厂,当他听说生产一副五铧犁需要一吨半钢材时,他说:“能不能改革?要大胆设想,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农业机械来支援农业。要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周恩来告诉大家,在国家钢材和其他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工厂的生产要多在技术革新上下功夫。随后,他又来到延边大学和延边医学院参观。在延边大学,他走进学生宿舍了解学生的生活、学习环境和学习进展等情况。他摸摸学生的被子,看看他们睡的床是否舒服。为保证学生们的视力,他还检查了灯泡的亮度够不够。征得学生同意,他又翻阅了学生记的笔记。在延边医学院,他详细地察看实验设备,还到教室亲自听教师授课……

在延边视察了一天后,第二天周恩来约延边州和延吉市的负责人谈工作,谈得最多的,是如何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及如何使延边的农业走出困境等问题。

6月23日,周恩来去延边农学院视察。在路上,他看到有的山上还没有绿化,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千万要保护好森林,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森林保护不好,子孙后代要骂我们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修水库要好好勘查,切实计算一下,提个计划,一个一个地搞。”他还叮嘱有关人员:“要与农民商量如何搞好水土保持的问题。”“要挖沟栽树,治山治水。”他还提出了具体要求:“延边要修好安图水库和亚东水库。治山治水要有个规划,在山坡地开荒,要保留一部分沟渠,防止水土流失。”

在延边农学院,他走进实验田和果树苗圃,当看见学生正在劳动时,赞扬说:“学习和劳动相结合好,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解决实际问题,用得上。”在听了关于建校的汇报后,他说:“你们要继续把教学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更多地培育出适合当地种植的苹果树苗和梨树苗,栽遍沟坡山岭。”还交待说:“校办农场要搞好,要起到示范作用。”

鉴于“大跃进”以来过分工业化,使得工农业的比例关系失调的经验教训,在延边,周恩来一再叮嘱自治州的领导:要努力学习毛主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一定要抓好农业,只有大力发展农业,才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要注意研究工农业关系。

这天,周恩来还冒雨来到延吉市长白公社新丰大队,走进朝鲜族社员金再洙家。按朝鲜族的习惯,他一进屋就脱鞋上炕,盘腿要坐下。主人拿出花坐垫请总理坐,周恩来摆摆手表示不用,翻译告诉他这是朝鲜族招待尊贵客人时的风俗习惯,客人不坐,会使主人扫兴的。周恩来这才笑着:“尊重,尊重。”周恩来接过花坐垫坐下,与大家攀谈起来。他关心地问:“你们经常学习吗?是用汉文学习,还是用朝鲜族文学习?”大家回答说:“用朝鲜族文学习。”周恩来又问,队里有多少土地、人口?水稻产量有多高?黄牛饲养得怎样?养不养猪?粮食够不够吃、柴够不够烧……

直到晚上,周恩来一行才乘火车离开延吉,前往吉林市。当火车到达吉林市时,正是深夜。市委负责人请周恩来等人到宾馆休息,但周恩来为了不打扰吉林市的干部和群众,决定天亮后再下车,他说:“夜深了,不要惊动同志们了!”他在火车上过了后半夜,第二天清晨,又在火车上吃过早饭,就直接去丰满发电厂视察了。

6月24日下午,周恩来来到吉林化肥厂。在厂里,他鼓励大家说:“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努力发展化肥生产,为战胜暂时困难,为建设社会主义多作贡献。”他来到压缩车间,详细询问合成氨生产工艺流程,设备状况。当听说有一台压缩机是我国自己制造的时,周恩来非常感兴趣,立即问道:“是哪一台?”随后走到国产的9号压缩机旁,仔细观看,并同操作工人亲切地握手交谈。他还关心地问:“农民喜欢用硫铵还是硝铵?铵是不是对土地没有好处?除硫铵、硝铵以外,还能不能生产其他高效氮肥?”他几次强调:“不要让二氧化碳白白放空。”当听到工人们提出用氨和二氧化碳做尿素的合理化建议时,周恩来热情地赞扬说:“造尿素这个意见很好啊!”他还和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一起探讨了如何扩建、搞综合利用、生产高效氮肥尿素的规划。他询问:“还需要多少投资?”“还需要多少煤?”“还需要什么设备?”最后嘱咐随行的工作人员记下,以便回去帮助解决。当他来到合成车间闻到空气中有氨的气味时,立即问厂里的负责人:“空气中氨的允许浓度是多少?”“应该多送进些新鲜空气来。”他还亲自到通风口前用手试了一下风量。随同视察的人们很惊异:堂堂一个国家总理,怎么知道那么多的专业知识!

在两次进出吉林的日子里,周恩来白天深入到工厂、机关、学校、农村,视察参观,听取汇报,和群众交谈,接待各方面的人,了解下情;晚间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常常是翌日两三点钟才休息。在东北的每一天中,他几乎都是这样工作的。

自5月28日从北京出发,周恩来在东北进行了近1个月的工作。这次在特殊的形势下来东北,他心里非常清楚,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破坏,农业的恢复至少要3到5年的功夫,而工业的恢复亦非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以身作则,他在东北期间对自己的生活要求也达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

刚到达辽宁时,为了便于在基层工作且不增加当地的麻烦,周恩来自带了一套行李,有一床战争年代就开始用的毯子,一床薄薄的旧军被,枕巾已磨得断丝透亮;一条用旧毛巾重新对折起来的擦脸巾;他的衣服更是特别,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外衣,底边是放过的,一件麻边了的白衬衣,领子上还缀着补丁;一条膝盖上补着补钉却干干净净的旧衬裤;最好的,要数那一件接待外宾穿的“礼服”,但就是这件“礼服”,上衣的后部也有一处是刮破且用线织补上的。难怪有人建议:“总理,你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周恩来却笑着回答:“这就满好啦。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

到沈阳刚刚住下,周恩来就对管生活的同志交待:“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我们这次到东北,有几样东西不能吃,包括鸡、鱼、肉、蛋、木耳、海米等,肉制品也不行。每顿饭的伙食标准不能超过五角钱,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希望你们配合。”这样,在东北期间,周恩来都严格按照自己的规定饮食。当工作人员试图想办法给他改善一下时,他再三表示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憋着口气战胜困难,你们给我弄好的吃,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呢?!”

在辽宁的18天里,周恩来处处以身作责,严于律己。有一次接待外宾后,随行人员给周恩来沏了公家的茶,周恩来发现后立即付了款,但服务员坚持不收。周恩来解释说:“现在是我们国家的困难时期,更需要我们带头执行国家的有关规定。”最后他还是用自己从北京带来的茶叶补上了。

这种对自己的苛刻要求,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在沈阳期间,他有一次抽空回到自己少年时期就读过的东关模范学校(已改为沈阳市第六中学)参观,可他却硬要坚持自费坐车去。

在长春和哈尔滨,周恩来也同样如此。长春的服务人员曾在早餐时给周恩来炸了几根油条,当周恩来在餐桌上看到油条的时候,用责备的口气说:“做这东西多费油啊。”接着他询问了这里每人每月供应几两油,计算了炸一次油条要用多少油,然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能搞特殊,我们国家还很穷,要精打细算,学会过日子,将来形势好了,仍然要勤俭节约,有了油也不能一顿吃完。”他还说:“我们大家都要节衣缩食,来克服现在的暂时困难。”他点名要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是地瓜粉,早晨冲着喝;一个是高粱米,保证每天吃一顿粗粮。有人担心不好消化,周恩来却说:“东北人民能吃高粱米,我当总理的为什么就不能吃呢?”

在哈尔滨,服务人员在周恩来住的房间里准备了沙发床,铺上了新的毛毯,放上了新的缎被,目的是想让总理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能够休息得好一点。可周恩来都没有使用这些东西,而是每天睡在硬板床上,用的仍是自带的旧行李……

6月26日,经过29天的奔波,周恩来终于返抵北京。

东北之行,周恩来感触极深。对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对如何带领全国人民克服困难,他心中更有数了。

通过这次东北之行,周恩来对如何深入实际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如何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如何克服主观主义、真正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也有了更深的体会。在东北期间,周恩来曾就调查工作指出:下去不仅要调查,还要解决问题,摸出解决问题的经验。回京以后,他除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汇报东北工农业等各方面情况和调整工作进展外,还向中央提出:为了解全国各省县以下吃商品粮和吃机动粮的人口的情况,建议中央从党、政、民三方面抽调足够的人员,组成调查组,分赴各地农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中共中央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很快决定从上述部门抽调100多人,成立45个调查组,立即开赴全国乡村进行调查。

7月12日,在中央机关下乡调查组即将出发之前,周恩来给调查组的全体人员专门作了一次动员报告。在报告会上,周恩来明确交待:中央调查组的任务,第一是深入调查,第二是反映情况,第三是提出意见。根据自己下基层的亲身体会,他提出要求:“深入到基层去的时间要长一点,起码3个月或者更长;也不要搞特殊化,生活要艰苦一点,处理事情要更慎重一点。要抱着学习的态度,然后调查研究,然后反映情况,然后逐步提出意见。生活上不能随波逐流,但也不能与当地格格不入。就得采取辩证的态度,原则性、灵活性这两方面都要注意。”

他还向调查组点明了我国目前政治、经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十个问题:农业问题,这是当前的一个中心问题;国家如何支援农业;粮食问题;财政金融问题;市场问题;精简问题;调整问题;清仓核资问题;体制问题;干部作风问题。

东北,又一次在周恩来的思想深处打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从东北回京后,尽管由于毛泽东对阶级、形势、矛盾等问题有不同看法,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内不久就迎来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的认识转向。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求实的领导人在对中国国情和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方面,却越来越清醒了。正如周恩来这年年底在全国棉花集中产区县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所说的:过去我们总说成绩是主要的,三面红旗要高高举起;但还要看到我们对棉花生产领导中的三个缺点:一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二是“瞎指挥,不实事求是,不注意抓重点”;三是“没有运用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的领导方法”。做领导工作的,不能只是简简单单地加加减减。领导工作,应该是观察形势,全面调查,作出正确的结论。领导干部必须实事求是。

在领导方法上,一般号召不行,要有具体指导。由一般化转到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具体抓中心,是增产棉花和做好其他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

从棉花工作引申到其他一切工作——无论在思想方法还是在工作方法上,周恩来都更加求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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